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良 | 华中敌后战场风云与作家战时姿态——阿英《庙湾纪程》解读

张中良

引言

阿英《敌后日记》第一卷《庙湾纪程》，以真实的笔触呈现出华中敌后战场的风云变幻、新四军在复杂环境中艰苦卓绝的战斗及辉煌战绩，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战略眼光与无敌力量，也表现出作家的爱国胸襟与牺牲精神；作品还见得出日记体的文体自觉，丰富了抗战文学的审美建构。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阿英（1900-1977）素以左翼作家、批评家、戏剧家、近现代文学文献专家与古代小说专家闻名，关于阿英的研究多集中在上述几个方面。1940年代所写《敌后日记》，1982年8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初版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涌现出一些研究成果，拓展了阿英研究 [2]。今年，时值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阿英逝世40周年，重新解读《敌后日记》，无论对于全面把握阿英的人格魅力与文学成就，还是对于深入了解新四军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战，都颇具学术意义。《敌后日记》第一卷至第十二卷为1942年5月31日1944年5月28日所记，第十三卷至第十九卷为1946年9月10日至1949年9月3日所记，所附“平津日记”则是1949年4月12日至1949年9月3日所记。《敌后日记》内容十分丰富，本文解读的对象为第一卷《庙湾纪程》（1942.5.31-1942.7.14），藉此管窥华中敌后战场风云与作家的战时姿态。

一 《庙湾纪程》的由来

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阿英就曾发表《抗日文艺时评》（1931年12月28日《文艺新闻》第42期）、《一九三一年文坛之回顾》（1932年1月20日《北斗》第2卷第1期）等文，执编《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1932年4月由南强书店出版，“序一”“序二”也均出自他的手笔。这些文章虽然显示出鲜明的左翼色彩，但已经表现出他对文坛抗日救亡态势的深切关注。1936年12月，傅作义部取得百灵庙大捷，阿英建议新华影业公司老板派摄影队去绥远拍新闻片。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阿英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大潮，为话剧《保卫卢沟桥》作序，出任《救亡日报》编辑主任，主编《文献》杂志，编辑《淞沪战争戏剧录》、《中日战争文学集》《鸦片战争文学集》《中法战争文学集》、《庚子事变文学集》、《近代国难史丛钞》，创作南明历史剧《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等，借历史题材鼓动民气。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文化抗战的保护性屏障不复存在，阿英奉命撤离上海，于12月下旬踏上了参加新四军敌后抗战的新征程。

阿英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军十分嚣张，敌后战场军情紧迫，阿英拖家带口随军行动，最初几个月未能留下日记。《敌后日记》第一卷始于1942年5月31日，截至同年7月14日到新四军军部见到陈毅军长，记述的是奉命从一师一旅赶赴军部的历程。第一卷初名《军部纪程》，稍后从当地《县志》查知古时阜宁称“庙湾”，遂定名为《庙湾纪程》。之所以改名，不仅因为《军部纪程》 的命名不甚准切，容易把走向军部误解为随军部行动，而且更因为阿英对历史地理颇感兴趣，尤其是在抗战时期，历史地名的复现寄托着国人对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光大，隐含着赤诚的爱国之心。另外，以地名标识，也为其后十一卷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停翅小撷”、“东坎游踪”、“曹庄续札”、“海淀初编”等，带有诗一样的均齐与韵律感。

步入文坛以来，阿英不仅在小说、诗歌、话剧创作、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研究、文学文献发掘整理与小说史等方面多有成果，而且出版过记述国民革命严重受挫后自己与革命同志漂泊流离的艰险经历与社会动荡见闻的日记集《流离》（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11月初版），系统研究过现代小品文，整理编辑出版过古今日记选本，对日记体文学有深厚的学术积累与文体自觉意识，这样，以《庙湾纪程》开篇的《敌后日记》，能够为大时代刻碑铭就顺理成章了。

《敌后日记》

二 华中敌后战场的风云变幻

新四军在华中地区开辟敌后战场，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主要的敌人固然是日伪，但也须防范国民党军队（日记中把那些与新四军发生冲突的国民党军队称之为“顽固派”）的挤压与攻击、土匪及散兵游勇的侵扰。1942年7月11日日记（以下不标年份）写道：

“自此向北，即为‘建阳城’，水路土匪甚多，时有抢劫、战斗。陆行较安，然亦极复杂。盖在城周围十数里间，有鬼子伪军据点，有顽固派驻扎地带，有土匪、散军，路不易行也。”

“此完全为一三角地带，俗称‘共和国’，共产党、和平军、国民党之总代名词也。大抵清晨为伪军活动时期，中午则顽固派时有活动，四时以后则为新四军活动时期矣。唯恐其埋伏，故虽四时后行动，仍不能不戒备、小心。”

自泰州至军部驻地，若不绕道，三五日即可抵达，但由于错综复杂的局势，加之风雨潮汐等因素，阿英一家竟然走了四十五日，经九县，逾千数百里。陆路不通时，于黄海中舟行十日。

“诸凡海陆河川，风雨晦暝，艰辛苦难，无不饱经。”

 1246月12日记载，从陆地下海，衣裤尽湿，行李车则大部入水中，诸多浸透。

“如此凡一时余，行程极艰苦，视水则昏眩，最后竟水亦不敢看，与水力挣扎行进，而后始寻得住舟。”

6月16日，大雨，

“淋入舱，急起盖板，不仅暗黑，抑且令人窒息欲死，较之狱中生活，尤不能耐。”

终于由海中上陆，但陆地也有陆地的难处，7月7日，

“晚饭后，以室中闷热，蚊多，污秽不堪居，乃复移床至广场中。数日来竟未得一完整睡眠，殊为焦虑，不知今日又将如何。”

走出闷热难耐的屋子去河边，不料时降大雨，终夜不得睡眠，酣畅睡眠竟然成为难以企及的向往。

新四军开辟华中敌后战场的艰苦环境

比起自然条件的艰苦，瞬息万变的敌情更是让人神经紧绷。虽为敌后，毕竟是战场，新四军各师旅团营分别驻扎，指挥机关时有转移，阿英一个半月便走了一师师部与其所属一旅、二旅、三旅、五团、六团、二旅特务营、供给部等八个单位。敌、我、友等各种武装力量犬牙交错，我军在市镇街上张贴不少宣传品，然而伪军亦不时“光顾”。游击作战，流动性大，险象环生，有时与日伪仅差一潮水的时间，有时甚至只有几分钟的交错。行进中，时遇敌情，即便宿下，也要紧急转移，官兵子弹上膛，警戒前进。有一次，海上遭遇来路不明的船只，这边的船队迅疾形成包抄队形，近前才知是自己人，虚惊一场。

在纷纭复杂的情势下，新四军部队建制由小变大，根据地从无到有、不断扩展，《庙湾日记》便留下了这样的记载。7月1日记：黄部长

“本在叶飞副师长所率之六团内，驻闽东。后随叶来，在茅山与敌坚持六七个月，六团改编‘江抗’ 125-127，在青浦一带流转年余，然后到扬中。暨与挺进纵队合并，留一个团坚持原地，黄亦留团中，凡一年余，后再至武进、丹阳一带。一九四〇年，国共摩擦，奉命过江。黄在江抗时任二团供给部主任，攻李长江后，部队改编二旅，遂被委为旅供给部长，以迄于今。名志远。”

黄部长的“升官”，透露出部队发展的可喜态势。新四军力量的加强，使得军队与根据地增加了稳定性，师部驻扎四月未动，独立团九月不移，县署更长治一年之久，给人以“甚为安定”之感。

新四军的快速发展，是硬打出来的。日记中便多次记下了骄人的战绩，如6月9日记：

“得知最近七团在斜桥与鬼子战，得一大胜利，鬼子四十余人，全部歼灭，便遗体亦无法抢回。日兵视抢夺遗体为极重要事件，今不得夺回，在苏中区实为初次。又夺得新式平射炮一尊，亦为四军之新纪录。故今晚在此地举行晚会。师服务团并全部开来，参加演剧。”

日记不仅呈现出胜利之大、缴获之丰，而且透露出新四军宣传工作的及时到位与胜利后根据地军民的欣慰从容。7月6日记：

“途中，通讯班长告知，最近攻克古殿堡，打破况明恺老巢。此役活捉伪军百余人，缴到步枪百余枝，轻机枪两挺，掷弹筒一具，盐百余担，工事碉堡全毁。又捉到伪营长太太一名，及其四小儿及四乳母。我军除将其送回，所有金银首饰全交其带还。”

“彼又云：白驹伪军极残酷，捕获我侦察员，用五钉钉其手足及胸脯示众，故我五团最近袭之，毙敌极多，尸体遍街衢。而我之占领全镇，竟至未发一弹，可谓奇迹。”

敌人“极残酷”，才有我军复仇之猛烈，但正所谓“冤有头债有主”，复仇只针对手执武器的敌人，而对伪军之家属则柔性善待，将伪营长太太及其四小儿连同四乳母一并送回，这一富于人道主义的政策不能不对伪军起到分化作用，新四军迅速发展壮大，一定是离不开政策攻心战。只是令人意外的是“所有金银首饰全交其带还”，真是要把攻心战策略发挥到极致，比起留下金银首饰来，瓦解敌军斗志、争取人心显然更为重要。

三 敌后战场的宣传战

抗日战争不仅有刀光剑影的搏杀，也有看不见硝烟的金融战与宣传战。6月9日日记写道：

“市忽拒用农民银行票，云上海商人已不肯收受，此项行动，系根据包场商店通知。此显系鬼子有意继续破坏中国金融，抬高伪币政策。我当局对此谣言，实有加以处置并稳定之必要。”

在根据地建设中，党政军机关不仅勇于在实践中探索、学习，而且注意听取熟稔经济人士的意见，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经济难关。

至于宣传工作，更是中国共产党的长项，新四军旅部以上机关均有服务团、文工队，其主要工作就是文化宣传。阿英到新四军，就是从事宣传工作。刚进根据地，被一师副师长兼一旅旅长叶飞留下，随一旅服务团活动，面向团员做提高文化素质的工作，讲文艺创作与戏剧演出等知识，而服务团则为官兵与群众唱歌、演戏、讲演，刷写标语，进行抗日宣传。陈毅军长得知阿英被留在一旅，一则担心一旅地区正当前线，恐多危险，二则军部更需要文化的顶层设计，遂连电催行，要阿英到军部工作，叶飞旅长这才恋恋不舍地派部队护送。在去往军部的途中，每到一地，阿英都受到各部首长的热情接待，如粟裕师长、师政治部钟期光主任、三旅刘光胜旅长、梅嘉生参谋长、吉洛政治部主任，二旅王必成旅长、刘培善政委等，祝捷大会还特别加进欢迎阿英到新四军的内容。在途中及军部，阿英还见到夏征农、彭康、杨帆、李一氓、蒋天佐等文化人，有的是上海左翼战友，已多年未见。到达军部之后，阿英得到陈毅军长及其夫人张茜的款待，成为军长的座上宾，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看到军长家里长桌满陈书籍，他不禁赞叹“真一儒将也”。各级首长的热忱，反映出敌后战场对文化干部的迫切需求与根据地建设的战略眼光；一批文化名人在敌后战场相聚，也可以见出新四军及其根据地的巨大吸引力，表现出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和牺牲精神。仅在1941年2月至7月间，在华中敌后战场上壮烈牺牲的著名作家就有新四军一师战地服务团主任、剧作家李增援，曾任新四军一支队敌工科长兼陈毅司令员的对外秘书、后任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的小说家丘东平。战场风云变化无穷，阿英也曾几度闯过生死线。

宣传员书写抗日标语

新四军重视文化工作，服务团、文工队等专业队伍积极开展文艺宣传，同时发动群众参与互动，举办祝捷会、“七七纪念会”等活动。如6月9日祝捷大会盛况喜人，干部、士兵、民众，共约二千人，讲演、演出、颁奖、游艺，军民互动，鸣鞭鼓乐，结队送纪念旗帜及慰劳品，“情形甚是热闹，殊令人兴奋”。根据地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编辑发行报刊。日记中记载的就有三分区的《斗争生活》《江潮报》，四分区的《江海报》《先进》《先进报》《先进电讯》《先进画报》等，还有《无线电讯》《战士》《新野》《斗争报》《新盐城报》（油印小报，当时已发行至49期）等。阿英称赞《画报》内容、编制并佳，肯定《先进》半月刊所附订的题为《一个武装了的乡村》的十幅木刻连环图画，“说明”用铅排，刻手尚不弱，他还顿生爱才之心，想知道图画出自谁的手笔。报刊及时传达中央及各级领导机关的声音，报道海内外消息。阿英就从报上看到中国共产党最近的宣言——无论战前战后，都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以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也得知新文化运动前驱者陈独秀于1942年5月27日病故江津的消息，冷静的笔触难掩他对这位安徽同乡、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袖的复杂感情；1942年6月7日

“阅《江海报》，知敌因缅滇铁路已断，七路向重庆进逼，其一路已陷金华、衢州，先后作战，凡历六日之久。”

《江海报》

身在敌后战场的阿英，也关注着正面战场的战局发展。他还从报上看出了希特勒日见明显的败势。

阿英切身感受到新四军官兵与根据地人民崭新的精神面貌。经历战争的洗礼，民族精神得到提升，国家获得发展的生计。7月6日记载道：行军途中，夜深，

“蚊乃大集，露亦重，不能眠”，“独至桥上徘徊，忆临卧前，农村诸幼儿，集广场上唱抗歌数阕，及对吾等之亲近和蔼，如见中国之新未来。五年之抗战，对吾民族力之锻炼，真大可惊骇。前被三旅捕来鬼子，见吾军日日学习，及作战英勇，惊叹日本不仅无法征服中国，中国之强，必将驾日本而上之，可谓信言。”

四 敌后战场的自然“风景”

敌后日记写战场氛围、战争生活与战时心理都在意料之中，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作者竟然多处写到奇幻的自然风景，如1942年6月8日：

六时出发，路在玉蜀黍地中，长达十里，旋渡一小河，东向又十里，达海滨。远望碧蓝一片，寥阔无际，海风习习，有沙鸥掠空回旋，心境为之一变。

旋经重闸，水流甚急。

沿途大路，两旁遍植三五寸至近尺小树，色彩极鲜艳，宛如“小人国”丛林，诸儿为之欢呼不尽。

途中避敌机，行进中，

“风暴陡起，乌云满天；仅西面一角，日光下射，如数光柱，照一狭小区之丛木宇屋；其上则竟为黑幕，美丽至极，宛如意想《牛郎织女传》之上天堂一幕之最理想布景。”

6月16日又写到：

“晚上海霞，变化万千，觉仲则‘者般颜色’之句，实未夸张。日色金黄，灰色云层分布，水连天成一派深碧，瑰奇之至。”6月17日写“今日晚霞，在灰碧层中，成一青光柱下射，令人生明快之感。”

再如6月18日：

“蛤贝硬壳，色纹极美丽可观，谓最好图案范本。饭后无俚，乃选存二十余种，洗涤拭抹存之。他日如有机缘，制板印行，可成一篇极瑰丽可观之《蛤贝的艺术》。”

“天无云层，晚霞如一圆球，四向辉射，金黄灿然，霞光下衬一孤舟，备极美丽，可谓海上落日之又一奇观。”

6月19日还有：

“晚饭后，无聊甚，再闲坐舱面，静观落日。斜晖白色，映浅灰云层中，成光柱下射，直映入水之深处。惟美丽奇瑰，不如前数日所见也。”

敌后自然风景

敌情紧迫之际间不容发，行军条件艰辛备尝，这些必定会给阿英及其子女带来一种极度的紧张，奇幻美丽的自然景象无疑会带来难得的调节，况且阿英是小说家、诗人、戏剧家，他那异常敏悟的感受力，使他不会放过眼前的美丽景致。自然景物的描写，可以说既是有意识的心理调节，也是审美情趣的自然流露。对于这位具有文献收集整理雅好的文献学专家、深得郦道元、徐霞客山水游记、人文地理散文神髓的文学史家来说，或许他在有意无意地对大自然做一个难得的写生。抗日战争改变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格局，使文学中心走向多元化，作家的生活方式、观察视角、题材视野、意蕴深度与文体风格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家学者的西南迁徙，发现了过去未曾注意到的大西南自然景观与掩映其间的民俗人情，连在湘西山水自然怀抱里长大的沈从文都欣喜地赞叹彩云之南的云水奇观，更不必说从都市来到山野的象牙塔学者；远离故土的作家，在无边的乡愁中描绘乡风乡景，重新发现了质朴而奇炫的美丽，譬如萧红笔下的火烧云与放河灯；茅盾由衷赞美白杨树，光未然纵情高歌黄河，阿英则描绘出美丽奇瑰的海上落日晚霞。风景是自然的赐予，风景亦是心境的折射，外寇的侵略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中华民族的绝地反抗最终赢得了胜利，也开拓出文学艺术的新天地。

《庙湾纪程》，作为《敌后日记》的第一卷，就已经初步展示出华中敌后战场的独特风貌与诗人、战士、专家融为一体的阿英本色，还有焕然一新的文学气象，其后十一卷的解读，将使我们看到更为丰富的内容，获得更多的审美怡悦。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

   本文已获作者授权

本期编辑：yan

往期回顾

欢迎关注

西川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