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玮|普遍发展主义与中国经验 ——重提大众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者围绕《狼图腾》的论争

国家玮

引言

本文以《狼图腾》为中心，侧重考察狼獒小说热销现象背后的文化政治。通过考察小说中草原“大命”/“小命”这一提法对道教生命观的功利化改写，揭示出所谓“狼性”乃是全球竞争格局中一种强悍进取的发展主义：《狼图腾》貌似是对国民的“再”启蒙，它内含的生态意识，似乎是对现代性后果的深刻反思，但其本质却是在不改变主从权力结构的前提下，暗示普遍发展、进取竞争包治百病的效用。对于社会竞争的失败者来说，《狼图腾》不仅给出了使其从自身寻找失败原因的路径，更提供了想象“成功”的方法。

一 问题的提出

重提《狼图腾》并非为其持续十八年的热销，亦不想仅将其视作一个曾经充满争议的文化话题老调重谈，挥舞“人性”、“文明”大棒，站在“人类意识与历史眼光”的高度叹息——“狼为图腾，人何以堪”。重提此书源于对当代世界思想状况的如下困惑：20世纪末人类基于普世价值理想祭出的“历史终结论”是如何在21世纪前20年日益高涨的文化保守主义与大众民族主义之中“终结”的？《狼图腾》可以被视为这一“吊诡”的思想状况的极佳隐喻：一方面，“狼性”早已异化为以人为手段而非目的的普遍发展主义最重要的精神支撑，在其世俗化实践中被企业管理与个人成功学纷纷征用；另一方面，此种以普遍发展主义为其追求目标的“狼性”竞争观又频频在思想领域被解读成危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游牧民族生命强力的赞颂伴随着对志费尼《世界征服史》频繁地征引，这使其成为大众民族主义者持续攻击的目标。

姜戎《狼图腾》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4

如果说“图腾”中隐藏着民族的秘史，十足的传统，十足的地方化，那么“狼性”则是一种不可遏制的对发展的激情，带着资本主义扩张精神的烙印。引人注意之处正在这里：如果说鲁迅以貌似融入的“拿来主义”面对西方，最终凭借“立人”完成了“抵抗”或“回心”，那么《狼图腾》则以貌似抵抗的姿态描绘远地风俗与地方传统，最终却让人听到以扩张为目的而以人为手段的普遍发展主义的共鸣——抵抗即融入。讨论这一有趣“倒转”的生成机制是本文的主要关切。  

二 “大命”/“小命”：伪道家哲学中的权力关系

《狼图腾》的叙事线索只有一条，即知青在草原中一年四季的所见所闻。这条主线内含三个副线：知青不断加深地对狼图腾的理解与对草原“大命”哲学的认同、彼此独立成章因而十分松散的人狼斗争故事、知青养小狼的故事。缀锦式的故事与大段哲学思考而非厚重的历史感与复杂的人物关系成为了作者构筑长篇的主要方式。人物性格的扁平化是其另一个特征：陈阵、杨克、高建中、张继原、毕利格老人一家、乌力吉属于一个类型；包顺贵、道尔基、老王头、巴参谋、徐参谋属于另一个类型。人物类型服务于一个抽象观念，两个类型的差异在于对草原“大命”与“小命”的不同理解。一次次花样翻新的人狼斗争、缀锦似地挂在小说单一的结构之中，看上去更像是短篇合集。“作家也讲故事，可不愿只讲述一个有趣的故事，而宁愿以众多的故事来说明一个或许是众所周知的道理。”这虽然说的是梁启超们的政治小说，但拿来描述《狼图腾》也恰如其分。

长篇小说的短篇化，是其结构上最重要的特征：人狼斗争的故事为读者提供吸引力十足的边地传奇，主人公所作的大段哲学思考则一面征用《二十四史》与《中国通史简编》，一面征用《成吉思汗十三翼考》、《世界征服史》，从几次被征服的败绩中批判汉民族的“劣根性”。面对大众民族主义者对其作品中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的指责时，作者辩称他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绝对意义上的弱肉强食，另一种则是社会竞争的达尔文主义。后者被作者赋予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积极性，显然是当代中国融入世界格局必不可少的价值观。无论是姜戎还是他的论敌事实上都颠倒了下面的事实：并不是因为《狼图腾》的鼓吹才使社会达尔文主义——无论是消极或是积极意义上的——思潮泛起，恰恰相反，如杜赞奇曾以他在中国的经验得出的结论那样，“自从含有超验与普遍性层面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走向衰落之后，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意味的民族主义倾向正在兴起。”他认为这与中国总体上未能对启蒙工程做出抵抗有关。

电影《狼图腾》剧照

《狼图腾》的生态观后面隐隐浮现出消费时代人们并不陌生的全球化追求。小说中的“大命”、“小命”观貌似有道家学说的痕迹，但实际上是却被作者修正过的。   

 第一，作者修改了道家天道观在时间上的无限性。

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道德经》）

天地没命了，人的小命还活个什么命！（《狼图腾》）

    第二，天道那种覆有万物而不持据的境界被置换成大命管小命的等级关系。

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弗辞，成功遂事而弗名有。衣被万物而弗为主，则恒无欲也，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弗知主，则恒无名也，可名于大。（《道德经》）

天下从来都是大命管小命，天命管人命。（《狼图腾》）

《狼图腾》中的这种天下观，作为当代中国作家与世界对话的惯用思想图式，开启于2002年12月首映的电影《英雄》。该片试图告诫天下壮士：“为了天下而放弃反抗，臣服于帝国秩序，臣服于秦王。秦王不能杀，杀了就对不起天下。”虽然该片未能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仅拿到了提名，但该片主创的确希望借这个英雄故事为美国9·11事件的创痛疗伤。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学界开始有意淡化全球化过程中的权力关系，甚至认为诸如“多国资本主义、美国化、媒体帝国主义的观念以及认为由于普遍性力量而消灭了所有地方性差异的消费文化”之类的观点就是一种俗见，已经过时。据有本国学术传统，站在本国放眼世界而不是相反，当美国学者指出“美国的国际主义”这一论断并非自相矛盾时，我们当然可以理解其“良苦用心”。一如德里克所说，“全球化尽管导致了那么多类型的冲突，但它完全可以展现其在资本主义的幌子下（因为它的社会主义对立物再也不是争论的焦点）所具有的发展主义的普遍性。”

电影《狼图腾》剧照

《狼图腾》中的“狼性”在作者看来既有杀戮攻击性，更兼具了“自由独立、强悍进取、顽强竞争、聪明机警、善于团队合作、亲情友爱、富于家庭责任感”。这些美好道德拿来描述一个成功的资产阶级白领恰如其分。在《狼图腾》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逻辑：汉民进驻草原后的开荒打狼吃天鹅肉被视为不可饶恕的罪恶，而狼群多次围猎牧民的马群、羊群则成为震撼知青们的伟大景观。也就是说，同样是杀戮，以维护草原大命为旨归的狼群之杀戮获得了合法性。《狼图腾》主题的歧义性在于：一方面，它提倡一种有节制的发展观；另一方面，它又鼓吹一种强悍进取的发展主义。这种主题上的根本矛盾深刻地关联着人们对当代中国发展的歧义性认识。在学术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人文科学（文史哲学科）与社会科学（经济、法律等学科）的不同命运是其主要表现。后者渐次成为官方发展主义价值观的理论赞助者。人们不应忘记《狼图腾》的作者姜戎主要是一位政治经济学家。赵斌在批判以菲斯克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研究时曾就其将性质不同的权力混为一谈颇为不满。她举购买力为例，指出菲斯克的研究将“买不起的人”解读成为了抵抗而“选择不买的人”，进而诘问“政治经济实力处于绝对劣势的黑人孩子，盲目抵抗白人主流社会的教育体制，结果只能令他们长大后在白人支配的社会里前途更加渺茫。”倒过来说，就算政治经济实力处于绝对劣势的黑人孩子进入到主流社会的教育机构中，他难道不也会遭遇如何处理自我与他者的困惑吗？当代中国思想界对于发展路径的争论同样可以在这个逻辑框架中理解。

《狼图腾》的热销折射出不同阶层的民众对其生存经验确证的需要，我们要承认改革开放的重要方法之一正是官方主导的对普遍化发展主义的追求。它使获益于改革的人们将“自由独立、强悍进取、顽强竞争”视为通向成功的路径，也使那些被时代抛掷于主流之外的民众找到了一条导泻不满情绪的路径。不过，民众对《狼图腾》的激烈争论则表明改革也许并没有完全形成一种本质化的对发展主义普遍性的迷恋。无论从官方意识形态自身的调整亦或是民众对发展问题的争论来看，它都可能成为一个含有各种可能的未完成形态。

三 兽性爱国：《狼图腾》对鲁迅国民性批判的修改

虽然作者不断辩白其所描写的游牧民族的“狼性”并不完全等同于征伐力与暴力，但小说中那些情不自禁地对成吉思汗丰功伟业的称颂却显然将“征伐”这一义项加入了所谓的“进取”精神之中。作者不断援引鲁迅杂文这一知青群体最为熟悉的文本作为理论支撑，但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思想前提，即以强力意志为儒弱的国民精神输血却并非要“颂美侵略”，而是“所以自卫而已，非效侵略者之行。”并不是说作者的本意一定是肯定法西斯式的屠杀或征伐，但在借助对游牧民族“狼性”精神的赞颂向资本主义扩张精神致敬的时候，小说作者显然有意丢弃了鲁迅思想中最应该在今天被珍视的“抵抗性”，用伊藤虎丸的话说则是“鲁迅的‘民族主义’是希求回复已失去的民族伦理性，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的自立和呼吁弱小民族的联合。所以鲁迅的主张，可说是以否定‘兽性’和克服‘奴隶性’为中心的。”概言之，鲁迅对奴性的批判中暗含着对具有扩张性的掠夺精神的批判，而这一点被《狼图腾》的作者在小说中从鲁迅的国民性批判里抽离出去。试比较两者对待异族侵略的态度：

 这次战地复盘、实地考察，使他对草原民族和成吉思汗的军事奇迹更着迷了。为什么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竟然仅用区区十几万骑兵就能横扫欧亚？消灭西夏几十万铁骑、大金国百万大军、南宋百万多水师和步骑、俄罗斯钦察联军、罗马条顿骑士团；攻占中亚、匈牙利、波兰、整个俄罗斯，并打垮波斯、伊朗、中国、印度等文明大国？还迫使东罗马皇帝采用中国朝代的和亲政策，把玛丽公主屈嫁给成吉思汗的曾孙。是蒙古人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帝国。……难道他们靠的是狼的智慧和马的速度？狼的素质和性格？以及由狼图腾所滋养和激发出来的强悍民族精神？（《狼图腾》第6章）

蒙古马倌们个个都像勇猛无畏的成吉思汗骑兵，没有一个临阵脱逃，犹如在飞箭如蝗的沙场上冲锋陷阵，冲！冲！冲！（《狼图腾》第29章）

崇侵略者类有机，兽性其上也，最有奴子性，……其所谓爱国，大都不以艺文思理，足为人类荣华者是尚，惟援甲兵剑戟之精锐，获地杀人之众多，喋喋为宗国晖光。……盖兽性爱国之士，必生于强大之邦，势力盛强，威足以凌天下，则孤尊自国，蔑视异方，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鲁迅：《破恶声论》）

作为这武器而出现的，是所谓“民族文学”。……他们还想到了成吉思汗，作为理想的标本，描写他的孙子拔都汗，怎样率领了许多黄色的民族，侵入斡罗斯，将他们的文化摧残，贵族和平民都做了奴隶。(鲁迅：《且介亭杂文·文坛上的鬼魅》）

从小以来，什么“乾隆是从我们汉人的陈家悄悄的抱去的”呀，“我们元朝是征服了欧洲的”呀之类，早听的耳朵里起茧了，不料到得现在，纸烟铺子的选举中国政界伟人投票，还是列成吉思汗为其中之一人；开发民智的报章，还在讲满洲的乾隆皇帝是陈阁老的儿子。（鲁迅：《花边文学·中秋二愿》）

“中国知识分子总体上未能像后现代、后殖民知识分子那样向启蒙工程提出挑战”，与大部分后发现代化国家相似，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启蒙工程的态度先天被置于文明差异论的视域之下，进而如对待西方工业技术的态度一样，“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这里所谓的态度，即是“批评地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时隔近半个世纪，这种论调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一如张旭东的敏锐观察：“90年代以来激增的‘大中华’或‘文化中国’等措辞，并不能混淆以文化种族中心主义为基础的民族概念和以现代经济理性主义为基础的民族概念。”互联网上情绪激动的大众民族主义者对《狼图腾》的围剿大都会从阴谋论的角度强烈指责其对游牧民族的崇拜背后有着颠覆民族文化根基的企图。他们其实没有读懂作者的本意乃是借助对国民性的批判融入全球现代化进程，几个知青与毕利格一家的友好关系被视为蒙汉民族关系和谐的象征，而作者真正想要表明的是小说暗藏着“中国的故事，西方的精神”。

《狼图腾》作者姜戎与导演让·雅克·阿诺

对于大众民族主义来说，《狼图腾》的问题并不是鼓吹中国彻底融入全球现代化进程，问题在于它没有提出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权力关系枢纽的目标，缺乏一种“改变不公平的世界秩序”的“大国心态”或曰“大目标”。张旭东于此发现了“一种悄无声息却具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正在升起。尽管这种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离开了全球资本的背景便难以理解，但是它往往可以通过抵抗而不是屈从于西方发达民族国家的世俗民族主义实践来表达自己。”大众民族主义貌似抵抗的形式或是《狼图腾》这类作品以“启蒙”之名对狼性精神大唱赞歌，表面上看一是“抵抗”、一是“投降”，但本质上两者都鼓吹中国在融入政治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成为新的权力结构的支撑者。换句话说，人们也许承认走出主体哲学的必要（如哈贝马斯所说建立以沟通为取向的行为模式），但现实是权力关系在当代世界没有如“历史终结论”者预言的那样在全球一体化中消失。鼓吹在民族精神中注入“摩罗诗力”虽然是鲁迅思想非常重要的部分，但鲁迅也的确在深知险恶国际环境的情况下提出了以“反诸己”为方法的具有批判意识的发展方案。在《破恶声论》中，鲁迅分析了农耕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及对待强权应取的态度，这显然与《狼图腾》对农耕文化的鄙视相反。

鲁迅认为中华文明之光华美大，“不借暴力以凌四夷，宝爱平和，天下鲜有。……倘使举天下之习同中国，犹托尔斯泰之所言，则大地之上，虽种族繁多，邦国殊别，而此疆尔界，执守不相侵。”但遭受侵略的弱国子民却不能因为受到虎狼侵扰而最终以成为虎狼的方式欺凌他者。相反，长期遭受奴役的国家一旦获得了壮大的机会便反过来假虎狼之利爪而蚕食与自己同样弱小者，则其表现出的兽性就是与其奴性一体两面的东西。鲁迅希望借助发掘人们“反诸己”的自省意识来抵抗其对权力关系的迷恋。它起步于相对保守的“自捍卫”，发展于对“自屈于强暴久”却“渐成奴子之性”而“佳兵”这一思想的批判，终于“凡有危邦，咸与扶掖”的弱小民族共同体联合。鲁迅这一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未怀有人类大同的乌托邦理想，他认为战争将会始终与人类社会相伴。同时，他也并未寄希望于权力关系中的强者一方会突然良心发现，主动做出变革。这显然不同于当代中国大众民族主义者以所谓“大中华”为幌子进行的“文化”抵抗，后者的根本目的是建立一个能够在全球权力结构中去西方（美国）而代之的新权力中心。高远东在鲁迅的这一独特方法中看到了以“相互主体性”代替“主体性”对彻底消灭权力结构中主从关系的价值，遗憾的是，虽然鲁迅终其一生在其文明批评与国民性批判中坚持这种相互主体性，但正如他早经料到的那样，在不改变权力结构这一先在条件的基础上寄期望于这种“相互主体性”至少在今天仍然看不到希望。

在既有权力结构中寻求支配性位置而不是打破这种结构不仅是当代大众民族主义与90年代以来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全球化问题上的一致看法，事实上，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城市中国发展的逻辑也依此展开。当代中国并没有给予伴随城市化而产生的“失败者”更多的机会，相反，阶层分化与固化的倾向也并没有得到较好的控制。借用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对暴力（特别是“无对象”暴力）的描述，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丰盛与暴力并驾齐驱”确实已成为一种景观。大众媒体加速了民众的这种体验，伴随移动客户端的媒介属性而产生的碎片化阅读行为，使人们很容易不断获知最新的社会新闻，与由经济、时政新闻构筑的丰盛并置的则是有悖伦理或是“无对象”、无因由的暴力犯罪报道。大众媒介一方面向人们传递“赢家通吃”的成功心得，一面向人们展示着失败者的惨象，这造就了《狼图腾》被广泛接受的社会土壤。纵使不能成为社会的成功者，大众仍然需要对自身处境的认识，这种认识需要与其生存经验贴合。与当代中国日渐细分的大众文学品类相悖，《狼图腾》这种不以个人趣味为其标签的小说试图在故事讲述中贴合不同阶层的现实经验，获得了最多的读者。

无论将嗜血的狼性冠以“法西斯”主义的复活亦或是在狼性中找到了失去已久的民族生命力（这曾是八十年代寻根文学的主题之一），大众民族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都无意如鲁迅当年在《破恶声论》中那样颠覆由主奴秩序构筑成的权力结构，他们虽然为自己贴上了不同的文化标签，但都寄希望于在世界权力格局中获得支配性地位，这与三十年来国内阶层渐次分化与固化的逻辑是同步的过程。

 四 结论

无论学院派怎样鄙夷《狼图腾》在文学性上的粗鄙，都必须承认，它承袭了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传统——无论是它的启蒙姿态还是反思意识，都说明了这点，然而，这个呼唤民族生命力的“寻根”主题却在21世纪的全球化格局中触动了迥异于前的民众生存经验。“狼性”既可以是与愚昧、麻木、怯懦的民族性格对立的生命精神，也可以是全球竞争格局中一种强悍进取的发展主义。后者作为当代中国大众民族主义者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普遍追求，不仅被认为是中国融入世界的方法，事实上也是40年来改革奉行的主义。

在大众生活经验中，以“成功”、“精英”为核心价值的商业广告获得了最广泛的认可。在不变更既有权力关系的前提下融入发展主义的社会结构之中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似乎成了最有利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小时代》绘制出了“精英”世界的“成功”想象，《杜拉拉升职记》则提供了技术化的行动方案。）在知识阶层这一面，事实证明，“中国叙事”“中华文化”亦或是“民族中心主义”甚至是“种族中心主义”更可能是作为“抵抗”的形式，这种“抵抗”更多关心我们的自身命运，放任强悍进取与顽强竞争可能造成的更广泛的不平等发生，并且相信随着发展的深入这些问题会自然得到解决，而在普通公众这一面，强悍进取与顽强竞争的“狼性”精神切中了支配当代中国社会运行的真实的生存法则。

从这个意义上说，《狼图腾》貌似是对国民的“再”启蒙，尤其是它内含的生态意识，似乎是对现代性后果的深刻反思，但它实际上却极力鼓吹普遍发展主义，在不改变主从权力结构的前提下，暗示普遍发展、进取竞争包治百病的效用，这迎合了早已被房产广告中充斥的“精英”、“新贵”，汽车广告中充斥的“王者风范”或是公益性机构中随处可见的“贵宾”等规训了的大众对发展主义的普遍认同。对于社会竞争的失败者来说，《狼图腾》不仅给出了使其从自身寻找失败原因的路径，更提供了想象“成功”的方法。这足以解释为什么在极端民族主义者看来《狼图腾》这本早该遭到封杀的小说，不仅没有被禁售，而且创造了商业社会销售奇迹的真正原因。

 本文原题《狼獒小说对“文化记忆”的改写及其文化政治——以<狼图腾>为中心》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期。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本期编辑：J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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