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习俗｜清代的摔跤运动（下）
公元1669年，年仅16岁的康熙帝，依靠自己培养的擅长摔跤的侍卫，将鳌拜一举擒拿。这次传奇的经历，让康熙帝更加看重摔跤的武术功能，以这些侍卫为班底，成立了善扑营，为摔跤运动在清代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作为清朝官方设立承应演习摔跤等技艺的军营，善扑营依据左右两翼地界划分为东西两营。东营位于北京交道口南大街大佛寺内，西营位于北京西四牌楼北报子胡同旃檀寺。善扑营设总统大臣、翼长、笔帖式等官管理具体事务。其中，总统大臣从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及副都统内拣选，并无定员。拉旺多尔济、傅良、载铨、奕劻等均担任过善扑营总统大臣之职，傅良做过镶蓝旗汉军都统、拉旺多尔济曾任正黄旗蒙古都统、载铨曾任正红旗汉军都统、奕劻曾为正蓝旗满洲都统。善扑营翼长额设6人（左翼长3人右翼长3人）统辖营众，总统大臣于左右翼长内选出2人担任协理事务翼长，设有笔帖式6人，掌管奏章文移事务。
《清会典》记载，善扑营定额300人，分善扑、勇射、骗马三种，其中善扑人额设200名均是从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中挑选的精通摔跤的勇武之士，平时有教习对善扑人进行训练，每年冬季皇帝在瀛台检阅善扑营演武，遇有皇帝出巡则和护军等一体随行护卫，遇有蒙古王公宴饮时善扑营要“预备呈技”。
▼《清会典》有关善扑营的记载
郎世宁所绘《塞宴四事图》正是善扑营竞技表演的真实写照，也是清代官跤竞技比试的重要体现。官跤顾名思义就是由朝廷组织的大型摔跤活动，因观众多是王公贵族，所以官跤比试，竞技与观赏兼顾。此时的摔跤，不再是贴身厮扭，而是脚下绊子和手上把位结合。
从《塞宴四事图》中可见两种摔跤方式。一种叫“厄鲁特”，受蒙古摔跤的影响，摔跤双方袒露上身，赤脚而搏，形式自由，只要将对方脑袋按住并使其双肩着地就算取胜，胜者赏吃羊肉羹。这种摔跤方法与现在的国际摔跤略同。
另一种双方身穿褡裢，下着肥裤，腰系驼绳，脚登官靴，比试时，两脚叉开，一只胳膊互搭对方肩头，另一只手则置对方腰间，只要被摔倒在地便为输，胜者赐酒。这是清代皇帝比较推崇的摔跤比试形式。
善扑营的扑户在摔跤时所着的褡裢是用十几层粗棉布纳成的无领无扣短袖衣，左右衣襟相叠，并在靠近下摆处用驼绳缠绕两圈儿，肥裤分青、蓝、灰三色，裤脚塞进靴腰，之所以是肥裤，意在不妨碍腿部灵活运动。短靴名曰：“螳螂肚儿”，靴腰前后各突出一个钝角形状，整体观之，状似螳螂之肚。此时的跤衣和现代中国式摔跤的跤衣样式做法基本相同。
由于宫廷中对摔跤的重视，导致了八旗贵族乃至民间对摔跤的热捧。清代民间的摔跤活动，前期多是由满族贵族或善扑营中的扑户组织，称为“私跤”，他们开设摔跤场所，锻炼体魄。晚晴时期，由于善扑营扑户选拔逐渐宽松，回、汉等民族的一些摔跤专长者，在这些私跤场所一路摔打，便有了机会受到恩准获得扑户身份进入善扑营。
道光年间的关文大师，咸丰年间的大力祥子、大力德子、周大惠、何五、于四虎，同治光绪年间的二双子、陈士毛、德顺、纪四、蔡福子等人都是当时名噪一时的摔跤高手。
清末民初，善扑营被取消，一些扑户或靠亲自卖艺，或靠传徒授业为生。这些扑户们大多集中在北京城的天桥活动，天桥的跤场比比皆是。善扑营中秘而不宣的摔跤技巧也流传开来，对后来中国的摔跤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清代之后，摔跤活动逐渐倾向民间，摔跤形式与技术上有了新的发展，摔跤手们在比赛前，会在场子里面周旋几圈儿，八字脚，走路身摇膀动，一步一个脚印，既好看，又能起到导力作用。摔跤手的行话，把这种步态叫称为“晃花架”也叫“黄瓜架儿”。摔跤后，向着观众抱个拳：“有钱的您给几个，没钱的站脚助威，谢谢您喽”！
摔跤除了作为一种竞技运动不断发展，还与传统民俗相结合，演变为满族花会中的一种行当——“二贵摔跤”。表演者身背木架，在表演时将木制摔跤道具绑在背上，双腿全蹲，双手倒穿一双薄底布靴，用两只胳膊扮演对方的两条腿，一个人活灵活现地表演两个人摔跤的场面，正所谓“一人顶两人，难解又难分。自己摔自己，底下定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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