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唐山打人案”几乎是无解的

昨天《唐山打人案的背后：性别不是原罪》刚挨了骂，今天这篇有些犹豫，既敏感也很容易被攻击。但想了想，小镇本意就是要分享一些真实的东西，那有些话还是要说，不能为了流量把初心丢了，那大家也没必要关注小镇了。

唐山打人案具体到这个案子，打人的9人团伙以及背后的黑恶势力和保护伞等等，一定会从严从快从重处置，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一个引起全国关注的社会热点事件，倘若仅仅停留在这个案子本身，又或者停留在一次专项行动，都是巨大的浪费，需要从我们的社会机制和社会治理体系上进一步深挖，想清楚为什么这类事件一再发生，才能让这类恶性事件出现得更少。

唐山打人案之所以令全国如此关注，关键是一群男性围殴几位女性，肆无忌惮、下手极狠，而监控视频将整个过程完整展现出来，比文字更震撼人心。但不得不发问：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那么为什么没有引起重视呢？这背后的根源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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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惯例，谈复杂问题前先讲几个例子。

第一件事：撞车肇事者逃逸

几年前，小镇深夜加班回来，已经快12点了，就在家门口要右拐的时候，被一辆没开车灯的黑色小汽车从右侧快速超越，然后撞击小镇车右侧，撞击力度挺大的，所幸没有受伤。

就在小镇下车准备同对方商量理赔时，这辆车停了十几秒然后加速跑掉了，当时周围至少有3个警方监控摄像头。小镇怀疑这辆车存在其他更严重问题，当即报警，警方告知第二天再联系，但第二天仍然不受理，最后小镇通过个人渠道沟通后，警方才让小镇去做了个笔录，口头说会争取查监控，但最后没下文了。

第二件事：小区短期内连续发生入室盗窃

这个小区是某公务员小区，有一段时间两个多月内发生近10起入室盗窃案，甚至有人称就在家里睡觉，半夜门被开了，大声呵斥才退走。这种情况非常令人后怕，毕竟入室盗窃和入室抢劫甚至威胁生命安全，不过是歹徒一念之间罢了。

但多次报警，警方并未重视。最后是该小区集体委托居民代表，直接到派出所要求警方确保小区安全，实际已经动用单位名义了。警方这才派人到小区，但最终也没有抓到小偷，但好在此后再未发生入室盗窃案。

第三件事：路过学生见义勇为制止斗殴

这是小镇从某刑事律师听到的，有一名大学生路过，看到有一群人打架斗殴，于是他就上前试图阻止，混乱中，他被打了、他也打别人了，最后警方到场。由于现场打得比较惨烈、有多人逃了，参与斗殴的人被集体送到拘留所，吃了一场牢狱之灾。幸运的是由于现场监控录像完整，加上律师朋友表现出色，最终并未追究其他责任，保住了学籍。

但这是幸运的，如果现场出现更严重的伤残、监控录像不全、拦架情绪上来反而出重手等等问题，结果会怎样呢？

需要提醒一下，判刑并不遥远，如果造成轻伤以上，就构成故意伤害罪，一般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哪怕仅仅6个月，但在中国当前体系下，有了刑事案底，后果如何不必多说吧？

而轻伤很容易就达到，比如造成牙齿脱落或者牙折两枚以上就构成轻伤二级，如果是门牙就是轻伤一级。很可能就是手推了下，被推的人没站稳摔倒了，然后牙掉了，虽然未必会因此判定有责任，但终究要经过很复杂的过程。

故事讲完了，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共同点？

有两个：

第一：对于危害程度较低的事件，警方倾向于选择息事宁人；

第二：不鼓励个人采取私力救济方式，遇到问题找警方。

但这两个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肯定不能什么都说不作为、有保护伞，这与中国近几十年的实际并不相符，中国社会治安持续向好、民众对警察的信任增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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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很多人总想着来一轮专项整顿、打掉几个保护伞等等就可以解决，实在太天真。

黑恶势力既然是势力，就说明是一种组织，而任何一种组织都要扎根于一定的社会结构，扫黑除恶打的是黑恶势力，更是要清理这些黑恶势力产生和生长的社会土壤，否则仍然会不断再生。

所以，扫黑除恶从来不是某个部门、某个地区就能做到的，必须通过国家统筹，调动全国、全社会力量共同开展。反电信诈骗也是类似的问题。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40年，仅全国性针对黑恶势力的严打已经开展了至少5次，时间间隔越来越短，这背后关键就是黑恶势力扎根的社会生态发生了变化。

第一次是1983年起开展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

从1979年到1983年，屡屡发生震动全国的恶性案件，相比现在要恶性太多了。比如1979年上海“控江路事件”，当时《刑法》刚通过仅2个月，直接催生死刑复核权下放；然后是1980年北京火车站自杀式爆炸案，1981年北海公园事件，1983年劫机案、“二王”案以及河北唐山“菜刀队”等等。

为了迅速遏制治安形势恶化，采取类似建国初期“大镇反”一样的严打，总设计师称之为“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1983年9月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明确提出“在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依法将刑事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劳教一大批，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并且杀掉一批有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

为了推动严打，全国人大常委会还通过了对基本法进行修改的三个重要决定，公检法等部门也进行了相应配套，比如扩大重刑授权、对部分判决已生效的改判为死刑、对服刑期满者强制不予释放等等。

仅仅“严打”开始前三个月，全国就拘捕了108万余人，三年下来查处87.6万人。但是刑事立案数不减反增，比如1982年全国刑事立案数为74.8万余起，到了2005年已经增加到464.8万余起。实践证明，运动式执法可以收到一时之效，但不足以遏制刑事犯罪，同时还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具体不一一详述。

第二次是1996年打击有组织犯罪。

第一次严打时，全国还没有普遍形成有组织的犯罪团伙，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很多充满色情、暴力内容的影视剧和书籍大量流入，典型的比如受“古惑仔”影响，很多青少年不再是小偷小摸，而是动辄从事杀人、抢劫、强奸等等重大犯罪活动，青少年暴力犯罪成为一大难题。黑恶势力越来越呈现有组织化。

1996年经过四个月的严打，一举打掉犯罪团伙13万多个，抓捕67万人，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公开通报中国黑社会犯罪情况，“黑社会”这个词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官方口径中。

第二次严打距离第一次严打结束已经过去了11年，随后严打间隔越来越短：

第三次是2001年，用两年时间重点打击黑社会等有组织犯罪。

到2002年，侦破各种刑事案件210多万件、治安案件400余万件，收缴各种民间枪支130多万支，超过15万人被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从2004年开始，中国改变了过去采取“专项打击”的方式，将打击黑恶势力融入日常工作中，但也定期以专项行动方式进行巩固。在这一背景下，2006年，全国“打黑办”设立，此后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全国会议。

2010年进行了第四次严打，然后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2018年开始的“三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并且“扫黑除恶”已经列入常态化工作，写入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经过40年与黑恶势力的艰苦斗争，必须承认，中国社会治安空前好转，有些人非要说什么过去比现在更好，这就是否认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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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在高压态势下，黑恶势力已经发生变化。比如上世纪80、90年代，暴力犯罪非常猖獗，动辄就是严重的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日益严重。但到了最近十多年，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从整体上，黑恶势力更加隐蔽，往往“大恶不犯，小恶不断”。

甚至有的黑恶势力选择承包某些不起眼的小行业。比如饭店的碗筷清洗，在很多中小城市饭店，提供的碗筷往往是塑封的整套碗筷，这个行业不是一般人能干的，背后往往是被个别势力承包，明面上是提供服务了，一套餐具也就收1块钱。

但是为什么这么容易赚钱的买卖一般人做不了呢？为什么一些中小城市大半个城市就是一家做这件事呢？又为什么这碗筷往往洗不干净但是店家还要继续用呢？

黑恶势力也是要赚钱的，没有几个人就是为了犯罪而犯罪，毕竟犯罪是要付出很高的成本的。现在的黑恶势力越来越小中小城市、城乡基层转移，开始垄断地方特定的行业或产业，有的比较粗暴，而有的已经摇身一变成为成功商人，进而以商人的身份与基层政权形成一定的关系，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治理。

有些案件，普通人看来匪夷所思，觉得这些黑恶势力敢这么干，上面一定有特别大的保护伞，当政府处置结果与设想不符时，就可能心生怨念，觉得包庇。

保护伞、大老虎一定有，但大多数事情未必，因为有句话叫“县官不如现管”，有很多匪夷所思的事，其实层级很低的经手人就能办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小吏微权”，但是这个“微”是相对于国家层面的大权力，到了中小城市、对于具体的公民个人，这个权力未必就“微”，反而可能很大。

比如一个县几十万人，真正有影响力的可能也就几百人，而由于市场经济等各方面不发达，越是小城市，这些人中来自公职人员的比例越大，可能一个科级甚至一个股级都具有一定影响力。这也是小镇建议没有一定家庭背景的，最好去力所能及的最大城市的关键原因。

越小的城市，找关系的难度和可以施加影响的环节越多，黑恶势力并不需要找层级太高的人，甚至层级高了反而容易暴露。反正无论找谁最终还是要落到具体的人手里，上面的人也得根据下面人报的材料做出判断，那为什么不直接找具体的人呢？

回到开头举的几个例子，小镇的现实身份、那个公务员小区的身份不能说没有影响力，但是又能怎样呢？遇到具体的事情，就是由具体的人负责，他可以选择尽心尽力、也可以选择拖一拖、更可以直接不受理。

这当然不是办理的人对老百姓的诉求冷漠，如果这样想，把问题归结到具体的人不用心上，这种想法就太简单了，就不可能找到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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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对于黑恶势力的打击不遗余力，但为什么老百姓的简单诉求不容易得到满足，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情况？

背后的问题很复杂，今天仅谈一件事：成本。

成本既包括执法成本，也包括犯罪成本、维权成本，毕竟现实社会绝大多数情况下，资源是有限的，问题是无限的，有限的资源遇到无限的问题，就必须有取舍，而取舍的过程就有了利弊得失，这几乎是无可避免的。

先说维权成本。很多人在网上大肆攻击唐山打人案旁观者没有上前阻止，这种事情毕竟发生的少，以中国现在的治安情况，大多数人在现实里一次都没见到。

那就用几乎所有人都更可能碰到的事情吧，职场上自身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比如不给足额交五险一金、随意克扣、违法裁员等等。小镇曾经写过一篇谈如何依法维权的（《公司要裁员？保护好自己，别被套路了》），但是有不少读者留言，说小镇说的不现实、仲裁员站在老板一边、公司财大气粗斗不过等等。

先不说走法律途径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情，不是自己喊冤就能被采纳为证据。就说维权这件事，有多少人敢于付出代价去斗到底？算来算起，虽然觉得内心不通畅，但是出于种种顾虑最终还是算了吧？

自己不行动，又如何获得保护？

而执法成本和犯罪成本可以放在一起，并且与维权成本相关联。

很多人总是批评中国公务员太多、政府开支太大、要求政府大规模压缩开支裁员等等。但事实上，中国公务人员数量不是多了，而是不足，当然存在结构性不足，一方面有一些部门地区工作量严重不饱和，但另一方面人力和经费严重不足。

一线警察就是最典型的，推荐一本书，樊鹏的《社会转型与国家强制》，就对中国治安模式、中国公安警察现状等进行了深入分析。

中国的警察承担了远比其他国家同行更加复杂、繁重的任务，比如邻里调节等等。中国基层警察工作强度极大，连续通宵司空见惯，身体健康受到很大威胁，仅仅2021年就有261名民警、131名辅警牺牲，要知道这是中国，不是全民持枪的美国。

警力不足、办案经费不足、任务大责任重，导致有限的力量必须向优先级更高的工作上转移，比如遏制更加严重的重大暴力犯罪、团伙犯罪、又比如专项行动等等。

那么对于相对社会危害有限的就会采取更加简单粗暴的方式。在有限资源下，这对全社会整体最有优的。

比如类似举例的，对于凡是参与打架斗殴的，就看结果；又比如对于一般的骚扰、小偷小摸、社会矛盾等采取息事宁人甚至和稀泥的方式，而有的会要求相对更讲理、更有顾虑的人让步。

具体不一一展开了，大家自行理解。

为什么有些受害者会让步呢？

这就是前面提到的维权成本，比如对于一个有公职身份的人，相比没有编制的人，更倾向于息事宁人，担心去维权会导致自己的工作、前途受到影响。而很多人连国家明确倾向性保护的劳动者权益都不愿意去维护，何况其他呢？

相对执法成本和维权成本而言，中国目前犯罪成本非常微妙。在中国，犯罪成本无疑极高，但这是初犯，由于没有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导致一个人如果触犯刑法，有了刑事案底，刑满释放之后，在社会上处处碰壁，更容易走极端。

所以经常看到一些卷宗，有的人一条路走到黑往往有这么一句话：没路走了，反正已经有案底了，再犯也不过就是关几年。

唐山打人案就是一个典型，当然一个在逃人员竟然还能买车，这必然要追究相关保护伞的问题。但也可以看到，一个人一旦有了刑事案底，对于再次犯罪反而顾虑更少了，这时候再次犯罪获得的收益很可能远大于要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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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唐山打人案这种事件发生有其深层次的社会根源，要放到社会治理的框架下去思考，要解决具体问题，更要解决根源问题。

现在中国的社会治安水平已经达到历史最高，严重程度较高的暴力犯罪等越来越罕见，很多黑恶势力也开始披上了更多外衣，还有的获得了成功商人的身份。

越来越多的黑恶势力“大恶不犯，小恶不断”，钻了治理体系和民众维权的空子，在社会容忍的底线附近来回擦边，获取不当利益，该怎么办呢？

要么进一步增大执法力量和经费投入，中国有的省就是这么做的，效果很好，但越来越多的地方财政极为紧张，真的可行吗？

要么放开民众私力救济，比如放宽“正当防卫”“见义勇为”的门槛，但这会不会导致被反利用，有些人可以层层设局以“正当防卫”为名反而实施暴力或杀人？最极端的私力救济就是美国，小偷小摸的低强度犯罪率远高于中国，以至于为了降低执法成本都搞出来了“950美元以下盗窃不算犯罪”，而为了保护自己的全民持枪更是导致枪击等严重暴力犯罪高发，今年仅仅到现在已经有超过1.8万人死于枪击。

资源就这些，以中国目前的治理体系和执法力量，压制高强度犯罪是更理性的选择，那么黑恶势力的“小恶”怎么办？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是小镇能够解决的，仅仅提供两个思路：

一是设立轻罪前科消除制度，增大二次犯罪成本，让有心悔改的可以回头，这不仅仅是社会治安问题更是社会治理问题；

二是充分发挥数字社会优势，建立更加严密的网络，不仅仅是摄像头，也包括发动社会监督的匿名举报、跟踪系统，让黑恶势力无处藏身。

复杂的社会问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一定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这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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