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经典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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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延安撰写《论持久战》)
毛泽东历来极端痛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到了晚年,这一信念愈发坚定与决绝。
综合来看,毛泽东几乎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表现的每个方面,都作了经典的阐释与论断,这既是对公职人员尤其各级领导干部如何从政为官进行谆谆教诲,更是启发我们如何脚踏实地开展工作。每次重读都让人受益匪浅。
同时,毛泽东又是灵活运用语言文字的大师,发现、提出问题开门见山、一针见血,言谈文章之间,无不显露出举重若轻的处事风格和幽默风趣的活泼气息。
近两年来,笔者遍查《毛泽东年谱》、《毛泽东文集》等著作,搜罗毛泽东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论述达百余则,皆以语录体形式原汁原味地公诸于世,对此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朋友,想必早已领略了伟人的风采。
中央确定今年为“基层减负年”,眼下已是年终,减负效果究竟如何?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文山会海是否减少了?走过场的调研是否杜绝了?铺天盖地的检查考核是否有所减轻?官气官风是否被打压下去了?等等。
这些都有待于实践的检验,更有待于基层干部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可,仅仅靠统计一些发文开会减少的数据,搞一堆大而无当的调研报告,问责几个似是而非的“虾兵蟹将”,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虽然毛泽东严厉批评过“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但他的话的的确确道出了某些真理性认识,历经几十甚至上百年,越来越彰显生命力。
因此,在全党上下正积极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斗争的今天,我们再来学习感悟毛泽东的一些经典论断,就很有现实意义。
(一)关于统计报表
——“坚决制止滥发统计报表的严重现象”
1953年7月22日,毛泽东为转发《关于检查农村统计报表情况的报告》起草中共中央批语,指出:“县以上党、政、民各级机关所发统计报表,在农村中已泛滥成灾,达到了完全不能容忍的程度。……规定简化报表及控制报表的可行办法,坚决制止滥发统计报表的严重现象。”(《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283页)
——“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
1961年3月5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作讲话:“过去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 549页)
——“今天通知明天要,只能是假报告”
1961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负责人工作会议(称南三区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我看不要看那些表格,报表我是不看的,实在没有味道。河南要求下边报六类干部情况,今天通知明天就要,这只能是假报告。我们要接受教训。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253-254页)
——“天天叫下面报数字,官僚主义”
1971年8月25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同华国锋谈话。当华国锋提到全国化肥生产情况不好时,毛泽东说:“讲下放十几年了,下放不了,条条专政就是改不了,地方生产的钢也分不成,统统拿走,拖拉机也不让省里搞,这样大的国家,这样多的人,部里能管得了?条条专政害死人,我就主张靠省里管。天天叫下面报积肥数字,官僚主义。”(《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 392页)
(二)关于文山会海
——“指示一年一个,就是形式主义”
1961年2月8日晚上,毛泽东与江华、林乎加、田家英等谈农村整风整社问题。林乎加(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说:“瞎指挥有些是从省里下去的。”毛泽东说:“也有从北京下去的。……我对谭震林同志说,三年不要开农业书记会议。春耕生产指示,一年一个,形式主义,谁人去看,农民要饿肚子,他不懂得要耕要种?问题是要搞一些具体措施和办法。”(《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 538页)
——“不要搞那么多文件”
1961年3月5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作讲话,指出:“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问题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不要批文件过多,过去我也是热心家,也批了许多文件。……我就不信,每年批了那么多的文件你们都看了,各省的同志都看了。肯定有许多没有看。”(《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 549-550页)
(三)关于调查研究
——“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
除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之外,最著名的应该就是这句了。
1961年3月23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毛泽东逐段解读了他在1930年5月写成的《调查工作》一文,此文共七段,3000多字,毛泽东的解读近7000字。这是毛泽东一生中亲自解读的唯一一篇文章。毛泽东说:“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262页)
——“实行官僚主义的那种调查法,党委有权把他们轰走”
毛泽东强调,下去调查切忌张扬,也不要动辄要求各级领导作陪。不要“老爷式的调查”,不要学“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毛泽东对形式主义官僚式的调查深恶痛绝,曾批示道:“实行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透顶的那种调查法,党委有权教育他们。死官僚不听话的,党委有权把他们轰走。”(《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 593页)
(四)关于秘书代笔
——“写文章不要让别人代劳”
1964年3月28日,毛泽东在邯郸听取山西、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情况,在讲到官僚主义问题时,他说:“有的人,自己不写东西,要秘书代劳。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现在北京当部长、局长的都不写东西了,统统让秘书代劳。秘书只能找材料,如果一些都由秘书去办,那么部长、局长就可以取消,让秘书干。”(《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 332页)
(五)关于下情上达
——“严重的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
1958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讲话,指出:“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 527页)
——“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
对各级领导来说,什么才最累?是工作繁忙吗?不是!1959年6月24日,毛泽东同王任重谈话,说:“不向我反映情况,我才最累。你把湖北的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不累了。”(《毛泽东年谱》第四卷 78页)
——“十分里头信七分就好了”
与基层干部群众交流,有些话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1960年3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林铁、刘子厚等谈话,谈到人民公社问题时说:“官僚主义者,就是不同群众商量,还有打人、骂人,强迫命令。……下面的事情,十分里头信七分就好了,十分都信就吃亏,就上当。”(《毛泽东年谱》第四卷 356-357页)
(六)关于官气官风
——“对利令智昏之人要臭骂一顿”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头脑发昏。昏得厉害的时候,就得用一种什么办法去臭骂他一顿。”(《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191页)
——“官气是最低级的趣味”
195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378页)
——“不要动不动训人”
1967年10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刚果(布)政府代表团时说:“就是有一条,你不要摆官僚架子。我只求你一条,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 129页)
(七)关于群众路线
——“一级一级从上往下贯,根本不是从群众中来的”
1961年5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过去我们听你们的,你们没有亲自调查,你们也是听人家的,你们要亲自调查。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才能退赔好。群众路线很重要。河南一级一级从上往下贯,根本不是从群众中来的,是从他脑子里想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 591页)
——“群众不管你是什么官,只看你的政策”
1963年12月5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哥伦比亚“工、学、农运动”学习代表团,指出:“群众不管你是什么官,也不看你穿什么衣服,只看你的政策。他们也不管你是什么党,共产党的政策错了,他们一样要骂你。知识是从哪里来的?知识是从群众中来的。我们如不进行调查研究,就是什么也不懂。”(《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 287页)
(八)关于读书学习
——“天天搞事务,一定要迷失方向”
干部陷入“事务主义”,看似忙忙碌碌,实则疲于应付、疲惫不堪,毫无成效。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往往成为滋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温床。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同志曾说:“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毛泽东文集》第八卷有一篇“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是毛泽东认为应当重点讨论的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读书”。毛泽东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
1962年2月6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在邓小平讲到这几年的教训是忙于事务,不注意学习,思想容易庸俗化时,毛泽东说:“不重视学习理论,天天搞事务,一定要迷失方向。”(《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 84页)
(九)关于工作汇报
——“谁要念稿子,我就打瞌睡,以示反对。”
口头汇报的好处:一是实话多,套话少;二是防止虚与委蛇。毛泽东不喜欢照本宣科式的汇报,曾明确说过:“谁要念稿子,我就打瞌睡,以示反对。”
1956年春节前夕,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康世恩接到通知,要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当得知毛主席问得非常详细时,康世恩抓紧时间准备材料,并写出了汇报提纲。他回忆说:“我照着提纲念了一段,主席打断说,你不要念了,我这里也有本本,就随便说吧!”接着,整个汇报便在毛泽东和康世恩的一问一答中进行。
(十)关于官僚主义
——“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
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回国,短暂停留松江省(1954年与黑龙江省合并)哈尔滨市。在听取省、市领导汇报后,应松江省委负责人请求,毛泽东同志为省委题词“学习”、“奋斗”和“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第一次为地方省委题词。(《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97页)
——“谁犯了官僚主义,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出席八届二中全会作总结讲话,强调:“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34页)
这话说的是很重的。从事后历史发展来看,真到了对从上到下各层级的官僚主义忍无可忍的时候,毛泽东毅然决然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也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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