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电报事业创始于台湾地区。晚清时期，因为外国侵略危机，清廷对台湾的海防地位有了全新的认识，当时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沈葆桢首倡设立台湾电报。其后，在福建巡抚丁日昌及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努力下，台湾与祖国大陆之间最终实现了电报的连通，在加强中国的海防及台湾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月，日本以琉球遭风船民漂流到中国台湾被当地高山族牡丹社人所杀为借口，悍然出兵侵略，在台湾南部琅峤地方登陆，是为牡丹社之役。清廷闻讯后仓促应对，授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令其驰赴台湾一带，“体察情形，或谕以情理，或示以兵威，悉心酌度，妥速办理”。沈葆桢临危受命，在渡海赴台之前即与福州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等联衔上奏，提出“联外交、储利器、储人才、通消息”四项对策，并指明“台洋之险，甲诸海疆。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报）线”。计划由福州敷设陆路电（报）线至厦门，再由厦门敷设水路电（报）线至台湾，从此两地“瞬息可通，事至不虞仓卒”。这是清朝官员第一次正式请设电（报）线。五月初一日，清廷正式批准沈葆桢关于在台湾设立电报的奏请，谕令所请设立电线以通消息一事“著沈葆桢等迅速办理”。六月，沈葆桢的法籍顾问、福州船政局监督日意格与上海丹麦人经营的电报公司——大北公司洽商，邀请电（报）线洋匠到台议价，双方初步打算先从台湾郡城敷设电（报）线北至沪尾(今淡水)，转白沙渡海，过福清县之万安寨，登陆福州马尾。准备待该洋匠回上海与外国电报公司商定后，即先行开始陆线的施工。然而，这项约定一方面因洋商欲以旧线充新而未能达成协议。同时，中日两国于九月二十二日签订了《北京专条》，日兵撤出台湾，台疆形势有所缓和，第二年沈葆桢又升调两江总督，因此，台海之间设立电报线的计划也就被搁置下来，一搁便是三年。❖ 同治十三年五月初一日著沈葆桢迅速办理台湾电线以通消息事上谕光绪元年（1875年），朝廷任命丁日昌为福建巡抚。根据福建巡抚冬春驻台的规定，光绪二年冬，丁日昌首次东渡台湾，他在履勘鸡笼(今基隆)、苏澳北路后山等地后呈上了“统筹台湾全局”的奏折。提出在台开铁路、办矿务和建电报的计划，并指出“轮路、矿务、电（报）线三者，必须相辅而行。无矿务，则轮路缺物转输而经费不继；无电（报）线，则轮路消息尚缓而呼应不灵”。不仅如此，丁日昌还认为电线的建造必须“权自我操”，他说：“惟前议由福州造至厦门，系由洋人发纵，太阿倒持，未免利少害多。”这也为日后中国自建台湾电线奠定了基础。丁日昌的建议得到了恭亲王奕䜣、李鸿章、沈葆桢等人的赞同。有了朝廷的许可后，丁日昌在光绪三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奏折中提出了修建台湾电报的具体方案，即将省城前存陆路电线移至台湾，化无用为有用。并拟派学生六品军功苏汝灼、陈平国等专司其事，初定于四月动工，先从旗后(今高雄)造至府城(今台南)，再由府城造至鸡笼。四月十四日，这一提案得以奉旨施行。在台湾修建电报线的工程紧锣密鼓地准备开来，七月初十日自府城起工，九月初五日造成。但由于经费不足，只修成了自府城至安平及自府城达旗后的两条线路，计95里，并在府城、安平、旗后三处设立了报房。光绪四年，丁日昌因病去职，电报线的敷设工程也未能继续进行。尽管如此，丁日昌创办的台湾电报线，是中国人自己修建并由中国人掌管的第一条电报线，在中国邮电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其创办也引起了中外各方的关注。九月十九日的《申报》就对此进行了报道。继台湾电报创办之后，中国陆路电报线的修建开始有了长足的发展。光绪五年，建成津沽线；六年八月，李鸿章奏准设立长达3075里的津沪线，并于次年十月底全线竣工；光绪九年至十年间，经清廷批准又修建了津京线、长江线、广州至龙州线等几条重要干线。但是台湾电线的建设却无所进展，这一局面直至中法战争后方才改变。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军占领基隆和澎湖，并封锁台湾海峡。由于未设跨海电报线，台湾文报不通，几成孤岛。光绪十一年清廷决定设立台湾行省，并在十二月十二日，发布上谕曰：“台湾虽设行省，必须与福建联成一气，如甘肃新疆之制，庶可内外相维。”清廷的这一置省原则，使得展设台湾电报至福建以加强台湾与大陆的联系殊为必要。台湾建省后，首任巡抚刘铭传痛定思痛，于光绪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上疏称“台湾一岛孤悬海外，来往文报风涛阻滞，第至匝月兼旬，音信不通”，他指出“水陆电报实为目前急务”，奏请购办台湾水陆电线，认为此举为“必不可缓之图”。此次台湾电线的架设分为两部分进行。水线部分，经安平至澎湖，再由澎湖至厦门。经过了几家比价，工程最后由怡和洋行承办，并商定先给定银4万两，其余分3年归清。陆线部分，由基隆、沪尾两处海口起，合至台北府城，再由台北府城至台湾府安平止，来往两道议定800里。除木料外，其余皆由德国泰来洋行承办，共价银3万两。陆线及水线的架线工作原定于第二年的正月和六月分别开工，因材料运输耽搁而有所推迟。陆线延至十三年三月，先从基隆、沪尾合至台北两线架起。海线原计划取道厦门，因海程不便，最终改由台北沪尾接达福州之川石，较之原来海程多了五六十里。八月，安放川石至沪尾的水线。后继续至澎湖放线，抵台南之安平口。十一月间，岛上的陆线也从台南接办，取道彰化，迤逦而北，至光绪十四年二月初一日，终与台北之基隆、沪尾两线接通。“统计水陆设线一千四百余里，分设川石、沪尾、澎湖、安平水线房四所。除台南、安平、旗后原设报局三处外，又添设澎湖、彰化、台北、沪尾、基隆报局五处。一切材料、机器、水线、轮船、木杆工程、勘路、转运、洋匠薪水路费、开局经费，共银二十八万七千余两。”光绪十四年五月初五日，刘铭传上疏奏报台湾水陆电线架设告成。
自同治十三年沈葆桢奏请设立台海电报线起，经过众多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耗费了整整十四年的时间，闽台海底电报线及台湾陆上电报线终于全部建成。由此台湾同祖国大陆的联系更为紧密：一方面，使军情政令瞬息到达，在海防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台湾电报的架设对台湾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也十分有益，台湾本地的糖、茶商人通过电报可以了解国际市场上的产品价格，从而获得更多的收益。特别是，台湾电报电线的架设，始终遵循着“权自我操”的原则，反映出清政府的强烈主权意识。沈葆桢请办台湾电线之时，因技术力量问题而交洋人办理，然交予洋人的仅仅是建造的权力，这是他一贯所坚持的“予以辛工，责以教造，彼分其利，而我握其权”原则的体现。丁日昌在处理福厦电线纠纷时索性将大北公司所架之电线买下，并“延请洋人教习学生”，迨中国学生学成后自行建造，“倘于理有窒碍难通之处，即翻译泰西电报全书以穷奥妙，或随时短雇洋工一二人以资参核”。刘铭传在拓展台湾电线过程中也反复强调，“惟电杆所用木料及安电工作，一切概由中国自办”，电线建成后由中国管理。这一切确保了当时台湾电报未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其作用与意义不可低估。然而，几年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将台湾割让给了日本，岛上所建的陆路电线也在《马关条约》里规定“永远让与日本”。可是日本并不满足，办理交接手续时，又贪得无厌地提出将闽台海底电报线一并移交的强盗要求。虽然中国方面就此事与日本进行了数年的交涉，但在日本的武力强占或胁迫下，光绪二十四年十月，还是不得不将闽台海底电报线以10万元的价格转售给了日本。❖ 侵台日军强拉当地民众当役夫的老照片·抗日战争图书馆藏晚清的台湾电报，因日本的早期觊觎而创建，因中法战争而发展，最终却因中日甲午战争而丧失。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政府根据中英美《开罗宣言》原则及《波茨坦公告》之规定，恢复对台湾地区的主权，台湾电报业才又回归祖国。版权声明：本号文章、档案插图、音视频等版权均归“皇史宬”公众号（ID：mingqingdangan）所有，未经授权禁止转载！但欢迎读者朋友们转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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