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直隶井陉发生了一起知县贪污民财、各级官员夤缘庇护的大案。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乾隆帝甚至连发八道谕旨，可见案情之严峻复杂。河北井陉县位于河北省西部，太行山东麓，山区面积较大。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初秋，正是庄稼即将收获的季节，井陉县向全县农民派购谷子3000石，每石谷子官定银价9钱3分。在井陉已经任职8年的知县周尚亲企图从中渔利，每石谷子克扣3钱3分，只给付农民6钱，事端由此而起。❖ 河北井陉，地形山多平原少
井陉各村村民及士绅闻知周边的平山等县官收谷价均是每石9钱3分，便与周尚亲理论，要求他退还所扣之银。但周尚亲却蛮横压制，拒不认错，反而屡次将理论的村民代表逐出衙门。权衡之下，村民们想到了金柱村的秀才梁绿野，请他出来主持正义。梁绿野自幼聪敏好学，文采出众，且口才极佳，曾考取过秀才，敢做敢言，在四围村民中颇有威望。梁绿野接受了村民们的请托，详细了解了事情的起始本末，并联合本村和邻村的李望春、梁进文、李馥等人，计划到正定府越级上告。村民们得知消息后，纷纷自愿捐款作资费，以促成对周尚亲的上告。乾隆四十四年二月十三日，梁绿野等人组织的百余人请愿队伍，由井陉出发奔赴正定。正定府知府方立经私下与周尚亲关系亲近，而且早已知晓周尚亲和总督周元理是同族，因此方立经不但没有立案，反而将梁绿野一干人等赶出府衙。梁绿野等人当即扬言要到保定上告，方立经一看事情要闹大，一面行文上报保定学政，要将带头闹事的梁绿野、梁进文二人革去秀才功名，一面派出差役到井陉抓捕已经回家的梁绿野等人。这一举动非但没有平息事端，反而更加激起了民愤，抓人的差役遭到村民们的围攻，最后被轰出村庄。赶走了差役，村民们义愤难耐，听说朝廷钦差刘浩在正定奉旨主持重修隆兴寺，决定集资到钦差处告状。梁绿野等随即汇集百余人，再次赶赴正定。
❖ 千年古刹——正定隆兴寺
刘浩时任工部侍郎，任职多年，深晓官箴，素行明哲保身，不但不接见村民，还稳坐内宅饮酒作乐，对门外的喊冤声毫不理会。梁绿野等人冒着严寒在门外静坐等候，一再请求门军转报，要求面见刘浩。此时，围观者愈来愈多，聚集达数百之众。刘浩见人越来越多，悄悄向正定知府方立经询问详情，得知周尚亲和总督周元理的关系，便让师爷传出话来说：“本钦差是办理工程之人，未便多管此等地方上的事件，请大家到保定清河道台衙门上告，同时也会把大家的诉求转给臬台大人，请大家散去吧！”众人见钦差如此推脱，当下商议，委托梁绿野等10余人次日赴保定继续告状，其余的村民便返回井陉家中等待消息。次日梁绿野等人还未到达保定，方立经就已经开始了行动。他拿着周尚亲送的银票找到顶头上司清河道沈鸣皋，沈鸣皋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又找到按察使文禄。文禄得到方立经诬告，武断地认为这是一起刁民肇事案，随即把方立经的呈文转呈到直隶总督周元理手中。周元理有意维护周尚亲，于是先召见井陉知县周尚亲，亲自询问情况。周尚亲借机巧辩并无克扣购粮款之事，言去年秋天收购公粮时，要将银子兑换成制钱发给村民，当时钱庄的制钱短缺，只是发给村民6钱，其余的3钱3分过一段时间再补发。谁知村民们不容时间，不听解释，三番五次到县衙闹事。这都是梁绿野等挟私报复，妖言惑众，聚众闹事，拒官抗差所致。周元理决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责成周尚亲立即将克扣的每石谷价3钱3分银子全部退还给村民，以减轻民怨。同时，会同直隶按察使文禄联衔上奏，严惩告状之人，具告梁绿野等人“纠集村众，抗官殴差”。周尚亲回到井陉县衙，立即召集各庄乡保返还每石3钱3分购粮余款。但官府打击报复梁绿野父子在先，因而凤山、金柱等四庄不肯补领粮款，加之村民对周尚亲素日多方无理摊派早有不满，决心继续上告、讨回公道。二月底，周元理和文禄的奏折到京后，乾隆帝阅罢“龙颜”大怒，迅即批复，发出解决井陉一案的第一道谕旨：“李望春、梁绿野因挟嫌肇衅，传单敛钱，主使李馥控告县官，已属刁恶。……著传谕周元理，即将现获各犯，严行审讯，务得确情！”显然,乾隆帝相信了封疆大吏的奏报，认为梁绿野等人聚众抗官。
周元理接到谕旨，犹如取得了上方宝剑，随即将与井陉一案有关的李望春、梁进文、李馥等人抓捕入狱，严刑逼供。侥幸出逃的梁绿野义愤填膺，遂与其80余岁的伯父密潜京城直告“御状”，但在京被提督衙门缉捕。提督衙门审讯后，案情初明，迅即向乾隆帝奏报。乾隆帝派令侍郎喀宁阿、钱汝诚前往井陉调查了解案情，两人证实了周尚亲克扣谷价银一事。乾隆帝感觉此案非同小可，于是再委派尚书福隆安为办案钦差前往彻查。三月初九日，福隆安抵达正定，亲自提审了李望春等人，又讯问了周尚亲等官员，将所悉实情奏报回京。乾隆帝很快又降下第二道谕旨：“始疑该县之短价银钱各款，似非尽由奸民诬捏”“周元理并未将该县派累激变之事据实具奏，显属袒庇官员……实属糊涂错谬，更无能置喙”，将周元理解任听候查办。很快，乾隆帝又颁下第三道谕旨，重点批评了周元理做为直隶总督的过失，指其“意存袒徇”“开脱结案”“隐而不叙”，还“匿不具奏，希图消弥”“尚敢以遁词巧饰乎，实属可笑”。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福隆安审得周尚亲管家骆荣的供词，认为周尚亲“为先侵后吐，实属显然”“业经审实，所侵数至盈千，且满怨激变，其罪已难轻逭”，而周元理等“显系有心开脱，冀以虚词了事”。据此乾隆帝又颁发第四道谕旨，称周元理“平日偏徇属员诸事弥缝之习，锢蔽已久……此而不加整饬，何以服民心而肃法纪……本应革职发往军台效力，姑念其年老，著革职，仍加恩赏给三品衔，在正定隆兴寺同刘浩管理庙工，效力赎罪”。第五道谕旨是处理刘浩的：“著革职，仍加恩赏给三品衔，留守隆兴寺，同周元理管理庙工，效力赎罪！”第六道谕旨是从重处理周尚亲等人的：井陉县知县周尚亲按律问拟，臬司文禄、清河道沈鸣皋、正定府知府方立经俱革职分别发往新疆及军台效力赎罪。周元理被革职后，又具折上奏想要觐见皇帝当面谢罪。乾隆帝阅看奏折后，随即发出第七道谕旨。在这道谕旨中，乾隆帝重申了这次处理此事的想法及理由，并一再申明，周元理身为国之重臣、老臣，本不愿意处理他，但此事 “其于政体官方，大有关系；若复为之姑容，致各省效尤，吏治将不可问”。告诉周元理也不要来京了，“惟当于庙工实力董办……且俟一二年后，庙工告竣，朕自当亲诣瞻礼落成；伊于彼时，再见未晚”。三月底，乾隆帝再为井陉一案发出第八道谕旨，居然将控告贪官的梁进文、梁绿野等人定罪：“直隶井陉县劣生梁进文等，哄诱村人，敛财聚众，抗官殴差……定拟分别斩决枭示矣”。尽管乾隆帝此前处理了从省到县的一批官员，明确案件缘起在于官员的贪财之举，但依然对据情上诉的村民人等处以极刑，显然解决此案的最终目的是维护其统治，梁绿野等人成为了封建等级制度下的牺牲品。讽刺的是，乾隆帝还在谕旨中重申他的爱民之心：“但闻百姓等，因素知朕爱养黎元，体恤备至”“朕意在爱民，恐愚氓轻蹈法网”。此案也让乾隆帝深感官员中贿赂贪污、裙带包庇、夤缘相护之风渐盛，遂作《久任》诗，颁发给各地督抚大员，以为警示。❖ 乾隆帝《久任》诗
井陉大案的发生，震动了朝野上下，乾隆帝为此案在一月内连发八道谕旨，在一定程度上震摄了贪官污吏，减轻了黎民百姓的赋税，缓解了民与官的社会矛盾。同时，案件也折射出乾隆朝以来吏治腐败、因循疲玩，已显积重难返之势。版权声明：本号文章、档案插图、音视频等版权均归“皇史宬”公众号（ID：mingqingdangan）所有，未经授权禁止转载！但欢迎读者朋友们转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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