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薇：《红楼梦》饮食中的隐喻
“隐喻”是一个范围较广的概念，但是再复杂的概念，也能找到其最简单的表达。目前对于隐喻，
最普遍的一种认识就是“从一个东西中看出两个东西[1]，“代表着最高、最抽象的象征性”[2]是“以物象而明人事者”[3]比如，“一幅画像具有灰色意味着这是灰色……”，从文字上讲，这是陈述事实；但“在隐喻上讲表示悲哀”[4]。
隐喻一般都有其约定俗成的规律，都不能摆脱主观意识的选择。说白了，隐喻就是一种“重组”，它要表达的不再是事物孤立的样子，而可能涉及到一个完整的领域。再进一步说，“隐喻仅仅存在于形而上学中”（海德格尔），即隐喻属于思想范畴。“真正的诗歌是什么呢？海德格尔说（第207），真正的诗歌’唤起最广阔的视野’，’使语言从其起源处攀升’，’使世界呈现出来’。”[5]
因此，文艺作品中的隐喻最终能帮我们洞察到一部分创作者的思想和意图。在这里，我们不想研究隐喻和语义学、修辞学等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关注的是作品中“隐含于言语和思想中的意图”，以及从“隐喻陈述字面意义的废墟上”发现“它的隐喻意义”[6]。
饮食的隐喻极其丰富，尤其是在有着悠久饮食历史与传统的中国。饮食思想始终是中国思想史关注的内容之一。小说是对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的集中展现，在各类题材的小说中，经常看到的就是关于饮食的描写。
《红楼梦》[7]文本所表现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忽喇喇似大厦倾”。“倾”即失衡。各方面平衡的丧失，最终导致贾府这个大家族的倾颓和瓦解。大的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人事等，小的方面涵盖饮食、服饰、居所等。
本文将通过对贾府饮食的失衡状态的考察，来理解小说中的饮食描写中所包含的“倾”的思想。从作品看，《红楼梦》中的贾府是“钟鸣鼎食之家”，而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却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生活。这两种迥然不同的饮食条件在作者一生完整的饮食经历中就表现出一种失衡的状态，失衡的饮食经历成就了这部作品中的隐喻意义。
另外，就食物本身来说，《红楼梦》中饮食的最突出特点是那些特别精致可口的菜肴却常常弄不清楚是什么，和其他如《儒林外史》等详细地恨不得将食物的制作过程也完美呈现出来的小说相比，后者让我们看到了蛋白质（肉类）的重要性，也从而确定了小说描写对象的社会阶层。
读者之所以会感到贾府食物的模糊性，正是因为《红楼梦》的作者从来没把食物本身作为讲述的重心，相反，小说中的饮食的隐喻更为深厚与丰富，这也是本文要探讨的内容之一。
古人认为健康与饮食有关，这是饮食的第一大隐喻作用的体现。《韩非子·扬权》说：“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齿，说情而捐精。故去甚去泰，身乃无害。”⑧认为美食和美色一样，会损害人的身体健康。要想不受损害，就要拒绝膏粱厚味。不仅美味的食物令机体生病，吃得时机、方式和内容不对，也会有损健康。
古人十分注重五味调和，《吕氏春秋·本味》说：“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9]各种身体上的变化都与摄入的食物有关系。
嵇康说：“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欢蠲忿，萱草忘忧，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鱼不养，常世所识也。虱处头而黑，麝食柏而香；颈处险而瘿，齿居晋而黄。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气，蒸性染身，莫不相应。”[10]饮食失衡则健康受损。
贾府第一位在饮食上出现失衡的人便是林黛玉。《红楼梦》作者对每个人吃的内容和形式的描写都是有计划有考虑的，不是随意写。比如他写宝玉的饮食基本上都是要表现他在贾府中的地位和受重视程度。
黛玉死亡的命运一定是在作者创作之初便已经确定了，因此黛玉从一出场，就一再强调药在她的饮食中所占的比例：“我自来是如此，从会吃饮食时便吃药”，而后在小说总共提到的15次黛玉吃进的东西中，就有7次只有药（第二十六回、第二十八回、第三十五回、第五十二回、第五十七回、第五十八回、第六十三回），别的一概不提。
剩下的饮食便是“平素十顿饭只好吃五顿”，不仅不能保证一日三餐的正常进餐频率，每餐的分量也非常少，动辄便是“喝了两口稀粥”就算是一餐饭了。
到了第六十二回，索性连茶也不能多吃了。吃得越来越少，是作者对黛玉之死的伏笔之一。当然有人会说黛玉“只吃了一点儿夹子肉就下来了”、“你林姐姐弱，吃了不消化”都是因为她体质弱，消化功能差造成的。但病因很可能是习惯的改变和情志失调导致的厌食症。因此，生活习惯和情志的失衡是她殒命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生活习惯的改变。“在两种不同文化接触过程中，首先相互影响的是生活方式。在生活方式中最具体的是饮食习惯。饮食习惯是一种文化特质……两种不同类型文化接触之初，最先模仿的是饮食习惯，”[11]
黛玉进贾府，最先模仿和学习的就是饮食习惯，作者着意描写的就是贾府饭后即刻饮茶：
寂然饭毕，各有丫鬟用小茶盘捧上茶来。当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养身，云饭后务待饭粒咽尽，过一时再吃茶，方不伤脾胃。今黛玉见了这里许多事情不合家中之式，不得不随的，少不得一一改过来，因而接了茶。
上面引文中在“方不伤脾胃”句处，有甲戌侧批曰：“夹写如海一派书气，最妙！”这句话很有意思。说明批者知道饭后不饮茶是养生之道，但却并不以为意，认为是读书人不必要的讲究。
其实不然，苏轼在“漱茶说”中这样写道：“吾有一法，常自珍之，每食已，辄以浓茶漱口，烦腻即去，而脾胃不知。”[12]苏东坡认为饭后可以用茶漱口，却不要饮用，这与现代科学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科学研究已经表明“饭后马上饮茶并不利于消化，因为茶叶中含有大量单宁酸,此类物质进入肠胃后，会使刚吃下去的食物中的蛋白质变成不易消化的凝固物质,给消化带来麻烦。另外,茶叶能抑制人对铁的吸收，如饭后饮用1克干茶叶冲泡的茶水,人对食物中铁的吸收最少会降低50%。
所以，饭后饮茶助消化的说法不对，并应克服饭后立即饮茶的习惯。”[13]“因为茶中含有鞣酸，它在消化道中极益与食物中的铁结合，生成不易溶解和吸收的鞣酸铁，最后随大便排出体外。血液中铁含量一低，又导致血红蛋白下降，时间一长，就会造成缺铁性贫血。”[14]
通过贾府和林府饭后饮茶习惯的比较，我们可以想到，黛玉“一一改过来”的各种生活习惯，很可能是林如海这样的知识分子经过学习和思考而在健康与养生方面得出的一系列结论和总结出来的一些具体可行的方法。他给家人制定的养生之道，也应该如其饮茶习惯一样，是对身体有利的。
无论从饮食的方式或饮食的内容上，贾府的习惯和黛玉已经养成的习惯有诸多不同，黛玉“一一改过来”的习惯很可能是越改越坏，很多和原来不同的地方都会是与她的身体早已熟悉和适应的不相一致，而导致她身体的不良反应。再加上对父母家乡的思念，疾病由此而生。
其次，黛玉基本没有食欲，有很强的厌食症倾向。她的厌食症并非起始病因，不是原发的，而是由于脾胃失和造成的。中医认为厌食症是由于外感六淫，内伤七情，导致的脾胃运化机制出了问题。
中国文化中讲究“五味调和”，认为五味与五情相对应，情志受损失衡，在对食物的需求上就会表现为对五味的厌弃。五味调和与情绪平衡有着本质性联系。
《黄帝内经》论证了“和合”思想，认为和合是健康的保障，失和是疾病的根源。黛玉的病因除忧思以外，依然有情欲不加节制的因素。
《黄帝内经》[15]所说的饮食观，即“恬淡虚无”，才能“美其食”；“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才能延长寿命。有欲求的人，吃什么也无味。如同“秦王饮食不甘，游观不乐，意专在图赵。” “宝玉道：‘真是好文章。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23回）“宝玉因见黛玉病了，心里放不下，饭也懒怠吃……”（29回）
黛玉对宝玉的爱恋，在她所生存的时代中和制度下，她对情爱的求而不能得的状态，使她不能“美其食”。人有其他欲望时，注意力会从饮食上转移，比如追求权力、爱情等。黛玉追求爱情，注重精神，饮食已成为其负担，并非享乐。
《红楼梦》最有趣的性格描写之一就是宝玉经常去吃女孩子嘴上的胭脂（19回、23回、24回） 宝玉的行为是一种心理成长类型的体现，即“口唇人格”。“口唇期”是人类心理性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从出生到两岁左右。
婴儿获得快感的主要来源是口唇，其中的一个“口唇含合”模式就是由他人或食物对口唇的愉快刺激。但是有的脱离婴儿阶段的口唇期的青少年或者成年人，依然会保持着该时期的特征，“固着在口唇含合期的成年人会过度关注口唇活动，如吃、喝、吸烟和接吻。如果在婴儿期被过度满足，则可以预测到个体成年时的口唇人格就是过分乐观与依赖。”[16]
宝玉喜欢吃女孩儿口上的胭脂，除了小说中所谓“爱红的毛病”外，也是他在心理发育过程中的一个病态行为。因为在成长过程里，他的周围充斥着女性，女性们满足了他婴儿期的一切欲望，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
他没能正常脱离婴儿“口唇期”而进入下一个心理时期，却是在长大以后依然保持着对口唇活动的依赖。不仅吃女孩嘴上的胭脂，对女孩们的依赖更是明显，他对袭人说：“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那里去就去了。”（19回）又说：“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 （71回）
而且宝玉比其他人物更关注吃、更讲究吃。他总是记得住别人对吃的特殊爱好，晴雯喜欢的“豆腐皮的包子”、袭人喜欢的“酥酪”，黛玉喜欢的他就“收拾得干干净净”等着黛玉回来吃，别人记不住的“小莲蓬、小荷叶的汤”他念念不忘。
他的食欲和酒瘾都很大，还喜欢随处发表高见，滔滔不绝，虽贾政在旁亦“牛心”不能自控。宝玉对吃和口唇活动的依赖都说明了他心理发育的畸形和失衡。
饮食是人类的一种欲望。《礼记·礼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17]《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认为上古之人能够“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而“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饮食和性欲一样，没有节制的欲望和饮食会影响健康，缩短寿命。《易经·颐卦》说：“君子以慎语言，节饮食。”嵇康说：“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肠胃，香芳腐其骨髓……饮食不节，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绝……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18]
但另一方面，儒家的饮食思想也深受孔子的影响，《论语·乡党》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19]这就是典型的不断增长的饮食欲望。人类从追求吃饱，到追求吃好，对饮食的欲望不断膨胀，而膨胀的欲望所带来的就是对精致饮食的热衷和擅长。曹丕《典论》说：“一世长者知居处，三世长者知服食。”
对精细饮食的追求要经过几代人的积累。《红楼梦》中从“茄鲞”到“小莲蓬、小荷叶的汤”，读者不仅领略到的一种上升到文化层面的饮食水准，也更确定了贾氏家族五世勋贵的高端生活的累积。
但是长期高端生活中欲望的高度满足和衰败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饮食又在其中代表了什么呢。
饮食是欲，古人崇尚节欲，节制饮食即节欲。我们都知道，《红楼梦》贾府中人不是不讲究节制饮食的，“这贾宅中的风俗秘法，无论上下，只一略有些伤风咳嗽，总以净饿为主，次则服药调养。”（五十三回）
“一时小丫头子捧了盒子进来站住。晴雯麝月揭开看时，还是只四样小菜。晴雯笑道：‘已经好了，还不给两样清淡菜吃。这稀饭咸菜闹到多早晚？’一面摆好，一面又看那盒中，却有一碗火腿鲜笋汤，忙端了放在宝玉跟前。宝玉便就桌上喝了一口，（庚辰双行夹批：画出病人。）说：‘好烫！’袭人笑道：‘菩萨，能几日不见荤，馋的这样起来。’”（五十八回）
这些主要指生病要少吃，是从健康的角度考虑的，但是这还远远不够。《黄帝内经》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
很明确，古人认为“恬淡虚无”，内心的平静安详，才是节制欲望的根本，才是健康的根源。因此，贾府为治病而削减饮食数量的办法也只是治标不治本，这种方式也推延至贾府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比如削减开支、削减人口等，都是没有抓住根本。
贾府中人在削减数量的同时，并没有削减内心的欲望。且人人内心崇尚着奢侈浪费。这种情况从贾府不断举办的各种大小宴会和对日常饮食的精细追求就能窥知一二，也是开篇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提到的“内囊尽上来了”的原因之一。
《韩非子·解老》说：“人有福，则富贵至；富贵至，则衣食美；衣食美，则骄心生；骄心生，则行邪僻而动弃理。行邪僻，则身死夭；动弃理，则无成功。夫内有死夭之难，而外无成功之名者，大祸也。而祸本生于有福，故曰：福兮祸之所伏。”
又说：“……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忧也。故圣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虚，则不忧矣。众人则不然，大为诸侯，小余千金之资，其欲得之忧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时活，今不知足者之忧终身不解。故曰：祸莫大于不知足。”
这两点，可以很好地解释贾府衰败之根源，即衣食美而骄心生，则行邪僻而动弃理，以及不知足。
对饮食的需要和欲求的不断膨胀，使贾府的道德天平发生了倾斜。家学中的小学生们“图了薛蟠的银钱吃穿”沦为薛蟠的玩物；
贾瑞“又附助着薛蟠，图些银钱酒肉，一任薛蟠横行霸道，他不但不去管约，反助纣为虐讨好儿”，使学堂失去安宁，丧失人伦，亲属之间明争暗斗；
金荣的母亲胡氏为了“家里也省好大的嚼用”，而忍气吞声；智能儿倒茶给宝玉和秦钟吃，暗示了一段僧俗偷情的丑事，导致秦可卿、秦钟和秦邦业的死亡。
贾芹得到肥缺吃喝嫖赌还还不知足，还要到贾珍处领年货吃的，被贾珍揭露“你还来取这个，太也贪了！……夜夜招聚匪类赌钱，养老婆小子”此处批语说：“‘招匪类赌钱，养老婆小子’，即是败家的根本”；
贾珍和一群纨绔子弟夜夜聚赌，“每日轮流作晚饭之主……天天宰猪割羊，屠鹅戮鸭，好似临潼斗宝一般，都要卖弄自己的好厨役好烹炮。”
“从旧年一立厨房以来”，大观园中主子奴才在吃上产生的纷争更是不可胜数，最后都在“二层主子”司棋使气大闹厨房、无故糟蹋许多食物，和柳家的因茯苓霜和玫瑰露被查、彩霞替赵姨娘偷茯苓霜勾起一系列人事瓜葛这两件事上集中爆发出来。
贾府之人，从上到下，都在“为了吃”和“如何吃”上不断地打破规矩、僭越、毁坏礼教。他们并没有明确地与制度、习俗和律法作对，但为了吃饱、为了吃得有身份体面、为了获得更好的食物供给所体现出来的各种私欲的不断膨胀与无法收敛的可怕状况，已充分证明了这个家族在道德上的彻底失衡和无力回天的悲哀。
宴会和聚餐是把各种人集结在一起吃的最典型模式。而借助“在一起吃”并伺机铲除异己，这种宴会已经因其在中国历史上的盛行而得到了一个专称“鸿门宴”：
项羽的鸿门宴兵不血刃夺取关中并成功流放刘邦；石勒两次鸿门宴击败对手，称霸北方；朱温的鸿门宴之后对后唐形成包围。
“创新的根本点是求异，……中国文化的求同妨碍了这种求异。而求同，恰恰是通过饮食之道实现的。比如，宴席，请客，那种氛围是不允许求异的。或者说宴席的举办目的就是为了求同，追求和谐。……中国人的饮食之道是和谐之道。”[20]
也许中国人在宴请时的确是抱着求同与和谐的愿望和目的的。但那只是一种愿望和目的而已，其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即便是不见血光的宴会、目的纯良的宴会，也依然会体现出参会人员的“同与异”、“合与分”。
而这种结果也被小说作者领悟到，并运用到小说人物塑造、情节冲突和故事发展中，这种对生活的精准提炼，就是小说对现实生活的升华。《红楼梦》中写了很多次宴请和聚餐，每一次饕餮、每一次人们面对食物的聚会，都是不和谐的时刻。
作者利用了中国人用来制造和谐的宴饮场面，来凸显的却是不可阻挡、不可遏制、不能冰释、不可调和的各种人际关系中的复杂矛盾和冲突。
第八回宝黛钗相聚梨香院是《红楼梦》中第一次认真写宴会。虽然人少，虽然第五回也提到东府设宴，但那“不过皆是宁荣二府女眷家宴小集，并无别样新文趣事可记”，不像第八回薛姨妈家小酌，不仅金玉初见，还第一次令读者领略了三人的个性冲突和他们之间微妙的关系，为后文中三人的故事设定了基调；
第二十二回宝钗的庆生宴，更勾起黛玉寄人篱下、不受尊重的愁思与愤怒，一曲“寄生草”令夹在湘云和黛玉二人矛盾之间的宝玉生成顿悟，这是宝玉第一次因情感上遇到挫折而悟道；
第四十回贾母宴请刘姥姥，从凤姐将一盘子花横三竖四插了刘姥姥一头开始，阶级之间的矛盾便已然生成，之后鸳鸯教授的所谓让刘姥姥出丑取笑的“规矩”、刘姥姥引发的没有阅世经历的公子小姐们一连串的嘲笑、妙玉要扔掉刘姥姥吃过的杯子、刘姥姥大醉怡红院，甚至到宴请余音中黛玉的“母蝗虫”之说，作者有意在聚会中形成鲜明的对比和人物对阶级优越感的表白。
第四十三、四十四回凤姐生日宴，家庭集资、宝玉祭奠金钏、贾琏偷情、凤姐捉奸、平儿挨打、鲍二家的吊死，更是关系集中、矛盾爆发的聚会。第四十七回赖尚荣设宴，薛蟠调戏柳湘莲不成，反遭暴打，是介绍宝玉、秦钟、柳湘莲、薛蟠等几个男人性情和关系的正文。
第六十二、六十三回的宝玉生日宴虽然没有明显矛盾冲突，但暗流涌动，平静热闹之下隐藏着一系列不安和危机：宝钗锁门、黛玉提及盗窃案、探春撵人、宝黛论家庭开支、晴袭互讽、香菱换裙、花名签谶语，最后以贾敬殡天结束；
第七十五回宁府中秋宴闻鬼音，荣府贾母和贾赦母子关系分崩、尤氏不合时宜的尴尬笑话、名不副实的中秋宴以冷清萧瑟散场。宴会本来是“求同、”是希望亲友和谐相聚，但在关系复杂的大家世族中，每一次聚餐都要面临性格的冲突、行为的错落和矛盾的集聚与爆发。
作者充分利用了宴会的这一特点，在“求同”的聚会中“求异”，将几乎每一次重要的宴会都设置成故事发展的高潮点，集中揭示家庭内部人事关系的复杂和家族事务的繁杂及不利处境。
宴会的形式又有分食与合食两种。中国分食制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而合食制只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周礼·考工记·玉人》说：“夫人享诸侯案十有二寸”[21]，河南密县打虎亭出土壁画《宴饮百戏图》就很清楚地表现了分食制时，人们坐在低矮的案前独自进食，欣赏歌舞。《论语集释》卷三十一“卫灵公上”：“汉以后改用食案，盖三代俱独食，共食之例自汉始也。” [22]
魏晋南北朝以后，由于饭桌高度的增加，人们从独自席地而坐、每个人面前摆着低矮的食案，到大家围坐在高足桌椅前一起就餐，改变的不仅仅是用餐形式，也使得用餐人之间的关系和用餐心理产生着不同的变化。
《红楼梦》作者明确描写的贾府大小聚会加在一起大概有十五次之多。无论是宁府家宴、宝玉到薛姨妈家小酌、贾母为宝钗庆生宴，还是贾府众女眷的螃蟹宴，基本都是合食，设宴摆桌，主仆各按等级身份分桌围坐。
只有第四十回，贾母宴请刘姥姥时，宝玉提出了新的聚餐方式：“我有个主意。既没有外客，吃的东西也别定了样数，谁素日爱吃的拣样儿做几样。也不要按桌席，每人跟前摆一张高几，各人爱吃的东西一两样，再一个什锦攒心盒子，自斟壶，岂不别致。”
在宝玉的倡导下，贾府女眷们得以在大观园中进行了一次分食活动：“这里凤姐儿已带着人摆设整齐，上面左右两张榻，榻上都铺着锦裀蓉簟，每一榻前有两张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叶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也有圆的，其式不一。一个上面放着炉瓶，一分攒盒，一个上面空设着，预备放人所喜食物。上面二榻四几，是贾母薛姨妈；下面一椅两几，是王夫人的，余者都是一椅一几。东边是刘姥姥，刘姥姥之下便是王夫人。西边便是史湘云，第二便是宝钗，第三便是黛玉，第四迎春、探春、惜春挨次下去，宝玉在末。李纨凤姐二人之几设于三层槛内，二层纱厨之外。攒盒式样，亦随几之式样。每人一把乌银洋錾自斟壶，一个十锦珐琅杯。”
以上宝玉所说的“几”和榻前之“几”都与古代所说的“案”同。清代著名训诂学家郝懿行在《证俗文》中考证“几”说：“《玉篇》：‘几，案也。亦作机’……且今之食案，施于床榻，其制狭小，局脚而庳，举之无难。”[23]这就证明了《红楼梦》中“榻前有几”的“几”就是一种很容易能移动的、狭小低矮的可以进行分食的案。
虽说分食制早已被合食制取代，但也并非完全不存在了。在级别比较高的宴请中，分食制依然是常见的礼仪，比如《永宪录》载雍正朝进士行礼，皇上设恩荣宴的座位安排为：“堂官每员一席……护军校每三名一席，二甲三名进士，每名一席，余二名一席……二甲一名由堂东门入。执事者设食案于座前两厢官下座南面立，二甲三人北面立。执事者为三簪花斟酒，三人向两厢官揖，饮酒三爵出。”[24]
《红楼梦》这唯一一次分食的宴会恰好在贾母宴请刘姥姥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考虑这是作者有意识的安排。
《红楼梦》中其他几次大宴会，像黛玉刚进贾府、宝钗和凤姐等的生日宴、年节聚餐等，作者对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饭的场景都有或多或少的描写。我们能知道小说人物是在合食，就是在大桌子上围坐，在公共的盘子里取食。唯独宴请刘姥姥，作者借宝玉之口提出了分食的建议。
我们可以感觉到作者不再用各种隐晦的方式来表达意愿，他的手直接从画面中伸了出来。宝玉的建议提得如此地自然和不经意，居然说“既没有外客”，难道刘姥姥不算外客？又似乎将刘姥姥真的当做自家亲戚看待，根本看不出一丁点的阶级等级观念。
如果说作者曾让妙玉表示出对刘姥姥的厌弃，要把她喝过的杯子扔掉是为了塑造妙玉这个有洁癖的、阶级等级感极强的女孩形象，那么让宝玉提出分食却完全不同。因为我们都知道宝玉并没有妙玉那样强烈的癖好或等级观念，他对刘姥姥相对大观园的女孩们来说始终还算是厚道平和的。
而且从宝玉毫不经意地提出建议的文字中，我们也看不出一丝作者为了强调人物性格而进行的艺术加工。我们只能说，这如果不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就有可能是作者对阶级和城乡差异的看法造成的。我们都看得出刘姥姥嬉游大观园在小说中的重要性，这也是作者所希望的。
这么重要的章回，作者在塑造主要人物时，必然要设计一个最能烘托她性格和行为的物事。而以刘姥姥的出身和生活状况，即便荣国府的一切对她来说都是新奇和闻所未闻的，但最能令她印象深刻、引起她最大关注并导致她各种性情的自然流露的，就是贾府中丰盛美味的食物。
食物是作者在这一回中的重点描写对象。但是，要写食物，就要写吃食物的方式。他可能无法想象或者忍受刘姥姥、板儿和贾府的贵族们在一个盘子中平等取食的场面，也不想描绘一个不可能存在的阶级融合的场面。因而，《红楼梦》的宴会中就有了唯一一次大规模的分食活动。
我们在《红楼梦》中虽然也会看到令人眼花缭乱的新鲜菜名，也会听见人物对美味食物的评论，但这都不是主要的。通过上文从健康、欲望、宴会、分食等方面的考察，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从饮食的角度看到贾府“忽喇喇似大厦倾”的必然发展趋势。各种在吃的行为上的失衡是导致贾氏家族倾颓衰败的原因之一。
作者对饮食描写的选择没有停留在名称和色香味的表面，而是从吃这个关乎人类生存的行为上发现它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到底在哪方面、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然后利用这种发现，选取他认为最有典型意义的吃的方式和内容来为他的小说人物和事件发展服务。
作者赋予他笔下的饮食以丰富的内涵和意义，透过饮食活动，我们不仅可以窥探到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的欲望和疾病、对作者的创作意图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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