ⅪNⅦ/E | 自由与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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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SC

1.

障碍就是自己

现实一点，作为「反先锋队主义」的一个典例，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性不在于「良知」，而只是在于它的分裂，它只是那个断开了党务机器和国家（宪政民主）的时刻，同样它的「反革命性」就是它很快就恢复了。可是，把这个难题概括成「布尔什维主义」只能是思想懒惰的结果。那些随手能发出来各种布党和苏联黑料的人，其实也可以随便找到一大堆他们支持的派别的黑料。

所以挖黑料除了历史参考或者道德指责，则又是议会游戏的一大技巧，参考《竞选州长》。说得无厘头一些，这似乎是种怪癖，人人都要拉屎，而你自己也会——但是我冲了厕所，粪便消失，仿佛变成不排泄的神仙。这里的关键不是谁更好或者谁更坏，而是革命本身是血腥的，是有死亡的，它意味着的不是终结灾难，而首先是灾难本身。所以我们已经放弃那种童话般的非暴力政治幻想。不仅是革命，政治本身确实就很坏，即使你说得怎么样天花乱坠，也不保证（拉票的政客除外）能变好，这就是理性的诡计。再进一步，所以任何革命的变质，也意味着所有党派和支持革命者的难题：不是你说明自己怎么好，怎么善良，就能逃避的。这不是「没安好心」或者「好心做坏事」，而是只要插脚到政治——哪怕是最庸俗定义的政治，那就肯定做了坏事。

任何以为没有布尔什维克就能「成功」的人仍在充当一个幼稚的好人角色，他们的设想是没有障碍的，但是现实又是充满「障碍」的，即便这里也不那么「现实」：他们的假想敌是一个死去快一百年的政党，而真正的敌人是他们自己。举两个「过日子」的例子：首先就是廉价的社会热心人，他们同情穷人却怒斥罢工等秩序的破坏者，其次则是需要安全的自由，自诩为革命者，满嘴不满和怨恨，但是仍然想着移民或者逃离xx，这样就可以有他们设想的「革命」或者「运动」了。所以他们障碍的名字就是襁褓，而真正的自由就是没有襁褓，是危险的。相反，他们不设想这样的障碍，反而根本没法设想自由。这就是当代的「想象癌」，也是「革命派」形式的「康德同萨德」。

我们不妨在把眼光放远一点，过去的民族革命之所以和现在的不同，也在于这种无法逃避的命运：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盘不是能四处逃避的人（其实有不少属于中产），也不是能随意出入或者和外来殖民者和资产阶级合作的本地精英，而只可能是根本逃不出的人。所以这完全不是逃逸论，而是「无法逃逸论」，他们的障碍才是造反的动力，当然这种动力不是自来水，只是一种应激反应，这里的自由就是紧迫性——你不得不做了，咱们是孤注一掷的。

现在的民族运动想象依靠的障碍，例如西方的人权机构或者打几份谴责声明就当作「民族运动」的「xxx民族大会」，而根本没有本土的群众工作——当然他们是不可能这么做的，要是这么做，他们还有必要存在吗？他们能做的只能是以自己的民族和异议者的「特殊性」来继续全球资本主义的「普遍性」，所以他们的所谓纲领要是落地，那就会动摇他们的基础：任何的革命都是过度的，到时就不只是他们口头说的民族独立，而是完全可能变成改变劳动财产关系的社会革命，这时候，有钱有权的人所资助的「民族大会」则不攻自破，这就是广义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和民族的交叉性的典型就是爱尔兰共和军（IRA），却也是个不太成功的例子，IRA的温和派分裂出来，而可以算作IRA组成部分的新芬党不照样要慢条斯理地参加议会政治吗？

因此，我们的批评不是外部性的，而是内在的：不仅某一个组织是障碍，而是你自己——任何组织本身都是自身的障碍，只要有集中和最少限度的等级，就会有官僚主义——它会不断循环产生，不可能一劳永逸。同样的，传统的托派论述的官僚工人国家是种同义反复——国家当然是包含官僚的，这个概念的重点不是有种「不官僚的工人国家」，而是不存在「正常的工人国家」（也没有所谓「正常国家」），这个概念的重大意义就是它迟早会内在分裂。无阶级社会之前必然经历激烈的阶级斗争，在无国家的未来也会有这种国家的内部斗争。

推己及人，作为革命替代品的社会运动里面的非暴力的政治幻想总是在反过来促成暴力，甚至要先小人后君子：只有建立暴力的结构，用这种内在的暴力（如规则，架构，轮替）才有可能避免某些暴力。已经把暴力当成既定事实（非暴力只是不诉诸武器的暴力），又不流俗于「非暴力洁癖」，才是对于暴力及政治的理性认识（这很明显也是从非理性中来的）。逃避过去革命暴力的人（包括某些自诩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也难以面对这个现实：布尔什维克作为历史尘埃早已不是关键，这些大善人的「财产」就是对恐怖的布尔什维克/苏联的恐惧症，这当然是某种冷战的残留物。

2.

失落与牺牲

因此，那种保持先锋队纯洁性的说法也挺无聊的。既然良心不是粮票，那么先锋队的纯洁性也不能当饭吃。这里的问题不在乎保持纯洁性，这还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和上面冲厕的例子一样，只要剔除淫秽，我们会是干净的，但是「底层人」真的很干净吗？你是否就是完全干净的？简而言之，这个说法仍然暗示有好的东西，但是这种仍然是外在的，不如承认任何的污秽都是挥之不去的残留物——如上所述，这种先锋队难题或者变质的真正的敌人就是自己，任何对组织的纯洁性的批评都是反身性的。而单纯靠「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民自治不是万能的，它有集中，也必然会有变异，事实上，这么寄望于早已街知巷闻的「自发性」，你也难以发掘其激进性，常识和共识不就是排斥过激主义的吗？

是故，如果存在最「纯洁」的先锋队，那就等于不存在先锋队，这不是嘲讽或者玩笑，而是要承认这种必然的失败：不只是某个党派或者政权的消亡，而更是之后的「和解」，通过这种动荡和不安，承认了组织内外、先进者和落后者的矛盾，我们才有一个新的世界，同理，这个世界不是童话，而只是某种激烈冲突后的平衡。这丝毫不是什么「思维飞升」，而是突破旧的循环，这就是革命最大的意义。再进一步，这种新的开端不是完美的，反而是对于完美的终结，这一「新」的东西甚至要扔到属于旧东西的橱窗里面，才能再次开启新的变革。这就是政治意义上的「大他者不存在」。我们才能得到某个比较合乎「激进性」的方法，不管你是称之为无政府主义还是共产主义。

而且，除此之外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种悖论，即苦于先锋队，也苦于没有先锋队——既有的团体会给外面的人关门，可是在“革命的前天”，先锋队的任务除了开门，更不要做好人，而就是挑衅，在沉闷的中间状态之中鼓动，同样的，这也意味着牺牲。还是以苏联的解体为例，苏联的完全覆灭带来的左派忧郁，似乎苏联没有了，共产主义就消亡了，他们实际上是想永存——他们害怕牺牲。但是，另一种害怕的反映则是「不要夺权」，似乎去中心化就能逃避这种权力的集中问题。比这更劣质的则是联谊会，那种过家家式的团结是没有用的。

不过我们的重点不是害怕牺牲，而是不怕牺牲——甚至要为牺牲而牺牲，这种「牺牲精神（病）」就体现在某种隐蔽的浪漫主义，结果这种保密崇拜往往会造成更大的科层制。Fight Club 很符合一些人的革命想象：一群隐姓埋名的人在搞地下工作。但是仔细一想这是很男性化的：清教徒的禁欲道德，要照顾兄弟老婆，电影结局就是兄弟之兄弟（大佬）和老婆看浪漫的爆破show，这和兄弟会有什么区别？这种破坏除了某种审美作用（电影也就这样了），对于现实行动有什么启发？

事实上就不应该这么相信各种地下秘密行为。在组织权力上，地下工作是难以避免集权和一人独大的，只有公开的平台才有可能避免。所以是时候去除这种过瘾的偷偷违越禁忌的快感了，革命最终仍要公开的（乃至它的暴力也要和盘托出），否则就难免有隐性的集权专断。哪怕在技术层面，大数据时代真的有什么私隐能隐藏？现在「保密」的重点不是隐姓埋名，而是利用时间差，在消息被截获之前行动（这也意味着行动者已经准备好被抓了），并且要尽可能扩大舆论影响力，而不是目的论化、乃至浪漫化地下工作。

所以，Fight Club是一个反例：把革命想得太简单，把革命行动等同于放炸弹或者上街打砸，那只是种激烈的过家家，甚至他们如此聚焦于某些团队本身，以为组好兄弟会，点燃炸药就能一呼百应，这比起灌输论本身更「灌输」。

我们提到的是牺牲的难以避免，却不是为了牺牲而牺牲的目的论。唯一值得的「牺牲」姿态就是没有什么可以再牺牲了——我连牺牲这件事都牺牲了，我只能就这么活着，死亡来就来吧，不是什么值得害怕的事情。这就是拉康式主体。

那么，在先锋队这个层面谈论的牺牲，当然不是第一次死亡，而是第二次死亡：先锋队是革命的领头也意味着他们和日常生活隔着一层障碍——但这就是自由本身！这必须得先做好准备，「牺牲牺牲」的态度不是左派忧郁，也不是无动于衷，而是比起哀叹或者冷漠更决绝；比起这种还有余地的失落，他们要比绝望更绝望，这种惨痛过后才有喜剧。

3.

重新上演的喜剧

我不以无政府主义者自居，但是Anarchy这个词是很魔性的。它既可以被一些大好人理解为善的道德观，也可以回到它的「本源」：不是无政府主义，或者说不是一个主义，「肯定」地解释就是无政府状态，就是混乱。「否定」地解释一下，事实上现在习惯了每天朝九晚五上班，回家能刷视频点外卖的人，根本没法理解革命——混乱，各种冲突和暴力，就是这么残忍的。

这种残忍首先是对于以前的恶的残忍，但是这只是对以前/他人的残忍，还不是对自己的残忍——这种失去人性地无视一切道德底线的态度不是麻木，而是为了完全悬搁恶，我们也只能摆脱中间状态，不要以为我们还可以平心静气地活下去。因此，和冠冕堂皇的心理咨询师不同，分析家的伦理态度是捣乱分子，就是要彻底破坏你的空话，心理学意义上的移情（适应你自己）则在拉康那里彻底变成转移：不是让分析者认同分析家，而是把负面彻底暴露出来，革命就是人性的恶，是否定性的大爆发。

所以我一直拒绝安那其这个音译，它显得可爱，却丢失了爱（还有恨）的维度，安那其不及无政府主义恐怖，无政府主义这个词也不及无政府状态来得直接——不管如何设想，第一步仍然是无政府状态，这不只是说现实中的无人管治的真空，而就是想象力分娩出来的没有障碍的自由，当然组织或者混乱状态也是种障碍，我只是为了说明分裂是如何内化于主体的——这个障碍就已经是自由，想象力是无法跨过这个动荡时期的，而且正是天马行空的恐怖才为自由奠基，只是更多人把风险当作自由的障碍。

在大部分的恐惧对象里面，十月革命首当其中。现在看来，这个远离的事件似乎带来了另一种意义：十月革命只是一封信，它的消息就是资本主义要死了，新的时代要来了，不管他们能不能做到，不管有多少灾难和牺牲，我们在这事件之后也可以完全想象乃至践行资本主义之后的纪元，它已经来到了！这就是革命中的喜剧性。

但是，我们也不妨再重复一遍，这出喜剧上演与过重负担之中，它是充满悲痛的，是充满死难的，这明显是布莱希特的间离式喜剧：冷静却不冷漠，低下却不低俗，令人喜悦而不失哀恸。这喜剧是很表面的，列宁最初觉得苏维埃活得比巴黎公社长就是胜利，于是在苏维埃政权存活时间超过巴黎公社的时候，滑稽地在雪地跳舞——这反过来证明他其实并不掌握什么，我们也没法掌握什么，而更重要的是活不下去——他一早就预备撤退，再次转入地下，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也知道了肯定会失败，这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我们还得把喜剧坚持到底，苏联的完全崩溃的喜剧性，就是再一次让人接近历史——正是在未来才能理解过去，当下恰好是一个夹在中间的尴尬表象。在十月革命之前，没有人真的晓得俄国是不是「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也没有人知道有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潜能」，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确实是有人这么做了。

齐泽克对于内战后布尔什维克的赞扬不在于其聪明或正确，而是坚守。长年累月的战争耗尽人力物力，世界革命近乎不可能，但是，作为革命的儿女，他们仍然坚持到底，不是因为这个母亲很好——他们不是受母亲照顾，于是乎温暖的母性照耀大地，而是清楚母亲病入膏肓的事实，他们的优点不是尊重「慈母」，而恰恰是「父亲或更糟」，这就是「忤逆儿女」胜过今天的母权鼓吹者之处。

可是这还是得补充，老布尔什维克的姿态并不是“榜样”，具体请参阅：Antigone avec Old Bolshevik：症状面面观

回到我们上一个专题的收官文，「回到列宁」和「没有新的列宁主义」是同义词，它所支持的恰好是无意识——它不是潜意识，也不是前意识，而是非-意识，是官方支持的「正道」之外的东西。所以，左派忧郁不是太负面，而是隐藏的正面使之不够忧郁——不是怀缅红色巨人，而是缅怀它的未发生之物。我们今天重新说明苏维埃，是为了完成苏联没有完成的任务，这东西是在列宁主义之中的「非列宁主义」。

因此，现在再提及十月革命这一事件，也只能把它「去实体化」。它是某个起点，但是也已经是终点——它不值一文（worthless），却也是无价的（priceless），其意义的证据只是行动——把自身当作革命的条件，即使这会失败，但也是达至未来的代价。革命的发动不出于成熟的「客观因素」或者物质收益，而是你可以，因为你必须。

无理由的行动使得这场革命的伟大寄生于悲剧，这是从法国大革命就开始的。没有热月政变，反而没法使得雅各宾消灭——这个已经难以胜任的先锋队，不管是作为革命派还是新国家机器的雅各宾分子。而革命恐怖余温对待老布尔什维克的桥段不也这样吗？这仿佛说明了自由与障碍的辩证关系：障碍就内生于革命之中（它就是不完美的！），没有革命能永久清除障碍（否则何需革命？），而每一个障碍都会成为革命的新开端，前提是使之「不成为前提」。

换言之，你可以提前设想到先进分子的存在，但也可以想象到他们的消亡，不管是何种方式，这就是想象的「既存之物」的必死性。这类似于拉康晚期论述的实在界——原质（the Thing）存在与否，无所谓，实在界本身只是象征秩序的紊乱，我们知道的只是象征秩序的必然破裂，就像社会迟早都会发生动荡，而革命是社会混乱的「象征化」，这一悲剧逆转为喜剧的导演是驱力。

那些站在既有秩序看革命事件的人，只能把事件当成某种功能性紊乱，但是，混乱的对立面同样不是稳定，正如经济危机的对立面不是资本主义灭亡，危机还反过来巩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应该是革命危/机（revolutionary crisis）：正是出现混乱（危），才有革命的机会（机）。

五月写作组，公众号：木棉浪潮ⅪNⅦ | 要么滥交，要么不交

插图 / 须校士噤讳猖

排版 / 坚尼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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