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劳动模范”池幼章自传 | 第七章:小说上了中央台,还是不准当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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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小说,当老师,生产皮鞋,做汽配……他不管干什么都能干出自己的特色;
实事求是,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厚德载福……他的人生格言里深藏着跌宕起伏的人生;
他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他是市场经济的积极探索者,他是曾经跌入深渊仍然仰望星空的人;
年近七旬时,转型升级再出发;如今,他的企业是吉利控股集团的核心供应商;
在台州企业界,他是“教父级”人物;他被“汽车英雄”李书福尊称为老师,被德国《法兰克福报》誉为中国当代杰出企业管理者;
他叫池幼章,1936年出生,现任浙江利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仍活跃于一线。
在1月28日发布其自传开篇的基础上,我们将持续发布,欢迎各位宗亲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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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幼章宗亲近照
“全国劳动模范”池幼章自传(七)
七、小说上了中央台,还是不准当作家
作者:池幼章
一离开心有余悸的劳教所,就想到母亲,毕竟在童年时母子曾相依为命,孰料后来竟成母子同命!母亲比我早解脱,并且建立了新的家。初获解脱的我,黄岩已无家可归,到哪里去安身立命呢?还是先去杭州母亲家,见一见久别的母亲吧!母亲见我解除了劳教重获自由,欣喜异常,待我热情、细致、周到得令人感动。她非常担心我只身一人,今后的生活怎么办?在黄岩的亲人只有一个老外婆了,风烛残年,还能照料我的生活吗?母亲有让我在杭州安家的意思,我想杭州总是异乡,没有根底的,怎能安身?不如回黄岩老家,池家还有几间房子,尚可遮风避雨。同时我对母亲的新家总觉得隔隔不入,在感情上无法接受。所以住了两天,最后还是告别了涕泪纵横的老母,打回老家去。
母亲也许是为了能把我留在杭州,也许是为我二十七岁了还未成家而着急,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这女孩是杭州人,与我年龄相仿,长得十分可爱喜人,是母亲的“难友”——劳改期满留场就业的,相见后倒还有共同语言。我当时前途未卜,心情不定,对她既喜欢又不喜欢,犹豫不决。她却十分热情,临别时送我一大包糖果点心(当时是要用粮票买的)。后来终因相处时间太短,又远隔两地,没有进一步发展,不了了之了。
回到黄岩后,依照母亲的意见住在老外婆家。此时外公早已过世,祖孙两人,形影相吊,相依为命,终日相对流泪。老外婆常叹:“母子两代都坐班房劳改,是什么缘故啊!前世作了什么孽?”我又有什么话可以安慰她呢?我原来是居民户口的,于是向派出所及当地居委会报到,转好户粮关系。由于我的档案中劳教所作的鉴定很好,表扬肯定的多,年纪又轻,公安部门执行“给出路”政策,为我安排工作,因是农校毕业的,照顾特长,安排到九峰公园去上班,属于园林管理处,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了。我从劳教所带回几百元钱,这是五年来按劳计酬所得的工资,在当时已经相当可观,有了这一点底子,想再等一等,选择一个理想的工作。我考虑再三,觉得九峰公园生活圈子太小,无法体验生活,对我搞创作没什么帮助,最后还是婉言谢绝,提出愿意到五洞桥大队参加农业劳动的要求。当时好多人都说我是傻瓜,养老院似的九峰公园不去,倒愿意去种田受苦。我为什么会这样傻呢?这是“可与智者言而不可与俗人道”的,因为我当时还一心想要扎根农村深入体验生活,写出好作品来,以前是身不由己,没有办法,如今终于获得自由了,可以实现自己的作家梦了,此时大有不成作家死不休的英雄气概。
我是居民户口不是农业户口,要到生产队去当农民也并非易事,不是想当就能当得成的。好在五洞桥大队的社员大多住在桥上街,原是左邻右舍,对我知根知底的。大队书记陶仙宝又十分开明,认为我有知识有文化,能说会写的,生产队很需要这样的人,何况到农村劳动,已是下放到底了,管他有没有帽子,就很爽快的接收了我这“居民”。到生产队后分配在砖窑劳动,当时五洞桥大队烧的砖供城乡需要,常常供不应求,是一笔很可观的付业收入。烧窑工分高,挣得多,社员想进还进不去,算是照顾我的最好的安排。
负责砖窑的何勤德,原是我外公家的长工,一见到我就很亲切,待我很好。第一天上工,我挑了一担砖坯上窑,足足有一百六十斤。何勤德看了大吃一惊,说:“你这个白面书生哪有这么大力气?”我说:“劳动锻炼出来的。”他十分同情我,认为在窑上劳动太苦太累,又发挥不了我的特长,建议陶书记安排我去晒谷、记帐,这比重体力劳动当然轻松多了。书记认为记账是重要工作,直接影响社员利益的,经常有社员为此闹纠纷,需要一个公正而有能力的人来干,也就同意了何勤德的建议,于是我在劳动之余,记账成了头等重要任务。我的账做得清楚正确,大公无私,社员都很放心,大家很高兴,和我这个“新社员”相处得十分融洽。这时我还是个还戴着“右派反革命”帽子的“五类分子”,受群众管制的,但大多数社员不管这一些,对我并不另眼相看,他们认为是我命不好,处境可怜,孤身一人生活不易,同情谅解的居多。看来回老家当社员这条路还是选对了。
生产队的劳动虽然也很苦,但比劳教所的强迫劳动那是霄壤之别,至少没有那令人窒息的政治压力,相对来说要愉快得多了。晚上乘凉的时候,就给社员和孩子们讲笑话,讲故事,他们听得入迷,讲了一个还要“再讲一个”,颇有一点“执牛尾而歌入阙”的“葛天氏之乐”。与社员们打成一片,没有阶级斗争,只有欢声笑语,其乐也融融。
这一年的五、六月份,我搬回了池家祖屋,这样出工方便一些。每天清早起来读古文,早饭是白开水泡冷饭,一根油条醮豆板酱,三划两咽,赶时间去出工。中晚餐或是天露丝(丝瓜)绿豆面在锅里煮,上面蒸稞麦糕,或是在“红泥小火炉”上烧点饭,蒸一点腌菜,就这么对付着打发清苦的日子,反正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晚上则发疯似的看各种世界文学名著,常至深夜。由于年轻,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只一年时间就学会了削橘园、壅橘(施肥)、插秧、摸田等所有农活。社员们在背后议论说:“你看,那个小姐不会烧饭,那个相公不会担担?幼章这个相公不是什么都学会了吗?”他们称赞我成了多面手,全能劳力,于是我才觉得终于与广大农民群众真正的打成了一片。
一当生活稍有头绪,转入正常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写小说,一门心思地写小说。一边劳动一边体验生活一边构思,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到八月份写成了两篇小说:《老秀才的故事》和《拉粪车的人》。我想用自己的名字恐怕不行了,取个笔名吧!因为一向非常崇拜杰克·伦敦和契诃夫,所以从他们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组成一个中国式的名字:敦夫。联系人也不敢写自己,写了表弟方德庆——大娘舅著名书法家方刚之子。我把这两篇小说投寄《浙江日报》副刊,不到一个月,《老秀才的故事》发表了。熄火了这么长时间,第一炮打响,高兴得不得了。我想只要这样接二连三地有作品发表出来,作家之梦定能成真。
谁知残酷的现实又一次打破了我的美梦。初冬的一天,我刚从田垟回来,还挑着一担稻草,在大队办公室门口碰到两个自称从杭州来的陌生人,一听说是杭州来的,我就心有所动:不是母亲那边有事就是我投稿的事。他们向我打听:“方德庆住在哪里?”一听找方德庆我就知道一定是投稿的事了,就急着追问:“找方德庆做什么?”他们说自己是《浙江日报》社来的,方德庆已经有《老秀才的故事》在我们那里发表了,接着《拉粪车的人》很快也要发表,特地来与作者见个面,谈一谈。我一听既高兴又吃惊,他们显然是来调查作者情况的,如果发现我冒名顶替,又将大祸临头。于是请他们进大队办公室,我把自己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向他们作了说明。谁知刚才还是和颜悦色、眉开眼笑的,一知事情真相,立即冷脸相对,批评我身为右派反革命,不该冒名顶替,欺骗组织,在党报上发表文章,这将会产生恶劣的影响。他们回去以后,我的那篇即将发表的《拉粪车的人》很快就给打了回来。事后才知道浙报来的两人中一个是《浙江日报》黄岩记者站的葛增生。理智地说,这两位同志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对我的态度还算是不错的。
我为此事懊丧了好几天,为什么?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我写的小说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省级党报还能发表吗?古人还知道“不以人废言,不以言废人”的道理,政治垄断,思想垄断,连文艺也要垄断,“一元化”到如此,怎不令人伤心?
然而我的作家梦不是这么轻易能粉碎的,想当作家心坚如铁,狂风暴雨不动摇。司马迁不是受了腐刑还坚持不懈地写下去,终于完成了伟大的《史记》?我虽是无名小卒,但此心相同,“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从苦寒来”,我不甘心,绝对不会就此放下我的笔,我不屈不挠,一定还要再写下去,东边不亮西边亮,国家之大,不是只有一个《浙江日报》。于是根据参加生产队劳动的生活体验,我又写出了《石俊力战难碰毛》,歌颂一位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敢于与坏人坏事斗争的生产队长,自觉生活气息很浓,很有现实意义。这次如寄《浙江日报》,一定又要打回,寄到《东海》杂志去试一试吧。不料很快就收到回信,当然还是寄给我的表弟方德庆的。编辑部来信说:“这篇小说写得很好,我们很快就要发表。希望你不断地向我们赐寄反映农村生活的鲜活的富有泥土气息的好作品。”这位不知名的编辑,毛笔字写得极好,我至今还在怀念他。这有如给我注了一剂强心针,信心倍增,觉得胜利在向我招手,只要坚持不懈地写下去,一定能成功。
然而事情往往并不这么简单,我又太天真了。几乎在我收到回信的同时,五洞桥大队党支部也接到一封信,是《东海》编辑部专为调查作者政治面目的,当然查的是方德庆。大队会计牟象春十分同情的对我说:“你又有一篇小说要发表了,可惜要调查你的政治情况,怎么办呢?”她明知如实汇报,那我的小说就不能发表了;不如实汇报,万一调查起来责任负不起,左右为难。我想了一下,忽然心生一计,就建议:拖一段时间再写回信。她想想这样也好,就拖了下来。因为编辑部的信上说“很快就要发表”,我每天都注意看《浙江日报》,大约半个月后,终于看到《浙江日报》上登着近期《东海》的目录,其中就有我这篇小说。我很高兴地告诉会计牟象春:目录也发出来了,回信好寄了!牟象春也很高兴,说:“这办法好,这样,你的小说也发表了,我的任务也完成了。”我们相互会心地一笑。
《石俊力战难碰毛》终于发表了,这是巧妙地利用时间差,好不容易从夹缝中溜过来的,正是皇天不负有心人。这更大地刺激了我的创作积极性,认定自己是有能力写好小说的,定要“语不惊人死不休”!
1964年4月中旬,突然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信,当然也是寄给方德庆的。告知:发表在《东海》上的小说《石俊力战难碰毛》,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选中,将于五月一号九时正在中央台全文播出。我欣喜若狂,庆幸自己的作品能上中央台,这说明我的作品已达国家级水平。当然很想亲耳听一听,但是没有收音机,又不敢去买一只,当时不是常有人因为有收音机而犯收听敌台之罪吗?何况我这个反革命,买收音机就为收听敌台,岂不“名正言顺”?有水也洗不清。但想亲耳一听的欲望非常强烈,突然灵机一动,何不到黄岩广播站去一试?
五月一日八时,怀着忐忑之心只身前往黄岩广播站,不料受到编辑王福来同志的接待。我先将自己的身份坦言相告,再说九时正中央台将全文播出我写的小说,我没有收音机,希望广播站能提供方便,让我收听。如实在不行,只有遗憾,麻烦打扰。不料王福来同志非常厚道,坦诚地说:“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既然中央台都播了,我为什么不开起来让你听?”他当即起身为我打开收音机,调好音,拉过椅子让我坐下来听。我怀着非常感激的心情,一个人坐着静静地自始至终听得清清楚楚的。这是我有生以来听得最清晰的一次播音,至令仍响在耳边。同时对王福来同志宽厚诚恳的长者态度,一直放在心里深表谢意。
我的小说虽然上了中央台,可还是不准当作家,因为政治原因,写得再好也不让发表。然而我当作家的心,永远不死!
我三十岁了,还是“孤家寡人“,热心的邻居给我介绍一位赵小姐,她是桥上街副食品商店的经理。这位地主的女儿,虽然长得不美,但颇有知识,更兼十分有情趣,对我一见钟情,交谈起来一见如故很有共同语言,正是相识恨晚。最可贵的是她明明知道我戴着这样的政治帽子,是被打入另册的人,不但不嫌弃,还十分同情谅解,甚至为我不平,认为世道不公。我们在一条街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一来二往,双方都动了真情。她知道我爱喝牛奶,每天晚上都给我送一瓶牛奶,我这孤寂的心,得到莫大的安慰。她知道我一个人生活,三餐都随便什么吃点了算,常常给我送糕饼点心,当时都要用粮票买的,正是难为她。看我们情投意合,相处得越来越好,他的父亲——一位地主分子,却坚决反对,他提出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地主囡嫁反革命,黑加黑,生了小人都是黑的!你俩这一辈子怎么了局?
又是政治,这残酷的现实,又一次斩断了可能幸福的姻缘。两度创伤,令人欲哭无泪!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更忘不了对叶春妹的思恋,不断地想起那些甜蜜的时光,走在街上看见前面有一个很像春妹的背影,都要紧走几步赶上去看一看,心想:也许会发生奇迹,说不定能够看见她,然而总是次次落空。渴望见一面而终不可得,徒增孤灯下的悲愁。
这个机会终于意外地来临了,一九六三年年底那个寒冷的冬天,黄岩电影院正在热映《红楼梦》,上座率极高,竟至一票难求。我从小喜爱越剧,《红楼梦》当然是不能不看的,好不容易买到夜里第二场的票子,看完后已是将近午夜了,散场出来,外面大雪纷飞,我没有带伞,踌躇中突然看见叶春妹和她母亲打着一把阳伞从我面前走过。这是真真切切的,可不是梦,顿时爱恨交织,有口难言。我不敢上去和她打招呼,倒不是怕她不搭理,而是我已经这样了,不想再伤害她,毕竟我们曾是深深相爱着的。然而这朝思暮想千载难逢的机会,又怎能轻易放过,于是在电影院广场边上,目送她母女二人慢慢地远去,直至“孤帆远影碧空尽”,自己变成了雪人而毫不知觉。这样的相见真是太惨了,搅得我几夜不能入睡。
我的小姑,就是那位与我爷爷相依为命的饥饿中长大的小姑,她叫池美顺,对我这孤儿怜爱有加,知我在感情上又一次受到挫折,千方百计要为我找一个合适的对象,不知有什么神通,终于竟找到一位温州农学院的学生。为了迎接她的到来,小姑为我打扫房间,跪在地上擦地板,横看直看,直到满意了为止。我就在这面目一新的单身汉的蜗居里接待了这位姑娘。交谈之后,才知她是贫下中农出身,是“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动力,我就有点望而生畏了,革命与反革命可是敌对的营垒,一对阶级敌人组成的家庭,岂不要把阶级斗争引入家庭生活?这日子怎么过呢?她倒十分坦率健谈,当场明确表态:不计较政治条件,而且还十分同情我的遭遇;爱我的才华,相信将来总有出头之日;家里有这么些房产,生活不会困难的等等。面对这位直爽大方的知识女性,不禁又想起叶春妹,吸取叶春妹变故的教训,我再也不敢找知识女性了。知识女性考虑的问题复杂,一当组织出面干涉起来,有这么深的感情都分手了,何况你我。最终,不顾小姑的失望,还是婉言谢绝了。这一次并没有引起感情的波澜。
后来,邻居又给我介绍了我现在的妻子王菊芬,一位勤劳而纯朴的少女,明知我戴着帽子也不嫌弃,我们很快就订婚了。可是订婚以后,我反复思考:文化差距太大,会不会有共同语言?反而颇有点犹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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