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设立闽、粤、江、浙四大海关，广州成为最重要的中西贸易口岸。为加强对中西贸易的管理，“广州十三行”应运而生。随着贸易的不断深入，行商拖欠外商债务，成为中西交往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商欠案发生于康熙末年，乾嘉时期不断增多，直至道光年间终结。现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录副奏折及宫中朱批奏折中，编选有关行商商欠案史料，供研究参考。按语：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又称养知先生，湖南湘阴人。刘长佑(1818—1887)，字子默，号荫渠(一作印渠)，湖南新宁人。同治二年(1863)正月，清廷因捻军为患，局势几近失控，急令两广总督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迅速北上，节制直鲁豫三省交界军务。刘长佑仓猝启行，无暇调派旧部员弁，故于途经上海之时，同江苏巡抚李鸿章协调将勇，并请苏松粮道郭嵩焘襄办其事。相关史料见于《郭嵩焘日记》《刘长佑集》《李鸿章全集》等书，惜片玉碎金，语焉不详。现从武汉大学图书馆藏郭嵩焘手札中，选辑郭嵩焘协调将勇札片，以期推动郭嵩焘、刘长佑以及同治时局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按语：瘟疫，中国古代亦称时疫或疠疫，即近现代所谓的流行性传染病。其传染规模大，种类多样，诸如天花、鼠疫、霍乱、痢疾、疟疾、结核病、狂犬病，以至于流感、艾滋病、埃博拉、SARS等，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生相伴，不仅危害人类生命，而且深刻影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对于瘟疫的肆虐，中国历代史籍均有记载，最早如殷墟甲骨文中已可见“蛊”“疟疾”“疾年”等文字。近代以来，由于人口增加、卫生环境不佳、贸易频繁、各地交流密切、战争战事，加之气候多变、水旱灾年、动物传染等因素，瘟疫在各地时有爆发，其中以霍乱、天花、鼠疫的传染流行最为严重。而近代随着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西方医学思想和医疗技术也融入中国社会，并在治疗瘟疫和阻断瘟疫传染流行中，结合中医传统治疗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组档案选编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军机处档、外务部档等全宗，涉及清末中外间有关各地瘟疫情状、检疫、治疗、防控、会议、交流等众多方面内容，可供研究参考之用。需要说明的是，近代中国积弱深重，中外交涉档案中或流露出列强不平等心态和做法，也是近代中国落后政治、外交特点的反映。满文档案所见乾隆朝天山南路的新城修筑
摘要：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统一天山南路。为安置官员、驻扎旗营等军政需要，清廷在天山南路的喀什噶尔、阿克苏等八处地方修筑或扩建新城。针对乾隆朝修筑新城问题的研究，目前多是依据清中期汉文文献史籍，缺乏系统性，且存在错讹。本文拟利用近年刊布的满文档案，梳理相关汉文文献史籍，厘清乾隆朝天山南路新城的修筑过程、城市形态等，同时订正部分讹误史实。摘要：万国监狱大会是近代各国围绕监狱和刑罚改良而召开的重要国际大会。晚清中国与万国监狱大会的首次接触始于郭嵩焘驻英期间。虽然郭嵩焘提请参加第二届万国监狱大会，但为清政府所拒。自1890年第四届万国监狱大会起，始由清政府驻外使馆就近派员参加，但不过是走马观花式的参与。直到1910年第八届万国监狱大会，清政府第一次选派徐谦、许世英、金绍城、李方等四人作为专门代表参加。参加第八届万国监狱大会，对近代中国的外交和内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关键词：万国监狱大会 晚清中国 第八届万国监狱大会明代会试考生路费资助制度考论
摘要：明代会试考生路费资助制度初定于洪武十七年(1384)，但在各地的运行并不规范，一些地区甚至未得推行，至成化十九年(1483)才开始在广东形成为一项科举定制。此后，这一制度不断发展，资助的地域范围推广到全国各地，资助对象由新科举人扩大到旧科举人，资助额度有所提高，资助名目也日渐多样化。随着时间推移，各地路费资助政策中逐渐出现贪污受贿、徇私舞弊、举人重复告领路费等弊端，但其积极作用无疑还是主要的，尤其在巩固明代统治基础、促进社会流动和维护边陲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摘要：侍直制度是康熙朝起居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通过《康熙起居注》和会典记载，考察起居注官的侍直人数、满汉差异、宫内和扈从记注情况，梳理侍直制度的发展脉络。康熙朝处于侍直制度的形成、探索期，始终保持较高的随意性、灵活性和实用性。侍直安排具有制度化倾向，并遵循实际需要进行调整。尽管汉记注官人数占优，但满记注官侍直的机会更多，也更受皇帝信任，满汉之别在侍直方面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摘要：盛京内务府抄存档案黑图档，是盛京内务府与总管内务府、盛京将军衙门、盛京五部及奉天府等机关之间平行文书的汇辑。该档案包含信息十分丰富，涉及以盛京为主体的东北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教育、民族、外交、风俗等内容。本文拟利用黑图档，对学界鲜有研究之清代盛京保甲制度进行梳理与探讨，旨在说明盛京地区早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即已开始编设保甲，康熙朝盛京旗屯内保甲之编设以血缘组织充任，至雍正朝保甲组织逐渐由血缘组织向地缘组织转变，同时旗屯保甲事务可由临近民屯保甲组织稽查。乾嘉以后，对旗民一体给予门牌，相互守望，编查保甲。旗民两套保甲体系同时运作，致使地方职役名目繁多。摘要：乾隆四十一年(1776)后，云南铜运出现严重危机，导致京局铸币用铜短缺，乾隆帝忧心如焚。危机的出现，源于征缅之战和第二次征大小金川造成的威宁、镇雄一带马匹减少，镇雄州被迫用人力背运弥补畜力的不足。后虽增加运费，但由于未触及问题的根本，铜运迟滞仍旧严重。署理镇雄知州屠述濂创造性地提出改站铜运，在威宁、镇雄、毕节三州县平均力役的方案，获得新任云贵总督福康安的重视和采纳。福康安奏请修改牵涉云贵两省的《铜铅运输章程》，才在乾隆四十六年最终解除危机，并为此后云南铜运的顺畅打下了长久的制度基础，且为清廷挽回了镇雄民心。《光绪镇雄州志·艺文志》收录的七件铜运禀文、奏稿，反映了云南铜运历史上这段曲折历史。关键词：《铜运禀稿》 云南铜运 福康安 屠述濂 镇雄州摘要：庚子西狩作为庚子事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生及发展都有深入挖掘的必要性。虽是突发事件，然此动议其实早被提出，且经历了“三起三落”的复杂过程。早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下旬，慈禧太后便产生离京避祸的念头并有所准备，由于局面尚可转圜，故未成急务。六月中下旬，天津失陷，慈禧西行之意又起，因重臣劝谏而止。七月形势急转直下，慈禧太后、光绪帝遂决定于七月十六日前后动身，而碍于交通不备、朝臣反对等诸多原因再度搁浅，终在二十一日联军枪炮声中仓皇离京。摘要：保董，或指保甲的董事，或为保卫团的职事，或是农务保董的简称，在清季的乡村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农务保董是在晚清农务整顿语境下，于光绪末年出现在四川南部县的基层职役。这些保董经区董或总董推荐，最后由知县兼农务长札委任命，主要负责整顿农务，禁戒烟毒，调解民间纠纷等事务。保董的选任既有个人素质的限制，也有家庭条件的约束，故以士绅为主体的地方精英更受青睐。这不仅提供了一个国家权力逐渐下移基层的范本，而且丰富了对清代基层社会管理的认识，也为理解基层错综复杂的权力运作样态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和可能。版权声明：本号文章、档案插图、音视频等版权均归“皇史宬”公众号（ID：mingqingdangan）所有，未经授权禁止转载！但欢迎读者朋友们转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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