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经济报》专访陈文胜:解读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

陈文胜：把粮食生产力上升为国家战略优势

——《湖南经济报》首席记者文翊专访

基辛格曾经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世界；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求，是人类永远无法离弃的战略产业。有着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如果严重缺粮，即使全世界倾仓而出，也救不了中国。——采访手记

美国学者斯特·Ｒ·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曾经震动了中国和世界。时至今日，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全球粮食价格不断攀升，引发了世界粮食危机。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粮食安全既面临机遇，也面临着挑战。

此次就有关粮食问题采访陈文胜，恰湖南省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之际。陈文胜目前的官方身份是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担任省社科院工会主席、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秘书长。三年前，陈文胜还是一个镇党委书记，长期从事乡村基层工作，见证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粮食生产的一系列变化。陈文胜担任专职研究人员后，通过大量的乡村调查，发现粮食生产能力不断下降已经成为湖南农村的一个普遍问题。陈文胜认为，尽管这次危机有着众多的诱因，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非农产业的高附加值和增长的快速性对后发国家和地区来说，具有难以抵御的诱惑力，而农业的战略位置最容易被人忽视。

陈文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阐述的主要观点是：面对国内外粮食安全形势的新变化，只有把仅仅满足于国内需求的“口粮农业”上升为服务于国家全球竞争的战略产业，实行高财政补贴政策以支撑强大的粮食生产能力，从而将强有力的粮食生产能力转化为强有力的国际市场竞争优势，才能真正掌握中国粮食安全的主动权。

持续的粮食生产力就是世界经济战争中的“核武器”

记者：陈秘书长，你好，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刚刚召开，会议强调了要确保我省粮食播种面积，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本报在近期策划了有关粮食问题的报道选题，首先请你谈一下世界粮食格局和粮食战略问题。

陈文胜：好的。据有关资料分析，在世界粮食总产量上，美国、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居垄断地位；仅美国目前的小麦、玉米、大豆产量即占全球产量的40%左右，其中小麦高达60%，玉米出口量则占全球出口量的70%。

美国为什么在农业连年丰收粮食大量剩余的情况下，也要用巨额的财政补贴“亏本”地生产廉价的粮食来出口，同时还用巨额的财政补贴维持着大面积的休耕土地？其战略目的与核武器无法使用也要大规模发展的目的并无二致。从战略的高度来说，持续的粮食生产力就是世界经济战争中的“核武器”发展能力，拥有了世界粮食市场的垄断地位，就拥有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主导权。因为制造粮荒所具有的更广泛的生物杀伤力，是制造任何武器所无法比拟的。为了取得在世界粮食市场竞争中的垄断地位，少数农业发达国家实施高粮食生产扩张能力的发展战略，其中美国就控制了当今世界粮食市场的供需总量；只要确保了粮食高生产的扩张能力，通过减少或增加粮食出口量就主导了世界粮食市场的走向。

历史上美国就发起过好几次粮食战争，如在冷战时期，粮食就曾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应对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阵营的政治武器，实现了核武器所难以达到的战略目的。粮食武器还可以打击、改变进而控制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体系，让其只能仰赖粮食援助或粮食的供给，形成无法改变的经济依赖与政治依附关系。

记者：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也是农业大国。那么，中国的粮食情况如何？

陈文胜：目前中国基本上解决了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局部地方甚至出现了“卖粮难”的现象，因而被不少人认为是供大于求，粮食生产过剩。实际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粮食人均占有量很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产品过剩。从近四年的情况看，尽管粮食连年增产，但至今没有达到1998年粮食总产量10246亿斤的历史最高水平，而且粮食生产增长速度不断减缓，2007年增幅比2006年下降2.3个百分点。

个别大宗农产品的生产甚至全面萎缩，如大豆有史以来就是主产国，而入世后美国高财政补贴的廉价大豆如同洪水一般冲进国门，国内几千年形成的大豆生产体系全面崩溃，变成了排在世界第二位的大豆进口大国。2008年中国将消费掉4900万吨大豆，其中进口大豆3400万吨，占大豆总消费量的70%。从严格定义上讲，30%的大豆自给率就已经对我国粮食安全敲响了警钟。

近十几年来，由于袁隆平等农业科学家们的伟大贡献，中国的粮食亩产量有了大幅度提高，但粮食综合生产力却在下降。尽管国家决策层面对农业生产非常重视，对抓粮食生产三令五申，但到农民这一层面的中国农业成为了“口粮农业”，粮食大国成为了旁观世界粮食市场战略利益的“口粮大国”。

挑战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主要因素

记者：以你的观察分析，你认为那些因素制约了粮食生产能力？

陈文胜：至少可以从七个方面形成对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挑战。一是绝对耕地面积不断萎缩。1996到2006年10年间，总共减少了耕地1.24亿亩，相当于减少了一个内蒙古自治区的耕地面积。从长远看，耕地减少的势头不可逆转，中央划定的18亿亩耕地红线很快就可能被突破；到2020年，中国耕地缺口将达到1亿亩以上。比如我调查的中部某省，在2001年上报的耕地面积为3800多万亩，而2007年上报耕地面积竟达5700多万亩；2006年全省有765万亩耕地退耕还林，加上公路和铁路、城镇建设用地，耕地面积本来是不断下降了，而上报却反而增加了。由于发布的耕地面积要大于实际的耕地面积，问题的严重性远远没有引起决策层面应有的高度重视。

记者：是啊，这些公开发布的数据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那么，实际播种面积是否也在减少呢？

陈文胜：这是第二个方面，很多地方发布的种植面积要远远大于农民实际的种植面积。譬如我省醴陵市，上报种植面积40多万亩，而实际只有十多万亩。浏阳市是全国商品粮生产重点县(市)之一，粮食面积和产量一直居湖南省前列，但据浏阳市农业局2006年对全市粮食生产状况的一次摸底调查显示，全市水稻种植面积已从1998年的143.9万亩下滑到了2006年的99.6万亩。还有双季稻改单季稻、改种非粮作物、“季节性抛荒”现象，使不少主产粮区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均呈现大幅下降趋势。

记者：前面两个问题很突出啊，那么还有哪五个方面呢？

陈文胜：还有诸如，单位面积产量日益下降、科技支撑能力严重不足、水利基础设施十分脆弱、农民“断代”现象普遍出现、农民种粮积极性难以提高，等等共七个方面。其中，由于受到水利基础设施功能发挥极不正常的影响，农田产出效益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受到极大的制约。基础设施运行严重“透支”，投入普遍“欠账”， 地下水灌溉抽取过度。

再看农民“断代”现象，从长远来看，农村劳动力转移呈明显增加和加快的趋势。有文化、懂科技、会经营的农民急剧转移，原来说农村有些地方基本上是由妇女儿童老人组成的386199部队，现在呢，“38”也大量转移了，只剩下“6199”了。而80后、90后出生的农民新生代，绝大多数不喜欢农业。他们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却不会种田也不想种田，不是文盲却是“农盲”。

实行高财政补贴政策以支撑强大的粮食生产能力

记者：伴随世界金融危机的同时，很多人关注世界粮食危机。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中国躲过了当前的世界粮食危机？

陈文胜：是中国农民的粮食安全意识：口粮农业。农民明明白白地知道不赚钱甚至亏本也要种粮，以保障自己家庭的食品安全，并保持着不可改变的传统饮食习惯，避免来自市场对饮食品种的左右。2007年是我国对农业补贴力度最大的一年，种粮农民平均每亩地也才只得到人民币27元的补贴；而美国每位农民现在每年可获得的补贴上限高达36万美元，英、法等国的农民每年可获得5000美元的直接补贴，每位农民每年可获得补贴的上限为30万美元。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力度相比，我们是在放手让那些仅能维持自身生存的中国农民与与对农产品给予高补贴的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财政部进行一场不对等的竞争，长此下去，势必将迫使中国的农民加快放弃种粮的步伐。

记者：粮食是基础性公共产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什么要农民牺牲利益来独自承担粮食安全的国家战略责任？

陈文胜：是不能让农民承受如此难以承受之重了。粮食生产绝非是能带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战略产业，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却决定着中国全球战略的重要位置。目前我们面临着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粮食市场的被动局面，要么让他们以很低的成本把我国的粮食体系逐渐蚕食直至全部摧毁，要么就要敢于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财政部打一场“粮食战争”：即实行高财政补贴政策以支撑强大的粮食生产能力，形成低成本生产优势，直接降低农产品的价格，建立起支撑着国家重大安全的战略产业，从而上升为具有综合国际竞争力的战略优势。

记者：作为战略产业考虑，政府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推动力从哪些方面创新呢？

陈文胜：政府对粮食生产的推动力在新的形势下迫切需要进行创新。比如，加大对农田基本建设的法定投入，确保粮食的基本生产能力；优化组合粮食生产补贴的长效政策，确保粮食的市场竞争能力；构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替代机制，确保粮食生产方式的更新能力。另外，建立专业化的农民队伍，创新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加快土地流转制度的建立。

说到这里，我认为，要制定农民种粮的进入和退出机制。真正能返乡种田并能在农业获得较大比较效益的只能是新型的有技术、有资金的农民，让有技术、有资金、想种田的人有田种，让不想种田的人从农村土地中“退”出来。实行农村全民养老保险，让到了退休年龄的农民退出承包地，以有利于逐步扩大土地经营规模。

记者：如何使农民种田从被动变为主动？

陈文胜：对于粮食生产，仅仅依靠政府的政策动力毕竟有限，关键是要使用市场手段激活其从事生产的原动力，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将“政府要粮和农民发财”统一起来，形成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长效机制。今天的农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劳动力，而是在市场经济中进行公平竞争以实现自己合理价值的劳动力商品。今天的农民追求的早已不是满足于解决温饱问题，更多的是如何发家致富的问题。如果种粮无利可图，甚至种得越多亏损就越大，再蠢的人也不会去种了。同时，一样的投入除了公平合理的收入预期以外，还有公平合理的发展预期，如果其他的投入收益远远超出种粮的收益，农民就无法有继续种粮的打算。

记者：从市场角度来看，如何发挥价格信号对资源配置的诱导作用，完善粮食最低保护价的定价机制？

陈文胜：粮食生产的原动力就是市场机制，价格信号是政府与市场对接的有效途径。对粮食生产者而言，没有比价格信号更直接激活其从事生产的原动力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农民的收益主要依靠政府补贴，而我国因农民数量庞大造成财力相对明显不足，无法像欧美那样大规模补贴农民。所以，种粮收益应主要依靠粮价，粮价才是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根本。过去计划经济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如果采取强硬措施管制价格，人为地抑制市场内在的平衡机制，不仅会扭曲市场信号的正常传递，使价格信号不能正常发挥对资源配置的诱导作用；更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恶性循环的开始，必然加剧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并持续更长时间，引发供给短缺和黑市交易，到时候“恢复性上涨”就会变为“报复性上涨”。因此，政府应该更多地依靠市场进行自动调节，即使是粮食的最低保护价，也必须遵循市场规律进行确定。

记者：粮食最低保护价按照什么样的原则确定，才能发挥价格信号对资源配置的诱导作用？

陈文胜：粮食最低保护价的确定，应该取决于社会劳动力的平均价格、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及其上涨的幅度、技术和资金投入所取得社会平均利润及其通货膨胀的幅度等市场因素。目前的粮食最低保护价，关键是未能反映市场价格因素的动态变化。例如现在我国进入了劳动力价格上升的阶段，农村工价持续上涨对粮食价格的影响长期以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粮食价格无疑会紧跟劳动力价格、农资价格等整个物价的上涨而相应上涨。政府需要应对的是补贴低收入群体，却没必要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给高中收入者额外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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