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蹭，是新传知识真能答高考作文题

爱传播新传考研

2024-08-29

2025新传全国考研：416887440后台回复“基础训练营”，夯实基础打好地基后台回复“评论训练营”，直接喂饭冲刺高分后台回复“全程班”，明年此时青云上

全国甲卷

真诚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中是一个核心的概念。他认为真诚的沟通是一种理想的沟通方式，它是通过彼此之间的理解和理性的交流来实现的。

哈贝马斯认为，真诚性不仅仅意味着说出事实，更重要的是表达出真实的感受、想法和意图。这不仅包括了诚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还包括对他人观点的尊重和理解。同时，语言行为应该是真诚的，这意味着人们在交流中应该诚实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和期望。例如，在言辞中不掩饰真实的感受或意图。在交流中，真诚性也意味着寻求理解并达成共识。这需要双方都愿意倾听对方的观点，并尊重彼此的立场，以建立起共同的理解和信任。哈贝马斯强调真诚性与合理性的紧密联系。真诚的交流是建立在理性讨论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基于欺骗或权力的行使。

同时，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特西纳（Edward T. Hall）在2017年提出“沟通纽带归属理论”，认为：社交是件费力的事情，关心他人需要能量，与他人聊天也需要能量。但“真诚”永远是必杀技，“真诚”才能让有人情味的交流如流水般温和绵长，滋润人心。

根据这一理论，沟通是一种将个体与社会群体连接起来的纽带，而归属感则是这种连接的核心。特西纳认为，人们通过语言和非语言的交流来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社会关系和文化归属，从而加强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联系和亲近感。

这一理论强调了沟通在社会交往中的重要性，以及语言和非语言的作用在人际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通过有效的沟通，个体能够感受到归属感，并与社会群体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从而满足其社会和情感需求。

特西纳的这一理论在跨文化研究和跨文化交流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有助于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沟通行为和归属感的构建过程。

新课标I卷

看到这道题，有多少同学和播播一样觉得似曾相识……这好像是这两年新传考研中的高频考题——

评论麦克卢汉和莱文森的两个观点（大概就是人决定媒介技术异化，媒介技术是刀），结合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并说明媒介技术对现代生活影响。（论述题，吉林大学，334，2021）
结合实例论述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风险及治理（论述，天津大学440，2024）

好好好，高考题也来考人工智能的技术反思。我们解析这道题，可以发现其核心焦点实则聚焦于探讨“技术便利”与“自主思考”之间的复杂关系。人们如何在享受技术带来的便捷性的同时，保持个体的独立思考能力，避免过度依赖技术而丧失自我判断和理性思考的能力。

霍克海默批判说：如今理性不仅成为商业工具,而且理性的主要职能在于找到通过目标的工具以适应任何既定的时代。马尔库塞认为“技术作为一种生产方式,作为工具、装置和器械的总体性,标示着机器时代,它同时也是组织和维持（或改变）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它体现了主导性的思考和行为模式，是控制和支配的工具”。

技术理性的发展，使理性越来越工具化。技术越来越成为获得利益的主要方式,当人成为机器的附庸之后，理性也就越来越成为经济利益的工具——以数学理性为模型的启蒙，最终把人的思想变成了利益与权力的工具。技术作为生产力的纯洁性已经消失，社会的一切行为都变成了技术行为，政治也以解决技术问题为先导目标。在这个理性工具化的时代，传统思想中的价值思维消失了，人越来越异化。

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既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性，又潜在地挑战着人类的认知和行为模式。技术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使得许多决策过程被简化和标准化，人们在面对问题时，往往更倾向于依赖技术给出的答案，而非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来得出结论。

人类可能在享受技术带来便利性的同时，逐渐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虽然马歇尔·麦克卢汉曾提出“有思考会比电子媒介的速度还快”的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忽视技术对人类独立思考能力的潜在影响。麦克卢汉的观点更多地是在强调人类思维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而非忽视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需要更加审慎地看待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通过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公众意识、完善法律法规等方式，更好地平衡技术与人类发展的关系，实现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和谐共生。

新课标II卷

谈到卫星技术可以帮助人类探索未知的星球，同样地，我们会想到卫星遥感技术可以成为新闻工作者报道、探索全球新闻的重要手段。

1986年，美国广播公司使用SPOT卫星热红外影像报道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爆炸事故；2001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用遥感卫星以俯视角度拍摄“911事件”现场，成为第一手信息的提供者。

后2021年，基于这一新闻传播最新实践，武汉大学遥感学、新闻传播学和新华社、卫星公司等跨学科的产学研团队尝试地提出《全媒体时代遥感新闻学》，认为“遥感新闻学”（remote sensing journalism）是研究遥感影像及其增值产品作为新闻媒介的呈现形态与生产流程的科学，是包括遥感影像获取、遥感影像精确处理、影像理解与信息提取、遥感新闻叙事、遥感新闻可视化、遥感镜头语言等问题的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科学与技术。遥感新闻学结合了遥感技术和新闻报道，利用卫星、无人机等遥感设备获取地球表面和大气层的图像和数据，以支持新闻报道。

简之，它将遥感技术与新闻学相结合，利用卫星、无人机等遥感设备获取地球表面和大气层的高分辨率图像和数据。这些数据可以用于实时监测和报道自然灾害、环境变化、冲突区域、城市发展和气候变化等重要事件。通过遥感技术，记者能够突破地理和安全限制，获取独立、客观的第一手资料，增强新闻报道的深度和准确性，提升新闻的权威性和可信度。遥感技术参与全球报道的过程是通过卫星、无人机和传感器等设备获取地球表面和大气层的高分辨率图像和数据。

首先，这些设备在轨道上或空中飞行，持续监测地球，捕捉自然灾害、环境变化、冲突区域等重要事件的实时信息。接着，获取的数据通过卫星通信传输到地面站，进行处理和分析。新闻记者和数据分析师利用这些处理过的遥感数据，结合其他信息来源，进行深入调查和报道，制作出详实、有深度的新闻内容。最终，这些报道通过各种媒体渠道，如电视、网络、报纸和社交媒体等，传播给全球受众，使公众能够及时了解和应对全球性事件和问题。遥感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新闻报道的效率和准确性，还扩大了新闻覆盖的广度和深度。

北京卷

关于北京卷的作文，播播提取了“点赞”、“目的地”、“独白”、“历久弥新”、“打开”五个关键词。可以说，北京卷作文依旧“乱七八糟”，也是写完容易但是写好很难。

1、从新传视角来看，朋友圈点赞真的是“常考常新”。随着社交媒体逐渐融入我们的生活，微信朋友圈点赞已经成为虚拟空间环境中人际交往的一个社交习惯，也成为线上社会关系连接的一个重要传播节点。

它提供了一种维护关系的机会以及简化社交的交流模式，可以增强个体间线上关系的粘性，盘活沉寂的人脉。但反思之，作为期待被“点赞”的我们，是不是有点小小的自恋呢？

《为什么爱会伤人》的作者也指出，现代科技似乎助长了自恋行为的滋生，强化了自恋者寻求认可和受人赞美的心理，会让我们为了得到的‘赞’的多少而心情起伏”。

2、目的地旅游，旨在强调让人们触摸城市内部的肌理，更接地气儿地认知城市，更真实地感受城市文化，细嗅时代气息。而目的地研学也是如此，许多人对名人故乡的生活、体验、解释、和意义了解的十分微弱，往往只能了解到地方最浅层的表面样貌，更不谈到产生文化认同了。

于是，潘什梅尔提到，“城市既是一种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或劳动中心。更具体地来说，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一种灵魂。”

是的，在研学过程中，名人故乡的地理空间与场景、研学者的身体体验等要素都被凸显出来，身体作为一种媒介接受并处理着名人故乡传达的人文气息，能够让人的身体以及精神都与名人故乡相连。

3、在公关批判学派的代表学者图尼森与诺丁看来，“独白”并未形成真正的对话。因为在对话过程中，主体间以坦诚开放的姿态进入沟通场域，“冲突”反而会成为对话的“结果”，相互了解的对话过程本身即为意义所在。

但对于“独白”，它以自我内在性为主导，更像一次心灵的相遇。“月的独白”也是如此，有人仅仅看到了皎皎明月，而有人感叹道，“月是故乡明”，明的是故人心。这其实也是一种符号的能指和所指。

在所指中，拜月彰显了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和美好愿景的向往，赏月形成了国人独特的风俗习惯，咏月是抒发美好情感的重要载体，这些均使得——月亮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名片、民族精神认同的具象。

4、关于“历久弥新”这个词，播播想到了“共时性”和“历时性”。共时性和历时性相对，是索绪尔提出的一对术语,指对系统的观察研究的两个不同的方向。共时性，指的是在某一特定时刻，语言或文化的状态和特征。而历时性，则关注语言或文化随时间的演变和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经典、精神、思想，让我们无法忽略，它们成为被建构出来的记忆，记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记忆生产影响历史，甚至改写历史。

在《记忆的纹理》一书中写道，与个体记忆不同，社会共同体没有一个共同的大脑，集体记忆只是一个隐喻，而这个隐喻却具有着巨大的重量。也就是说，这些经典、精神、思想，其实构成了代表民族形象的象征意义体系，并将其不断植入到民族成员的意识之中，使记忆所折射出的文化精神、文化价值、文化理念不断得到循环，并一直处于活跃状态。

5、“打开”这个词，可以接上很多名词。比如打开门、打开窗，但播播这里想说的是，打开新的媒介视角。正如哈罗德·英尼斯所言，任何一种媒介技术的发展，都会带来一个全新的社会。而面对一个新的社会，我们只能打开一个新的媒介视角。

“第二媒介时代”的概念是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在其同名著作中提出来的，他把大众媒介时代区分成两个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出现之前的大众媒介时代为“第一媒介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时代为“第二媒介时代”。

在“第二媒介时代”，几乎人人都可以参与散点的双向交流，人人都可以拿起麦克风在社交平台上大声疾呼。那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如何打开自己的媒介视角，锻炼“获取、分析、评价、传播”等媒介素养呢？播播想，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

天津卷

天津卷旨在说明“被定义”与“自定义”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其主体都是自己，应当从“小我”到“大我”，正确对待“被定义”，展现“自定义”。

每一个人，诞生时都像一张白纸，原本空白无物。但在正确的“自我定义”之下，努力变成一个饱读诗书，积累丰富如巨著的人，以胸怀壮志，墨香四溢，满腹经纶，气质非凡，为中华之崛起，成为奔涌在时代河床上的滔天后浪。

但在新传界，一谈到“定义”，我们会想到沃尔特·李普曼在1922年出版的《舆论》一书中提出“刻板印象”一词。人，首先是多元的。一旦因为深刻的精神惰性，在既存的认知图景中展开对自我的认知，往往会造成“先定义后理解”行为的出现，而其中的价值评价和好恶感情也会固定、概括、笼统。

其次，我们会想到美国学者米德在研究人的自我意识与内省活动的时候提出的“主我与客我”理论。无论是“被定义”还是“自定义”，都是在强调：人能认识自己，拥有自己的观念，与自己进行沟通。而如果说“客我”是一种他人评价，那“自我互动”则是对“客我”评价的理解/选择/重组。

最后，我们会想到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和雅格布森在小学教学上提出的“皮格马利翁效应”。人们基于对某种情境的知觉而形成的期望或语言，会使该情境产生适应这一期望或预言的效应。如果别人定义我为一个“爱学习”、“讲文明”的好人，那我也会根据他人的“定义”去“自我定义”，从而真正成为一个“爱学习”、“讲文明”的好人。

上海卷

在生活中，关于“认可度”的案例随处可见，例如各种排名榜单、评分评价等，为什么人们常用认可度来判别事物和区分高下呢？或许我们可以从传播学的角度来思考——

第一，社会认同理论。

所谓社会认同，是“个体知晓他/她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而且他/她所获得的群体资格（group membership）会赋予其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换句话说，人们倾向于将自己归类于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并从该群体的成员身份中获得自尊和认同。当某个事物或观点被广泛认可时，人们会倾向于认为它代表了社会主流或权威意见，从而给予更高的评价。“认可度”即被认为是一种社会主流/权威意见，由此成为了判别事物高下的一种社会标准。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社会认同逐步由身份认同、归属性认同转向评价性认同，认同感不仅仅停留在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而且增加了更多的评价性因素。

第二，从众心理。

从众心理，又称群体压力效应或群体影响，是指个体在特定社会群体中，受到该群体其他成员的行为、意见或信念的影响，进而在认知、情感或行为上产生与群体保持一致的心理现象。在传播过程中，当一个事物或观点在群体中获得广泛认可，即拥有较高的“认可度”时，这种认可度往往会成为个体判断其价值的重要参考。

由于从众心理的作用，个体可能会倾向于跟随大众的意见，给予该事物或观点更高的评价。这种评价往往并非基于个体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而是受到群体压力和影响的结果。“认可度”通常被视为群体或公众意见的反映，因为它代表了多数人的态度和观点。

在群体压力的影响下，个人倾向于顺应“认可度”的选择，以此来获得群体认同和避免社会排斥。例如，在餐饮和电影行业中，人们经常以评分作为判断餐厅或电影优劣的标准。这些评分往往由大众给出，具有较高的“认可度”，因此成为个体选择餐厅或观看电影的重要参考依据。这种现象充分体现了从众心理在个体决策中的影响。

第三，意见领袖。

论由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一书中提出的“意见领袖”，是两级传播论的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人群中那些首先或较多接触大众传播信息，并将经过自己再加工后的信息传播给其他人的人。在传播过程中，意见领袖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通常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知识水平和影响力，能够影响周围人的观点和态度。

当意见领袖对某一事物或观点表达认可时，他们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往往能够显著地推动该事物或观点在更广泛群体中的认同和接受。这种现象反映了意见领袖在塑造和传播公众认知方面的重要作用。当今，许多评价指标体系，如大学排名、各类榜单等，最初都是由该领域内的意见领袖提出并推广的。这些评价体系经过时间的检验和公众的认可，逐渐成为了衡量某一事物或观点优劣的“认可度”要素。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认可度也可以看作是意见领袖对事物或观点的评价和态度的体现。

引用文献：

[1]宋辰婷.网络时代的感性意识形态传播和社会认同建构[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9(01):149-156.

[2]王恩界.基于社会认同视角的互联网传播行为探析[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4(04):180-186.

[3]陈昌凤,石泽.技术与价值的理性交往:人工智能时代信息传播——算法推荐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思考[J].新闻战线,2017,(17):71-74.

[4]肖珺,于林海,张过,等.融合地理叙事：探索卫星遥感新闻的传播创新[J].新闻与写作,2023,(01):98-110.

[5]赵田田.人类交流的“来路”与“去路”——基于对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一书的粗浅认知[J].西部学刊(新闻与传播),2016,(06):27-29.

[6]孙玉珠.“City Walk”：“可沟通性”视角下青年城市漫步实践的透视[J].东南传播,2024,(03):74-79.

[7]贾烜铭.浅谈“第二媒介时代”下公众的媒介素养培养[J].采写编,2018,(04):139-140.

[8]李佳欣,周兰.记忆的纹理:文化记忆视域下“一带一路”专题纪录片的影像建构思路[J].电影文学,2024,(07):5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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