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的“民心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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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的“民心相通”
论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的“民心相通”
摘 要
zhaiyao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五通”之一，旨在通过民间交往与文化交流，加强中国与沿线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往来，深化了解，增进友谊，促进文明对话，夯实“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基础和民意基础。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的“民心相通”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而且具有强大的现实动力，“一带一路”建设为双方的“民心相通”带来了新的机遇，赋予了新的内涵，提出了新要求。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民心相通”的现状还存在不少问题，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实际需要还有较大差距。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的“民心相通”，深化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对话、交流与互鉴，是一项宏大而系统的文明交往工程，需要深入研究，总结经验，继承传统，开拓创新，确立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人文交往方略。
国之交在民相亲。“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中要着力实现的“五通”之一，旨在通过民间交往与文化交流，加强中国与沿线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往来，深化相互了解，增进传统友谊，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与互鉴，进而夯实“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基础和民意基础。伊斯兰国家是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对象，包括22个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伊斯兰合作组织现有57个成员国，不少伊斯兰国家都是“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倡议也是在伊斯兰国家。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总人口几乎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彼此间的“民心相通”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无疑具有重大影响。2016年1月19日至23日，习近平主席成功出访沙特阿拉伯王国、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这三国都是伊斯兰世界颇具影响的大国，也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的战略支点国家。访问期间，习主席还在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分别访问了伊斯兰合作组织总部和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并在阿盟总部发表演讲。习主席在利雅得会见“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伊亚德时又指出：“中国和伊斯兰国家有着天然、传统的友好关系，中国永远是伊斯兰国家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伊斯兰合作组织是伊斯兰国家团结的象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作用独特，为促进伊斯兰国家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中方和伊斯兰合作组织开展友好交往四十多年来，确立了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不同社会制度的相处之道。中方欢迎伊斯兰合作组织发挥桥梁作用，为中国同伊斯兰国家关系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主席在2016年伊始的中东三国之行，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中国外交的开局之作，战略意蕴深厚，现实意义重大，不仅进一步提升和强化了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的政治互信，而且开启了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对话交流、交往互鉴的新旅程，为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的“民心相通”发挥了显著的战略引领作用。早在2014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就曾指出：“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因为丝绸之路相知相交，我们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中阿共建‘一带一路’，应该依托并增进中阿传统友谊。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关键基础。”
一、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民心相通”的历史基础
“求知吧，即使远在中国！”千百年来，这句据传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在伊斯兰世界可谓家喻户晓，就连奥斯曼帝国首座都城——土耳其布尔萨皇家清真寺内的穹顶上也以优美的阿拉伯文书法书写着这句古训。长期以来，这句阿拉伯古训，使中国在伊斯兰世界广大民众心目中一直成为知识之源和礼仪之邦的代名词，令他们对中国满怀敬慕，心向往之。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这句古训激励伊斯兰世界的无数人梯山航海，沿着陆、海丝绸之路，络绎不绝地远游中国，许多人甚至在中国流连忘返，久居不归。这句古训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与伊斯兰国家文明交往的历史进程，堪称世界文明交往史上的佳话。
中国与阿拉伯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西汉张骞及东汉班固、甘英数度出使西域，曾到过今天中亚、西亚的某些地区。自张骞“凿空西域”后，丝绸之路渐趋畅通繁荣，中国史籍曾这样记述当时丝绸之路上人员往来、贸易流通的盛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日；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唐朝时，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相互交往日趋密切，官方、民间往来持续不断，伊斯兰教也随之传入中国。唐与大食（阿拉伯）是当时世界范围内文明高度发达的两大帝国。“大食在西域为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双方交流十分频繁，据中国史籍记载，自唐永徽二年（651年）至贞元十四年（798年）的百余年间，大食向唐遣使多达40次。唐朝中后期，大量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使节、士卒、工匠等不断来华，许多人以“蕃客”身份定居中国，在广州、泉州等都市形成“蕃坊”，进而开始学习中国文化，逐渐融入中国社会。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大食国人”李彦异还考取了进士，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唐时来华的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在其《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记述，当时仅在广州的阿拉伯等外籍人就多达十余万人。
宋、元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和人员流动空前频繁和密集。包括商人、士兵、工匠、学者等各类人员在内的大批中亚、西亚穆斯林纷纷来华，或经商，或从军，或定居。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中专列《大食诸国》一卷，介绍了阿拉伯地区的情况。元代航海家汪大渊两度远涉重洋（1330－1334年，1337－1339年），穿行阿拉伯海和红海，远至今日索马里、摩洛哥等地，并撰有《岛夷志略》一书，记述了当时阿拉伯地区的风物形胜，称“天堂”国（麦加）地多旷漠，“气候暖，风俗好善”。稍晚于汪大渊，阿拉伯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到访中国（1347－1348年），并游历多地，还在其《伊本·白图泰游记》中对中国的民情风物作了详细记述，盛赞中国人的慷慨、勤劳与智慧。明、清以降，汉、唐、宋、元历代王朝长期奉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渐趋萎缩，中国与中亚、西亚地区的交往日趋衰微，只是明初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颇堪称道。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间，著名航海家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次远渡重洋，遍访海陆丝绸之路沿线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今天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阿曼、伊朗、沙特阿拉伯、也门、索马里、埃及等诸多伊斯兰国家。明朝中后期直至清朝时期，封建王朝推行“不务远略”的海禁政策，闭关自守，加之欧洲殖民主义列强大举入侵东方，致使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交往日颓，以致到“16世纪中叶后，中国商船几乎绝迹于马六甲海峡以西，中阿之间的友好交往受到严重阻碍”。然而，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间的交往并未驻足，明末清初，王岱舆、刘智、马注等一批中国穆斯林学者著书立说，致力于推动两大文明的沟通与交融，将儒家学说与伊斯兰哲学融会贯通，构建出“回儒一体”的思想体系，提出了“圣人之道，东西同，古今一”，“天方之经，大同孔孟之旨”等思想主张，强调“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皆为“至中至正，不偏不倚”的中正和平之道，从而将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交往互鉴引向哲学领域的深层思考。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巨变，中外文化交流蔚然成风，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的人文交往也日渐复苏。不少中国穆斯林学者多次深入伊斯兰国家考察、访学，并向伊斯兰世界介绍中国文化，宣传中国的抗战事业。例如，1937年上海沦陷后，达浦生先生毅然自费前赴埃及、沙特阿拉伯等伊斯兰国家宣传抗战，揭露日本侵华罪行，历时8个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刊出专文报道了达先生的爱国之举。中国穆斯林学者还曾组成“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于1938年1月远赴东南亚及中东多个伊斯兰国家宣传抗日，取得显著成效，出访者称，“本团使命，在以国民外交之方式，向近东回教各国宣传我抗战之意义，联络各国回教民族之感情，每至一处，深蒙当地朝野回教人士热烈同情，收效之钷，多非始料所及”。同一时期，马坚等一批青年学子赴埃及留学，期间积极向阿拉伯国家介绍中国文化，宣传中国抗战。马坚先生还将《论语》译为阿拉伯语并在埃及出版，使这部中华文化名著第一次为阿拉伯读者所了解。对于中国留学生沟通中阿文化的努力，知名学者孙绳武先生评价说：“我国赴近东的学生，在出国以前，学术上都已有相当的根底，所以到了埃及等地，一方面努力吸收新的阿拉伯文化，另一方面也尽量把我国的文化介绍给当地人。他们时常作关于中国文化的讲演和著述，各报竞相登录转载，因此流传很广。在埃及不但回教（回族穆斯林）学者对中国文化极表重视，因为它有许多地方可资回教教义哲学的参证：即一般民众亦莫不感觉浓厚的兴趣，因为爱好和平的民族心理的倾向，总是相近似的。”
历史昭示，和平交往是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交往的历史主轴与交往常态，堪称人类文明交往的典范。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使两大文明始终保持交而互通、包容多样、共生互鉴的良性交往。中华民族与伊斯兰世界各国人民不仅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而且有着相似和共同的历史遭遇，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与伊斯兰世界广大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列强的欺凌和压迫、争取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历史进程中，同呼吸、共命运，在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奋斗历程中携手互助，谱写出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
二、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民心相通”的现实动力
如果说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友好交往的悠久传统为今日的“民心相通”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那么，中国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的宏图伟业，则将中国人民与伊斯兰世界各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共同梦想紧密联系在一起，为相互间的交往带来了新的机遇，开辟出新的路径，赋予了新的内涵，注入了强大的现实动力。
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伊亚德时强调：“中方愿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同伊斯兰国家深化利益融合，拉紧利益纽带，相互借力，共同发展。要扩大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两大文明对话，扬正抑邪，正本清源。要加强国际合作，维护公平正义，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尽早得到全面、公正解决。中方愿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同伊斯兰国家的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合法权益，推进全球治理变革，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显然，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民心相通”不仅有古代丝绸之路上友好交往的历史传统，更有今日“一带一路”上的共同梦想，相互间进一步的交往、交流和交心有着巨大的现实动力。
首先，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的政治互信与友好关系是双方“民心相通”的政治基础。从中国外交层面看，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陆续与各伊斯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长期以来，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国际事务特别是中东事务中，中国一贯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独立建国的合法权利，主张通过政治对话途径解决各种争端，积极劝和促谈。在中东事务中，“中国作用彰显正义力量。”中国政府长期支援伊斯兰国家发展经济建设事业，积极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因此，在伊斯兰世界广大人民心目中，中国是可信赖的朋友。今天，中国政府与伊斯兰国家政府间的多层次交往日益频繁，互信不断加深，各方都在积极倡导和推动双边、多边交往，建立了多种双边和多边交流机制和平台，如“中阿合作论坛”、“中国——海合会战略对话”、“中阿博览会”等。中国已同八个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或战略合作关系。中国倡导共建“一带一路”的宏伟大业，与沿线国家共同构筑“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强调弘扬“促进文明互鉴”、“尊重道路选择”、“坚持合作共赢”、“倡导对话和平”的“丝路精神”，这种讲对话、重和平、谋发展、求共赢的文明交往新理念，不仅符合伊斯兰世界广大人民的现实期盼和愿望，而且符合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必将成为推动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各国人民深化交往的强大引擎。
从伊斯兰国家外交看，长期以来，各国普遍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及台湾等问题上给予中方有力支持。近年来，许多伊斯兰国家更有集体“向东看”的外交取向，看好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在国际事务特别是中东事务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许多伊斯兰国家对进一步发展对华友好关系、拓展与中国合作充满期待。有阿拉伯学者认为，中国在与阿拉伯国家的交往中拥有独特的道义优势与外交优势，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共建“一带一路”为“重塑中东和平提供契机”，因为“中国几乎可以说是唯一和中东各国均保持良好关系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外交中立立场得到中东各国的认可”，“‘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开放的自由经济贸易合作和多边人文交流大战略，不但与西方大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中东执行的殖民、控制和干涉政策在本质上完全相反，而且‘一带一路’还有潜力通过其开放性本质和古代丝绸之路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精神遗产，对抗‘分而治之’政策，增强中东地区社会凝聚力，让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与国家之间和平相处，为‘一带一路’打下和平发展的基础。”显然，中国与伊斯兰国家政府间日益频繁的高层外交互动和不断增强的政治互信，正在进一步扩大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共识，这种互信与共识，不仅为相互间的“民心相通”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而且发挥出显著的战略引领作用。其次，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日益密切的经贸往来为相互间的“民心相通”注入了强劲动力。据中国商务部信息显示，2014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间的贸易额达2512亿美元，而2004年，中阿贸易额仅为367亿美元。“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直接投资将超过5000亿美元。2013年，中国从阿拉伯国家进口商品1400亿美元，只占今后每年2万亿美元进口商品总额的7％，对阿拉伯国家直接投资22亿美元，只占今后每年1000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2％。”2014年6月，习近平主席强调指出，中国要同阿拉伯国家构建“1＋2＋3”的合作格局，即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2016年1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阿盟总部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将与阿拉伯国家共同开展创新合作行动，促进中东工业化，开展产能对接行动，为此，“将设立150亿美元的中东工业化专项贷款，用于同地区国家开展的产能合作、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同时向中东国家提供100亿美元商业性贷款，支持开展产能合作；提供100亿美元优惠性质贷款，并提高优惠贷款优惠度；同阿联酋、卡塔尔设立共计200亿美元共同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中东传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高端制造业等。”毫无疑问，“一带一路”建设将为中国与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伊斯兰国家间的经贸交往、人员往来和“民心相通”提供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注入强大的发展动力，开拓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求稳定、谋发展，是诸多伊斯兰国家人民最根本、最迫切的愿望，在他们心目中，中国业已成为成功处理稳定与发展问题的范例，进一步了解中国、向中国学习的愿望异常强烈。许多伊斯兰国家积极将其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诸多项目规划与“一带一路”相对接，期待与中国合作，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伊斯兰合作组织57个成员国中，有21个国家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伊斯兰国家中金融实力最强的海合会国家除巴林外均加入了亚投行。2015年4月，中国在卡塔尔成立中东首个人民币结算中心；同年12月，中国与阿联酋达成创建人民币结算中心的协议。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金融合作正快速发展，人民币在伊斯兰世界的认可度越来越高。
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日益密切的经济交往正在将双方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和阿拉伯人正在“一带一路”上并肩创业，演绎着各自精彩的人生，从中国的义乌，到阿联酋的迪拜，新丝路上的无限商机催生出无数“丝路创客”的故事，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中阿关系的快速发展，也把双方普通人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我曾经工作过的浙江，就有这样一个故事。在阿拉伯商人云集的义乌市，一位名叫穆罕奈德的约旦商人开了一家地道的阿拉伯餐馆。他把原汁原味的阿拉伯饮食文化带到了义乌，也在义乌的繁荣兴旺中收获了事业成功，最终同中国姑娘喜结连理，把根扎在了中国。一个普通阿拉伯青年人，把自己的人生梦想融人中国百姓追求幸福的中国梦中，执着奋斗，演绎了出彩人生，也诠释了中国梦和阿拉伯梦的完美结合”。“一带一路”正在将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共同续写着丝绸之路和平交往的新篇章。
第三，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同为东方文明，拥有诸多相似、相通的价值理念，为双方的“民心相通”提供了价值观基础。“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都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不但具有强大的兼容性和吸纳性，还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同样具有博大的文化吸纳胸怀、积极的文化互动态度和出色的文化融合能力，曾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伟大贡献。”历史上，伊斯兰文明“既向当时的国际社会提供了数量可观的公共产品，又在东西方文化的互动、传播方面居功至伟”。阿拉伯学者也认为，“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是两大对话的文明和智慧的文明，是互鉴、共生的文明，而不是相互冲突和对抗的文明。两大文明拥有许多共同的价值理念，都曾为人类社会贡献了丰富的公共产品，旨在济世益人，促进人类的和谐、均衡与互助，推动发展与创新，而非出于自私自利的功利主义之上的野心，图谋霸权，将单极文化强加于人”。中国和伊斯兰国家众多学者均不认同“文明冲突论”，主张并积极倡导文明对话，主张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交流互鉴，能够为世界和平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近年来，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的文明对话日渐深化，人文交流日益广泛，在学术、文化、教育、传媒等诸多领域中的多层次双边与多边交往合作机制和平台的建设不断发展和完善，运行日渐顺畅。2005年以来，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已先后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成功举办了六届，第七届研讨会将于2017年在中国举办。中国不少高校、科研院所和智库近年来积极开展与伊斯兰国家的学术交流，多次与有关国家相关机构合作举办相关学术研讨会，全力助推“民心相通”。例如，在2015年举办的重要学术会议有：“第二届中国与伊斯兰文明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首届中阿智库论坛”、“中阿传播创新与发展国际研讨会”、“‘一带一路’与中阿关系研讨会”、“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一带一路，与伊斯兰国家发展国际研讨会”、“丝绸之路的两端：摩洛哥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带一路’中国伊朗合作发展国际研讨会”等。
随着中国与伊斯兰国家交往的日益密切，“汉语热”在不少伊斯兰国家悄然兴起，伊斯兰国家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青睐汉语学习，至2016年1月，仅在中国留学的阿拉伯学生就已有14000人；中国在黎巴嫩、埃及、摩洛哥、阿联酋、约旦、土耳其、伊朗、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众多伊斯兰国家建立了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仅在阿拉伯国家的孔子学院就有11所，为汉语及中国文化走向伊斯兰国家开山铺路。在伊斯兰国家，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央电视台外语频道的节目在伊斯兰国家的受众越来越多，包括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在内的伊斯兰国家电视媒体对中国的关注与报道也日渐增强和增多。中国电视剧也开始不断进入伊斯兰国家千家万户普通百姓的视野，自2013年12月中国电视剧《金太狼的幸福生活》（译名为《幸福生活》）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开播后，陆续有《媳妇的美好时代》、《咱们结婚吧》、《嘿，老头！》、《王昭君》等多部中国电视剧在埃及、沙特、也门、阿曼等国家播出，这些电视剧受到当地观众的普遍欢迎和喜爱，他们从中看到了中国人的真实生活，改变了过去由李小龙、成龙等功夫片所传达的中国人单一的银幕形象，了解到中国人不仅会功夫，而且爱生活，富有温情与善心。显然，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日益广泛的人文交流，已成为助推相互间“民心相通”的一股强劲动力。
三、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民心相通”的问题与挑战
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而伊斯兰世界不仅地域辽阔，而且国家、民族、部落、宗教众多，国情、民情纷繁复杂。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民心相通”的现状不仅与“一带一路”建设所期待的程度有很大差距，而且还存在不少问题，面临诸多挑战，相关功课远未做好、做足。
首先，中国与伊斯兰国家普通民众间的相互认知还非常有限，已有的认知和了解也存在偏差和误解。一些中国人对伊斯兰国家的印象普遍淡漠甚至负面，而伊斯兰国家的不少人对中国也相当陌生。对伊斯兰国家的民众而言，“中国的大名耳熟能详，中国的内情却鲜为人知”，不少人对今日中国的发展变革仍然存有偏见和误解，对中国现行内政外交政策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了解则更为有限。总之，在中国与伊斯兰国家民众的相互间认知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少传说中的模糊印象，各自心目中的对方形象，被许多过时的、负面的、虚假的信息所扭曲，与真实的情形相去甚远。
其次，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的相互研究，无论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仍显不足，难以为双方的“民心相通”提供足够养料。双方的研究队伍都比较薄弱，成果较少，尤其缺乏对对方文化的系统认知和深层研究。中国与伊斯兰国家同属东方，但各自对对方的研究却往往借道西方。就中国的研究而言，数十年来，不少学者筚路蓝缕，辛勤耕耘，克服重重困难，在相关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就研究对象的浩繁宏大、错综复杂而言，已有的成果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远远不足以展现研究对象的全貌，还存在不少盲点和盲区，特别是在资料来源及研究的理论、方法甚至观点、立场方面呈现出依赖和仿效西方的倾向，缺少中国人自己的实际调研与一手资料，中国视角与中国立场彰显不够。这种现状，与中国快速崛起的大国地位颇不相称。中国的阿拉伯研究和伊斯兰研究领域依然存在诸多空白领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研究体系任重而道远。至于伊斯兰国家对于中国的研究则更为薄弱和欠缺，成果寥寥，已有的研究中，同样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度依赖西方文献、追随西方立场的倾向。
第三，中国与伊斯兰国家各自媒体对对方的报道不仅有限，而且缺乏系统性、连贯性和独立性，对“民心相通”的舆论引导存在明显不足。就中国媒体而言，在报道伊斯兰国家的新闻中长期缺乏均衡性与全面性，负面新闻多，正面新闻少，关注表层热点，忽视深层背景，甚至缺少能够充分彰显中国立场的独立话语体系，对于“民心相通”带来负面影响。例如，2014年自称“伊斯兰国”的极端组织兴起后，不少国际媒体均未直接使用“伊斯兰国”的称谓，而是以缩写“ISIS”或“达伊什”（“Daesh”）代替，中国媒体则直接照搬并频繁使用这一称谓（尽管主流媒体中加了引号）．并未充分认识到如此称谓在受众中可能导致错误引领民众认知的负面效应，因为那些既不了解恐怖组织真相也对伊斯兰教一无所知的广大中国媒体受众，很容易因“伊斯兰国”的名称将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教相联系，这样的误导对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的“民心相通”乃至对中国国内的民族关系均会带来不利影响。这种做法“既反映了中国新闻管理政策水平和新闻媒体专业水平不高的现实”，也“暴露出中国媒体缺乏自身话语体系的弊端”，而伊斯兰国家的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新闻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信息不实、以偏盖全、附和西方立场、照搬西方报道等问题，不能很好引领民意、展示真实的中国形象。
第四，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的“民心相通”受到诸多因素的阻碍和干扰，使双方的交往、交流存在不少困难和挑战。首先，中东地区的战乱、动荡以及恐怖主义活动，直接影响到中国与不少伊斯兰国家间的正常交往，对“一带一路”建设及“民心相通”带来直接危害。近年来，一些在阿拉伯国家投资兴业的中国企业和公司面临不少日益严峻的安全风险，中国民众与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也门等陷于战乱和动荡中的国家间的民间交往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其次，西方话语霸权的舆论误导给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的“民心相通”投下巨大阴影。长期以来，西方世界凭借其强大的舆论宣传工具，带着偏见与傲慢，对中国及伊斯兰国家作了无数充满不实之词的负面宣传，近年来更是竭力鼓噪和渲染“中国威胁论”、“伊斯兰威胁论”、“文明冲突论”，广泛散布“伊斯兰恐惧症”，将中国的发展与崛起视为威胁，将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兴业视为“东方新殖民主义”，将“一带一路”解读为“新马歇尔计划”，将伊斯兰文明视为恐怖主义的根源等，这些舆论误导往往使中国与伊斯兰国家人民陷入相互理解的误区。再次，伊斯兰世界国家在政治制度和民族上存在较大差异，部落、宗派、教派更是不计其数，本身在“民心相通”方面存在着不少问题，各种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层面的矛盾错综复杂且互相交织，某些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教派与教派之间，积怨很深，不仅难以实现“民心相通”，甚至相互对立，充满敌意，这种复杂情势也为中国与相关国家间的“民心相通”带来了一定挑战和难度。最后，部分进入伊斯兰国家的中国公司和企业，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在产品质量、运营方式、商业信誉以及对所在国民情风俗的了解和尊重等方面尚存在诸多不足，某些唯利是图的短视行为既不利于长远发展，也对中国形象和“民心相通”带来某些负面影响。
四、对促进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民心相通”的建议
促进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的“民心相通”是一项宏大而系统的文明交往工程，需要继承传统，总结经验，集思广益，开拓创新，确立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人文交往方略，全方位讲好中国故事，宣传好共建“一带一路”的真精神。只有真正实现了“民心相通”，“一带一路”建设才会有坚实稳固的社会基础。
第一，进一步开拓人文外交空间，多层次、全方位讲好中国故事，多渠道、多方面倾听伊斯兰世界的声音。（1）密切高层交往互动，以高层交往带动民间交往，增信释疑，引领民意，提振民间交往信心，促进“民心相通”。（2）运用好各类传媒，特别是充分发挥互联网新媒体的强大传播功能，通过“互联网＋”方式创新传播模式，助力“民心相通”。（3）积极向伊斯兰国家推介更多真实反映中国现状、展现中国形象的文化、艺术精品，加强对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典籍的互译工作。（4）强化教育合作，办好在伊斯兰国家的孔子学院，助力伊斯兰国家的汉语教学及中国的有关小语种教学工作，吸引更多伊斯兰国家青年学子来华学习。（5）引导和推动中国与伊斯兰国家民间团体和组织、工商界人士、妇女及青少年之间的交往、交流。（6）多渠道、多层次倾听伊斯兰国家人民心声，关注其现实关切与诉求，了解其对“一带一路”的期待和想法，并给予真诚而恰当的回应。例如，阿曼提出要建一个“郑和纪念园区”，“这种文化符号确实要重视。阿曼提出的这个想法就是五通里的民心相通，值得我们关注。”
第二，进一步加强对伊斯兰国家的全面研究。“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形势对中国的阿拉伯研究和伊斯兰研究提出了新标准和新要求。相关研究应当为促进包括“民心相通”在内的互联互通提供更多智力支持。（l）学者先行，为促进“民心相通”摸底探路、架桥铺路，做好沟通先导工作，进一步密切与伊斯兰国家智库间的交流合作。中国学者在借鉴西方研究成果的同时，应更多地深入到伊斯兰国家，亲自开展前沿考察和实地调研，获取更多一手资料，尽量摆脱大量依赖西方二手资料的现状。（2）加强阿拉伯研究和伊斯兰研究领域的智库建设，深化中国对伊斯兰世界的国别研究，努力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相结合，将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和前瞻性研究相协调，争取在已有基础上取得一批能够正确引领民意、影响舆论的系统性研究成果。（3）强化政治学、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传播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跨学科研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体系，更好地发出中国声音，彰显中国立场，努力提升中国相关研究的国际影响与国际话语权。（4）重视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尤其应重视对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乌尔都语、印尼语等小语种人才的培养，以便为相关研究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储备专门人才，积蓄后续力量。
第三，建立相关机制和平台，进一步推动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对话。“加深对国际关系中伊斯兰文明的认识，辨析伊斯兰文明体系与当今世界的关系，并从错综复杂的中东局势中努力地把握伊斯兰世界的发展主流，应是东西方学界需要长期重视和跟踪的重要问题。”自2002年以来，日本几乎每年举办“日本一伊斯兰文明对话”活动。作为亚洲主要文明的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尽管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但当前，两大文明间的对话还很有限，相关机制和平台建设滞后。习近平主席在阿盟总部的演讲中指出，“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各成体系、各具特色，但都包含有人类发展进步所积淀的共同理念和共同追求，都重视中道平和、忠恕宽容、自我约束等价值观念。我们应该开展文明对话，倡导包容互鉴，一起挖掘民族文化传统中积极处世之道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习近平主席在利雅得会见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时强调指出：“要扩大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两大文明对话，扬正抑邪，正本清源。”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已成功举办六届，由于这一平台是专门针对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间的文明对话而设的，因此在其运行机制中无法将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众多伊斯兰大国纳入其中。中国与伊斯兰国家开展文明对话的平台与机制尚待进一步建设。“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主席许嘉璐先生呼吁，现在“是重视和伊斯兰文明对话的时候了”，但他同时坦言，中国在学术研究、政策机制、平台建设等诸多方面都还没有做好与伊斯兰文明对话的准备，他倡议“尼山论坛”今后应致力于开展“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对话”。类似“尼山世界文明论坛”这样的形式或将为今后推进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对话开拓出新路径，搭建起新平台。
第四，引导民间力量积极参与国际人道救援，特别是中东地区的人道主义救援。中东地区长期陷于动荡与战乱之中，是世界上人道主义灾难最为深重的地区，近几年来更有数百万难民流离失所，引起全世界关注。长期以来，中国政府积极致力于中东地区的人道救援工作，不断向各有关国家和地区提供力所能及的救助，但民间力量参与度不高。在促进“民心相通”、共建“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应引导民间力量积极参与国际救援，特别是对中东地区人道灾难的救助。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12月31日发表的“2016年新年贺词”中谈到，“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面对身陷苦难和战火的人们，我们要有悲悯和同情，更要有责任和行动。中国将永远向世界敞开怀抱，也将尽己所能向面临困境的人们伸出援手，让我们的‘朋友圈’越来越大”。疾风知劲草，患难见人心，引导民间力量参与中东地区人道救援，必将对中国与伊斯兰国家间的“民心相通”起到巨大促进作用，更好地向世人展现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优良传统，彰显中国强而不霸、富而有仁的国际形象。
第五，有效发挥宗教交往的人文交流作用，引导宗教界积极开展与伊斯兰国家宗教界的交往。伊斯兰教历来是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交往的重要纽带，中国伊斯兰教界也有开展国际交往的良好传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伊斯兰教界运用宗教交流形式，在中东、北非和东南亚伊斯兰教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穆斯林和世界穆斯林的危害，对抗日本在阿拉伯世界的欺骗宣传，推动了伊斯兰世界抗日联盟的形成。这一经验值得我们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予以借鉴与继承。”宗教交往在“倡导文明宽容，防止极端势力和思想在不同文明之间制造断层线”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在建设“一带一路”的新形势下，引导中国伊斯兰教界与伊斯兰国家间宗教交往的良性互动，不仅有助于宣传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及中国穆斯林的真实生活，而且有助于抵御和防范极端思想的渗透和传播，正本清源，扬正抑邪，推动文明对话与互鉴，增信释疑，加深友谊。
来源：西安回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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