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苑春信话牡丹
古人重视农业生产，顺应自然规律，自小寒节气开始就在花木的生长变化中收集春的意象，通常至谷雨为止，以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个节气，为每一候选出最具代表性的花木，于是便有了生机盎然又满含诗意的二十四番花信风。谷雨三候：一候牡丹，二候荼蘼，三候楝花。今年的谷雨时节，北京城中循例一场春雨，满城的牡丹花就在时而和煦时而犹带寒意的季春风雨中悠然开放了。
至隋朝,人们已经开始人工培植牡丹,并可培育出繁多的花色。《隋炀帝海山记》有“易州进二十四相牡丹”的记载，所谓“二十四相”，就是24种颜色，以红、黄居多，如赭红、鞓红、飞来红、醉妃红、云红、天外黄、一拂黄、冠子黄等，名色纷繁且富于意境。到了唐代，上至宫廷下至闾阎，皆重牡丹。刘禹锡一句“惟有牡丹真国色”，直接将牡丹推上了花王宝座。明清时期，牡丹不仅继续彰显着天家富贵，也走进了闾里乡野。清人姚元之所著《竹叶亭杂记》中，收录牡丹花目多达百余种。
康熙时期，文人江纬曾于畅春园向康熙帝呈进自己所画的写生牡丹册本共二十八幅，内中亦有鹤裘、罗浮香、天台奇艳等诸名，颇得康熙帝嘉许，江纬因口占一绝记述此事：“文章半世无知遇，赖有丹青供圣明。”写生牡丹亦是宫廷中的一项风尚。
雍正帝很喜爱牡丹，对牡丹做出了“天下无双品，人间第一花”的评价。他也很注重收集各地的牡丹名品。如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记载，雍正七年（1729年）十一月底，郎中海望交圆明园“梁州所出牡丹花种五样，种牡丹方一件”，并传雍正帝口谕：“着交圆明园总管太监李德，选应种之处栽种试看，钦此。”
乾隆帝对此也颇有自信。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十月二十三日，乾隆帝上谕：“山东巡抚向来有岁进牡丹之例。此等花卉京师皆能莳植，何必远道进献？嗣后着停止。”一则可知京师、宫廷培植牡丹已达到一定境界，二则向臣民表明自己崇尚节俭之意。虽蠲免了山东贡牡丹，而长芦盐政岁贡牡丹仍延续至清季。乾隆帝做过多首吟咏牡丹的诗作，并在其御制诗集的自注中多次深情追忆一段往事：“……是堂即旧所谓‘牡丹台’者。康熙壬寅，皇考奉皇祖侍宴于此，始以予名奏闻。此予受恩之始。”“予十二岁蒙皇祖于圆明园之牡丹台召见，即命养育宫中。”足见牡丹台对于乾隆帝来说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
慈禧作为另一位牡丹的“发烧友”，在她主政期间，曾在宫内各处添植牡丹。如同治四年（1865年），添种储秀宫牡丹8墩，钟粹宫牡丹6墩，养心殿牡丹6墩，御花园牡丹6墩，共63墩。她以自己绘画牡丹的技法为荣，时常绘制着色牡丹，并颇具自信地将牡丹画作赏赐来使、近臣等。例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赏德国使臣穆默御笔牡丹画一轴，由外务部负责转交；同年赏两广总督岑春萱“御笔牡丹折扇一柄，蓝直径纱、石青实地纱各一端”，以示勉励。作为赏赐给各国公使、使臣夫人们的礼物，内廷栽植的牡丹花也是慈禧经常选择的对象。
《大明会典》载，明代皇后礼服冠上“花树”须用牡丹花装饰：“永乐三年，定九龙四凤冠。漆竹丝为圆匡，冒以翡翠。上饰翠龙九、金凤四。正中一龙，衔大珠一。上有翠盖，下垂珠结，余皆口衔珠滴，珠翠云四十片。大珠花十二树，皆牡丹花，每树花二朵；盖头二个，翠花九叶。小珠花如大珠花之数。” 此外的后妃冠服中使用牡丹花饰也颇多。
清代后妃服制虽未像明代一样对何处用牡丹花有明确规定，但从存世实物来看，写实的牡丹花或抽象出来的牡丹纹样触目皆是。
牡丹，不仅在和煦的春风里自在摇曳，在美人们的鬓边含情凝睇，在绣工精良的华服上绚丽夺目，同时也出现在屋栋间，画屏上，在书案的一隅，在品茗饮酒的壶盏觥筹之间，在锦帐中，在绣枕上，在香烟袅袅的炉顶，甚至停驻在一方精美绝伦的墨锭。
富有、高贵，一为物质层面的丰裕，一为精神层面的卓绝，这是对“富贵”的内涵揭示，也是人们对牡丹、牡丹文化的集中期许。欧阳修挚爱牡丹，曾写“最好花常最后开”之句寄人，称道牡丹为春天压轴的“最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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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花常最后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