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红， 陈 陟 | “内卷化”视域下“双减”政策的“破卷”逻辑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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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卷化”视域下“双减”政策的“破卷”逻辑与路径

王　红¹， 陈　陟²

(1.华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部， 广州 510631；2.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广州 510006)

摘　要：本文基于“内卷化”的基本要义和关键特征，分析了在义务教育阶段存在的“内卷化”现象以及“双减”政策所能起到“破卷”作用的内在逻辑和路径。文章指出义务教育发生内卷化的三个关键原因：教育的窄化与隔离、教育资源的过度叠加、效用假象的误导。内卷下的教育呈现出“华丽而苍白”“复杂而单调”的教育样态，表面繁华的背后是内涵的缺失，其实质是对教育改革的柔性抵抗，其危害是教育内涵发展的停滞。“双减”政策发挥效能首先就要“破卷”，遵循破卷逻辑，发挥“破卷”功能，令教育回归健康而有内涵的发展。

关键词：内卷；义务教育；“双减”

近年来，学术用语“内卷化”(involution)成为流行语。当前普遍存在的教育焦虑现象引发了社会对义务教育内卷化的讨论，义务教育内卷化的内涵与特点值得进一步研究。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下简称“双减”政策)，在内卷化视域下剖析“双减”政策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双减”政策背后的深层次逻辑和理论基础。本研究重点关注三个问题，其一，义务教育内卷化的本质及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其二，“双减”政策能否发挥破除内卷化(以下简称“破卷”)的作用？其三，如何才能从根本上切断教育内卷化的源头并让教育舒展开来健康发展？为此，我们有必要回溯内卷化概念，分析义务教育内卷化的基本特征，从而把握“双减”政策破除义务教育内卷化的逻辑以期充分发挥“双减”政策的效用。

01

“内卷化”的内涵

在人文社科领域，“内卷化”最早在人类学中使用。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lexander A. Goldenweiser)是研究原初人类文化发展的知名学者，他提出文化发展的有限可能性原则，认为文化发展及其表达形式是有限的。^[1]例如，装饰艺术就是艺术发展达到其边界后的产物，“内卷化”在装饰艺术中是普遍现象。“一个类似的例子 … …就是艺术中所谓的‘华丽’，就像后期的哥特式艺术一样。艺术的基本形态达到极限， 结构特征得到了固定，创造的源泉枯竭了。但是，艺术仍然在发展，在所有边缘被固定的情况下，发展表现为内部的精细化。扩张性的创造用尽了资源，一种特别的鉴赏性便开始了，那是一种技术性的细节……任何熟悉原初文化的人都会在其他的文化中找到类似的例子。”^[2]这种被戈登威泽描述为在边缘被固定前提下因创造枯竭转而追求内部精细化发展就是内卷化概念的源头。

受戈登威泽对内卷化概念使用的启发，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 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爪哇岛的水稻农业进行了人类学研究，发现爪哇岛内岛由于受到地理因素以及制度的限制，当地经济无法向岛外发展，面对激增的人口，当地的水稻种植业不断吸收近乎所有的新增劳动力，在这种劳动力密集型模式的作用下，爪哇岛内岛内衍出日趋精细化和丰富的土地所有关系，尽管进入水稻种植业的劳动力的人均收益保持稳定，但其社会的本质却是单调乏味的共同贫穷，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农业内卷化”。

基于对内卷化概念源头的回溯，本研究提出从“内”“卷”“化”三个方面把握“内卷化”的基本内涵。首先，“内”指难以突破的封闭性框架和限制条件，其表征为与外部环境的隔离或隔绝，它是“卷”发生的基本前提。格尔茨比较了发生农业内卷化的爪哇岛内岛与从事临时性农业的爪哇岛外岛，发现外岛与国际贸易建立了密切联系，该地域的社会、文化、经济逐渐走向现代化，未发生内卷化；反之，内岛水稻种植则与荷兰殖民者蔗糖种植业绑定，水稻种植仅仅供养从事蔗糖种植业的劳动力，蔗糖种植业产生的收益又反哺水稻农业，增加水稻亩产，吸收更多劳动力进入水稻种植业，当地农业内卷化就是在这个封闭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产生的。^[3][4]

其次，“卷”是在毫无创新的样态下相关资源的无限叠加，这种资源投入只能引发单调的重复，无法引发事物根本性的变化。在装饰艺术中，如果工匠创作灵感和创作资源已经枯竭，但仍不断追求技术的精细，这种精力的投入实质上就是一种资源的叠加投入。其结果是生产出看似光鲜亮丽，实则只是“华丽而苍白”“复杂而单调”的装饰艺术品；在社会生产中，彼时爪哇岛内岛劳动力不断进入封闭的水稻种植业就是一种人力资源的叠加投入，它产生了劳动力填充型农业，但这绝非属于现代化工业生产意义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最后，“化”指模式化，是事物陷入内卷状态后受到效用假象影响形成的一种惯性，这种惯性让内卷呈现出刚性模式，一旦发生则很难停止，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内卷化状态下依然能够保持收益或者让边际生产率保持不变，从而形成了事物依然在稳步发展的效用假象，这种假象让人得过且过，丧失打破内卷化的内生动力。爪哇岛内岛的蔗糖种植随着经济大萧条以及日本入侵而凋敝，尽管如此，水稻种植业依然可以养活当地居民，加之当地没有工业，缺少与外界的互动，当地人始终缺少打破农业内卷化的动力，现代化进程始终无法开启。到了1949年面对继续激增的人口，农业内卷化趋势一直持续到水稻种植业达到其能承载的极限。^[5]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认为“内卷化”产生的根本原因有如下三点：(1)受到难以突破框架的束缚，与外界隔离；(2)相关资源叠加投入；(3)受效用假象影响而产生惯性。在内卷化样态下，事物表面仍然在发展，但实质上缺乏内涵的丰富和创新，简而言之，内卷化是没有发展与创新的改变，是抵御积极变革的缓冲带。^[6]正如有学者将内卷化引入学科建设分析时所指出的，在学科发展中，与实践需要脱节的学科需求激增，缺乏研究者参与的学科共同体体量扩大，缺乏创新的学科知识不断产生，都是无效资源的叠加，他们无法引发学科真正的“内爆”。^[7]

02

义务教育阶段的内卷化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从限制框架、资源投入，以及效用假象三个方面判定义务教育内卷化产生的原因。

(一)画地为牢的框架：教育与社会的隔离

所谓“画地为牢”，是指义务教育体系内部自我封闭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具体表现为，其一，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都只把眼光盯在学生的学习成绩上，思维的框架被限定在智育围墙之内的狭小空间，把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框定在学业成绩、升学等教育内部指标上，忽略了学生的成长离不开生活与社会的基本前提，学生虽然忙碌，但却被无形的墙与生活相隔离；家长虽然关心子女成长，但由于更多关注子女当下在校园生活中的比较优势从而无限放大学科类学习成绩的价值，而忽略或弱化了子女未来离开校园后走向生活和社会所需要的品格和素养。换句话说，尽管每个家长都知道孩子的品格和素养与人生未来的幸福息息相关，但恰恰因为它们是指向未来的，而绝大多数家长更关注当下，并不能理性地看向未来，所以对当下成绩的关注依然是主导的追求，尤其是当“素质教育”与“学科成绩”产生所谓的冲突的时候，对学科成绩的追求往往“完胜”对素质培育的追求。其次，“画地为牢”还表现为教育中五育之间的相互割裂，五育并非呈现融合关系，而是各育之间对学生学习资源的争夺，在这种争夺中，智育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其余各育在某种程度上被弱化为一种点缀，并没有真正形成五育融合的育人样态。

造成教育画地为牢的客观原因是我国升学压力普遍存在。2021年教育部发布的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主要结果显示，2020年全国小学毕业生1640.32万人，初中招生1632.10万人、毕业生1535.29万人，普通高中招生876.44万人、毕业生786.53万人，^[8]普通本科招生443.12万人^[9]。据此测算，约57.1%的初中生能进入普通高中，约56.3%的普通高中生能入读普通本科，若将测算起点前移至小学，则约有27%的小学生最后能入读普通本科，剩下的近3/4的学生则在升学过程中被分流。面对这种升学压力，首先，教师、家长、学生容易产生焦虑，为缓解这种焦虑会选择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中，即提升学生的学业成绩，于是不少家长为子女报过多学科类校外培训班。相关调查显示，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从小学一年级的21.7%增长至初三的45.9%，而兴趣类校外培训参与率从小学一年级的35.6%降至初三的14%，^[10]这些学科类校外培训班主要以“应试”为导向，不仅占用了学生的休息时间和自主反思的时间，而且减少了学生与家长的亲子时间以及学生与朋辈的交流时间，所有这些都进一步将学生框牢在孤立的学习中，进一步造成了教育与外部环境和社会生活的隔离。

其次，面对升学的压力，教师、家长与学生在对教育的认知中会过分强调博弈，并形成一种自认为有效的博弈策略，即将“德智体美劳”五育全面发展的宏大命题转换为“在‘五课’中取得好成绩”的功利性目标。其一，“五育”被狭隘地理解为思政课、学科类课程、体育课、音乐课、美术课，以及劳动课等五类课程；其二，将全面发展狭隘地理解为考试成绩提升，由于学生学习精力有限，因此聚焦智育或与学科考试、竞赛相关的知识点成为博弈最稳妥的策略，提高高厉害性考试科目的分数成为教育的关键，这使得教育原本丰富的生态遭到破坏，五育被割裂，各种教育活动几乎都被异化成为应试的策略与工具。

(二)教育资源的过度叠加：教育质量无改善，培训市场却无限扩大

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小学生校外学科类培训参与率达33.4%，初中生达到43.7%，每年生均培训支出2000元，^[11]按照教育部公布的2017年小学生在校生人数8946万人以及初中在校生3122万人估算，2017年校外培训市场规模接近870亿元。面对如此巨大的校外培训市场，资本不断涌入学科类培训，在社会资本的推波助澜下，家庭用于校外培训的支出也不断增长。

首先，资本助推学科类培训，让教育呈现出表面的“繁荣”。资本涌入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巨大市场后，各培训机构为扩大自己的市场竞争力选择差异化发展策略，即不断标榜自身特色，刺激家庭消费，具体表现为，其一，校外学科类培训的培训内容不断细化。传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包括语文、数学、英语培训等科目，近年来语文类培训又细分为少儿国学、作文培训、阅读培训等，数学类培训又细分为珠算、速算等，这些学科类培训的内容看似丰富，实则都是对做题速度和技巧的强化训练。例如，在两位数乘法的校外培训中，有的培训机构会介绍超过20种运算的特殊技巧和口诀，并布置能够运用这些小技巧的大量习题，让家长和学生产生“学以致用”的错觉；其二，校外学科类培训的形式日益多样化，由传统的班级授课衍生出“大班授课”“小班授课”“一对一授课”“在线辅导”“一对一在线辅导”等，这些看似丰富的培训形式，其本质都很单调，无非是课堂单声道模式在不同场景下的重复，依然难觅动手实践、创新思维的影踪。显而易见，在资本的作用下，校外培训成为由“精细化的”内容以及“定制化的”形式所构成的丰富矩阵，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表象；但是这些资本的投入并没有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反倒是以“无形的手”推波助澜应试教育，让其在校外蔓延。

其次，家庭对校外培训的投入呈现出边际消费倾向。有研究在控制了个人、家庭和区域特征变量之后，运用Hurdle模型发现，家庭收入每增加一千元，所有家庭都会显著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入，包括学科类培训及兴趣类培训，其中独生子女家庭会显著增加子女学科类培训消费，并且这种边际消费倾向高。^[12]正是因为家庭在校外培训支出上的边际消费倾向，家庭对课外培训始终存有旺盛需求，且消费能力在总体上始终保持一定的潜力。

综上所述，一方面，资本不断投入到校外学科类培训市场，让义务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校外学科类培训市场日益“精细”和“繁华”；另一方面，家庭的教育支出边际消费倾向高，在“双减”政策未出台前，这两股力量可谓“交相辉映”，造成社会资本和家庭教育资源在义务教育中过度叠加投入，导致教育资源在应试教育领域中过于密集，培训内容日益精细化，应试技术日益极端化，学生深陷其中，在“技多不压身”应试技巧训练中，心理越来越濒于焦虑，精神越来越濒于崩溃，应试能力越来越强大，人格成长越来越苍白。

(三)模式化：难以被证实的效用假象形成惯性

首先，难以被证实的教育效果会让家长产生逻辑盲区。以校外学科类培训为例，由于家长并非专业的教育研究者，很难理性观察和分析校外培训效果，由此产生一种逻辑盲区，即只要家长不觉得校外培训会导致子女成绩明显下降，家庭对校外培训的需求就不会下降：如果子女成绩提高，那么家长会更加坚定地让子女参加培训；如果子女成绩依然无起色，甚至退步，那么家长则认为不培训也许更糟糕，因而认定参加校外培训更加有必要，存在“越补越差”和“越差越补”的可能性。有学者通过PSM模型分析了香港中学生数学、科学、阅读三门课程的补习效果发现，参加校外培训对学生的数学成绩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对科学和阅读的成绩没有影响。^[13]这表明校外培训对学生成绩可能存在着一种“效用假象”，即公众普遍认为校外培训对提升学生成绩有效果，但实际上校外培训对于提高学生成绩没有促进作用，甚至会出现副作用。然而，这显然是家长不愿意接受的假说。只要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子女参加校外培训会直接带来明显的成绩下降，家长就还是宁愿相信校外培训效用的存在。

其次，家庭间校外培训投入的巨大差异放大了效用假象。随着教育市场规模扩大，家长可以通过购买教育服务为其子女分配更多教育资源。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消费前25%的家庭平均校外教育培训支出为8824元/年，是家庭消费后25%的近6倍；消费支出前5%的家庭平均校外培训支出为14372元/年，是后5%的约20倍。^[14]校外培训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教育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反倒会让那些投入得少的家庭产生更大的教育焦虑，加上一些诸如“您来，我们培养您孩子；您不来，我们培养您孩子的竞争对手”这类不良广告的推波助澜，家长会更加迷信校外培训的效果。

再次，由于对校外培训缺乏有效监管，课堂教学受到校外培训的冲击而导致质量降低，成为效用假象难以被打破的关键原因。校外学科类培训“提前教学”“超纲教学”“应试训练”“重复学习”，使课堂教学节奏被打乱，正常教学节奏反而让学生不适应，似乎只有在培训机构才能“学到知识”；教师存在校外兼职现象，部分教师在校内课堂上出现“课上不讲，课外讲”的现象；校外培训可以全天候提供教学服务，学生的“学习生物钟”反而被打乱。长此以往，违规的教育培训反倒成为学生离不开的学习“帮手”。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必须正视义务教育的内卷化：(1)智育与其余“四育”割裂的态势不容忽视，教育与生活隔离的情况十分普遍；(2)以强化应试教育为目的的教育资源不断叠加，社会资本推波助澜导致应试教育日益加剧；(3)逻辑盲区、消费差异以及监管缺失导致校外培训的效用假象不断强化。义务教育内卷化驱使家长、学校都把更多的精力耗在内卷竞争的精细化上，忽略了对教育真正有价值的改革创新，导致“五育并举”的理念难以落地。义务教育内卷化的本质是对教育改革的柔性抵制，如果不能有效打破这种内卷状态，教育改革将始终被内卷的惯性所抵制，教育的内涵发展和实质性创新将无从谈起。

03

“双减”政策的“破卷”逻辑与路径

“双减”意见公布于2021年7月，包括八大方面30个要点，主要施策点包括：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以及强化配套治理等，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首要原则。

“双减”政策的特点在于，不仅国家高度重视，提高政策发文规格，由中办、国办联合发文，更重要的是，“双减”意见发布前后多项联动政策密集出台，形成多管齐下、联合发力的“组合拳”。如，在“双减”意见出台前不久，教育部在2021年6月成立了“校外培训机构监管司”，承担面向中小学生(含幼儿园儿童)的校外教育培训管理工作，为执行“双减”政策提供组织保障。“双减”意见出台不到1个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对网络游戏公司向未成年提供游戏服务作出明确规定^[15]。

在义务教育内卷化的状态下，“双减”政策出现在当下教育改革的历史阶段并非偶然，我们有必要在义务教育内卷化视域下分析“双减”政策的深层次施策逻辑，找到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本研究梳理出“双减”政策的三个层次，即行为层次、机制层次及改革层次，并在这三个层次中分析“双减”政策的“破卷”逻辑与路径。

(一)阻止教育资源的过度叠加

“双减”政策施策逻辑的第一层次就是“减”资源，其作用路径是禁止教育资源在义务教育中的某个狭隘领域无限叠加。比如，首先减少学生的非必要作业，减少时间资源的过度叠加投入。“双减”政策要求确保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小学三至六年级、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分别不超过60分钟和90分钟，同时，坚决克服机械、无效作业，杜绝重复性、惩罚性作业。^[16]

其次，禁止校外学科类培训的资本运作，从而减少社会资本以及家庭资源向教育培训领域的叠加投入。“意见”要求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性质由之前允许的营利性机构与非营利性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外资不得控股或参股学科类培训机构等等。^[17]这些要求对不断扩张的学科类培训市场踩下刹车。就在“双减”政策公布之初，教育界曾经的三巨头股价就受到重挫，一天蒸发市值就达1092亿元人民币，其中，好未来暴跌70.47%，高途集团跌63.36%，新东方跌54.22%，三家企业随即剥离学科类培训业务，调整企业发展战略；政策公布不到四个月，作为试点的广州正在营业的校外培训机构数量从1153家减少至677家，数量减少了41.28%。学科类校外培训周课时数由高峰值91万课时下降至19.1万课时，减少了近80%。由此可见，“双减”政策的第一层次推进顺利，打破了内卷的资源叠加，取得了很好的“破卷”效果。

(二)打破效用假象

“双减”政策施策逻辑的第二层次是“建”机制，其作用路径是强化政府、学校、家庭的职责，推动“双减”工作联动机制形成，共同破除义务教育内卷状态下的效用假象。

首先，管控不良广告，破除教育焦虑的舆论震源。出于商业目的制造教育焦虑的广告能够直接引发家长的焦虑，从而使家长失去理性判断的能力，因此，做好广告管控是破除效用假象的首要任务，但仅仅依靠教育部门是无法根除此类广告的。“双减”意见明确了宣传部门、网信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等10多个部门在推进“双减”工作中的职责，为多部门联动奠定了基础。此后，2021年11月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等8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做好校外培训广告管控的通知》，启动管控校外培训广告的专项工作。通知要求，其一，地方相关部门开展专项行动，对校外培训广告进行全面清理，清理存量、杜绝增量；其二，强化广告管控与校外培训机构审批管理以及媒体管理的协同，让不良广告失去载体；其三，进一步健全多部门联合管控机制，发挥社会共治效果，通过引导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加入广告管控工作，开展家访活动、印发宣传资料、制作发布公益广告等多种形式，宣传国家政策要求，宣讲正确的育人观念，缓解家长焦虑情绪。^[18]

其次，为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提供路径，让家长充分参与子女成长，打破认识上的逻辑盲区。在义务教育内卷化中，学生的多样化需求被忽略，在很多家长的视野里，子女除了在校内课堂学习、在课外培训外，再无其他教育性活动输入，所以家长才容易产生子女进步是因为培训，没有进步是因为培训不够的逻辑盲区。为了跳出这个逻辑盲区，需要让家长看到子女因多样化需求被满足后发生的积极变化。因此，家长充分参与子女的成长，学校和社会为学生提供高质量、多元化的课后服务，成为打破家长认知上逻辑盲区的重要手段。家长更加充分地参与子女成长，对子女的成长规律与教育规律更加了然，对子女的积极变化看得更加清晰，才能在子女成长过程中保持定力。同时，高质量的课后服务也能让家长看到学生多元化成长的效果，这也有助于逐渐消除家长对校外培训效果的认知逻辑盲区。“双减”意见要求省级政府出台学校课后服务经费保障办法，确保经费筹措到位；要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在绩效工资中专项设立教师课后服务补助；要求财政部门支持学校聘请校外人员提供课后服务，并支付其劳务费；要求学校将教师参加课后服务的表现作为职称评聘、表彰奖励和绩效工资分配的重要参考。相关措施出台后，资源进入课后服务的渠道将更加畅通。

最后，提升课内教学质量，让学生在课内就学足学好。违背教育规律的校外教育培训从打乱教学节奏、涣散师资队伍、让学生形成不良学习习惯三个方面强烈冲击着校内教学，导致校内教学质量下降，学生在校内课堂上精力不集中，似乎只有在校外培训机构才能找到学习的感觉，这实际上是学校和家长被校外培训机构恶意绑架的效用假象。鉴于此，打破效用假象的关键，一方面在于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要提高学校教育主阵地的教育教学质量。“双减”政策要求“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快缩小城乡、区域、学校间教育水平差距”“提高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比例”。当优质教育资源能够更加均衡地汇聚到千家万户，家长送孩子参加校外培训的需求就会降低；同时，“双减”政策要求“学校开齐开足开好国家规定课程”“不得随意增减课时、提高难度、加快进度”“降低考试压力，改进考试方法”，以此倒逼学校课程改革，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推动学科类教学重回课堂主渠道，学生学习的路径也将逐渐被拉回至零起点教学，通过课堂教学同步实现知识、思维与习惯的多维发展，以充分实现课堂教学的效用价值抵御校外培训的效用假象。

(三)用“融合”观点拓展义务教育实践边界，让教育向远向外发展

“双减”政策施策逻辑的第三层次是“促”改革，它的作用路径是以“双减”为支点推动密切联系社会生活的教育改革在实践中落地，打破义务教育在实践过程中的画地为牢，用“融合”观点拓展义务教育实践边界，促进五育融合、让教育与生活融合，为儿童的人生远景奠基、为校园外的生活能力奠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我国的教育方针，由于存在义务教育“内卷化”对教育改革的软性抵抗，“五育并举”也好、教育要打破围墙的限制与生活融合也好，都难以真正在教育实践中落实。“双减”政策要改变这一现状，首先，需要一个能撬动教育改革的支点，其中，最为重要的支点就是充分发挥教育评价的引导作用，用评价引导“突围”。2020年10月国家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启动破“五唯”教育评价改革，提出改进“中小学校评价”“强化一线学生工作”，以及开展体育、美育、劳育评价等要求，同时还推出了对德育和劳动教育的质量监测，把综合素质评价纳入升学、评优评先等，以此破除智育评价在学生评价中的强势主导地位，让五育在学生成长评价中回归原有的意义和价值秩序，彻底改变五育割裂、与生活隔离的现状，让“五育”在学生成长中体现出融合发展的力量。

其次，要更加强调义务教育向校园外、向生活、向社会的延伸发展。其一，要改变教师的教学理念，跳出在符号世界中论证与思辨的套路，让教学与真实的世界及真实的情景有更多的联系，让学生在解决真实世界真实情景的真实问题中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而非仅仅盘旋在符号世界的“假问题”和抽象习题的演练中提升学生的考试技能。因此，落实“双减”政策不单是“减”，更重要的是要求教育者在教育目标和教学范式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对教学范式进行重构。其二，要不断加强义务教育与生活的联系，借“双减”政策的东风真正设计出“回归生活”的教育，以劳动教育和美育的深入开展为契机，以研学旅行等教育方式为抓手和路径，让学生跳出常规校园生活的局限，真正成为生活中的人，感受真实生活情景对自身成长的意义，同时把知识学习与生活场景之间的意义建构起来，找到知识学习的真实意义。只有这样，才能打破教育与生活的隔离和隔绝，才能让教育突破自身的桎梏并与社会密切相连，才能真正破除教育内卷发生的关键和基本要素，回归教育舒展和内涵发展的健康样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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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教育与经济》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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