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国变及之后几年内，黑龙江城（亦称瑷珲城，时为黑龙江副都统治所，位于今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镇）先后经历战争和瘟疫，致死伤病故者达几万人，幸存者纷纷南下逃亡避难。事后，为让黑龙江城原官民回乡归业，清朝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庚子之难前，黑龙江城所在的瑷珲地区包括江左旧瑷珲和江右新瑷珲，其中旧瑷珲称为萨哈连乌拉霍通，即满语的黑龙江之意。当地人口约有7万余人，战争和瘟疫导致城中近一半的人口死亡，而余下的“旗丁难户四万余众”则辗转流离别城。黑龙江城是边疆重镇，军民逃离后城中无将、无兵、无人，守疆重责形同虚设。
光绪二十九年，署黑龙江将军萨保奏称：黑龙江城难户回业“万不可缓者也”，难民“稽居省垣（即黑龙江将军治所，今齐齐哈尔）已及三载，如不遣令归业，势必委弃异乡。”当时黑龙江城池、衙署等虽被焚毁，但土地还在，难民辗转各地居无定所，生计十分艰难，为防止重镇变弃地，难民回迁归业刻不容缓。❖ 署理黑龙江将军萨保为黑龙江城避难旗户陆续回籍吁请赏拨专款事奏折在战乱年代，安置难民收抚散兵，是恢复社会秩序的当务之急。光绪二十九年，萨保和黑龙江副都统额勒精额会同商议黑龙江城官民归业事宜时决定，首先由省城垫付3万两白银作为路费，其次由额勒精额派黑龙江城协领桂升率兵招抚难民回乡，其饷银自九月初一日起按月由省城垫发。黑龙江城皆旗属之丁，难民初归，百废待举，土地荒芜已久、颗粒未收，为保证旗人生计，还需解决两个难题。首先是经费问题。当时清廷国库空虚，薪俸、兵饷难以如期发放，庚子之变中省府备用金库又被洗劫一空，而官民归业“所有沿途用资及牛具籽种与苫盖窝铺等费，非二三十万不可”。为此萨保奏请朝廷筹拨专款20万两，可财政乏力的朝廷并未批拨款项。光绪三十年，署齐齐哈尔副都统程德全奏陈黑龙江省善后情形时，提出一个变通之法，即“权提前在江省办理便民会盈余银二万一千余两，并另筹的款，拣派妥员前往瑷珲城基附近地方草创办公房舍，为异日规复旧基地步，并一面筹运粮石，以资平粜、招集商民，以通有无。庶几归者有所依赖、未归者亦闻风兴起。俟陆续起程后，如查有赤贫之户无力自归者，再行量为资遣”。此法重在发挥官民各自的作用，官府全盘调度，难民自行归业，以节用度。其次是土地分配问题。回迁的官民麋集江右，江右人口骤然增加，但适宜耕种的土地有限，为解决土地分配问题，官府大力推行土地清丈制度，制定《瑷珲招垦章程》，对“清丈”“授田”“放荒”和“公利”等垦务事宜做出规划：一是，将江右各旗屯分为南、北、西三界，由委员、书役会同界官各乡屯长按屯勘丈分界，对于此前旗民“所垦地段率多错杂”的情况予以梳理。二是，按规定授田，“凡现在管业之户，无论所管地方是否自业，抑系代垦插占，均就现管地方，按照每户丁口拨给，每人以二垧为率，先仅原占熟地划拨，如熟地不敷分拨，再将附近生荒，参照本年奏准旗丁生计成案办理”。三是，因地制宜放荒，对于无法归业的江左旗户，“视人丁多寡拨给荒地”等，并鼓励民户在瑷珲属地上下游地方设农业公司。此外，把授田、放荒，开垦学田等所获公利作为设学堂、办警察的经费，兴办黑龙江城地方的公利事业。虽然采取了种种措施，但拨款、占地等问题未能得到及时妥善解决，负责办事的桂升还因“遇事敷衍塞责”等故被参革职并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光绪、宣统朝之际，辗转流徙江省各地的黑龙江城难民近10年才渐次回乡归业，其时黑龙江城的人口日渐繁盛，此次在官府倡议下完成的难民回迁，对黑龙江城地方和清廷中央分别产生不同的影响。❖ 达桂程德全为特参黑龙江城协领桂升遇事敷衍请革职发往军台效力事奏片
对地方而言，土地格局发生变化。光绪三十四年，署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奏请裁撤官屯、驿站，黑龙江城地区官庄地、站丁地改为民地，“民地”的概念正式出现在该地区。光绪末年，姚福升推行授田、放荒，使得该地区旗民占有土地的格局发生明显变化，此后民田合法化，正式纳入收税范围，此举亦为边疆招垦奠定了基础。对清廷而言，庚子之难后，朝廷上下意识到若要图存，移民实边势在必行，遂积极在黑龙江城地区招民垦荒、移民实边。随着招垦政策的不断调整，增设民官专理垦务，清末吉林、奉天及内省汉民开始迁居黑龙江城地区，垦荒也所有发展。❖ 瑷珲新城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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