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忆先人 | 鲁迅：中国硬骨头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鲁迅被称为“全中国最硬的骨头”。
自从1918年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后，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一生都在为民族与国家的前途忧思奋斗，用文字在时代的浪尖剖析社会的伤口。
时值清明，又恰逢五四运动100周年，让我们通过鲁迅的一段段文字，再次追忆这位文学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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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缅怀 | 鲁迅：唤醒国人建设一个更好的国家】
文 | 潘婷
说来奇怪，在父亲去世前几天，我放学回家的路上，突然感觉有个声音对我说：“你爸爸要死了。”这么多年我一直不明白这个声音究竟来自何方。
1936年的大半年，我们的日子总是在忧喜之中度过。每天我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父亲的房门一般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听一会儿他的鼻息。
父亲的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瓷杯旁边放着香烟、火柴和烟缸，还有象牙烟嘴。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
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装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往往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嘴里有啥末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姑，香烟是你装的吧。”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比什么奖赏都贵重，心里乐滋滋的，饭也吃得更香了。
1936年10月19日早晨，许妈上楼低声说：“弟弟，今朝侬勿要上学堂了。”我才知道，我没有爸爸了。我冲下楼，看到父亲躺在那儿，像以往入睡一样安祥，妈妈流着眼泪搂着我说：“现在侬爸爸没有了，我们两人相依为命。”
——周海婴《我的父亲鲁迅》
鲁迅五十二岁寿辰全家合影（1933年）
01
十年沉默 一朝《呐喊》
1936年10月19日，鲁迅于上海逝世，享年55岁。
人们心中有很多个鲁迅的形象：他为孔乙己和阿Q作传，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性批判家；他幽默、犀利、骂人毫不留情；“骨头最硬”“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的民族魂……
时针拨回1917年，那时候的鲁迅还不属于以上的任何一种。
青年时期的鲁迅
1917年，36岁的周树人只是一位蛰居京城的消沉公务员。那时的他尚未用“鲁迅”这个笔名，甚至从未以白话文进行任何文学创作。
当时，距离周树人回国已经过去了8年。1909年，周树人结束了在日本的7年留学生涯回国，先后在杭州和绍兴的学堂担任教员、学监。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民国成立，蔡元培出任首任教育总长。经挚友许寿裳推荐，蔡元培聘用周树人进入教育部工作。
在南京几个月后，他随教育部迁至北京，此后一直在北京教育部工作十余年。
在北京生活的14年间，他绝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北京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在此地，他度过了人生中最苦闷的一个时期。
鲁迅居住过的绍兴会馆
在当时袁世凯政府的统治下，政治环境残酷。教育部其他同僚为避祸，纷纷公开表现自己沉溺于某一种嗜好，或嫖妓赌博，或古玩书画，以求自我保全。
而此时的周树人不嫖也不赌，就靠抄古碑、读佛经、辑录古书来消磨时光，他的二弟周作人后来回忆起哥哥的这段经历：“人人设法逃避耳目……鲁迅……只好假装玩玩古董。又买不起金石品，便限于纸片，收集些石刻拓片来看。”
鲁迅（右）和周作人
这样的消沉状态从1912年一直持续到1917年。
编剧 《北京日报》编辑 李静：
辛亥革命之后，并没有发生他梦想中国家的巨大进步，他发现权利者上台之后还是像先前一样在做各种退步的、愚民的、保守的政策和行为，包括他们那么反对的孔教、礼教在袁世凯复辟的时候又回来了。
所以，他对当时社会的心情还是很低沉很绝望的，于是就在绍兴会馆抄古碑，做古籍的校订。
周树人消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他自己说过：“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另一面，他自己的生活也颇不如意。在留学日本期间，他曾“弃医从文”，想用思想医治国人的灵魂，然而办杂志、译小说却都不顺利，无人理睬。他发觉自己并非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精神领袖，于是有近10年时间不再从事文学创作。
婚姻也是痛苦的来源，母亲给他包办了和朱安的婚事，可这是一位没受过教育的旧女子，周树人与她无法交流，全无感情可言，在北京也是孤身一人，留下朱安在老家。他将这段无爱的婚姻称作“慈母误进的毒药”。
朱安
1917年，《新青年》由上海迁到了北京，好友钱玄同多次登门邀请周树人为《新青年》供稿，两人之间有了一段关于“铁屋子”的争辩。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呐喊•自序》
1918年，37岁的周树人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在中国杂志《新青年》上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短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
《新青年》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立。
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 黄乔生：
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狂人日记》
也正是发表《狂人日记》时，周树人第一次使用了“鲁迅”这个笔名，它的由来是鲁迅以前留学期间使用过的“迅行”笔名的前一字，再加上母亲鲁瑞的姓氏。
由此，鲁迅诞生了。
1918年5月，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他借狂人之口，愤怒控诉中国绵延数千年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
这篇4700余字的《狂人日记》现在已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
鲁迅在《新青年》共发表小说、诗歌、杂文、译文、通讯等50余篇。特别是其中的5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风波》《故乡》，完全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文学巨匠的地位，对“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鲁迅
02
两株枣树
位于北京阜成门的北京鲁迅博物馆，是在鲁迅居住过的普通小四合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1924到1926年间，鲁迅生活居住于此，院内有他亲手种植的两株丁香。
这是个精巧别致的传统的四合院，黑的屋顶、红的门窗、灰的砖墙，是鲁迅当年亲自设计改建的。清明节前夕，《文化十分》记者到访鲁迅故居时，虽恰逢小院维修施工，但依然挡不住丁香的花香四溢。
鲁迅手植白丁香
丁香的后面便是先生早年的工作室兼卧室——“绿林书屋”，又名“老虎尾巴”。室内有他用过的高座煤油灯，当年的先生就是在这盏灯前写下了《热风》《野草》《坟》《彷徨》《朝花夕拾》《华盖集》等二百余篇作品，先生同样提着这盏灯在昏沉的夜里送走了无数的朋友。
“白色的两棵丁香是1925年鲁迅亲手种的，后边还有他自己种的树，现在也都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黄乔生告诉记者。可惜的是，那两株最出名的枣树在后院邻居家，已经被拆掉了。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离开人间而去，使人们仰面不再看见。
——《野草•秋夜》
1924年9月15日，鲁迅在北京写下了这篇名为《秋夜》的散文诗。当时，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相互勾结实行统治的情况下，中国北方的民主革命处于低潮。
同时，“五四”退潮后新文化战线发生了分裂，而且北京的文化界和教育界又掀起一股复古思潮。面对这些社会的变故和强大的统治势力，鲁迅不免孤寂、彷徨。
鲁迅
“奇怪而高的天空”、“月亮窘得发白”，在那个当下，鲁迅对当局军阀倾轧的无力感和危机感可见一斑。
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 黄乔生：
《秋夜》，他是在描写他后院里的两棵枣树，大家都认为描写两棵枣树这两句话有点重复。
有些同学说，如果在现在的课堂上，中学老师一定会说在语法上是有些不合乎规范的，但是鲁迅先生写出来“一株是枣树，另一株也是枣树”，虽然是重复了，但是实际上表现了鲁迅当时一种苦闷的心情，一种无聊。
03
《藤野先生》
1926年8月底，由于北洋军阀反动政府的迫害，鲁迅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任教。《藤野先生》是鲁迅离开北京后不久写的一篇回忆散文。
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
——《藤野先生》
藤野先生
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 黄乔生：
他又回忆起了在日本的藤野先生，这是很温情的，他还写了更多的篇章回忆起自己的朋友，当然有幽默的地方，还有一些可笑的地方。
他的性格不只有横眉冷对，他常常也是俯首甘为孺子牛，后来他有了孩子以后，对于孩子的关爱，对于妻子的体贴，对于母亲的孝顺，他完全是一个我们生活中认识的一位亲切的大叔。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藤野先生》
在《藤野先生》中，鲁迅嘲笑了那些脑后拖着辫子的清国留学生——他们把头发盘得像“富士山”，而又为了赶时髦，在留学生会馆里笨拙地学跳舞，以致把地板踩得震天响。
鲁迅来日本的时候也留着辫子。对于辫子，他的内心充满了痛恨与屈辱感。他在晚年写的《病后杂谈之余》中说：“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
日本东北大学内的鲁迅塑像
当时日本人，对于中国人的辫子，也极尽嘲笑，称其为“猪尾巴”。在鲁迅看来，这条“猪尾巴”不仅是旧中国野蛮的象征，也是民族屈辱的象征。
鲁迅剪辫子是江南班中的第一个，剪完后，他马上去找好友许寿裳。“这天，他剪去之后，来到我的自修室，脸上微微现着喜悦的表情。我说：‘啊，壁垒一新！’他便用手摸一下自己的头顶，相对一笑。此情此景，历久如新。”许寿裳对此印象深刻。
当时的鲁迅仿佛有了脱胎换骨的轻松，他写了一首《自题小像》送给许寿裳，最后两句便是著名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藤野先生》《故乡》，鲁迅的这两篇文章也被选入了日本的语文课本，和鲁迅有关的内容还被改编为四格漫画，即便在今天的日本，鲁迅仍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图为日本漫画书《内山完造的生涯》里的鲁迅形象。
04
忍看朋辈成新鬼 怒向刀丛觅小诗
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多位知识分子汇聚到上海市虹口区横浜路、多伦路、山阴路一带。
这里是租界时代所谓的“越界筑路”地段，国民党政府和租界巡捕的警力薄弱，从而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人活动地。
多伦路上的塑像
1928年，由鲁迅做担保，柔石等3位青年进步作家也搬到横浜路上的“景云里”居住，和鲁迅成为邻居。对这些晚辈，鲁迅先生亦师亦友，不自觉地流露出长辈的关爱。
渐渐地，鲁迅觉得他们几个年轻的小伙子做饭不方便，就喊他们搭伙在自己家里，跟他一起吃饭。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左联的进步作家们用革命作品反抗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政策、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甚至还走上街头，直接参与同国民党当局的政治斗争。当时的鲁迅已经是上海乃至全中国的名满天下的大作家，因此，左联在成立之初就邀请了鲁迅担任“旗帜人物”。
窦乐安路233号，曾是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所在地，1930年3月2日下午，左联在这里成立。如今，这里是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
1931年1月17日，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这5位左联盟员在东方旅社开会时被捕。
这个消息震动了当时的文艺界，在作家林淡秋1947年《忆柔石》一文中写道：
“审问开始了，一刹那功夫，真正一刹那功夫呀，我简直还没听清楚什么，审问就结束了，判决是‘引渡’（引渡给中国当局，这是‘死刑’的同义语）。十个紧握的拳头一齐举起，五张嘴巴高声嚷起来：‘我们不服判决！’‘我们没有罪！’‘我们抗议！’但立刻被法警们七手八脚拖开去，引渡到公安局去了。”
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杀害的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五位左翼革命作家。
“左联五烈士”去世后，鲁迅对他们的牺牲感到无比悲愤。在得悉噩耗时，他写了悼念文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
事隔多年以后，鲁迅又写下《为了忘却的纪念》《白莽作〈孩儿塔〉序》等文，赞扬“左联五烈士”的为人，肯定了他们的文学成就。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
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为了忘却的记念》
05
“我对青年的感情，是母性的”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句清朝诗人龚自珍的诗句一直影响着鲁迅。
鲁迅说过，“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注：《坟·未有天才之前》）；又曾表示，“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注：《三闲集·〈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
在千万后辈对鲁迅的追思中，“甘作春泥，甘为人梯”这八个字真真切切地描述了鲁迅对青年晚辈的提携之情。
比如，作家萧红。
萧红
萧红与鲁迅初次见面虽然是在1934年11月30日，然而早在中学求学时期（1930年以前），萧红就是鲁迅作品的忠实读者。
1934年6月至11月，萧红跟萧军从哈尔滨旅居青岛。在此期间，萧红完成了她的长篇小说《生死场》。同年10月初，萧红和萧军给他们精神上和文学上的导师鲁迅寄出了第一封信，立即得到了鲁迅的回复。
鲁迅在当年的复信中不仅就创作题材问题回答了他们的询问，而且表示同意在百忙中挤时间审读萧红的《生死场》。
收到这封复信，萧红和萧军俨然变成了两个孩子。他们或者一个人先读，另一人后读；或者一个人朗读，另一人倾听；或者一边漫步，一边吃花生米，一边读着谈着。每读一次，他们似乎都能从信中发现一种新的意义，新的启示，新的激动和振奋。
萧红与萧军
44年后，萧军在重新注释这封信时仍然动情地写道：
“读者可能体会得到，也可能体会不到，我们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处境，那样的思想和心情的状况中而得到了先生的复信，如果形象一点说，就如久久生活于凄风苦雨、阴云漠漠的季节中，忽然从腾腾滚滚的阴云缝隙中间，闪射出一缕金色的阳光，这是希望，这是生命的源泉！又如航行在茫茫无际夜海上的一叶孤舟，既看不到正确的航向，也没有可以安全停泊的地方……鲁迅先生这封信犹如从什么远远的方向照射过来的一线灯塔上的灯光，它使我们辨清了应该前进的航向，也增添了我们继续奋勇向前划行的新的力量！”
鲁迅与二萧初次会见的日期是1934年11月30日下午两点钟，地点在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
这是上海冬季常有的阴暗的日子，但是萧红和萧军的心中却充满了阳光。当鲁迅介绍萧红跟他的夫人许广平相识时，萧红紧握着许广平的手，泪水不知不觉涌出了眼眶。临别时，鲁迅留下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二萧急需的二十元钱。
萧红（左）和鲁迅的妻子许广平（右）
由于他们山穷水尽，身无分文，鲁迅还留下了一些大大小小的银角和铜板，供他们回家乘车之用。萧红接过鲁迅的血汗钱，觉得内心刺痛。
鲁迅于12月6日写信安慰说：“……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元，但因出版界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的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而且这些小事，万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神经衰弱，陷入忧郁了。”
电影《黄金时代》剧照，萧红（汤唯饰）与鲁迅（王志文饰）
萧红曾经当面问鲁迅：“您对青年们的感情，是父性的呢？还是母性的。”鲁迅沉吟片刻，慢慢地说：“我想，我对青年的态度，是‘母性’的吧！”（注：端木蕻良《鲁迅先生和萧红二三事》）
对于萧红的关怀和提携，就是鲁迅挚爱青年、培养青年的一个生动事例。
鲁迅对青年后辈寄予了无限的希望和厚爱，而且虚怀若谷、诲人不倦。正因如此，鲁迅在当时乃至今后的青年中有着无人超越的声望。
萧红（中）拜祭鲁迅之墓
在编剧李静眼中，鲁迅是一个心肠很热的人，也是有着深沉爱意的人：“他说中国人最缺少的就是诚与爱，他写文章不是为了更加让人尊敬，而是有文化的抱负，有对这个社会改变的一个希望。”
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黄乔生也认为，鲁迅在悲观绝望的时候不忘希望：“他一直希望中国改革，他对中国的改革有过很多的说法，提示大家要用什么样的办法、什么样的态度，这就说明他对中国满怀希望。”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可以说是对鲁迅先生这位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者和文学巨匠一生最好的概括。
作为过去一个世纪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深深地影响并开阔了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燃烧的文字，积极的力量，他的思想精髓成为人们永远尊敬与纪念的丰碑。他的精神品格依旧激荡在人们的心头，成为不灭的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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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 | 任永蔚
制片人 | 石岩
主编 | 马戎戎
记者 | 徐小燕
责编 | 桂姝蕾
编辑 | 潘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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