ⅪNⅦ | 要么滥交，要么不交

请先阅读：ⅪNⅦ | 早期苏联的政治与经济——平行政治和等级制

没有正常的杯水主义

「可以……但是……」给予了资本主义极大的和稀泥空间，例如「可以做爱，但是要做好安全措施」！然而如果想得到一种具有颠覆性的语言，它始终会走向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我们在此不是倒退回「什么事情都有两面性」的庸俗辩证，而是辩证法的极致：所谓的两个方面的终结，不是他们合在一起的和解（某些人以为的辩证法），而在于断裂的不可弥合。所以滥交的对立面不是节约性交，而是彻底地拒绝性交。

因此，我们应该去掉正常性交这种概念：只要存在着性交，那就只有滥交。因为滥交不是以次数决定的，而是以道德衡量的。所以，我们也不需要给滥交打双引号，搞得像是有种合理而节制的性爱一样。那些使用滥交来指责别人性道德的卫道士，他们会将所有性交都指责为滥交——最终结果就是要么滥交，要么不交。不过，这些禁欲主义者往往就是纵欲者，正如教徒向神父忏悔手淫，但是神父却在娈童，这就是禁欲主义的淫荡补充，他们之所以要表现出自己的崇高和贞洁，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淫秽。作为崇高-淫秽客体的圣女（当然也是处女）也能体现出这一体两面——贞女的背后就是淫妇，圣女和荡妇只有一线之差。我们不仅从教会封圣和贞节牌坊中看到，在所谓的反封建的资本主义中，这种贞女就是淫妇的桥段上演得更厉害，那些把美女以及性侵受害人都看作妓女（拿出去卖的）的情况比比皆是。是故，我们并不是要说明这些女人的惨况或者本性善良，然后再一次堕入崇高-淫秽的循环，最起码这能够表明：美丽/贞操是女人的诅咒。因此女权主义中针对荡妇羞辱的反击恰好不是「我们是圣女」，而是「我们就是荡妇」，这就是一种语言的恐怖政策，用一种表面的确定性来达到最大的否定性，正是如此，恐怖才能由我们掌舵。所以，要么滥交，要麽不交的隐藏含义就是反对禁欲和保守主义。

「要么……要么……」几乎是天造地设的革命口号。当罗莎·卢森堡喊出「要么社会主义，要么野蛮」的时候，她是为了体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紧迫性，但是，我们恐怕要「中和」一下：「要么社会主义，要么野蛮」不只是把野蛮放在他者地位，毕竟社会主义不代表文明人的革命，它是最低限度的野蛮——恰好是打着文明旗号的资本主义将要滑落到极端野蛮的境况，所以我们才需要社会主义，而这一反抗者必然不是文质彬彬的文明人，而是掉入黑洞中的无身份者（被视为野蛮人的无产者）。这和考茨基高高在上地批评苏俄为恐怖主义完全不同——事实上，难道那些希望建立中央集权，乃至复辟帝制的人，他们才是真正而持久的（国家）恐怖主义，不过历史开玩笑般地使得苏联「考茨基化」了：老布尔什维克愈发要求国家正常化，这几乎成了所有革命政权的阿喀琉斯之踵。无独有「偶」，德国社民党文过饰非，甚至把镇压斯巴达克派起义的艾伯特和卢森堡做成玩偶，成对卖给到访社民党的游客，这也是一种讽刺性的无奈。

与罗莎·卢森堡不同却殊途同归，另一个革命的女儿——亚历山德拉·柯伦泰难道不也是被削弱的扯线木偶吗？人们或许只记得她提出的惊世骇俗却过于离地的杯水主义，而忘记她曾致力于推动革命，而且为了改变布尔什维克而参加了工人反对派。然而，工人反对派及其他反对派运动都被后世当成了某种良心，那些人却没有发觉自己只是美丽灵魂——一群哀悼正常状态的人希望反对派像多党议会制一样行事，却拒绝了早期苏联的精髓：反中央集权的多元政治，反对派运动如果脱离了这一内核，那不如不谈，同样，杯水主义也不能回避这一核心。

杯水主义顾名思义，即主张性交如喝水一样的性自由。本身就意味着非正常状态。这当然不是一种合理、节制的性交，杯水主义的肯定也是强否定——没有正常的性交，也当然没有正常的杯水主义。不得不说，杯水主义只是一种假设，它提倡的性自由需要很多前提，如避孕措施，避免男性藉此加强性优势，还有助长干部比起一般人的性优势（权力）。但是，我在这里并不是为了批评杯水主义，而是说明杯水主义的环境——它既诞生在革命的极端环境之中，又因为现实条件而被抛弃，它自行步向了后杯水主义——革命的情况不如人意，保卫政权既是无奈，却是一种暂时的保存：在苏维埃政权当中，还能保留一定的革命成果，妇女部也是其中一部分。但是把政权当成目的的话，那就要面临另一种失败——苏维埃的理想失败和其实在性溃败，这一崩溃从喀郎斯塔得事件开始，直至苏维埃被纳入国家体制结束。那些非常文明的史学家一路指责布尔什维克的镇压，却没看到水兵暴动是自发的，即使是社会革命党也不完全能领导——与其说这是某些多党制恋物癖的政党争端幻想，不如说是地方苏维埃和中央的较量，而健全人（正常国家！）指摘这是革命带来的暴力恶果，而忽视这是完全的自由（和风险）：没有常备军，没有中央集权，地方军事专政委员会居然还可以被它控制的苏维埃推翻，这是那些文明人想象不到的，也是他们极端恐惧的——不愿上当者犯错，不愿冒险者也没法获得自由。

近距离的过火状态

在水兵的反面——托洛茨基镇压喀港水兵之后，他直言这就是过火状态——没有正常的革命状态，除非不要革命。当然，这里并不是为了唱正统战胜异端的赞歌，而是反面衬托出自由主义者的懦弱——他们依赖同样暴力的国家机器，却不敢承担革命暴力的责任和风险，托洛茨基最后承担责任的方式就是组建左翼反对派和重整国际组织（即使已经晚了）。况且党派说到底是无能为力的，动能仍然在于群众基础——不同的党派有着不同的基础，红军的主力是工人，黑军和亲社革党的苏维埃是农民——这是非常典型的工农和城乡矛盾。在这种撕裂中，我们再次看到法的无能：虽然工人和农民队伍兵戎相见，但是他们至少忠实于自身，那些喊着宪政法治的人试图用一种超越他们的方式解决，但是他们可以解决这种矛盾吗？这就像让南斯拉夫各族人同仇敌忾的人不是联合国或者北约，而是那些以兄弟之情劝说他们的和平主义者（要求和谐却忽视各自的分歧）。那些希望国家正常化的人，各个苏维埃恰恰没法容纳——苏维埃与国家体制水火不容。所以，喀港事件的危险不在于他们造反，而是在于镇压之后，这个矛盾仍然继续下去：到底是继续让各苏维埃保有权力，还是建立垂直集权的等级制？斯大林以后确实稳定了一点，但是苏维埃被地区普选代替，这等同于各工厂和产业的工人权力削弱，同性恋入罪和解散妇女部也可以看到革命性质逐渐消失。这到了赫鲁晓夫那里就彻底湮灭了，赫鲁晓夫所谓的解冻和经济改革只是种施舍，过去风起云涌的苏维埃运动已成过眼云烟。 

因此，这里必须重申：工人反对派的价值不在于某种懦弱的民主或者多党制恋物癖，而是信仰（faith）。他们希望再来一次，即不断的爱的劳作，而且这不是和苏联保持距离，而是近距离地改变现状。同样，反对派运动不是简单地拯救布尔什维克或者党内「互斗」，而是确切由不同派别提出的民主主张。有些人提出列宁或托洛茨基要为反对派政治没落负责，却没发觉他们仍然假设了一个明君来平反，托洛茨基的负责也不是明君式的，他反而从领导者「降格」为挑战者。其实反对派也只为自己负责——无产阶级只为自己负责，只是这里头是有区别的，有不同任务。这种同台食饭，各自修行的方式也可以说明，即使是一百零三年后的今天，十月革命仍然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声——布尔什维克只是其中最大的政党，但是这一摧毁沙俄甚至要摧毁帝国主义世界的任务，仍然是各自负责的（乌克兰黑军，斯巴达克派还是世界各地援助红军的罢工工人），正是这种各自负责才有一种共同理想：克服自己的派别和身份，又是保存自己，即完全融入革命洪流。如果为了反对布尔什维克而彻底拒认十月革命，那就会倒退回诸如「苏联生活质量不如沙俄」，或者是那些「回到民国」派，他们是表面看起来持有异见的保皇派/建制派，索尔任尼琴不就是这类人的「楷模」吗？

纪念革命除了最表层的回忆：也就是为了证明那里确实发生过革命，但也在说明另一种现实主义：革命将至，所有新的尝试都会成为其导火索，但是那些只看到革命造成的恶果的人，会完全错失了想象力（如杯水主义的构想），却得到了想象界。除了索尔任尼琴般的伪异见人士，那些愚蠢的现实主义者在苏联天堂般的幻想崩溃之后，却「回到现实」，落入更深不可测的保守深渊之中。蒋介石游历苏联之后，发觉这和他想像中的完全不一样：苏联作为共产主义政权，却还存在着货币！这恰好和布哈林的「发财吧」口号成镜像关系。左翼分子的保守化就在于这种理想的错位，每一次反抗却变成了循环，历史阴差阳错地使得反资本主义者重新成为资本主义的保镖，资本主义像是种预先设定。

革命危/机

所以，无处不在的困难与党员中的官僚和青天大老爷意识，也只能一边革命一边克服。然而最为艰难的是第二次革命——革命过后带来的不只是乐观，还有悲观。这就像是快乐原则背后的不快，那些先苦后甜的幻觉使得人们马上回到日常生活，而他们的抱怨也只能导向认同另一个大他者。但是，我不只是要指责那些享乐主义者，那些企图一瞬出现革命高潮的人，恐怕只是在颅内高潮——他们为了避免不快而沉湎在革命高潮的快感，但是革命高潮带来的不是分隔开来的悲观或者乐观，而是乐观-悲观主义：革命将到而未至，这就是乐观中的悲观——缩窄对革命的幻想和现状的距离。蒋介石之流曾经对苏联寄予厚望，只是因为他们恐惧失序的现状，不找苏联也会找到其他靠山来取暖，「革命高潮主义者」也是如此这般地和未来保持距离——他们和未来失之交臂。他们希望的美好的田园状态，只是种中间状态中的妄想。

因此，很多人指责南美的左翼政党上台是独裁或者「破坏市场经济」，这种指责不就和他们责备战时共产主义，同时赞扬新经济政策一样吗？但是他们可能忘记了一点——所谓的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之上的，新经济政策的基础来自战时共产主义的积累。他们指责一方而忽视另一方（何况新经济政策带来贫富分化），恐怕只是为了美化和掩饰自己资本主义的弊端。事实上，这些左翼政党并不比美国暗中发动的肮脏战争更糟，大量西方左翼（也包括齐泽克）为南美左翼政权的辩护，既是现实，却也是幻想——这不是简单地为了某些进步主义政策，如男女平等、保护原住民或者派福利辩护，也不只是因为反对美国霸权主义，而是这些政策确实填充匮乏，但是还有另一面——这种非新自由主义的路径不代表后新自由主义，更不能摧毁新自由主义乃至更根源的资本逻辑。

查韦斯上台之后，曝光率最高的就是靠本地资源建立福利国家，他任下的最激进的政策反而被很多媒体忽视：在各地建立公社，这拯救了很多农民和贫民窟的游民，成为了一种集体劳动的「飞地」，也是对于新的财产关系的试验。但是另一种人（工业党和好日子主义者）更糟，他们因为委内瑞拉的公社生产力低下而否定查韦斯政权，于是回到某种「高效生产」（公社生产效率，还不如考迪罗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如此，当官方大肆提倡这种小农经济的「生产积极性」的时候，另一边厢却出现大量农村新资产阶级（乡镇企业），某些已经机械化的公社被迫回到单户人力耕作。这就是「高效生产」的结局。

不难看到，比起西方左翼有些贴地、又有些离地的支持，后一种人更糟糕的原因是根本不信——革命的生产是破坏性的，这不等于某些人说的矫枉过正（没有「正」可言），而是就像风暴一样横扫一切，它是无情的。历史天使所带来的就是这样，历史的视域像球状闪电，让我们和过去不期而遇，零度暴力（示威破坏和间歇性的打砸）就让我们时时想起过去的抗争。而那些完美革命派只想要精准打击，最后导致的便是不信。所谓的精准打击反而有美军外科手术打击的味道，那只能是国家军队的软硬兼施。别忘记游击和割据都难以有什么「精准度」或者「高效」：被排斥在外的公社没有机械，怎么高效？八小时工作制又怎么能和十二小时工作制比拼效率？不难看到，那些站在既有秩序看革命事件的人，只能把事件当成某种功能性紊乱，但是，混乱的对立面同样不是稳定，正如经济危机的对立面不是资本主义灭亡，危机还反过来巩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应该是革命危/机（revolutionary crisis）：正是出现混乱（危），才有革命的机会（机）。

• 作者：Shaw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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