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 | 军事重镇重庆城
军事重镇重庆城
重庆城处于两江交汇的长江上游
历来是控扼全川的咽喉要地
但凡由水路进军四川
一要面对瞿塘天险
二要攻破重庆这一水路枢纽
重庆和夔门(今奉节)
是天然的军事要塞
《读史方舆纪要》中评价
重庆为保蜀之根本
夔门为蔽吴之根本
融入中原文明
先秦时期
偏居西南一隅的巴蜀
跟中原联系并不紧密
公元前316年
秦灭巴蜀
秦相张仪分置巴郡、蜀郡
修筑了最早见于记载的重庆城
史称“仪城江州”
按《水经注》的说法
大致位于今天的江北嘴一带
至此
巴蜀区域开始融入中原文明
成为秦国重要的经济基地
以及东下进攻楚国的战略前哨
（秦灭巴蜀之战）
（来源：《重庆历史地图集（第二卷）》）
从战略前沿到稳定的后方
汉末群雄割据后
诸葛亮提出“跨有荆益”战略
立足三分天下
重庆地区是连接荆州益州的重要通道
刘备、诸葛亮等先后经由此地入蜀
稍后，吴蜀两国相争
发生了导致刘备在白帝城托孤的
吴蜀夷陵之战[1]。
（位于今重庆奉节县境内的白帝城）
蜀汉时期
担任蜀汉江州都督的李严
将巴郡郡治从江北迁往渝中
筑城遗址在明代仍存于佛图关一带
到 南北朝
重庆地区进入了史上最为纷乱复杂的时期
连续战事令人目不暇接
从赵广之乱[2]起，
到王谦之乱[3]止。
一个半世纪左右的时间里
巴蜀地区的大规模战事近十次
小规模战事几乎每年不断
在频繁的换代和军阀割据中
当国内呈现出南北对立的局面时
重庆地区位于双方攻防前沿
军事地位不断提升
逐步由战略通道向战略前沿转变
（东晋樵纵之乱）
（来源：《重庆历史地图集（第二卷）》）
隋唐时代
国家由分散向走向统一
受中央直接管辖的重庆地区
凭借有利的险要地形
成为了中央政府稳定的后方
[1]夷陵之战，又称彝陵之战、猇亭之战（猇亭，古地名，在今湖北宜都北），是三国时期蜀汉昭烈帝刘备对东吴发动的大规模战役，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次著名的积极防御的成功战例，也是三国“三大战役”的最后一场。章武元年（221年）七月，也就是刘备称帝三个月后，刘备以替名将关羽报仇为由，挥兵东征东吴孙权，气势强劲。孙权求和不成后，决定一面向曹魏求和、避免两线作战，一面派陆逊率军应战。陆逊用以逸待劳的方法，阻挡了蜀汉军的攻势，更在章武二年（222年）八月以“火烧连营”打败蜀汉军。夷陵之战的惨败，是蜀汉继关羽失荆州后又一次实力大损。
[2]宋元嘉九年(432年)七月至次年九月，蜀人赵广在今四川中江等地举兵起义反对刘宋失败的作战。
[3]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北周益州总管王谦，聚众谋反，隋文帝遣梁睿讨伐，王谦为部下所杀。
军事地位顶峰
北宋中期以后
抗金抗元斗争日趋激烈
重庆地区再度成为
关乎天下安危的战略前哨
宋代是重庆历史上政治军事地位的一大顶峰
嘉熙二年(1239年)夏
蒙古军大举进攻后
重庆知府彭大雅毅然决定
不惜一切代价
“被荆棘，冒矢石”
修筑重庆城
此次筑城
向北扩至临江门、通远门一带
自西由新华路、较场口一带
扩展至渝中区党校、妇幼保健院一带
范围比李严扩建的江州城扩大了约两倍
奠定了此后直至明清重庆古城的大致格局
南宋淳祐四年（1243年）
余玠于重庆设立帅府
（旧址在今重庆渝中区巴县衙门）
将四川首府由成都迁至重庆
再次扩建重庆城池
并根据川东山川形势和流域特征
以合州（今合川）钓鱼城为核心
修筑20余座山城（山寨）
拱卫全川
（余玠抗元与川东山地城防体系的建立）
（来源：《重庆历史地图集（第二卷）》）
钓鱼城以弱抵强孤军坚守三十六年
成为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蒙哥大汗在此重伤
导致蒙古从西欧撤军
被誉为改变世界命运的战场
（位于今重庆合川区境内的钓鱼城）
[1]《宋史》卷416《余玠传》。
川东地区中心
元明清时期
国家进入大一统的发展阶段
重庆的政治军事地位远不如前代突出
虽然偶有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但就国内局势而言
并不直接关系到天下安危
这一时期重庆城池得到较大发展
成为川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繁荣富足
明代重庆城池形成了
“九开八闭”十七座城门的城市格局
一直延续到近代
（增广重庆地輿全图清光绪十七年）
（来源：《重庆历史地图集（第一卷）》）
开埠后全国中心城市
近代重庆开埠后
重庆占据了天时地利
城市发展和战略地位日新月异
一跃成为西南地区经济中心
一时间
新思想、新技术、新文明、
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
都在重庆集聚
孕育出西南地区最早的近代工业体系
并给欧美近代文明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保路运动[1]中第一支武装独立队伍诞生在重庆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地方小组出现在重庆
刘湘完成川政统一后试图将省会设于重庆
蒋介石亦选择重庆作为陪都
刘邓大军进军西南
仍是将重庆选作西南大区首府
这是重庆历史上政治军事地位的又一巅峰
特别是抗战陪都的历史
让重庆具备了前所未有的世界知名度
（重庆市街道详图）
（来源：《重庆历史地图集（第一卷）》）
[1]保路运动是清朝末年一次重要的民众暴动。1910年（宣统二年），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逼清政府订立借款修路合同。1911年5月9日，清政府为了向四国银行团借款用来镇压革命，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四川修筑铁路的股东，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以后，收回了路权，但没有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因此招致了四川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反对，川内各地举行示威、请愿和武装起义，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清政府大肆派兵屠杀保路人士，并从湖北调来新军帮助镇压，导致湖北军事力量薄弱，直接推动了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的爆发。
十世纪以前的中国
重庆地区的战略地位呈现出由低到高
再由高到低的变化
十世纪后正好相反
其战略地位由高到低
再由低到高
最后成为国内的中心城市之一
（感谢重庆市勘测院提供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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