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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明:《水浒传》中的滥法与恶法(《水浒璅语》之二十)

古小说研究 古代小说网 2022-08-09

现在《水浒》的评论家,特别是老一辈的《水浒》评论家往往会陷入一个误区,即愿意对“《水浒传》描写农民起义”这一论题进行拨乱反正。

毛主席语录

事实上,“评《水浒》运动”是一场针对当时领导人的政治运动,其于学术上的价值是不值一哂的。宋江当然不是农民革命,《水浒传》也不是写农民起义的书。评论家因为质疑宋江不是农民革命进而质疑《水浒》的主题,进而反对宋江和《水浒》,恨不得将梁山处处描绘成贼寇,这是毫无道理的。

梁山上的人算不算英雄、好汉我们姑且勿论,但从好坏的角度、纯粹善恶的立场去分析宋江和梁山,本身就是书生意气。

梁山的背景是复杂的,即便他们的行为不属于革命,但他们反抗当时的统治是不争的事实,而当时的统治也往往使人民受苦也是不必质疑的。

一些评论家戴着有色眼镜读《水浒》,恨不得将以往评论的黑白完全颠倒过来,甚至为刘高、黄文炳之流翻案,说:“刘高发现有匪徒,身为防匪司令部司令,难道叫他不管么?”“黄文炳在酒楼上看见如此露骨、如此嚣张的‘反诗’,如果他不‘揭发检举’,他还是个政府官员吗?”完全站在当时的政府立场,而不顾事实。

戴敦邦绘黄文炳

自然的,刘高和黄文炳是那个时代的坚定的执法者。但这里面却有一个为谁执法、执什么法的问题。我们应该知道,法律一共有两种,专制时代的法律是有限制人民和保卫人民的两种,而民主时代的法律全部应该是保卫人民的。

在《水浒传》里,保护民众的法律从来没有被执行过,比如武大被西门庆毒死,武松依法申告便得不到主持正义,林冲的白虎节堂一案虽然被委曲求全,但终究没有被洗刷冤屈。

至于在监狱里,更是黑暗得一塌糊涂,林冲感慨的“钱可以通神”,戴宗找宋江要“常例钱”都是《水浒》社会的真实写照,这是没什么法律意识可言的。

相反的,限制民众的法律却被不断捍卫。宋江在浔阳楼上题的当然是反诗,但他并没有因为这首诗而危害社会,黄文炳的“法”不过是因言获罪的罪名而已。

《都孔目风雨还牢末杂剧》

在早期的水浒故事《风雨还牢末》中,李孔目只是因为跟林冲有交情,就被迫害致死,但对于真正的梁山群雄县令却不敢缉拿。

同样的,知寨刘高不敢到清风山上缉拿燕顺、王英等人,只敢对手无寸铁的宋江痛下毒手。须知,刘高对宋江并没有进行正常的审判,只是一味去打,连宋江的名字都没有盘问出来,便编造情节,为了制造大案的假象,说他是“郓城虎张三”,如果这也算执法,则官吏以法律的名义盘剥民众都可以视为天理当然。

事实上,民众对于官吏和社会的反抗,一是枉法,二是滥法,三是恶法。枉法就是不执行法律,不给民众应得的利益,这中间的危害是人人都知道的。但是滥法和恶法的危害却常常被奴才们忽视或否认。

所谓滥法,第一是扩大法律的外延,钻法律的空子,以法律的名义对民众迫害;第二是粗暴执法,通过“执法”的方式恐吓民众,确立官威——说到底,滥法的目的是让人感到人治的恐惧而不是法治的安全。

邮票《梁山英雄排座次》

所谓恶法,就是其法本身对民众无益、甚至有害,但专制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建立起一套行政规则,冠以“法律”的名义。在专制时代,民众无权通过直接选举制定法律,而只能被动接受专制政府对“法律”的解释。因而,在《水浒》所在的专制时代,忠君不等于爱国,执法也不等于合理。

在这种情境下,民众不敢冀求法律的公平,只希望求得一个公正的执法者用其执法的良心平衡法与情、法与权力的关系。所以人们才想象清官,期盼包拯、狄仁杰这样不畏强权且断案如神的人主持公道,如果实在不济,有一个底层的执法者能够为他们维护一些正义也是好的。

底层的执法者叫做孔目,与押司一样,都是小吏,但因为直接执法,所以本事很大。林冲的案子本来定成死罪,但孔目孙定跟开封府尹据理力争,这才保住林冲一命。只是要有这样的孔目,也必须先有开封府尹那样有一定判断力的官僚做长官才行。

戴敦邦绘裴宣

梁山上的“铁面孔目”裴宣,就是因为在做孔目的时候因为执法廉明得罪了本官,被刺配沙门岛的。所以,要真做得“铁面孔目”,第一要有足够的良心,第二要有遇到好官的运气,这真是可遇不可求的。

于是民众退而求其次,转而追求一些江湖规则,并且希望与衙门里的小吏都能以江湖规则相交——这正是宋江赖以生存的根本。

宋江制定的规则是罪犯、民众、官府三方都能接受的,因此成为新秩序的制定者。他被称作“呼保义”,“保义”的意思是“保义郎”,在当时武将系统五十二级中排行第五十,级别不高,但往往是因为善于团结民众而被封为此官位的——这就意味着宋江所冀求的、也是其被人看重的正是沟通民间规则和官府规则的作用。

容与堂刊本《水浒传》插图《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这其实也能够解释,何以《水浒传》中低级官员或小吏的枉法行为每每被称作“义释”。例如朱仝私放宋江被称作“义释宋公明”,宋江私放晁盖也被江湖上称作义气行为,这不能法律的角度解释,而是从人心的倾向来讲的。

当时的社会已经让民众失望,民众不敢言而敢怒,所以只要挑战官府秩序的人都被视为“义行”而不顾其是非,这是何以李自成、洪秀全等暴民能够称王称霸的关键。一旦民众的失望到了这个程度,一个王朝的灭亡自然也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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