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 | 重庆航空发展史话（二）：志在冲天

序   言

时下，重庆作为“一带一路”背景下重要的航空枢纽，规模宏伟的航站楼和各式现代客机使得今日重庆的航空事业已呈蔚为大观之势。

抗战时期是重庆航空事业发展历程中悲壮的一页，年轻的空军在山城的上空与强敌殊死抗争，血洒长空。

笔者将通过系列文字、老照片和古旧地图，带领大家回到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领略重庆别具个性的航空发展史话，从历史城市地理的角度讲述重庆城市与航空事业之间的往事。

第一期传送门：重庆航空发展史话（一）：山水之间的航空起步

志 在 冲 天

自1937年7月7日始，抗战烽火很快席卷了中国东部，战争打破了航空发展以中国东部为中心的既有格局。

空军的作战航空队、军官学校、较大的民用航空公司和国际航空公司等，均内迁至西南大后方，使重庆的航空事业出现了飞跃式发展，由区域航空中心演化为全中国航空格局的焦点。

风云际会壮士飞，誓死报国不生还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来哀悼你的死，那是时代给你的要求，简单的，你给了，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这沉默的光荣是你。弟弟不要伤心，你已做到你们所能做的。别说是谁误了你，是时代无法衡量。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

——林徽因

这段话是林徽因在悼念牺牲的弟弟。林恒是一名年轻的中国空军，是抗战时期中国航空的一个缩影。抗战时期的中国飞行员，大多有着良好的学历和家世，有着饱满的热情和勇于牺牲的精神。

“风云际会壮士飞，誓死报国不生还”——这短短的两行字，道出了抗战时期中国空军的冲天壮志。

但当时，日本可用于作战的飞机有约2300架，数量是中国的7倍;还有自造飞机的工业实力，月产飞机60架，且能不断更新相关技术，实力远在中国空军之上。

中国工业落后，空军所用飞机全部仰仗国外生产，不仅技术落后，而且零件补给困难，落后的空军装备、薄弱的航空工业基础和稀缺的航空军事人才，是中国空军面临的现实处境，这一切都注定了这是一场悲壮的抗争。

作战机型

位于重庆鹅岭公园的苏联空军纪念碑

抗战初期，苏联派出空军援华军事顾问300余人，帮助训练中国飞行员，另派遣空军志愿队员2000余人来华助战，其中有300人直接参与了保卫重庆领空的作战。

1939年以来，中国空军与日军在重庆上空频频交手，守卫着陪都的天空。当时的日本空军不敢白天来犯，转而利用黄昏和夜晚对重庆进行偷袭。

虽然中国空军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但因数量悬殊、技术水平落后，终究无法在空战中扭转局势。1940年9月13日璧山空战中，中国空军战机和人员损伤惨重，但日方无一架飞机被击落。

此后局势进一步恶化， 1941年3月中国空军第5航空舰队全体牺牲，重庆的制空权彻底丧失。此时，《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签订，苏联对华空军援助断绝。为保存仅有的空军实力，避免无谓的牺牲，国民政府开始实施“避战策略”，重庆上空出现了战机与市民一起躲避轰炸的战争奇观，被视为中国空军发展史上最大的耻辱。

璧山空战

璧山空战时日本所用的“零”式战机

“飞虎队”：在苏联空军援华停止之后，一支“空中牛仔”以“雇佣军”的身份来到中国，并直接参加到中国的抗战之中，这就是名声大噪的“飞虎队”。

1941年4月14日，罗斯福总统签署命令，准许预备役军官和退役航空部队士兵参加赴华的美国志愿队。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接受国民政府委托，招募飞行员和机械师，购买飞机，于1941年中旬来到中国。

来华的美国小伙子认为，作为海洋民族的日本一定惧怕鲨鱼，于是在战机机头统一绘制了鲨鱼的血盆大口，威慑日本飞行员，而深居西南的中国民众多不识鲨鱼为何物，便将其认作老虎，飞虎之名不胫而走，从此家喻户晓。

美国志愿航空队 “鲨鱼”战机

美国迪士尼公司的创始人华特·迪士尼还专门为“飞虎队”设计了卡通图标。

华特·迪士尼所设计的飞虎图标

在飞虎队司令部驻重庆期间，以既有的梁山机场为主战基地，帮助训练中国空军，拱卫陪都，并发动了多次大型空中战斗，主动打击日军，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在这一期间，日军主帅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曾感慨：“目前制空权竟已全被敌人掌握，对敌机的猖獗活动几乎束手无策，我方空路交通处境极为艰难。”

血汗铸就的空军长城

美国记者白修德在抗战期间看到重庆附近机场修筑时发出感慨：“支撑空中作战的机场，无疑是中国西南民众用血肉筑起的空中长城”。

当时技术水平极端落后的中国，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完成西南后方的机场建设，不能不说是一个工程奇迹。

“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在看到抗战后方机场建设的场景后，在其回忆录中记述：“他们外表看起来很混乱，但骨子里确有着计划，这是典型的中国建设方式，我们在华的100多个机场，都是千千万万的中国男人、女人和小孩，留着血汗辛苦的徒手筑成的。”

抗战时期，重庆航空发展的体量剧增，为满足空军作战和广泛扩展的民用航空线路的需求，国民政府组织对已有机场（见山水之间的航空起步）进行大规模扩建，其中包括梁山机场和广阳坝机场。

早在1937年10月，国民政府便设立了空军梁山站。在1938年至1944年间，梁山机场在日军不断轰炸的过程中坚持施工扩建。最后在1945年抗战反攻阶段，梁山机场成为东方重要的战事机场，各类大型军用飞机均可在此起降。

扩建梁山机场

1938年，广阳坝飞机场扩建工程上马，之前的临时建筑被改为永固建筑，配套设施一应俱全，飞机可在加宽的跑道上进行编队起飞。

除对已有机场的改造工程外，国民政府还在白市驿、九龙坡、溪坝、大中坝等地修建机场，并在渝西的璧山、永川、江津一带修建了大量临时的简易机场。
整体来看，分散式的机场布局已出现，以渝西地区为重心的空间格局十分明晰，覆盖重庆市域，辐射西南后方。

1939年6月20日白市驿机场建成，其后经过两次扩建。主机场场面长达1800米，主要跑道延长到1500米，全机场占地达到1800亩。抗战期间美国空军部队曾驻扎于白市驿机场，兵力约有两个飞行中队，隶属第十四航空队，包括P-40和P-40K战斗机45驾，C-47运输机22架，在战争后期对于陪都的空防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援华航空队员威廉·迪伯拍摄的白市驿机场

九龙坡机场位于今天的黄桷坪以北，杨九路南段。1939年3月开始修建，在1940年投入使用。中国航空公司的参与使该机场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民航机场，承接客运和邮运，是当时政要乘机的首选机场。在1945年的重庆谈判中，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行，就在九龙坡机场降落。

投入使用后的九龙坡机场略图

抗战后期九龙坡机场上停靠的P-51“野马”战机

生命航线

由于日军占据了东部的大片国土，内迁后的航运公司在航线上有所变化。

1938年武汉沦陷之后，汉口至重庆航线停止营运，重庆东向的航空线路被迫停摆，转而开始构建以西、北、南部为重心的航空线路新格局。

在抗战时期，新开辟的航线共达8条，目的在于连接大后方各重要节点，开辟国际交通线，支持抗战时期的人员和物资运输，构筑了抗战救国的生命航线。

重庆至成都航线：自1933年5月开始，由中国航空公司营运，航线距离275公里，每周飞行1班，使用美制史汀生小型客机。1938年11月后，改组后的欧亚航空公司也加入此线路的营运。

美制史汀生小型客机

重庆至昆明航线：在贵州中转，于抗战前开通，由于飞机不敷调用，一度停航。1937年7月20日，中国航空公司派DC—2型“上海号”飞机复航重庆至贵阳段，8月重庆至昆明全线复航。1938年11月6日，欧亚航空公司也加入此线路的营运。

美制DC-2运输机

重庆至嘉定（乐山）航线：1938年3月27日起，由中国航空公司开始稳定营运，由重庆起飞经停泸县（今泸州）、叙府（今宜宾）、至嘉定，全程351公里。

重庆至兰州航线：由重庆直飞兰州，1942年8月25日由中国航空公司开辟。

重庆到宝鸡航线：经汉中至宝鸡。1945年由中国航空公司开辟，1945年10月，此航线改为重庆至西安线。

重庆至香港航线：于1937年12月20日通航，经停桂林、广州两地，航程1140公里。有时也经停贵阳、桂林、梧州3地，航程增为1307公里，主要使用DC—2型飞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后停航。

重庆至河内航线：经停昆明至越南河内，全程1210公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兵锋席卷南亚，航线告停。

重庆至仰光航线：经停昆明、缅甸腊戍，最后到达仰光，全程2030公里，1939年正式通航。

重庆至阿拉木图航线：经西安、兰州、肃州（今酒泉）、哈密，航线全程3245公里，此线于1940年6月1日在苏联阿拉木图接通前往莫斯科的航线，从而沟通了重庆至莫斯科的空中渠道。

重庆至加尔各答航线：经停昆明、缅甸腊戍，最后到达印度加尔各答，全程2137公里，于1941年12月18日，正式开航。1942年南亚局势突变，经停站由腊戍转至密支那，后又转至汀江。

结   语

从“风云际会壮士飞，誓死报国不生还”的空军抗战誓言，到机场建设中，万千民众用血汗铸就的空中长城，再到在战争环境中顽强开辟和运营的生命航线。

这是重庆航空事业发展中飞跃的篇章，这一时期，后方人民用血与汗奠定了重庆在中国航空格局中的焦点地位，航空机构云集重庆，蔚为大观。

这是重庆航空事业发展中顽强精神的体现，在抗战烽火的岁月里，谱写了一段“志在冲天”的时代史诗。

重庆南山抗战空军墓

建国之后，重庆航空将迎来新的时代机遇与发展契机。

新中国的第一代航空人将在山水之城书写怎样的新篇章？

重庆航空的空间格局和区域地位又将呈现如何的特征？

请关注下期，重庆航空发展史话（三）：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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