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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60余载，为什么我们的中小学生还是那么累？| 思考
全文5897字，预计阅读时间13分钟
作者 | Ivy.XU
编辑 | Ivy.XU
图片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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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2018年的尾声的时候，又一道减负令出台，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向省级人民政府印发了《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共三十条。各大新闻媒体和教育相关的公众号纷纷发文，称“减负三十条”为史上最严减负令，称2019年广大中小学生终于要减负了。
但这一次真的可以减负吗？回顾中国60余载的减负史来看，可能没有那么容易。
中国60多年减负史
从建国到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之前，虽然那时候高考应试制度还没有恢复，但是已经有了给中小学生减负这个概念。那时候的减负原因是，亟待改善的经济生活状况和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育改革实践的矛盾。为了配合社会主义建设，部分地区的教育行政部门急于提高教学质量和学习质量，制定不切实际的教学目标，导致中小学生压力过大，身体状况变差。
国家领导人重视学生健康问题，多次发言，指出要减负。各部门也出台了相关政策。
1951年1月，毛泽东主席写信给教育部长指出，“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
1951年8月，周恩来总理指出在改善学生健康状况方面，重点应该“放在减轻课程负担和减少社团活动方面”。
1954年7月，教育部发出通知精简中学物理、化学、生物教学大纲，以利于减轻学生负担。
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
1964年5月，《关于克服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报告》，报告中指出造成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是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思想，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减负”措施。
1965年7月3日，毛泽东主席批示“学生负担过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中砍掉三分之一。”
1977年8月，随着国家恢复高校招生统一文化课考试制度，和恢复、兴建重点学校，压缩普通高中招生人数，学生负担也随之增加。学校为了升学率加班加点，题海战术，家长为了升学把孩子送入辅导班，地方政府为了政绩默许甚至鼓励学校的追求升学率的风气。于是学生成了承担着一切的人，学业压力过大，影响身心健康，学生负担问题又再一次引起国家领导人和全社会的关注。
又是一道道的减负令，一项项的减负政策。
1980年10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分期分批办好重点中学的决定》，指出要改变当前单纯追求升学率的做法。
1988年5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指出学校不应任意增加教辅资料。
1994年7月，国家教委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竞赛、评奖活动管理的通知》。
1995年2月，国家教委、中国科协颁布《关于停办各类学科奥林匹克学校（班）的紧急通知》。
跨入新世纪，知识经济、信息社会扑面而来，人们的压力普遍加大，家长的焦虑也越来越盛，学生的负担不减反增，也发生了学生因为压力过重的恶性事件，学生负担过重已经成为必须要立即解决的问题。
2000年1月，教育部专门下达了《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提出严格控制学生作业量等6项措施。
2004年6月，当时的教育部长提出素质教育全面实施背景下“减负”的“五坚持，五不准”。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报告将“减负”列在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大题目下。
2009年4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当前加强中小学管理规范办学行为的指导意见》，“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
2013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标本兼治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2013年8月，颁布《中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其中一条是规定小学不留书面式家庭作业。
2017年年初，“减负”被列入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
2018年2月，《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
2018年12月，颁发《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
纵观建国以来这60多年的减负史，我们发现减负确实一直是国家关注的问题，也一直在作出努力，针对中小学生在校时间长、学生做作业时间长、教师队伍建设以及学校的管理方面，家长的配合方面，也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但是为什么这么久以来我们的减负政策，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各种“减负令”总是收效甚微，甚至越演越烈呢？
在探讨原因之前，我们要先了解下，我国的中小学生到底面临着多大的学习课业负担到了需要减负的地步？
过重学业负担的中小学生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的“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课题于2010年与2015年进行了两次全国大范围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小学生平均在校时间从2010年的6.7小时增长到8.1小时；中学生平均在校时间从7.7小时增长到11小时。中小学生在校待的时间比我们8小时工作制的上班时间都长，这样算的话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加班加点。中国学生在校时间的这个数据更是远远超过国际平均水平。据2012年的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结果显示，上海参评学生的每周课内学习时间平均为每周28.2小时，在65个参评国家（地区）中位于前列。
2017年，某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平台根据其线上近亿用户及线下近百家实体店用户的调研分析，发布的《中国中小学写作业压力报告》指出中国学生平均每天写作业2.82小时，为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居世界第一。也远远超过2013年政策规定的1-3年级不布置书面作业，4-6年级作业时间不超过1小时。
2015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调查就显示，小学生的作业时间超标率超过66%，初中生的作业时间超标率超过78%；而在休息日，小学生、中学生的作业时间超标率都在80%以上。
随着各项“减负令”的强制要求，学生在校的时间可能减少了，但是在校外补习班的时间却增加了。尽管有各种“禁补令”，但依然是屡禁不止，随着家长对孩子教育的焦虑越盛，孩子补课的科目也越来越多，时间也越来越长。
在2012年PISA测试中，学生报告的平均每周课外学习时间13.8小时，名列第一，加上校外辅导和私人家教，每周校外学习时间达17小时左右，远高于平均值7.8小时。
2015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课题也发现，与2005年相比， 2015年学生上课外班的时间大幅度增长，学习日上课外班的时间为0.8小时，是2005年的两倍；休息日上课外班的时间为2.1小时，是2005年的3倍。
除了客观的时间过长，单一的填鸭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和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让学生的压力更是成倍的增加。纵观我国中小学生作业布置情况，也一直存在着书面作业超量、针对性差、单一死板等问题，中小学作业经常是重复的抄写背诵、题海战术等这种作业形式，这不仅无法到到预期的学习效果，还会扼杀学生的学习兴趣，会让学生产生压力，极易厌学，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校时间长，课后作业多以及还要参加课外辅导，甚至课外辅导还有作业，我们的孩子属于自己的时间真的少的可怜，这也严重影响了孩子们的睡眠。
2016年一项基于全国的少年儿童生活方式的调查，其数据结果就显示中小学生在学习日能达到教育部要求的9-10小时的比例仅两成，分别是24.6%（小学生睡足10小时）和24.9%（中学生睡足9小时）。纵向比较的话，相比2004年，城市中小学生在学习日能睡足9小时的比例降低了13个点。《中国中小学写作业压力报告》也指出，八成小学生，九成中学生22点以后才能睡觉。中小学生睡眠不足不仅会影响其情绪、学习效率，更会影响孩子的身高等生长发育，导致健康问题。
学习、作业、睡眠不足以及体育活动不足，给中小学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2017年12月，一项针对成都市1300余名小学生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小学生学习压力总体上不容乐观，均高出适度水平。压力主要来自考试、学习内容、家长压力。结果还显示学生面对过高的学习压力失去学习兴趣，不少学生有较为严重的消极情绪。
学生学习压力过大，还可能导致学生情绪不稳定、焦虑和抑郁，对家长老师表现出敌对态度等。极端情况下，学生还有可能做出自杀等伤害自己的行为。2014年教育蓝皮书就表示 ，2013年有79例中小学生自杀案例，主要原因是学业压力。
我国中小学生确实面临着很大的已经影响了他们身心健康的压力，这已经达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本应该是顺应民心提高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的“减负令”为什么却一直没办法落到实处？
减负令为何久久减不了负？
虽然美国著名行政学者艾利森(G·Alison)在研究国家公共政策实施时认为:"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政策执行确实对一项政策的落实成功与否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政策执行上的困难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源于政策本身出了问题。
首先，减负政策的目标不是很明确。表面上看，减负政策的目标就是“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但仔细思考一下，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减负”“宽松”“作业少”“放学早”并不是我们的真正目标，一旦这些成为我们的目标，反而会把我们往错误的道路上带，让大家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把减负=减少作业、减少在校时间、减少考试、减少排名，到头来大家却不知道为什么减负？减负的意义是什么？减负要达到的真正目标是什么？减负就等于达到了素质教育和能够让孩子们健康成长吗？因为减负政策本身的目标不明确性，以及“负担”“过重”“减轻”这些词汇本身具有的主观性以及不可量化性，让政策本身实施起来就有难度。
其次是政策忽略实际情况，一刀切的方式并不合适。因为每个省、市、县，甚至每个学校每个学生的情况都不尽相同，不能单靠一套政策和硬性的行政指令要求每个省、市、县的每所学校都去这么做，这显然并不现实。就拿学生写作业时间不能超过一个小时来说，每位学生学习程度和做作业效率不尽相同，同一套作业可能A同学只要半小时，B同学却要一个半小时，这项规定对学校老师这一政策执行者来说，执行难度本身就是比较大的。
最后是政策过于重量不重质，重表象不重本质。减负政策中很多规定，诸如减少作业量、减少作业时间、减少考试次数等，学校简单的减少了作业量、考试量，但是学生的学习质量也下降了，因为学校并没有在“减”的过程中进行适当的“增”，增加教学质量，增加创新的体验式的作业，增加多样化的学生表现的评估方式。政策上也只是单纯的要求学校去盲目的减量，并没有同步到其他的支持措施，比如提升教师队伍的水平，改变老师的教学理念等。
当然除了政策本身的执行难度大，复杂的执行环境也是不能忽视的。
从政策执行者来说，减负并不是一项单纯只涉及学校老师的的政策，它涉及到各个群体的利益，在执行的过程中免不了各个群体为了自身利益去选择性执行、替换性执行或者象征性执行。
由于只是单纯的给一纸政令，却在支持方面给到的保障不足或者其他制度方面改革不足，导致减负政策和各方执行者利益都是有冲突的。
于学校和老师来说，一方面要求减负，但一方面又一直只用单纯的升学率来考量学校教育水平的高低、来决定老师的绩效和工资待遇，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在这样的单一的政绩评价体系下，学校、地方政府则必然会把升学率的压力压在学生身上。
于家长来说，减负意味着学生在校时间变短，单纯的减少数量却没有提高质量，意味着孩子接受到的教育质量的下降，在整个追求升学率和好大学的社会环境压力下，家长只会更焦虑，从而出现学校减负，家长加负的情况。虽然长期看家长和减负想要达到的期望一致，希望孩子健康快乐成长，但是短期来看，缺少适当的支持政策和教学质量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当下的减负政策会让家境较贫寒的家长觉得孩子失去了获得公平教育的机会，因为学校的教育质量下降，寒门子弟家庭又没有足够的金钱时间去增加孩子的课外学习。这也是为什么今年2月份减负政策出来了之后，社会舆论一度认为教育减负是“一场寒门的灾难”。
从社会环境来说，减负需要考虑到整个社会的招聘用工观念、应试教育制度的大环境、教育评价体系、教师团队的整体水平、教师的教学理念和家长的教育观念等，复杂的社会环境也是影响政策执行的很重要的因素。
中国素来有苦学重教的传统，“凿壁偷光”、“悬梁刺股”、“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和“三更灯火，十年寒窗” 这种苦学、勤学的态度，一直到如今都是社会推崇的学习态度和学习观念。这种文化传统和家长的这种观念对我们中小学生学业负担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其次对学生的评价中，成绩占得比重太大，中国家长素来更关心孩子的成绩而不是他们的健康快乐，这就跟中国学校只关心升学率一样，单一化的后果势必会导致事情往不可控制的极端方向发展。最后还有整个社会企业用工的观念，学生的升学压力一定程度上来自于整个社会唯文凭和学历招聘的就业压力，这样的用工观念导致家长对文凭和学历的的追求更盛，也把学生逼到了那条千万人一起过的高考独木桥上，承受着巨大的学业负担。
减负之路道阻且长
虽然2018年，针对政府、学校、培训机构、家庭的全面减负政策出台，国家在力度上也在不断加强，政策上也越来越严格，但是“减负”已然成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难题。如上所述，减负政策的执行也是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中进行的复杂活动，其有效性经常会收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诚然，解决“减负”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它涉及到我国的教育制度、广大教师的教学水平质量和理念以及学校、家庭各方的付出成本以及利益，它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影响因素，既有学校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各大补习班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也涉及到社会观念思想，所以并不是说一道史上最严“减负令”就能一下子解决的，“减负”问题的复杂性注定了不能靠简单的、线性的思维方式和片面、局部的方法去改变，它需要不同群体的努力支持，需要社会观念思想的变革，需要企业用人制度的改变、教育制度的变革、教育质量的提高和教师团队的壮大。
所以“减负”的路还很长，但至少，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在接受保证质量的教育的同时也能健康快乐的成长！所以相信，在未来，我们最终也会解决这个问题，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健康快乐学习的童年！
参考文献
《我国半个世纪“减负”问题的历史回溯与思考》--谢利民
《我国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研究报告》--21世纪教育研究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减负政策研究》--许慧
《小学生学习压力的调查研究》--敬钧淇
《中小学减负政策执行失真的成因分析》--肖远军、李春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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