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伊斯兰学者陈克礼阿訇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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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伊斯兰学者陈克礼阿訇的一生
岁月流逝，光阴悠悠。最近我总是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往事，从而玩味生命的可贵，生活的艰辛，奋斗的价值等人生真谛。未料，因年代久远，与自己有关的许多人、许多事都已淡忘了，但本人的受业老师，及他们的嘉言懿行却仍历历在目。屈指算来，我所景仰的老师有那么几位，陈克礼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如果说马坚教授、庞士谦阿訇、纳忠教授分别是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和昆明明德中学出身的杰出代表的话，那么陈克礼先生则是北平回教经学院出身的杰出代表。所不同的是前三位都在埃及艾资哈尔大学深造过八、九个春秋，而后者却完全是国内成长起来的学者。尽管如此，陈克礼先生与前三位一样，一向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最杰出的穆斯林学者之一。愚不惮烦，值陈克礼先生80诞辰之际，特濡笔成文，以表达对这位为中国伊斯兰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的缅怀之情。
陈克礼（1923-1970），河南襄城人。他出身清苦，其父陈文灿先生以当帐房先生的微薄收入养家糊口。他扎实的国学根底对三个爱子（大顺、二顺和三顺），特别是对三顺（即陈克礼）影响至深。文灿公笃信伊斯兰教，一心希望自己最喜爱的儿子陈克礼献身伊斯兰事业。陈克礼秉承父志，自幼开始攻读伊斯兰教经典。因禀赋聪慧，加上勤奋好学，他在侪辈中始终处于佼佼者地位。正当他踌躇满志，努力进取之时，家乡被日寇占领。弱冠之年的陈克礼，在强烈的爱国爱教热情的促使下，冲破敌人的封锁线，辗转来到离家乡一千多公里的抗日后方——甘肃平凉，继续负笈求学。1938年，自费出国做抗日宣传的达浦生阿訇凯旋而归，当局特允许他在甘肃平凉恢复其战前主办的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后易名为陇东师范），以表彰他的爱国热忱。这所在国难期间恢复的新式伊斯兰学校，虽然条件十分艰苦，但由于中国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王静斋阿訇，及享誉一方的白心斋阿訇在校任教，这所学校成了广大穆斯林学子向往之地。陈克礼有幸在该校师事王静斋、白心斋阿訇，堪称是“如鱼得水”。他以锲而不舍的顽强精神，嗜书如命，苦心钻研，经过数年努力，不仅在伊斯兰文化知识上有长足的进步，成为王静斋、白心斋阿訇的高足，而且在价值观念、道德情操、治学态度等方面均受到两位经学大师的熏陶。此外，由于陇东师范学校同样重视汉语和各种文化知识的教学，陈克礼在接受宗教教育的同时，在其他方面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段学习经历对他的事业曾产生巨大影响。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克礼慕名来到伊斯兰知名人士马松亭主办的北平回教经学院深造。该院虽属草创，但却是伊斯兰文化名人荟萃之地。当时在经学院授课的不仅有庞士谦、马金鹏、杨有漪等专职教授，还有马坚、白寿彝等兼职教授。加上陈克礼利用北平这个文化故都的有利条件，广搜博采，博览群书，其知识领域大开。最后成为继马坚、庞士谦、纳忠之后最有才干的中国穆斯林学者之一。
1950年，陈克礼应聘在襄城县颖桥清真寺执教、讲学。1952-1957年间，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任教，为我国培养阿拉伯语专业人才和伊斯兰事业接班人做出了应有贡献。 陈克礼译著颇丰。他的处女作《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是一本立论正确，内容丰富，旁征博引，形式新颖的论著，在穆斯林群众中影响很大。以至被认为是中国穆斯林的传世之作。据作者本人介绍，“本书的理论依据是，主要来自《古兰经》并参考了埃及曼苏尔·阿力·纳绥夫编著的穆圣遗教总辑《塔志》一书；史书内容，则参考了安萨里的《圣学重光》，马坚、庞士谦的一部分译著，以及‘一些公平的阿文史书与西洋史’。全书以《古兰经》为经，伊斯兰教理论与事实为纬，并以埃及买赫木德·载德·载统氏的《穆圣诞辰节》一文为骨架，以其他材料作陪衬，意图使新旧知识交流，使宗教学问与普通学问汇合。”作者认为“要贯彻实行共产党正确的民族政策，需要我们每个民族首先得把自己认识清楚，然后再互相认识清楚。”陈氏已出版的译作还有《圣训经》、《回教信仰基础》、《伊斯兰教发展史》等书。尽管上述诸书大多是他“而立”前后的作品，但无不具有忠实、简练、文从字顺，表达力强的特点。其中，他翻译的《圣训经》不仅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在中国穆斯林社会有很大的社会现实意义。这是因为“圣训”是穆圣23年传教期间的言行实录。在内容上，大到宗教哲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小到人伦道德、行为规范、生活琐事无所不包，它不仅是伊斯兰教仅次于《古兰经》的立法依据，而且也是研究穆圣时代阿拉伯社会状况的百科全书。其篇幅比《古兰经》要大若干倍。然而以前在中国流传的甚少。由于“圣训”历时久远、内容浩瀚，加上又无资料可鉴，其翻译难度不亚于《古兰经》的翻译。然而陈克礼却以惊人的毅力，于1949年9月至1952年斋月之间，在其29岁之年业余独自完成了《圣训经》的翻译任务。这在中国伊斯兰教学术史上是件大事。单纯从翻译角度讲也十分难得。
爱国爱教 与时俱进
“爱国爱教、与时俱进”是新时期我国亿万宗教信仰者的行动纲领，也是宗教多元化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客观需要。令人惊奇的是，早在半个世纪前，陈克礼先生已经用他的自觉行动体现了这八个字的精神内涵。读过陈氏《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再版自序的人，或许还记得其中这样的语句：
“……我们回族，在从前封建统治时代，正像别的兄弟民族一样，或者更惨痛地遭受着统治阶级与民族内奸的无理剥削，血腥欺压，疯狂屠杀，致使回族的全部生活，都受到严重损伤！”“现在好了，毛泽东领导的人民革命胜利了，宣布了封建专制王朝的死刑，全国人民翻了身，少数民族也得到了平等的待遇……，这样，增高了我们的自尊心，更鼓舞了全国人民手拉手地团结在友好的大家庭里，拿出一切力量，为新中国的建设和消灭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奋斗！”他写道：“我们怎样才能够把这个正确的民族政策和盟约百分之百地实现呢？这就需要我们每个民族，首先把自己认识清楚，这样才能真正地互相尊敬，共同前进。”陈氏在介绍该书著述、出版的时代背景时说：“在过去黑暗的社会里，决不容许你谈任何真理，……所以我四年前草就了的这本书的底稿，也就被关在黑屋里去了。”最后陈氏欣慰地说：“北京解放了，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了家乡，亲身看到土改运动，体验到人民力量的巨大。这是人民自由的大时代，我的这本书也是出世的时候了。”
从上文不难看出，《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一书1948年脱稿时，陈氏年仅25岁。而这个完全在宗教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学者，在其1952年为该书的再版作序时也只有29岁。尽管这样，他却见地深邃、充满激情地歌颂了祖国的解放，并把加强民族团结看作是各民族“共同前进”的必由之途。半个世纪多过去了，但时至今日，这段文字读起来仍无隔世之感。这正是“有志不在年高”这句格言的生动体现。
然而，陈氏的惊人才干并不限于此。凡是读过陈氏《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一书的人，都会从中发现许多真知灼见，而且至今仍有新意，从而反映出陈氏“与时俱进”思想的先进取向。
众所周知，中世纪伊斯兰教法曾是世界上最活跃的法系之一。因为当时的教法学家能根据伊斯兰教的精神，因时因地制宜地制定法律，领导社会。但在13世纪象征伊斯兰世界的阿拔斯帝国覆灭后，伊斯兰教法遂停滞不前，以至曾有“‘伊吉提哈得’（创制教律）的大门已被关闭”之说。此说不仅阻滞了伊斯兰教法的发展，而且给伊斯兰世界的进步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尽管教内许多有识之士早已看到了这一点，有的还提出了“要重新打开‘伊吉提哈得’的大门”的响亮口号，但是“曲高和寡”至今没有大的进展。据我所知，在我国最早支持这一观点的穆斯林学者要算庞士谦阿訇，及其弟子陈克礼了。但在这个问题上，陈氏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曾有许多观点公诸于世。在《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一书中，他以“创制之门关闭乎？”为题发表意见说：“我们对于经上的话，要注意研究，弄清每一句话的目的性，明白它的来源过程、历史背最，和环境条件。千万不可马马虎虎、搞不彻底、理解错误、乱说一通。因为一句话的误解，往往会生出很大的影响。俗语说：‘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亡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譬如穆圣说最好的时代是他以后的前三代，三代以后就不行了，这话的目的是激励后辈人谨慎进步，应超过前人，否则便成落伍者了，这只是一种事实的因果关系，并非定律，断定后来的人都不行。因为穆圣勉励后人说：‘每一百年有一个维新者出现’，‘教生（穆斯林）似雨，谁知先降或后降者好呢?’可是很多人误解这话的原意，给自己的落伍找出了不可变更的经典根据，葬送了伊斯兰的生机。再如法学书上说：‘创造侯昆（教律）的门关闭了’许多人误解这句话，说这句话是死的定律，因此，只有500年前的古人有资格创制，后来的人谁创制、进步，便是违背经典的大逆不道。伊斯兰因为这句话的误解而衰弱，而中止不进。本来伊斯兰学术文化光耀中古，尤其回教法学更是赫赫有名，非常进步，原因是过去思想自由，能吸取新的东西。后来趋于闭关自守、迷信古人、自暴自弃、自甘落后，结果形成现在暮气沉沉的颓像。其实这句话是有的，它的本身是对的，它的目的是叙述学史演变过程，法学从穆圣到四大教长时代专家辈出，作品繁多，各方面已登峰造极，不幸到了蒙古人西侵，攻陷回教文化中心巴格达，法学家死难和逃亡者参半，这时候回教法学遂一蹶不振，创制之门从此关起来了。说这话的作者，其原意是痛惜，是悲愤，话内涵着无限辛酸，意思是说哪年哪月才有人把这死门打开恢复原有的光荣呢?所以我们更应该警觉，奋发踏着先人的脚迹，努力进步才对。我们再不能误解下去了。”
无论是世界范围内还是在国内，伊斯兰教都面临严峻的挑战。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有来自外部的，也有来自内部的。但是真正可怕的因素不在外部，而在内部。内部的原因固然很多，但说千道万，困扰穆斯林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则是穆斯林不能与时俱进的问题。就是说能不能与所在国家的环境相适应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从理论上廓清穆斯林社会流传已久的错误思想。为此，陈氏在《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一书中发表了许多旨在与时俱进的观点。例如：在评论“圣训与异端”的关系时，陈氏明确提出：“有些人见到只要经上写着穆圣说就以为那是圣训。其实也许与圣训毫无关系……例如，有人说：‘谁吸食鸦片，等于奸淫自己的亲娘一百次’这句话是圣训，我们一看即知道它是伪造的，原因是穆圣时代尚无烟草，即使穆圣禁烟，当用说服教育，使人有所悔改，决不会说粗野的话，辱骂人，这既不合穆圣的至圣身份，又违背我们的理智。”“（再）如穆圣吃饭用手抓，不用筷子，我们大可不必，我们对于异端不要认为穆圣没有干过的都是异端，都当进火狱。因为穆圣时代一切简单，现在较复杂的多了，所以必须产生出许多新的事情来，凡是对宗教不利的事，当然是异端，应受处分；如果新创的事，对宗教，对人类百利无一弊，这便是善美的异端”“假设我们不研究硬说穆圣没有干过的都是坏的异端。都使不得，那么20世纪的穆斯林，尤其是中国的阿訇们每天真不知道干了多少异端了，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用的办法，是不信教的永远不信教，把信教的推出圈外，这种越传越少最后光剩你一个人进天堂的办法，只有失败有何用呢？所以随便断人（指责人），信口开河，是背离穆圣的作风啊，必须把它铲除！”穆圣曾说：“我的教徒的‘黑俩夫’（分歧）是对他们的慈悯。”根据这段圣训，许多人认为穆斯林队伍内部存在纷争是正常现象。但陈氏却认为，“黑俩夫”一词有“不同”的含义。所谓穆斯林的“黑俩夫”指的是“穆斯林大众应该各有各的长处与技能，技能越多，越不同，对大家的好处越大”他说：“如果把‘黑俩夫’解释为‘争执’的话，其意思是叫我们心平气和地互相研究、切磋，没有成见，谁的对就遵（听）谁的，决不是叫我们互相嫉妒、斗殴、抬杠、甚至辱骂、打架、绝交、打官司、流血！须知中国的伊斯兰有民族问题在内，每个民族都有其特殊的习惯，回族的习惯虽大部分是由伊斯兰形成的，但少部分是受各种客观影响形成的。这少部分的习惯并不伤害伊斯兰的教理，这正是透过民族形式的中国化的伊斯兰。所以希望全体教胞，应该宣传以天经圣训和真理为核心的真伊斯兰教，不要宣传以私人的‘其他布’（经典）为首的这教或那教。”陈氏一方面大声疾呼要彻底改变在教法问题上的因循守旧、泥古不化的状态，与此同时，他对那些从狭隘的民族私利出发，不惜违反伊斯兰教基本原则，胡乱解释教法的行为更是深恶痛绝。在过去，有人用做私生意或不光明的办法解决宗教经费问题，有人甚至说在中国这个“大尔哈尔比”（非伊斯兰国家），“欺骗人伤害人都使得”。对这种歪理邪说，陈氏愤怒地说：“这简直是消灭伊斯兰的鬼话！”陈氏还有相当多的真知灼见，但因篇幅所限，就不一一介绍了。仅就他半个多世纪前发表的上述观点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而论，我们完全可以说陈氏不但是中国伊斯兰教学术领域的一位学者，而且也是这一领域的理论家、思想家。
先生的名字，笔者早有耳闻，在自己的想象中，他一定是一位形象高大，不苟言笑的人。殊不知这位遐迩闻名的学者非常随和，非常平易近人！记得1954年秋季的一天，我到当年设在西单清真寺的回民大众书社购书时，见到一位身着洗得已经发白的灰色中山装，鼻梁上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脚穿一双较为时尚的咖啡色皮鞋，胸前佩带一枚北大教工校徽的人，正用浓重的中州方言与几个外地穆斯林青年聊天。他那高雅的气质和不凡的谈吐吸引着每个在场者的心。不一会儿，我便与身边的一位耳语道：“这想必是陈克礼先生吧！”情况果然不出所料。在先生就要与大家告别离开时，我冒昧地向这位学者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回民学院阿文班的豫籍学生。未料，先生与我一见如故，向我问长问短，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没想到这次与先生萍水相逢，竟成了我们忘年交的伊始。不久，我们又在一个公众场合不期而遇。使我感动的是，在先生与我亲切交谈后，他真诚地对我说：“你这个礼拜天如有时间，请到我家去玩儿…..”，然后，他把如何走法说了一遍。由于他这样的友好表示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的，我便一口应诺。但是，事后我却犯了嘀咕：万一人家说的是客气话，如果自己当真去了，岂不是双方都尴尬吗？然而，我最终还是按时赴约了。陈先生的热情招待，完全打消了我的顾虑。他一面招呼我用茶，一面开始和我话家常，使我感到非常亲切；而他在谈话中涉及的趣闻、逸事，使我感到耳目一新。但他那在学习方面的经验之谈，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深。先生讲：“在中国，要想成为一名‘经汉两通’的学者非常不易，因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都是博大精深的古老文化。精于此已经不易，再精于彼，就难上加难了。但是‘难’和‘易’是辨证的，所谓‘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就是这个道理。王岱舆、刘智、王静斋等先贤，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接着先生语重心长地说：“过去因学习条件太差，包括我本人在内的经生都吃了许多苦。现在你有这样好的学习环境，一定要倍加珍惜，要学就要学出个名堂，不能半途而废。”我虽在这方面做的很差，但先生的一席中肯之言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鞭策。另外，我在这次访问过程中，先生的求实精神也很使我感动：当时先生住的是北大的普通教工宿舍。当门的一间，虽然没有什么陈设，但书桌和书架上下堆放的图书却占去了许多空间，室内显得有些拥挤。见到此情此景，我不由自主地说“房间再大一些就好了”。然而，先生笑着对我说：“这倒无所谓，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我得馨’。意思是说房子宽敞与否并不重要，关键是它的主人能不能做出成绩。拿王静老的《古兰经译解》来说，这样巨大的工程就是在斗室里完成的。”这充分表明这位学者淡泊明志的高尚情操。先生的谈话深入浅出，使我受益不浅。在时针指向11点时，先生一定要请我到海淀镇上的一家清真饭馆共进午餐。餐毕，他又兴致勃勃地同我一起到海淀清真寺礼“撇什尼”。临别，先生还一再用“业精勤，荒于嘻”等至理名言鼓励我积极向上，表现出对我这个小同乡的深切关怀。
尽管在上世纪50年代初，先生还很年轻，但他已经是遐迩闻名的学者。因此，他除了潜心从事教学和译著外，还要处理来信、来访。1956年，先生应聘到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任教后，笔者和马忠杰同学曾多次到先生寓所求教。当时他住的是牛街礼拜寺对过一个胡同里的平房。他对我们的造访总是给予热烈接待不必说，我们每次前去都受到不少教益。一次，当我们对其堆放在书桌上的厚厚书稿表示惊讶时，先生说这是他编译的伊斯兰教通史的底稿，这项工作虽早已开始，但进度比较缓慢。他指了指案头上来自各地的信件说：“这些信件，有的是问好的，但大多是向我讨论‘侯昆’、‘买瑟来’的，有的我可以解答，有的要么得到经书中东查西找，要么就得去请教高明。”记得忠杰诙谐地说：“这说明人家把您当成‘穆夫提’了。”先生笑着说：“我哪有那么大的品级呢？”这时我向先生进言道：“处理这么多的信件，得耗费多少精力呀！倒不如集中精力从事译著工作……。”先生不以为然地说：“给‘多斯提’们回信和从事译著都是正事，不能说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这么多年，我都坚持有信必回。否则，就愧对大家对我的期望了。”寥寥数语表达了先生对伊斯兰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另外，还有一件事，使忠杰和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一天我们两人与先生在北京回民大众书社不期邂逅。谈话间，两个来书社买书的穆斯林女青年，突如其来地对我们说：“我们是东北的大学生，读了陈克礼老师的书，很受教益，早就想见到这位老人家。这次借来京实习的机会，我们想实现这个夙愿，不知怎么才能见到他？”先生可能因女青年对自己的过誉，感到不好意思，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这时，忠杰指着先生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不是你们想见的陈克礼老人家吗？”听到这句话，两个女青年简直如雷贯耳，异口同声地惊喜道：“您就是陈老师呵！能见到您，我们太荣幸了！”在先生同她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之余，其中的一位把一本刚刚买到的《古兰经译解》打开，并恭恭敬敬地摊在先生面前，要求他为之题词留念。于是，先生用中阿两种文字在《译解》的扉页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为主道而奋斗！”的语句。当时的两位女青年现在大抵已近古稀之年，如果那本留有先生墨迹的《译解》仍被她们珍藏着的话，那一定就是一件历史文物了。
事实上，当年像这样敬重先生的穆斯林青年大有人在。大概是在1955年夏季的一天，笔者在东四清真寺参加“古尔邦”节会礼时，只见寺院东南角人头攒动。走近一看才知道，是先生被一群要求签名的穆斯林团团围住的场面。看上去，大有众多的记者采访热点新闻人物之势！他们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书本、笔记本伸向先生，先生逐一签字后再一个接一地递给本人。在人多、气温高的情况下，先生时不时得摘下眼镜擦汗。尽管这样，谁也不肯离去，惟恐错过良机一样。在先生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后，他热情地与大家握手告别，看上去简直是一个穆斯林青年导师的形象。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穆斯林忽视汉文化的学习。这不仅对民族的繁荣、进步曾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而且在回汉民族间也容易造成隔膜。要想消除回汉之间的民族隔膜，作为弱势群体的穆斯林，主动向国人介绍自己的宗教信仰，文化习俗势在必行。为此，历史上的“经书两通”人才无不以译著伊斯兰经书为己任。基于这样的信念，尽管先生自幼受的全是传统的宗教教育，但他对汉文化学习付出的努力，决不亚于其学习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所付出的努力。他常常讲，穆圣号召“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我们身在中国不努力学习中国文化，岂不是违反穆圣的遗教吗？因此，陈氏无论在其早年接受经堂教育之日，还是后来接受新式伊斯兰教育之时，都把学习汉文化与学习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多年的刻苦努力，不仅使之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方面学有大成，以至最后登上大学的讲坛，而且在汉文化方面也有长足的进步。由于他在刻苦攻读伊斯兰教经典的同时，广泛汲取中国的文史、社科知识，其写作能力之强可以说到了落笔成章的地步。陈氏文如其人，其译著往往给人一种严谨、典雅、清新、一丝不苟的感觉。值得指出的是，先生不光在观念方面与时俱进，而且在祖国语言的运用方面也与时代的脉搏并行不悖。这在先生《红色信笺》译作的节录（见1954年《译文》杂志8月号）中可见一斑：“孩子，革命者！听见你的声音我就欢喜。多幸福呵！你这革命的火山，竟是我这普通工人的儿子，我用血汗教养你，延续我生命的呼吸，灌溉你生长的土地。
孩子呵！你虽是我的独生子，我誓愿拿你作和平与解放的献礼。你应该好好实践爸爸的这种心意。伟大的父亲，让我吻你的手吧！我早就料想到，你会对我寄予这种崇高的信念。放心吧！我将使你骄傲地抬起头，戴上荣耀的王冠。父亲昂起头，挺起胸，理直气壮地在人群中行走吧！告诉他们说：“我的孩子，在那里，在那黑暗以外的地方，在那战斗的心脏。” 尽管这篇译作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但至今读起来仍朗朗上口，铿锵有力，很富有诗意。由此可见，先生中文造诣之深。
由于中国的经堂教育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它不可能没有缺点。但这种教育，因陋就简，灵活机动，历史上为中国穆斯林培养出成千上万的经师，从而使伊斯兰教在中国流传1300多年而未中断。不过，自从我国出现新式伊斯兰教育以来，一些人不仅对经堂教育的历史贡献不以为然，而且对这种教育颇有微词。然而，作为经堂教育和伊斯兰新式教育的受益者，先生一直认为经堂教育是中国穆斯林的重要教育模式和文化遗产，应该继承、发扬和改进。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态度是“尊古弗泥古；创新弗排古”。先生在评论经堂语时明确指出：“经堂语有些在今天看来虽然不大恰当，但有些却是很有意思的。而且经堂语还有三大特点：一、它是阿文翻译成汉文的破天荒的创举；二、它有悠久的传统，并在全国回族社会，特别在回族的阿衡（訇）界成为统一的语言而定型化；三、它反映着回族特殊的文化、宗教、心理状态和风俗习惯。从阿译汉的发展史来看，初期的‘阿林’们特别是那第一次用汉语讲解经典的第一个人，真不知呕了多少心血，才摸索出阿文的词汇概念及其语法规律，才创造了并确定了每个词的译文，这些无名英雄，是值得我们钦敬的，学习的。我们从这些方面看经堂语，才不致低估它的价值，不致埋没老“阿林”们的功劳，所以在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尊敬其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今天，在没有一种成熟的的新的经堂语出现的时候，慎重地看待民族文化遗产，把原来的经堂语加以批判地保留和发展是必要的。”（1）先生曾幽默地讲：“经堂教育提倡死记硬背，看上去不科学，实际上也有其优点。通过死记硬背，能记得牢，记得扎实。君不见，现在大学任教的阿语老师都受过经堂教育，而这种教育受得越多的人，水平越高。因此，受过经堂教育的人不必妄自菲薄。”但是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也不故步自封。他说：“什么事物都是发展的。从元代的“回回馆”到明代的“四夷馆”，再到现在的北京大学，其中教阿文的老师都是穆斯林。这是我们的一点优势。但是，如果我们不再前进，这点优势有失去的可能。因为北大一些学阿文的汉族同学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头。因此，我们也没有理由妄自尊大。”
先生生不逢时，在旧社会受过许多苦，从而铸造了他无限热爱家乡，热爱劳苦大众，无限痛恨黑暗势力的高贵品格。为了让读者更加真实地了解先生早年的苦难和思想状况，笔者将其自传摘录几段于后：
“我，20年前诞生在河南省襄城县的兵部营村。那时候，乡间处处燃烧着战火，弥漫着天灾。年迈的祖父为了保护他方兴未艾的后代，便抛弃了那五十亩生命的乳房，迁到城里去住。”“但我依然留恋着乡间的自然美。那峥嵘的山峦，那潺潺的大河，那广袤无垠的田垅，那桃李争艳的果园，简直就是我的母亲。”“我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父母没有能力供我上学，他们也从来没有想过（此事）。他们的唯一希望就是希望我们娶妻生子，作个好人。可是少年是好奇的、向上的。我看到纨绔子弟们出入学校，非常羡慕，……”
“当倭寇的大炮从黄河的北岸袭击着郑州的时候，当飞蝗与跳蝻蚕食中原的时候，我参与了灾民的洪流，卷入了逃难的旋涡，目击着悲惨的局面，嘴嚼着苦楚的毒汁，诅咒着人类凶酷，凭吊着人生的凄凉，我愤懑！我怒号！”“一周后，经西安到了甘肃的平凉，人地陌生，尝尽颠沛流离之苦。后来在山谷里住了半年，整日与野兽为伍，与孤坟作邻。荒兀的重山，荒芜的川壑，入人眼帘尽是一片荒凉。狰狞的乡镇长，对于胼手胝足的穷苦山民压迫剥削，及县政府对回民的歧视苛待等，我看到这些政治不平等，教育不平等的种种黑暗罪孽，我怒发冲冠了。”
先生苦难的经历使他刚直不阿、爱憎分明。以至他每逢遇到不平，必挺身而出，抑强扶弱。其挚友、中国人民大学的马德俊教授说：“我是在北平解放前夕从成都老家到这里求学的。因家境清寒，在考取北平的中国大学后，食宿无着，我只好投宿设在东四清真寺的回教经学院。尽管该院的经费十分困难，但看在教亲的份上，仍为我提供了食宿之便。经学院师生和东四清真寺的呵护、关爱，使我简直有如鱼得水的感觉。然而，时过不久，一位既非经学院的师生，又非东四清真寺主人的投宿者跟我过不去。他时而说我不堪造就，时而指责我不懂教门。一次，由于我对教义的无知发表了错误看法，此人便借题发挥，说我有亵渎了教门，不依不饶地威胁说要把我搞臭，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当时，克礼先生在全校师生中威信很高，他得知此事后，对这位喧宾夺主者的行径大为不满，并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讲，“‘人非圣贤，谁能无过，何况是个小青年呢？我们对所有无奈的人—特别是对他们中的青年人—应该给予同情、宽容，不能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断绝人家的生路。再说，马德俊是一个有志的穆斯林青年，我们更应该给予热情鼓励和积极支持，不能鄙夷人家。’克礼先生大义凛然的干预使我转危为安。否则，我的食宿马上就要发生危机。克礼先生虽已归真多年，但他那伟大的人格魅力至今仍让我难以忘怀！”据笔者所知，解放后，马德俊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他不仅从讲师、副教授，一步步地担任了教授职务，而且著有17本专著，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颇有影响。值得指出的是，尽管马教授的地位变了，但他仍情系教门，在清真寺经常能见到他的身影。在中国文坛上引起轰动的《穆斯林的彩虹》就是马教授讴歌中国穆斯林的一部叙事长诗。从马教授由无奈走向辉煌的经历中，也不难看出陈克礼先生的高瞻远瞩。
这是我青春的花朵
这是我青春的影片
这茁壮的种子已散播在全国
植根在善良的伊斯兰青年的心中
这心血的结晶已洒到伊斯兰世界
海外远方的朋友们
把它译为阿拉伯文、印尼文、乌尔都文
五万万人举着它前进
不久它将被译为世界各种语文
成为爱好真理的人类的路碑
我是黑暗虚伪的叛逆
被埋在罪丛中的伊帆呵
从良心上说，你是个好人
这是1960年5月7日在陕西铜川劳改煤矿冯家渠工地劳教期间，陈克礼用笔名伊帆为他的第一部著作《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写下一首诗，题目是《墓碑》，这也是陈克礼阿訇最贴切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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