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长林， 孟祥旭 | 高等教育与中国城市产业结构转型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高等教育与中国城市产业结构转型

余长林^1,2， 孟祥旭²

(1.厦门大学 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2.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基于2004—2017年中国280个城市的高等教育与城市产业结构数据，本文研究了高等教育对中国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等教育促进了中国城市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且该影响在不同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高等教育通过两个渠道影响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一是从供给侧来看，高等教育通过提高城市的创新能力促进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二是从需求侧来看，高等教育通过提高城市劳动力的收入水平推动城市需求结构转型，进而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通过这两个渠道，高等教育可以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推动城市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且这一作用会受到人口跨区域流动的影响。通过解决内生性问题和替代核心解释变量的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的估计结果依然稳健。本研究对城市的人才引进政策和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创新；产业结构

01

引    言

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方式逐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经济增长动力也由要素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人才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自2017年以来，西安、成都、武汉、郑州、长沙等城市纷纷出台政策吸引人才流入，各大城市相继跟进，俨然一场“抢人才大战”，但一时的“抢人才热”却未必能够留住人才。提高劳动力技能水平、促进高技能人才对城市发展持续做出贡献是城市发展和治理中的一个关键问题。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尤其自1999年开启的高校扩招使得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快速提高，高校招生规模持续上升。截止到2019年，我国接受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达到4002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超过了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①。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是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群体，本应成为我国创新型发展中的重要力量，而我们更多注意到的是一年一度的“最难就业季”。也有研究指出我国的人才资源存在严重的“资源错配”现象(李静 等，2017^[1]；李静和楠玉，2019^[2])，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国现存的产业结构与人力资本结构不相匹配，大量高技能劳动力追逐少量高薪职业，形成过度竞争和专业不匹配问题(岳昌君，2017^[3])，减弱了我国人才资源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速度也不断加快。截止到2019年，我国第一产业产值占比为7.1%，第二产业占比为39.0%，第三产业则达到53.9%。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离不开人力资本和创新水平的提高。高等教育是否为我国城市的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应有的人才保障，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带动作用，逐步实现我国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Romer(1990)^[4]提出的内生增长模型，首次将人力资本纳入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之中，理论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有着重要影响。钱晓烨 等(2010)^[5]通过使用中国1997—2006年的省域数据对该理论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与省域技术创新活动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钞小静和沈坤荣(2014)^[6]研究认为劳动力质量是影响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唐辉亮(2014)^[7]借鉴技术进步偏向模型和质量阶梯升级模型，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结构和技术资本配置结构对经济结构转型有重要的影响。董直庆 等(2014)^[8]通过构建带有个体教育选择的数理模型，研究发现中国的技术进步偏向于技能劳动，引起技能劳动的溢价现象。高等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可以为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人才资源，同时技术创新也会提升高人力资本群体的收入水平，推动消费者需求水平的转型升级。杨娟 等(2015)^[9]进一步发现教育可以通过缓解代际的收入不平等产生长期的经济效应。周茂 等(2019)^[10]还发现高校扩招带来的人力资本扩张有效促进了我国的出口升级。铁瑛 等(2019)^[11]考察人口结构变动对出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结果表明，城市人口结构变动对出口的影响会伴随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而逐渐弱化，促进人力资本提升，加快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是应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出口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

产业结构转型概念最早由Kuznets(1957)^[12]提出，具体指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资源会在不同部门之间重新分配。对产业结构转型这一现象进行解释的理论通常依赖于非同质偏好以及对服务业较高的收入弹性(Kongsamut et al.， 2001^[13])，或者由技术推动的服务业相对价格上升，以及部门间较低的替代弹性(Baumol， 1967^[14]；Ngai & Pissarides， 2007^[15])，创新能力的提升和收入水平的提高都是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张桂文和孙亚南(2014)^[16]认为我国人力资本存量与产业结构演进存在较强的耦合关联，但二者的耦合度还不够理想。周少甫 等(2013)^[17]以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了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人力资本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此外，产业结构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受产业结构的影响，与人力资本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可以优化人力资本配置，提高人力资本的产出效率。茅锐和徐建炜(2014)^[18]从消费需求结构的角度研究了人口转型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发现不同年龄居民的消费结构存在明显差异，老龄人口占比的提高能够通过需求结构的变化拉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Cravino et al.(2019)^[19]通过研究老年人口占比较高地区的产业结构发现，由于老年人口对服务业需求较高，人口老龄化对于服务业需求的增加促进了当地产业结构的转型。类似地，高技能劳动力占比的提高将潜在从需求结构和技术创新两个方面同时推动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已有文献对高等教育或人力资本对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影响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但中国高等教育扩张所带来的高人力资本群体增加对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却很少有文献涉及。何菊莲(2013)^[20]通过构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测评的指标体系，发现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马力和张连城(2017)^[21]研究发现，在经济增长的低级阶段，以产业结构调整的“拉动”为主，在经济增长的高级阶段则以高等教育的“推动”为主。岳昌君(2017)^[3]进一步认为高等教育结构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影响。但已有研究未考虑高校毕业生的就学和就业本地偏好以及高等教育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影响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

本文借鉴Cravino et al.(2019)^[19]的研究思路，就城市中高等教育人口规模对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高等教育将带来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的增加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一方面，可以为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持(何菊莲，2013^[20]；董直庆等，2014^[8]；铁瑛等，2019^[11])，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可以提高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有助于劳动力收入水平的提升，从而提高消费者对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茅锐和徐建炜，2014^[18]；Cravino et al,2019^[19])。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来看，高等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提升和劳动力创新能力提高均有助于促进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本文对此使用计量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同时，本文还就高等教育对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的异质性进行分析，高等教育对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依赖于城市的软硬件环境，因此在不同地区可能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本文将高等教育影响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渠道分为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和劳动力工资水平提高两个方面。同时，本文使用GMM方法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使用高等教育投入强度指标作为高等教育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另外，为了降低接受高等教育的高技能劳动力在城市间流动带来的影响，本文同时使用剔除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与已有研究相比较，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立足于高校所在城市，研究了高等教育对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从一个新的视角对已有文献进行补充。第二，同时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检验了高等教育影响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机制。第三，考虑了高技能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对高等教育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应的影响，并对城市的人才引进政策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本文余下内容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研究背景与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与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启示。

02

研究背景与研究假说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缓慢，但人才对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1995年，我国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1999年，我国开始实施“高校扩招”政策，政策实施当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较上年增长约52万人，增幅达48%，随后，高校招生规模持续上升。截止到2019年，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在学规模达到4002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超过了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高等教育的扩张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本支持，提高了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和创新能力。同时，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持续的转型升级，从2004年至2019年，我国第一产业的产值在经济总产值中的占比从12.9%大幅下降为7.1%，第二产业产值在经济总产值中的占比平稳下降，从45.9%下降为39.0%，而第三产业产值在经济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则出现了快速上升，从2004年的41.2%上升为2019年的53.9%。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离不开劳动生产率和创新水平的提升以及消费需求结构的转型升级，而大量的高技能劳动力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消费需求市场。

欧阳峣和刘智勇(2010)^[22]认为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之间较高的耦合度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周少甫 等(2013)^[17]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动态匹配，发现与人力资本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调整有助于人力资本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发挥。李静和楠玉(2019)^[2]则认为转型中的国家通常会存在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错配的现象，相比于创新驱动，后发国家应优先进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调整。高等教育是提升劳动力技能水平的重要途经，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必要的人才支撑。同时，地区产业结构应同时与当地的人力资本水平相匹配，从而更好地发挥人力资本的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促进作用(Ramos et al,2012^[23]；马颖 等，2018^[24]；李静和楠玉，2019^[2])。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拥有更高的技能水平和管理能力，能够通过促进研发创新的增加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Porzio & Santangelo,2019^[25])。人力资本对新技术的采用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Nelson & Phelps,1966^[26])。Teixeira & Queiros (2016)^[27]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部分：一方面，人力资本积累可以提高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Teixeira & Fortuna,2010^[28])；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吸取外国先进技术而产生创新，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间接拉动经济增长。拥有大量人力资本的国家会取得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人力资本水平低下则是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较慢的原因。由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研究假说1：高等教育能够促进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

高等教育为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的高技能劳动力，同时，个体在选择接受高等教育的地点时往往更倾向于未来想要工作的城市，一个城市的高校数量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城市可吸纳高技能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同时，劳动力在选择接受教育和工作的地点时，往往会选择离家更近、社交网络更密集的城市(Winters,2011^[29])，因此，高校在读学生成为城市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可多得的人才来源。接受高等教育可以提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可以有效推动企业的研发创新增加，从而提高产品的知识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以及城市的创新能力(袁航、朱承亮，2018^[30])，而创新是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核心要素。同时，高技能劳动力会带来其他生产要素的集聚和重新配置(严立刚、曾小明，2020^[31])，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本扩张促进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效果。

人力资本积累带来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会带来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升(岳昌君，2004^[32])，更高的收入水平会增加消费者对高质量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市场需求，从而通过消费需求结构转型升级进一步拉动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优胜劣汰(王立勇、高玉胭，2018^[33])，推动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苏杭 等(2017)^[34]发现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依赖于要素禀赋，其中，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依赖程度最大，人力资本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充足供给有助于生产性服务业扩张和生活类服务业生产率上升，从而有利于服务业内部结构转型升级。另外，人力资本提升带来的对新技术的快速吸收能力有助于贸易过程中对国外技术的引进，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的扩张不仅促进了加工贸易企业的研发投入，还促进了加工贸易企业进口更多高质量中间品，从而显著提高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毛其淋，2019^[10])。综上，高等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提升将同时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促进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由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研究假说2：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和工资水平的提高是高等教育促进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

简而言之，本文希望检验的逻辑关系框架如图1所示：

高等教育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高等教育的产业结构转型效应以及更好地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促进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高等教育是否促进了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机制如何，其影响在不同城市间又有何差异，目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尚不够充分。本文使用中国城市层面的数据，立足于高校所在城市，对高等教育的经济结构转型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对我国城市的经济结构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城市人才引进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03

研 究 设 计

(一)计量模型和变量说明

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需要大量创新型人才的支撑，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与“科教兴国”战略以及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相一致。Acemoglu(1998)^[36]研究表明，高技能劳动力规模的扩大将推动偏向高技能劳动力的技术进步，技术的偏向性进步将带来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本文采用2004年至2017年中国280个城市的数据对这一理论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之所以选择该时间段是因为在高校扩招之前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较小且变化不大，在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数量不断增长，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考虑到1999年实施的高校扩招政策效果需要等到四年后高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才会逐渐显现，因此，本文选择受到高校扩招政策影响劳动力逐渐进入就业市场的2004年作为所研究时间区间的起点。同时，为了避免研究结果受到2017年后各城市人才引进政策的影响，本文将所研究时间区间的终点设定为2017年。在我国，高校招生往往具有本地优惠，高校在校生中拥有本地户口的学生往往占多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也往往集中于高校所在城市的企事业单位(Winters,2011^[29])^②。同时，由于高校所在城市的企事业单位对其所在城市高校以及所在城市高校毕业生更加了解，因此更倾向于招聘其所在城市高校的毕业生，甚至有些职位要求应聘者具有当地户口，以充分利用员工熟悉本地市场的优势，从而使得很大一部分高校毕业生留在其接受高等教育的城市工作。利用这一特点，本文使用计量回归模型就高等教育对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并对其中可能的作用机制使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验证。为了检验高等教育对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本文将基本计量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本文采用两种方式对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行度量，第一种方式使用服务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来表示，通常又被称为产业结构服务化；第二种方式则用服务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本文同时使用这两种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度量方式并进行比较对照。城市规模的扩大有助于形成产业集聚效应，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实现技术溢出，从而推动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Abdel－Rahman & Anas,2004^[37])，本文将城市规模作为控制变量，以城市总人口的自然对数来表示。Kuznets(1957)^[12]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发生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因素，其作用机制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将增加对服务业产品的需求，从而提高服务业产品的价格，拉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本文将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为一个控制变量，用城市人均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进行度量。政府在科技和教育上的支出增加有助于促进城市研发创新积极性的提高和研发创新资金的获得，从而有利于城市创新水平的提高和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本文将其作为一个控制变量，用政府财政支出中科技和教育方面的支出占比来表示。城市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将为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提供必要的物质资本，本文将其作为一个控制变量，用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占城市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使用两种方式进行度量，分别用产业结构高级化1和产业结构高级化2来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1用第三产业产值占第二产业产值的比重来测量，产业结构高级化2用第三产业产值占三次产业总产值的比重来测量。本文中主要的解释变量为城市的高等教育规模，借鉴Cravino et al.(2019)^[19]的方法，本文使用城市中高校在校生人数与城市总人口数之比来表示。本文所使用数据的时间区间为2004年至2017年，包括280个城市。数据来源包括国家统计局、各地市统计局和各地市的《城市统计年鉴》。表1给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从表1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各城市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但城市间的差异很大，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在区域间的不平衡特征。城市中高校在校生的占比还比较低，并且不同城市间的差异较大，高校数量较少的城市将不利于吸引人才的流入与集聚，城市间因高校在校生占比的差异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差异也可能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城市创新能力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我国城市间创新能力存在很大差异，城市之间创新水平的差异也可能是导致城市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产业结构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值得指出的是，本文对城市创新能力度量所使用的指标来自于寇宗来 等(2017)^[38]《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2017》发布的数据，该数据包括了城市的专利价值、创业活动等指标，可以综合性地反映城市的创新水平。本文对城市创新指数取自然对数作为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度量。高等教育带来高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升可能也是高等教育产业结构转型效应的重要作用机制，本文使用城市在岗工人平均工资的自然对数对城市的工资水平指标进行度量。从对工资水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城市间的工资水平差异不大，小于城市间创新能力的差异。

04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估计结果

本文首先通过基本回归模型(1)检验高等教育对我国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其中，被解释变量为产业结构高级化1和产业结构高级化2，表2显示了基本估计结果。

表2的回归结果显示，高校在校生人数占比与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列(1)和列(2)为混合OLS回归结果，列(3)和列(4)为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列(5)和列(6)为随机效应回归结果，三种回归方法的估计结果均表明高校在校生占比的提高可以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的高级化^③。接受高等教育人数的增加，将提高城市中劳动力的平均技能水平，提高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和研发创新能力，进而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密集度。人力资本积累的增加也有助于资源更加合理地配置和劳动收入的增加，推动劳动力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从而同时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促进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列(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城市中高校在校生人数占比每提高1%，则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将提高约2.5%，且结论是稳健的。

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城市规模的系数在三种回归方法下均显著为正，表明城市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城市规模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市场，较大的城市规模不仅有利于产业集聚和技术创新的产生，还能够为产业的结构性调整提供必要的市场空间，因此较大的城市规模能够促进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估计系数的方向不确定，未能验证Kuznets(1957)^[12]的结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初始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高，创新能力较强，能够吸引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流入，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入可能是影响其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因素，而高等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对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可能相对较小或不明显，因此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中，高等教育对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方向难以确定。从回归结果还可以看出，政府在科学和教育方面的投资并没有对城市产业结构转型产生显著的影响。实际上，我国在科教领域的财政投入比例还比较小，相较于中高等收入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同时财政投入的使用效率并未达到预期，这可能是导致科技和教育投资占比未能显著促进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原因。城市总的固定资产投资对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城市固定资产投入的增加为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足够的物质资本基础。

(二)分样本回归结果

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产业结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依赖于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的保障，因此高等教育的产业结构转型效应可能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本文将总体样本按照城市所处东、中、西部不同地区进行划分并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列(1)和列(2)为东部地区城市的回归结果，列(3)和列(4)为中部地区城市的回归结果，列(5)和列(6)为西部地区城市的回归结果。

表3的估计结果表明，东、中、西部不同地区高校在校生占比对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在方向和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异。在东部地区，高等教育没有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甚至还起到了负面作用，这也进一步验证了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快速发展主要依赖于高技能劳动力的大量流入而非本地高校毕业生的经济结构转型效应。在中部地区，高等教育显著促进了当地的产业结构转型，且促进作用较大，中部地区主要是人口流出地，而高等教育带来的高技能劳动力数量增加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补充，并显著促进了当地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在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同样促进了当地的产业结构转型，但显著性较低且促进作用较小，这也说明了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需要一定的经济和制度环境，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保障上都存在一定的不足，从而阻碍了高等教育产业结构转型效应的充分发挥。无论是东部地区城市、中部地区城市还是西部地区城市，较大的城市规模均有利于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三)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高等教育扩张增加了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数量，提高了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从而有利于新技术的研发和使用，推动城市创新能力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同时，高等教育可以提高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增加劳动力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推动消费需求结构的转型升级。因此，高等教育可同时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促进城市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本文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对高等教育促进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

作用机制检验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列(1)和列(2)的回归结果分别显示高等教育显著促进了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其中，高等教育对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更大。列(3)、列(4)、列(5)和列(6)的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工资水平的提高是高等教育促进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两个重要作用渠道。通过作用机制检验，本文从供给端和需求端两个方面提供了高等教育促进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一方面高等教育带来高技能劳动力的增加，促进了城市创新水平的提高，进而推动了城市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提高了城市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可以增加劳动力对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从而通过消费需求结构的转型升级拉动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四)稳健性检验结果

高等教育是城市治理中的重要方面，高等教育的扩张将带来当地教育支出的增加。本文使用教育支出强度作为高等教育规模的替代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其中，教育支出强度用城市财政支出中的教育支出占城市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5的回归结果表明，城市教育支出强度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与基本估计的结论一致，表明基本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五)进一步检验结果

高等教育规模与当地高校数量息息相关，由于高校数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历史因素导致的，因此在本研究中内生性问题相对较小。在高校扩招中，高校较多的城市受到的人力资本积累冲击更大，随之而来的是当地教育支出的增加，而更高级的产业结构能够为城市的教育支出提供保障，因此本研究可能仍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系统GMM方法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内生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如下表6的列(1)和列(2)所示。从表6列(1)和列(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考虑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高等教育变量的系数变小了，说明基本估计结果可能确实受到了内生性问题的影响，但同时我们也看到，高等教育变量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这说明即使考虑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的基本结论依然不变，即高等教育显著促进了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同时，由于部分城市中高校分布非常集中，尤其是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如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可能会对总体的回归结果产生影响，同时，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也是主要的人口流入地，为了控制人口流入因素和极值可能带来的干扰，本文使用剔除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样本进一步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6的列(3)和列(4)所示，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剔除了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影响后，高等教育变量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且数值有所增大，表明高等教育确实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且该影响受到人口跨区域流动的影响。

05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运用2004—2017年中国280个城市的数据，就高等教育对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已有文献集中关注了高等教育对劳动力个人人力资本水平、收入、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而缺乏在宏观上就高等教育对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进行研究，本研究立足于高校所在城市，填补了已有文献的不足，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高等教育有利于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并且该影响非常显著。第二，高等教育对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并依赖于当地的城市规模和教育财政支出。第三，高等教育通过提高城市的创新能力以及劳动力收入水平两个途径影响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第四，人口跨区域流动可能会影响高等教育促进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作用的发挥。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城市管理部门应致力于引进高水平的企业，实现当地企业与当地人才的技能匹配。第二，城市管理部门应为城市中的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并进行相应的平台建设，加强高校和企业之间的交流互动和优势互补。在逐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企业创新能力的同时，充分发挥高技能劳动力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第三，城市在制定人才政策时应持长远眼光，注重对当地人才的培养、开发和使用。与其高薪引才不如充分利用当地高校毕业生成本低、为城市发展贡献的时间长以及对所在城市归属感高的优势，注重高等教育成果向实体产业的转化，提高城市的创新能力和消费能力，为城市的持续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的人才基础，进而为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加快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当然，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如果能将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具体流向与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相结合，将能够对高等教育产业结构转型效应的动态变化有更多的洞见。

注

释

①数据来源于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②由于高校学生毕业后不一定会在高校所在城市就业，一些高校学生毕业后可能会选择到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就业，为了降低这一现象对本文研究结论可能造成的影响，本文通过使用剔除省会城市的样本进行估计来尽力避免高技能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可能带来的干扰。

③为便于比较，我们列出了三种回归方法的估计结果。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优于随机效应模型。

参考文献

[1]李静，楠玉，刘霞辉.中国经济稳增长难题：人力资本错配及其解决途径[J].经济研究，2017(3)：18－31.

[2]李静，楠玉.人力资本错配下的决策：优先创新驱动还是优先产业升级？[J].经济研究，2019(8)：152－166.

[3]岳昌君.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7(7)：31－36.

[4]ROMER P M.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Part 2)：S71－S10.

[5]钱晓烨，迟巍，黎波.人力资本对我国区域创新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4)：107－121.

[6]钞小静，沈坤荣.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4(6)：30－43.

[7]唐辉亮.人力资本结构、技术资本配置结构与产业转型升级能力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4(2)：106－108.

[8]董直庆，蔡啸，王林辉.技能溢价：基于技术进步方向的解释[J].中国社会科学，2014(10)：22－40,205.

[9]杨娟，赖德胜，邱牧远.如何通过教育缓解收入不平等？[J].经济研究，2015(9)：86－99.

[10]周茂，李雨浓，姚星.人力资本扩张与中国城市制造业出口升级：来自高校扩招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9(5)：64－77.

[11]铁瑛，张明志，陈榕景.人口结构转型、人口红利演进与出口增长——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19(5)：64－77,198.

[12]KUZNETS S. Quantitative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II.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product and labor force[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57,5(S4)：1－111.

[13]KONGSAMUT P，REBELO S，XIE D. Beyond balanced growth[J].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1， 68(4)：869－882.

[14]BAUMOL W J. Macroeconomics of unbalanced growth：the anatomy of urban crisis[J]. American economcic review,1967,57(3)：415－426.

[15]NGAI L R， PISSARIDES C A. Structural change in a multisector model of growth[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 97(1)：429－443.

[16]张桂文，孙亚南.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演进耦合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4(6)：96－106.

[17]周少甫，王伟，董登新.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转化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3(8)：96－106,128.

[18]茅锐，徐建炜.人口转型、消费结构差异和产业发展[J].人口研究，2014(3)：89－103.

[19]CRAVINO J， LEVCHENKO A A， ROJAS M.Population aging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19.

[20]何菊莲，李军，赵丹.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实证研究[J].教育与经济，2013(2)：48－55.

[21]马力，张连城.高等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关系[J].人口与经济， 2017(2)：77－89.

[22]欧阳峣，刘智勇.发展中大国人力资本综合优势与经济增长——基于异质性与适应性视角的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0(11)：26－35.

[23]RAMOS R， SURINACH J， ARTÍS M.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human capital：the role of over－education[J].Regional studies， 2012， 46(10)：1389－1400.

[24]马颖，何清，李静.行业间人力资本错配及其对产出的影响[J].中国工业经济，2018(11)：5－23.

[25]PORZIO T， SANTANGELO G. Does schooling cause structural change？[R].Cdep－cgeg working paper,2019，no.77.

[26]NELSON R R， PHELPS E S. Investment in humans，technological diffusion，and economic growth[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6,56(3)：69－75.

[27]TEIXEIRA A A C， QUEIRS A S S. Economic growth， human capital and structural change：a dynamic panel data analysis[J]. Research policy,2016， 45(8)：1636－1648.

[28]TEIXEIRA A A C， FORTUNA N.Human capital， R&D，trade， and long－run productivity. testing the technological absorption hypothesis for the portuguese economy,1960－2001[J].Research policy,2010,39(2)：335－350.

[29]WINTERS J V.Why are smart cities growing？Who moves and who stays[J].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2011,51(2)：253－270.

[30]袁航，朱承亮.国家高新区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吗[J].中国工业经济，2018(8)：60－77.

[31]严立刚，曾小明.东部产业为何难以向中西部转移——基于人力资本空间差异的解释[J].经济地理，2020(1)：125－131.

[32]岳昌君.教育对个人收入差异的影响[J].经济学(季刊),2004(S1)：135－150.

[33]王立勇，高玉胭.财政分权与产业结构升级——来自“省直管县”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J].财贸经济，2018(11)：145－159.

[34]苏杭，郑磊，牟逸飞.要素禀赋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基于WIOD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分析[J].管理世界， 2017(4)：70－79.

[35]毛其淋.人力资本推动中国加工贸易升级了吗？[J].经济研究，2019(1)：52－67.

[36]ABDEL－RAHMAN H M，ANAS A.Chapter 52 Theories of systems of cities[M]//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Amsterdam：Elsevier,2004：2293－2339.

[37]ABDEL－RAHMAN H M， ANAS A. Theories of systems of cities[A]. 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 Henderson and Thisse(ed，)：North－Holland,2004，(4)：2293－2339.

[38]寇宗来，刘学悦.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2017[R]，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2017.

（原文刊于《教育与经济》2021年第6期）

往期 · 推荐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