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久明 | 从“盘肠大战”论争看编排问题

廖久明

引言

1936年上半年，在著名的“两个口号”论争发生前夕，爆发了被后人称作“当时文坛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的“盘肠大战”论争。梳理一下论争过程便会发现，编排问题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35年12月1日出版的大型文学月刊《文学》第5卷第6号上，发表了周文描写川康军旅生活的小说《山坡上》，时任主编的傅东华不但删去了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改动了不少文字，还在“文学论坛”栏发表《一个小小的实验》，在论及周文时，认为其近段时间以来的创作具有“写人物的动作过分繁琐” 的缺点。对此，周文写作了《关于〈山坡上〉的原型》为自己辩白，并在文章末尾提出了这样的要求：“现在重要的是请先生设法补救，请把那些被修改被删掉的原文，连着这信在贵刊六卷一期上刊登出来。” 《文学》第6卷第1号的出版时间是1936年1月1日，1935年12月16日出版的《社会日报》便发表了《〈文学〉起内哄》的文章。该文在篇名下用大号字提醒读者：“由周文而起，他背后：‘牌子’：堂鲁迅，‘理论’：张谷非”，将矛盾引向与此事毫无关系的鲁迅、胡风。该文还如此写道：“周文并不干休，他已写了一篇文章在质问傅东华，大意说给如此一删，全篇文章的精华就被淹没完了。而傅东华自然也未便吃疮，也有一篇‘驳文’登在‘论坛’中——来鸿去雁都将发表于新年号的该志上。” 看看《文学》第6卷第1号可以知道，上面果然发表了周文的《关于〈山坡上〉的原型》和傅东华为自己辩解的《经验理论和实践》。

《文学》

      《文学》第6卷第1号出版后6天——1936年1月7日，谢六逸、邵洵美分别在《立报·言林》、《人言》周刊发表《盘肠大战》、《盘肠大战——读文学杂志新年号》。尽管两篇文章的题目相同，观点却相反：谢六逸认为编者的删削“很合理” ，邵洵美则“对投稿者方面比较格外同情” 。看了这两篇文章后，傅东华作《“盘肠大战”的反响》，简要介绍谢六逸的观点后，对邵洵美的观点逐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针对傅东华在《“盘肠大战”的反响》中“抹杀事实”的说法，邵洵美作《抹杀事实》，首先对傅东华的论辩态度提出批评，然后对傅东华的三点看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看了《文学》第6卷第1号后，周文作《关于〈山坡上〉——答〈文学〉的水先生》，交代他与文学社“交涉”经过后，针对傅东华在《经验理论和实践》中对自己“误解得最厉害”的部分逐一进行批驳。

      面对愈演愈烈的论争，《文学》月刊“隐形主编” 也是当时文坛三巨头之一的茅盾（另两巨头是鲁迅、郭沫若）在《文学》第6卷第3号以鼎为笔名发表了《作家们联合起来》，呼吁“在危急存亡的关头”，前进作家们联合起来，“一同走向前去罢”。

周文

      看了这篇文章后，周文不但没有停止论争，还在《答傅东华先生〈关于《山坡上》〉的最后几句话》（1936年4月1日《文学丛报》诞生号）、《“引起的纠纷”》（1936年4月5日《夜莺》第1卷第2期“漫谈”栏）、《答沈起予们的“麻烦帐”》（1936年5月10日《夜莺》第1卷第3期“漫谈”栏）三篇文章中对“鼎先生”表达了强烈不满。看看以下引文可以知道，周文的不满很大程度上是由编排问题引起的：

         这文章虽可以说单独由鼎先生负责与傅东华先生无关，但事实上《文学论坛》里的文章无论是谁写的，它一向所代表的并不是谁某而代表的是《文学论坛》，这是尽人皆知的。况且傅东华先生是编者，他把这篇《作家们联合起来》和水先生的一篇《关于〈山坡上〉的最后几句话》排在一起，他们这用心是很显然的。这是表现着，《文学论坛》的对我，是已经到了实行用“政治”口号来征服和陷害。向读者暗示着我倒在不顾“苦难的时代”，不顾“存亡危急的关头”，正因“个人间的小小嫌隙”，“施以严厉抨击”，在“分化”！这就和水先生所说的不解我“何以怨怒之深”，非叫他“吃一枝报复的箭不可”这些话话吻！就是说我在捣乱！ 

      不但周文如此认为，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也有类似看法：

         《文学》三月号那位“鼎”先生的那篇文章，其实是目前顶切要的文字。——正因为不是我做的文章，我才敢于这样来“捧”。

         “个人间的小小嫌隙，在这大时代的压榨之下，都应涣然冰释。感情上的小小芥蒂，是不应该影响一个进步的作家，使他忘记友和敌的分别的。”

          的确的，这的确是一片金言，虽然《文学》，尤其《文学论坛》，正每每犯着“睚訾必报”和“友敌不分”的错误。

          …………

          指令的意义十分明白，要叫作家们联合起来，难道是为要拥护某某一二个人的文坛地位，为要巩固某某一二种刊物的销路？

      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首先来看看茅盾有无可能拉偏架。晚年，茅盾是这样回忆自己写作这篇文章的背景和目的的：

         到了一九三六年春，这个矛盾，由于解散“左联”等等争执，就更见复杂了。当时我处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地位——与双方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意识到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小心地不使它被破坏，因为保持这种关系，使我还能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我认为同一营垒内的战友，在这号召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关口，更应该消除隔阂，联合起来，一致对敌。基于这样的想法，我写了一篇短文，登在三月初出版的《文学》六卷三号的“文学论坛”上，题目就叫《作家们联合起来》。 

      该段文字尽管将自己写作《作家们联合起来》的背景搞错了 ，却真实地反映了茅盾当时在左联中的地位和写作该文的目的，由此可以断定，茅盾写作这篇文章不是来拉偏架的。其次来看看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在这篇文章中，茅盾反复强调当时正处于“苦难的时代”、“危急存亡的关头”，在这一时代背景之下，“凡具有正义感的，凡对民族的危机有深切感觉的，凡对时代的呼召有迅速感应的，便都是同道的人，便都该站在一条线上．为民族，为文化而努力，而奋斗”。 根据以上两点可以断定，周文、郭沫若对《作家们联合起来》的理解是错误的。导致这一错误的原因则在于：时任主编的傅东华将自己还击周文的《关于〈山坡上〉的最后几句话》与茅盾呼吁“作家们联合起来”的文章同时发表。

茅盾

      在“盘肠大战”论争中，除上述编排引起的问题外，还有两次类似问题：1936年2月11日出版的《时事新报·每周文学》第21期上同时发表了邱韵铎的《〈海燕〉读后记》、沈起予的《对〈山坡上〉的私见》：前文的部分内容评论了鲁迅发表在《海燕》上的《出关》（鲁迅在1936年4月30日写作的《〈出关〉的“关”》中驳斥了邱韵铎的观点），后文发表了沈起予对周文的《山坡上》的“私见”，而当时人们普遍认为鲁迅是支持周文的，于是有人认为该期《每周文学》是“‘进攻’专号” ；1936年4月14日出版的《时事新报·每周文学》第30期上，同时发表了旅冈的《终止无谓的论争》、沈起予的《麻烦账》，看见这期《每周文学》后，周文如此认为：“这次沈起予和《每周文学》编者对我的进攻，也和《文学》编者傅东华相当”。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因编排产生问题的情况时有发生：一、1920年10月10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双十节增刊第8张上，郭沫若的《棠棣之花》不但排在《世界的霉》（周作人）、《头发的故事》（鲁迅）后面，并且只有开篇部分排在左下角（大部分内容排在第9张），而周作人的《世界的霉》是一篇翻译文章。在次年1月15日出版的《时事新报·学灯》上，郭沫若发表了致李石岑信的信，内云：“年来对于我国的文艺界还有一些久未宣泄的话，在此一并也说出了吧。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 对此，郑振铎专门写作了《处女与媒婆》提出不同看法 ，鲁迅则在《未有天才之前》（1924年1月17日）、《致〈近代美术史潮论〉的读者诸君》（1929年2月25日）、《祝中俄文字之交》（1932年12月30日）、《由聋而哑》（1933年8月29日）、《非有复译不可》（1935年3月16日）等文章中提及此事；二、1925年8月5日，《民报》副刊编辑韦素园将高长虹“比较最满意的散文诗《黑的条纹》都也在末了安排”，高长虹“不得不”在鲁迅编辑的《莽原》周刊第23期（1925年9月25日出版）将其重新发表 ；三、由于1934年8月出版的《社会月报》第一篇发表的文章是鲁迅给曹聚仁的私人通信《答曹聚仁先生信》，最后一篇是杨邨人的《赤区归来记》，田汉便化名绍伯在8月31日出版的《大晚报》副刊《火炬》发表《调和》，说鲁迅“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为此引起鲁迅强烈不满 ；四、发表了（林）语堂、知堂（周作人）、鼎堂（郭沫若）文章的《宇宙风》第1期于1935年9月16日出版后，“北平遂有人戏称之为三堂半月刊” ，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郭沫若借给张天虚的《铁轮》写序言的机会，对林语堂等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天虚这部《铁轮》，对于目前在上海市场上泛滥这和野鸡的卖笑相仿佛的所谓‘幽默小品’，是一个烧夷弹式的抗议。” 由此差点引起“三堂之争”。

郭沫若

      在编排引起消极作用的同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发生过产生积极作用的事例：1935年7月15日出版的《杂文》第2号上，开篇发表了郭沫若的《孔夫子吃饭》，压轴发表了译自日本《改造》6月号的鲁迅的《孔夫子在现代中国》；9月20日出版的《杂文》第3号上，同样开篇发表了郭沫若的《孟夫子出妻》，压轴发表了鲁迅的《什么是“讽刺”——答文学社问》。由于“在国内很难见到鲁迅先生和郭沫若同志同时在一个刊物上发表文章”，在东京出版的《杂文》由此“引起了文艺界的重视”。

      正因为编排问题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笔者在武汉大学文学院金宏宇教授的“九页”说基础上提出了“编排页”的观点：“很明显，‘编排页’是套用‘九页’的说法，它实际上是指整本书的编选和排列过程。目录页是‘编排页’的最终体现而非全部：通过目录页能够知道编排结果却不知道其过程。研究编排过程不但能够了解编排者本人的知识背景、兴趣爱好、水平高低等，还能够了解时代风尚、政治气候、社会变迁等情况。在研究作品集时，如果只研究‘九页’而不研究‘第十页’即‘编排页’，很可能会造成遗憾。” 该段文字尽管是针对书籍而言的，却同样适用于报纸、期刊。

鲁迅

      实际上，已有人研究“编排页”：“汇萃鲁迅作品的《鲁迅全集》，自鲁迅1936年逝世以后，主要经历过三次编纂，产生了三种版本：1938年版，1958年版，1981年版。三种版本各有不同的编纂思想。《鲁迅全集》的三次编纂跨越时间颇长，其编纂既浸透了数代人的心血，也深深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痕迹。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鲁迅全集》三次编纂形成的三种不同版本，代表了社会对鲁迅的三种不同认识，其间包含着种种曲折是非。从版本建设的角度看，三种版本的第一种（1938年版）属奠基和开创；第二种（1958年版）属发展和变化，此变化有得有失；第三种（1981年版）则稳定而成熟，进入了较高的阶段。” 尽管引文研究的内容是《鲁迅全集》的三次“编纂”而不是“编排”，但是，“编排”属于“编纂”的内容之一，所以，本文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现将其摘要抄录如上。

      以上事例告诉我们，一篇篇分散的文章编排成一张报纸、一本杂志、一本图书时，它们便组成了一个整体，编者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读者都有可能从中探究“深意”或者借题发挥，所以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本文原载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26辑

作者单位：乐山师范学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

本期编辑：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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