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部主事余继生勾结书吏裁改题本案档案续编
按语:本刊1994年第3期曾登载《刑部主事余继生勾结书吏裁改题本案》,收录了军机处录副奏折中有关该案的几件档案,主要包括书吏刘锦江首告文书及军机大臣等对该案的审理奏折,反映了案件的基本面貌。但也遗漏了一些重要档案,如军机大臣等在审案过程中的即时奏报、各案犯的供词及江苏、四川等地查拿案证的奏折等。嘉庆年间,书吏舞弊案接连不断地出现,但一般是书吏为诈取钱财,而余继生案是官员亲自下场指使书吏舞弊的案件,较为典型。现从军机处上谕档、军机处录副奏折中补充相关档案,以期更全面地反映案件全貌,供学界参考。
——选编者 刘文华
按语:《星轺便览》系嘉庆时期聂铣敏奉差乡试所撰述,此辑录稿本为瞿鸿禨参照聂铣敏原本增订并手书。内容大致分闻命、登程、入境、入闱、出闱、归途、回京事宜7篇及增补1篇,以乡试主考官视角记述了从获得考差开始,出使、典试的全过程以及需要注意的规矩事项,既涉清廷所立明确的科举法规,也有世故周旋中的圆融变通,可谓乡试主考官的“官场指南”。撰述者聂铣敏(1775-1828),字晋光,号蓉峰,湖南衡山人。19岁中举,曾主讲郴州东山书院。嘉庆十年(1805年)进士。试帖有名于时,林联桂《见星庐馆阁诗话》称为“后来之秀”。嘉庆十五年,任贵州乡试副主考。后出为四川学政,文必亲阅,培育士子颇多。迁绍兴知府,有惠政。增订者瞿鸿禨(1850-1918),字子玖,号止庵,晚号西岩老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同治九年(1870年)庚午科举人,次年辛未科进士,后星轺屡出,叠掌文衡,曾任河南、福建乡试主考官,浙、闽、蜀、苏四省学政。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被任命为内阁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参与策划清政府预备立宪,是晚清政坛清流派的代表人物。《星轺便览》提供了乡试实际运行状况的第一手史料,对于从不同角度研究晚清科举具有极高的价值。
——辑录者 龙耀华 杨帆
按语:文会书院是书院中较为特殊的一种,在清代获得较大发展。学界目前关注较少。现藏于广东中山图书馆的《以吾书院册》《崇志书院修谱》《明德书院册》《集贤书院会册》四部文会书院史料,为了解清代文会书院情形提供了史料支撑。清代江西万载的以明德书院、以吾书院、崇志书院、集贤书院为代表的文会书院,前身都为文会或者会课组织,本着“姓有同异,谊非寻常”的理念,成立文会。在资产渐丰后,为“子孙教读计”,创建书院,并祭祀书院创建者。文会书院集文会与书院的祭祀、教学等功能于一体,书院志具有族谱部分功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文会书院规章是对书院发展、管理、运营的纲领性文件。为方便利用,特辑录如下。
按语:两湖书院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武汉主持修建的新式学校,办学宗旨源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希望培养“出为名臣,处为名儒”的人才。设有监督厅和分教厅,开设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课程,后期略有调整。书院专门招收湖南、湖北两省学生,每省一百名,涵盖全省各府。光绪二十九年,书院根据清政府推行的新学制改革,改为两湖文高等学堂(又称“两湖大学堂”),为两湖最早的大学预科学堂,从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招收学生,学额120名,学制五年。次年,又改名两湖师范学堂,招生范围扩大到省外,学额1200人。两年后,又改名两湖总师范学堂,开设有修身、中文、教育、地理、历史、博物等14科课程。在晚清传统教育向近代转型的背景下,创建两湖书院是张之洞革新旧时教育、推广新式教育的重要尝试与体现,充分反映了从讲求实效的经世致用思想向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思潮的转变。两湖书院为湖南、湖北两省培养了一批各类人才,如革命家黄兴、宋教仁,地质学家李四光等等,尤其对湖北省的近代教育事业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现从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上谕档、宫中朱批奏折、端方档、外务部档中选编关于筹措书院经费、教习聘用、保奖等相关档案,供研究参考。
——选编者 郭琪
清代中央部院大臣的群体结构及仕途流动
摘要:部院大臣是清代中央部门中的高级官员,这一群体在官僚阶层中具有特殊性和典型性。本文主要从整体性的视角,结合大量统计数据,对有清一代816名部院大臣的群体结构和仕途流动特征进行了剖面性的透视。首先对清代中央部院大臣的人数、任数和族籍进行统计,并对部院大臣的流动速度作了分析;然后对部院大臣的出身情况作整体性考察和个案考察;再对部院大臣的仕途流动来向进行追溯性考察;最后,对部院大臣的仕途流动去向作整体性考察及个案考察。本文认为,考察清代中央部院大臣的群体性特征,能更好地认识到传统官僚体制的运行状况。摘要:近年来广州行商研究不断拓展深化,然囿于文献,有关行商家族研究仍显薄弱,至有不少遗缺或歧误。本文通过族谱文献的深入比对、考证,理清泰和行颜氏、同文行潘氏、义成行叶氏三个行商家族基本发展脉络,对有争议的行商事迹重新考证与补充。其中考证了泰和行入粤祖颜廷濬与广东博罗知县颜容舒并非父子关系而是叔侄关系,洋行创始人颜亮洲经商及开设洋行时间应在雍正三年(1725年)至六年之间;义成行叶上林祖籍地非江西婺源县与漳州诏安县,应是福州福清县;同时补充了潘振承创设同文行以及倡建广州湄洲会馆等相关史事。摘要:本文依据清代档案和史籍记载,对《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收录的殷扎纳奏折残档与《异域录》的成书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殷扎纳奏折残档系图理琛使团首领殷扎纳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回京后,向康熙帝汇报往返行程及交往活动的出使报告。该奏折是使团成员图理琛撰写《异域录》时的重要资料来源,具有较高的历史学和文献学价值。通过比勘,可以看到《异域录》在档案资料基础上润色加工成书的文本生成过程,亦可领略历史事实与历史书写之间的微妙关系。摘要:乾隆八年二月十九日,乾隆帝基于高斌和周学健二人在巡查上、下两江灾情后的建言,允准设置宣谕化导使,派遣邓时敏、倪国琏、涂逢震、徐以升等四人分赴凤、颍、泗、淮、徐、扬、海7府州宣讲《圣谕广训》并阐释当朝谕旨,以期达到移风易俗、化导民心的效果。但是,这一职官在设置之初,就遭到署理两江总督尹继善的反对,虽然后来经乾隆帝坚持而成行,但仅施行半年后就停废。这一情况,既反映出皇权试图嵌入地方行政的努力,又展现出省府作出的颇具张力性的回应。此后,在嘉庆和光绪两朝均有恢复宣谕化导使设置的动议,但是或不了了之,或被朝廷否决。故终清一朝,宣谕化导使设置与践行仅半年有余。摘要:嘉道之际,科尔沁蒙古王公在昌图私自招民开垦,造成社会矛盾尖锐,盛京将军不得不在这一东北边陲地区设立昌图厅加强管理。同治年间,昌图地方匪患增多,盛京将军为强化治理,将昌图由“理事厅”改“抚民厅”。都兴阿就任盛京将军后,尤其将昌图治理视为难题,并提出“奉天善后八条”,希望通过强化保甲予以解决。然而,这些调整未能取得成效,匪患依然频发,且有越演越烈之势。光绪三年(1877年),盛京将军崇厚在推行的盛京改革中,将昌图“升厅为府”,尝试采取州县制来解决昌图存在的社会问题。昌图历经“理事厅”“抚民厅”到“昌图府”的转变,其过程反映了东北边陲社会问题管理方式的演变,其内容和形式深受满蒙关系和盛京管理体制的影响。晚清来华西医对汉口的疾病调查(1864-1874)——以医院年报、海关医报为中心
摘要:晚清汉口开埠后,海关医员里德、医学传教士师惟善等英籍西医相继抵达汉口,对当地疾病状况展开调查,定期撰写医院年报、海关医报。一方面,西医从殖民医学视角出发,调查疾病与汉口卫生环境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汉口的气候水土、暗渠式排水系统、民众共用清洁用品等卫生习惯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西医从区域比较视野出发,将汉口与中国其他地区、欧洲进行横向与纵向的对比分析,认识到疾病具有地方性,发现汉口眼病高发、结石病罕见的特征,并总结出可供欧洲医师参考的汉口饮食经验。西医在调查汉口的过程中,对瘴气、微生物致病等多重理论的运用,及“跨国别、区域的医学流通网络”的构建,反映出19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医界既处于新旧医学理论共存、交锋的时期,其对中国的调查视角亦处于殖民性与地方性之间。与此同时,西医调查报告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晚清汉口的民众生活状态、疾病观念与地方社会风貌。清末新政期间地方雨泽上报的变化探析
——以顺天府档案为中心
摘要:“雨雪分寸”是传统中国雨泽奏报的重要形式之一,但在清末新政期间地方政府的雨泽上报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种新的“雨雪分寸”,经改良后一直沿用至民国时期。在上报种类上,有别于之前的旬报和月报两种,新的“雨雪分寸”改为月报、季报和年报三种;在上报内容上,月报包含逐日天气记录和降水数量两个要素,不再注明降水的起讫时刻;季报和年报则对雨雪阴晴的日数和降水总量、平均量进行统计归纳。宣统年间,虽然新的“雨雪分寸”上报付诸实行,但并没有取消或取代原有的“雨雪分寸”奏报,而是处于两种“雨雪分寸”上报形式并行的状态。在新的“雨雪分寸”上报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上报混乱、时限延迟、天气状况统计失误等诸多弊病。关键词:清末新政 地方政府 雨泽上报形式 顺天府档案版权声明:本号文章、档案插图、音视频等版权均归“皇史宬”公众号(ID:mingqingdangan)所有,未经授权禁止转载!但欢迎读者朋友们转发分享!
☆ 名佳命蹇:道光帝为皇子赐名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举办“皇史宬大讲堂”第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