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子云先生是中国台湾金瓶梅研究的权威学者，中国当代金瓶梅研究的开创者。我与魏子云先生在1990年2月拜识。但由于学术观点不同，我经常发表文章与他商榷论争，计约七次之多。他一直笑脸相迎，毫无愠色，就是不谈学术问题。但8年后(从我1985年发表商榷文章开始)一次学术研讨会上，终于对我发起强烈的批评。
关键词：魏子云, 金瓶梅研究,权威学者，学术论争
魏子云先生是中国台湾金瓶梅研究的权威学者，中国当代金瓶梅研究的开创者。1990年2月，我与魏先生在“海峡两岸明清小说金陵研讨会”上拜识。在交往中，深感他是个雍容大度、和蔼可亲，恪守传统道德规范的长者。他的金瓶梅研究，已构成了自成一体、卓而独立，与大陆研究者迥然不同的独特的“魏氏体系”，这乃是一座大厦，而非小屋。但由于学术观点不同，我经常发表文章与他商榷论争,计约七次之多。
真没有想到，我发表的第1篇、第2篇金学论文，就是与魏先生商榷的文章。魏先生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韩南博士认为，《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出现在万历二十四年。我确认是万历二十三年，即发文《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袁中郎致董思白书考辨》[1]与之商榷。一月前，石篑见过，剧谭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观七十二峰绝胜处。游竟复返衙斋，摩霄极地，无所不谈，病魔为之少却，独恨坐无思白兄耳。《金瓶梅》从何得来？……(袁中郎：《锦帆集·董思白》)这就是说，袁中郎拿到《金瓶梅》抄本的时间，是与朋友陶石篑一起游吴县洞庭西山的前一个月。“这一封信，写在万历二十四年十月间。这年，陶望龄（石篑）曾于九月二十四日到苏州，与袁中郎游谈多日。此事，陶望龄在所写的《游洞庭山记》的序文中，记有年月，是万历二十四年十月。可以对证上袁氏的这封信。”[2]但他们没有看清楚，陶石篑《游洞庭山记》所记的这次访游，是陶氏带领弟侄数人游了洞庭西山，中郎因病而没有陪陶氏同游。
我又查到袁中郎于万历二十四年九月写的一首诗《陶石篑兄弟远来见访，诗以别之》，明确指出他没有陪陶氏同游洞庭。
这进一步证明，魏先生、韩南将万历二十四年九月，作为袁中郎《董思白》信的时间，考定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的时间，即为万历二十四年十月，应该错了。
这是一篇西洞庭山的游记。文中只出现两个人：袁中郎自己和陶周望（即石篑）。而且他们一起面对诸峰，分别作了洞庭西山与西湖，洞庭西山与湘楚山水的对比研究。他们一起同游过洞庭山，这是确切无疑的了。那么这次“同游”是哪一年的事呢?在这两年中，陶石篑来吴见访中郎共两次，一次是万历二十三，一次是万历二十四年。前已考定，袁陶同游洞庭，不可能是万历二十四年九月的事，那么二者必居其一，袁陶同游洞庭必然是万历二十三年秋天的事。这就是说，是书必然写于万历二十三年秋袁、陶同游洞庭以后的一个月，即万历二十三年深秋。这就得出了笔者考证的结论：《金瓶梅》抄本传世的第一个信息，出现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的深秋季节。拙文《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袁中郎致董思白书考辨》中，有详细考证可参考。
袁小修日记中“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的话，为我们透露了《金瓶梅》早期流传的第二个信息。这个信息的出现在什么时间? 魏子云先生指出：“小修从中郎真州的时间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3]法国学者雷威尔先生亦持此说。我在《袁小修何时见到半部金瓶梅》[4]文中认为，袁小修从中郎真州所见《金瓶梅》之半的时间，当为万历二十五年丁酉，而非万历二十六年戊戌。“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 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袁中郎侨寓真州的时间。
从袁中郎的《瓶花斋集·告病疏》得知，万历二十五年初，中郎力辞吴县令，春即解官去职，暂居无锡。
此年三月即与友人江进之等游历无锡惠山，杭州西湖，天目诸名胜。回无锡后不久中郎即发舟移居真州。
从他给江进之的信中知道，是年盛夏，中郎已在真州。
中郎《瓶花斋集》中有诗一首，题为：《戊戌元日，潘景升兄弟偕诸词客邀余及洪子崖知县踏青真州东郊，以云霞梅柳句为韵，余得度字》。
此诗证明，万历二十六年戊戌元日，中郎还继续寓居真州。
小修：《吏部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云：“戊戌，伯修以字趣先生（中郎）入都，始复就选，得京兆校官。”
这就是中郎离开真州去京的原因。
中郎《瓶花斋集》诗《广陵别景升小修》云：“搔头几日见新丝，二月河桥上马时。”
此可证中郎于万历二十六年二月，在扬州告别小修，启程赴京。
根据以上考证，我认为，中郎侨寓真州的时间是从万历二十五年夏到万历二十六年二月。
小修所说的“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的时间，也只可能在这七八个月中间。
小修《游居杮录》卷三202条、213条，系小修在万历三十七年所写的日记，时隔十二载旧地重游，记忆犹新。他说，“戊戌，予居真州”，“戊戌年，中郎……寄家此地，予亦客焉”。
万历二十六年戊戌，小修在真州，其时桃花盛开。
又言“自正月至七月始入都”，可见小修足足住了半年。这可谓是魏、雷说的强有力的佐证。但是只要细细推敲，问题就出现了。
据前所考，中郎于万历二十六年二月已离真州，在扬州别小修而去了北京。
这就是说，中郎离开真州后，小修反去真州住了半年。
在这段日记中，小修只说“予居真州”，“予亦客焉”，而没有说同中郎一起在真州。
从这两段日记也能看出，此时中郎已不在真州。
213条曰：“戊戌年，中郎以病改吴令，入补官，寄家此地，予亦客焉”。
这句话十分重要，它说明两个问题：
一、小修去真州时，中郎已进京“入补官”，就选授顺天府教授去了。
二、中郎虽去北京，家眷却仍寄真州。
小修去真州照料中郎的眷属，这就是为什么中郎离开真州，小修却反去真州的原因。
同书同卷220条：“戊戌，中郎改官，入补顺天教官，时眷属寓真州，予送眷属入京，即入国学肄业。”这下可说是真相大白了。
联系以上引的213条，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万历二十六年二月，袁中郎进京入补官，袁小修去真州照顾其眷属，七月始送中郎眷属进京。
在此期间，小修与中郎，南北长相望，可以说与“从中郎真州，得此书之半”之时之事，毫不相干。
因此，以上三段小修的日记，虽都讲到戊戌年居真州事，但都不能成为魏、雷先生的“袁小修得半部《金瓶梅》是万历二十六年”之说的佐证。
请看《游居杮录》卷三207条：“丁酉予又下第，依中郎于真州”。这是一个铁证。丁酉，即万历二十五年（1597），“依中郎于真州”，与“从中郎真州”是一个意思。中郎满腔热情地迎接小修来到真州，兴趣盎然地听小修谈论家乡之事，并赞扬小修“颜肥兼耳阔，失意几曾嗔”。与小修所言：“丁酉，予又下第”相一致。“长兄官自达，小弟学无成”，又证明《与小修夜话忆伯修》诗写于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八月以后（长兄即袁宏道，丁酉八月以翰林院修撰充东宫讲官），其时中郎确在真州。上述考证已证明，袁小修“从中郎真州”必然在万历二十五年下半年。这就是小修从中郎处见到半部《金梅瓶》的确切时间，也是在现有资料基础上我们所考知的，《金瓶梅》抄本传世的第二个信息出现的确切时间。拙文《袁小修何时见到半部金瓶梅》有详细考证可参考。
我的第2篇论文《关于金瓶梅初刻本的考证》[5]，不是与魏先生论争，而是补他的考证的不足。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金瓶梅》万历庚戌（1610），吴中始有刻本。此说一出，遂成定论。赞同者有郑振铎、沈雁冰、赵景深先生等大家。鲁迅的《金瓶梅》“庚戌初刻本说”的依据是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条。但是，鲁迅在沈德符这段话中，忽略了“马仲良时榷吴关”这一句关键性的话。魏子云先生根据民国（1933年）《吴县志》考出，马仲良主榷吴县浒墅钞关，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事。《金瓶梅》吴中初刻本必然付刻在万历四十一年以后，而不可能在万历庚戌（三十八年）。法国学者雷威尔在《最近论〈金瓶梅〉的中文著述》一文中指出：“我怀疑1933年修的《吴县志》也可能有疏忽和错误，还需要重加核对。” 魏先生的证据（1933年修的《吴县志》）还只是个孤证。从1977年到1985年的八年间，魏先生没有提出新证据，也无法回答雷威尔的责问。这就是说魏先生的考证功劳很大，但还无法彻底推倒鲁迅的权威论点。于是我下决心要将他的考证进行到底。笔者终于在清康熙十二年（1673）的《浒墅关志》中找到了根据。《浒墅关志》卷八“榷部”，“万历四十一年癸丑”条记载，马仲良主榷浒墅关主事只万历四十一年一年，前后均不可能延伸。我的考证使魏先生的考证从孤证变成双证，解决了“孤证不为定说”的问题，也解决了法国学者雷威尔的疑问。这才可以说，鲁迅的权威结论得以彻底推倒。拙文《关于金瓶梅初刻本的考证》中，有详细考证可参考。
我与魏先生最重要的一次论争，是关于金瓶梅是不是一部政治讽喻小说的问题，这几乎涉及到动摇“魏氏体系”这座大厦的根基。那是我1989年发表的拙文《也谈金瓶梅头上的“王冠”——与魏子云先生商榷》[6]。按照小说创作的惯例，《金瓶梅词话》开头，有一阕引词和一则入话故事，讲的是项羽刘邦的故事。入话之后稍加转接，作者发了通议论，便进入了主体故事：景阳冈武松打虎，潘金莲嫌夫卖风月。正是在引词入话和主体故事之间，魏先生发现了矛盾，便提出了大胆的推测。魏先生在《〈词话本〉头上的王冠》[7]文中指出：袁中郎时代的《金瓶梅》，极可能就是一部讽谏神宗皇帝宠幸郑贵妃，有废长立幼的故事。后来迫于政治情势（神宗皇帝还在位），才有人将它改写成西门庆的故事。既然《金瓶梅》写的是万历朝册立东宫事件，那么该书必然成书在万历朝或更后，必然以万历朝为其时代背景，该书作者亦必然是万历时人。魏先生正是这样以此为基准，由此及彼，考出了《金瓶梅》考证中的一系列疑难问题，从而创建了《金瓶梅》研究体系中的独特的“魏氏体系”。《金瓶梅词话》前的《金瓶梅》，即袁中郎时代的《金瓶梅》，它确实无疑是存在的。这部《金瓶梅》的目击者，在袁中郎时代不乏其人。请看他们是怎么说的。“（《金瓶梅》）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所云 ‘金者’，即潘金莲也；‘瓶’者，李瓶儿也；‘梅’者，春梅婢也。”“《金瓶梅》一书，不著作者名代。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沈德符的《野获编》中录有袁中郎的言论。袁中郎指出，《玉娇李（丽）》是《金瓶梅》的续书。在后书中武大转世为淫夫，潘金莲成了河间妇，西门庆成了一骏憨男子。于此可见，袁中郎读到的前书《金瓶梅》中就有武大、潘金莲、西门庆等人物。 以上袁小修、谢肇淅、袁中郎三人的话都证明，袁中郎时代的《金瓶梅》，写的就是西门庆的故事，而与魏先生推测的万历神宗皇帝宠幸郑贵妃废长立幼的故事，风马牛不相及。
在魏先生看来，小说的入话讲的是帝王的故事，正文亦必然是写帝王的故事。显然魏先生将入话与正文之间的内在联系看得过于简单化、绝对化了。长篇小说的入话、引首（或称楔子、引子），继承了话本入话的概括全篇大意，点明主题，引楔正话的功能并有所变化。金圣叹在评述七十回本《水浒传》的楔子时指出：“楔子者，以物出物之谓也。”俗言之，即以甲事引出乙事。甲事为什么能够引出乙事，入话为什么能够引出正话，关键在于前者与后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从话本与小说创作的实践来看，这种联系是多种多样的。概言之，有表象性的或深层次的联系；有偶然性的或必然性的联系；有正面映带性的或反面映衬性的联系；有事件性的或思想性的联系。总之，只要有联系，则皆能成立，皆能达到“以物出物”的目的。例如《京本通俗小说》中的《错斩崔宁》，入话（本篇称“头回”）与正话之间的联系，仅是“只因酒后一时戏笑之言，遂至杀身破家”。这种联系可说是极其表面的偶然性的联系，但照样能成立，达到“以物出物”的目的。魏先生以为《金瓶梅》的引词入话，讲的是项羽刘邦宠幸废立故事，正文只能叙神宗宠幸废立故事。当然如果有这样一部小说，引词入话与正文之间作如此联系，亦未尝不可。但魏先生以此而否定《金瓶梅》的正文写的是西门庆故事，则未必尽善。显然，魏先生只看到了“以物出物”的单一性（即人物、事件的雷同），而否定其多样性。笔者以为现存《金瓶梅词话》的引词入话与正文之间的联系并不矛盾，而且顺理成章。《金瓶梅》的引词入话到底如何引楔出西门庆故事的？试作具体解剖。按照“以物出物”的多样性的原则，《金瓶梅》的引词入话故事所能引楔的正文故事，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引楔类似于项羽宠幸虞姬落得个双双自刭的故事；类似于刘邦宠幸戚夫人废嫡立庶的故事；类似于项刘贪恋女色而落得个悲惨下场的故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是作者叙述这个入话故事的立足点、着眼点，思想倾向是什么？其实最能说明问题的，莫过于作者写在入话尾末正文开始前的一段过渡性文字。这段文字承上启下，十分醒目地点明了正文故事的基本内容，其要点是：1、“说话的，如今只爱说这情色二字做甚？”说明作者写的正文故事，是“情色”，而非“废立”故事。2、作者指出情色问题“今古皆然，贵贱一般”。说明作者要讲的正文故事是“今”的“贱”者的故事，而非帝王的“贵”者的故事。3、“如今这一本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作者十分直率地点明了正文所讲为“风情故事”，而非废立故事。4、“一个好色的妇女，因与了破落户相通，日日追欢，朝朝迷恋”。作者用“好色的妇女”与“破落户”来概称正文故事中的男女主人翁。显然前者指的是市井间的妇女潘金莲，而不可能是郑贵妃；后者指的是西门庆，而不可能是神宗皇帝。用“破落户”来称明神宗岂不是笑话。5、好色的妇女，“后不免尸横刀下”。潘金莲被武松所杀，确是“尸横刀下”，而郑贵妃并没有遭此下场。6、“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哄产业”。西门庆因淫纵无度而亡身败家，而神宗宠幸郑贵妃既没有断送六尺之躯，也没有丢了产业。用“丢了泼天哄产业”来称败家，指民间或官吏则可，指皇帝则不可。7、“惊了东平府，大闹了清河县”，说明故事发生的地点。西门庆的故事正发生在东平府清河县。如果说神宗宠幸郑贵妃欲废长立幼事件发生在清河县，岂非咄咄怪事。8、“端的不知谁家妇女？谁的妻小？后日乞何人占用？死于何人之手？”作者用“谁的妻小”称女主人翁，再次说明她只能是个民间女子，而决不可能是贵妃一类人物。以上八点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金瓶梅》的正文故事，是发生在民间的，是以市井细民为主人翁的情色故事，亦即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而不是发生在宫廷的以皇帝、贵妃为主人翁的所谓废立故事。
魏先生总以为，入话讲的是帝王故事，正文亦必然讲帝王故事，这样才符合“以物出物”的原则，其实这是个误解。《金瓶梅》的入话讲帝王故事，正文讲平民故事，其间的逻辑联系就是作者所反复点明的“情色”二字：项刘因情色而“屈志于女人”，“豪杰都休”；西门庆因情色而丧身败家。在这里作者所强调的是思想观点、伦理观念的相通性，而不是简单的同类故事之间的类同性。从话本、小说的创作实践来看，这样的“以物出物”的格式并非只《金瓶梅》一例。早于《金瓶梅》的有话本《刎颈鸳鸯会》，入话叙刘项屈志于女人（即“丈夫只手把吴钩”），正话叙杭州府村姑蒋淑珍因通奸而为丈夫所杀，其间连结的纽带亦为“情色”。晚于《金瓶梅》的有《乔兑换胡子宣淫显报施卧师入定》（《拍案惊奇》卷三十二），入话词亦为“丈夫只手把吴钩”，正文叙市井间的一个风情故事，其间连结的纽带为一“色”字。《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古今小说》卷三），入话讲了周幽王宠褒姒，陈灵公通夏姬，陈后主宠张丽华，隋炀帝宠萧妃，唐明皇宠杨贵妃，皆为帝王宠幸事，正文则叙民间小民吴山与韩金奴（私娼）的淫荡事，其连结的纽带为“贪爱女色”、“色欲警戒”。照魏先生的看法，这些话本、小说的入话与正话之间都存在着矛盾，这几顶“王冠”似乎都戴不到市井小民的头上了？然而时至今日，谁也没有像魏先生那样，提出这些话本、小说的正文均被改写了的问题。
如前所述，魏先生说《金瓶梅》成书的年代，正是万历皇帝宠幸郑贵妃，欲废长立幼，引起朝野激烈斗争的时代。由此，魏先生在《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8]中认为，明神宗于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宾天后，便增入了泰昌天启的史实，重加改写，匆匆付梓，这就是《金瓶梅词话》。最后魏先生考定，《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在天启元年，又说是天启二、三年。这是魏先生的重要理论观点。笔者完全不同意魏先生的观点，在《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考辨》[9]中提出驳论。我认为，沈德符所说的“吴中悬之国门”的《金瓶梅》初刻本，当付刻于万历四十五年冬到万历四十七年之间。推论的根据有四条：袁小修的《游居杮录》，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薛冈的《天爵堂笔馀》，沈德符的《野获编》。“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他记得以前与董其昌共说诸小说佳者，记得后来从中郎真州，看到《金瓶梅》半部，内容大体上是模写儿女情态。从这则日记中，小修回忆万历二十五年见到半部《金瓶梅》的情况和语气推知，他在写这则日记的万历四十二年八月，仍然没有见到《金瓶梅》的全抄本。“（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五日。沈伯远携其伯景倩所藏《金瓶梅》小说来，大抵市诨之极秽者耳，而锋焰远逊《水浒传》。袁中郎极口赞之，亦好奇之过。”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五日，沈德符的侄子沈伯远将沈德符所藏的《金瓶梅》，也就是沈德符“固箧之”的《金瓶梅》拿来给李日华看。从语气可推知，李日华还是第一次看到《金瓶梅》，从“所藏”二字又可看出，当时《金瓶梅》还藏之而未刻。如果该书当时已“吴中悬之国门”，李氏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也不必从沈氏“所藏”而见之。由此推断，在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金瓶梅》依然没有刻本。
“往在都门，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见示。余略览数回，……后二十年，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书寄敝斋，予得尽览。……简端序语有云：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序隐姓名，不知何人所作，盖确论也。”薛冈从包岩叟处得到的《金瓶梅》，有序语：“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这序正是现存的《金瓶梅词话》上东吴弄珠客的序。由此可知，薛冈见到此刻本《金瓶梅》必然在万历四十五年冬以后。薛冈指出，他是在见到关西文吉士的抄本不全《金瓶梅》以后的二十年，才得到刻本《金瓶梅》的。这样从万历四十五年（以后）上推二十年（约数）即万历二十五年前后，薛冈就见到了《金瓶梅》抄本部分。这就是说，薛冈在万历二十五年前后看到不全的抄本，过了二十年，才看到刻本，“予得尽览”。可见，在这二十年中，薛冈没有再看到其他抄本，更没有看到刻本。而他第一次看到的刻本就是有东吴弄珠客序的《金瓶梅》。由此可以推论：《金瓶梅》初刻本刻在万历四十五年冬以后。万历四十五年冬，即是《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的上限。下限我认为是万历四十七年，根据是沈德符的《野获编》。沈德符的《野获编》初编成书于万历三十四年，续编成书于万历四十七年。原书早已散佚，目前我们所见的《万历野获编》，是清康熙三十九年由桐乡钱枋，根据搜辑的“十之六七”，重新加以“割裂排缵，都为三十卷，分四十八门”而成书的，到道光七年才有刻本问世。《野获编》中的《金瓶梅》条，不可能写在万历三十四年，因为该条中已写到了万历四十一年马仲良榷吴关的事；但它也不可能晚于万历四十七年，因为此年是续编成书的年代。既然《野获编》中已写到《金瓶梅》初刻本在“吴中悬之国门”这件事，这就可以推断，沈德符所看到的《金瓶梅》在“吴中悬之国门”之事，最晚不能过万历四十七年，这就是《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的下限。《金瓶梅》初刻本问世的时间，在万历四十五年冬到万历四十七年之间。这就是笔者提出的《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
1987年，我发表《金瓶梅时代背景“嘉靖说”》[10]。在对“万历说”的批评中又涉及到魏子云先生。“（金瓶梅）第三十五回，书童装旦时唱的‘残红水上飘’等四段曲子，乃李日华的作品。……李日华生于嘉靖四十四年乙丑（1565），卒于崇祯八年乙亥（1635）。”《金瓶梅》中抄有他的作品，成书就必然在万历中期以后。这就成了持“万历说”者的重要证据。我在拙文中，就“关于残红水上飘”一曲与魏先生商榷。我说魏先生搞错了，明代文坛上有两个李日华，一个是文学家，一个是戏曲家。作“残红水上飘”的是戏曲家李日华，江苏吴县人，主要活动在嘉靖年间，或更早，著有《南西厢记》（改编），嘉靖年间已行于世。我们可以从他改编《西厢记》的情况，考知他大体的活动年代。《西厢记》杂剧是元王实甫的作品。明浙江海盐人崔时佩据王氏《西厢记》改成传奇剧本。李日华又于崔作复加增订，取名为《南调西厢记》。“李日华取实甫语翻为南曲，而措辞命意之妙，几失之矣。予自退休日时缀此编，固不敢媲美前哲，然较之生吞活剥者，自谓差见一斑。”陆采与李日华同为吴县人，他生于明弘治十年（1497），卒于嘉靖十六年（1537）。这就是说，陆采不满李作而重写《南西厢记》的时间，最晚不能过嘉靖十六年。由此可推见，李日华的《南调西厢记》当流行于嘉靖初年（也许更早）。这也就是李日华的活动时间，也是其所作“残红水上飘”曲子的流行时间。退一步讲，此曲的开始流行时间不会过嘉靖，那可能到万历?李日华创作的是四段曲子，每段不过二十多字，这样的小曲，如果在作者创作的当时不流行于世的话，恐怕用不了几年就会被湮没无闻，更何待五六十年。
后来，我在《魏子云金瓶梅研究的成就与失误》[12]文中，又说起此事。我说：“6年后，魏子云先生也弄清楚了，作残红水上飘的是戏曲家李日华而非文学家李日华，也知道了此李日华是嘉靖初年人。但他在1988年出版《金瓶梅幽隐探照》[13]中还说，“残红水上飘未入选嘉靖时的《词林摘艳》、《雍熙乐府》，却入选于万历间的《南词韵选》、《南宫词纪》，足以想知这几段曲子的流行，当在万历，不在嘉靖”，“所以我认为《金瓶梅词话》之录入了‘残红水上飘’四段曲子，应是万历间人的手笔，乃情理也”。 在这情况下，我已无法再批评他了，他毕竟是我尊敬的师长。“魏先生为了维护他的‘万历说’而作此辩解，并不妥当，但亦着实表现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学者的执着与可爱之处。”魏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令人敬仰的、德高望重的，有点倔，倔得非常可爱的长者、权威学者。黄霖先生在《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14]中，早已考明明代文坛上有两个李日华。我在他的启示下，进一步考出了吴县李日华简要的生平事迹，肯定他是嘉靖初年人，“残红水上飘”曲子也应流行在当年。特此说明。
魏先生的金瓶梅研究无一不从存疑开始，进而通过仔细考证，得出他的结论。也正因为从“存疑”开始，常常与持不同观点者展开毫不留情面的争论。先生与我友好相处，但完全不谈学术观点上的分歧。我以为不大正常。终于魏先生忍了8年，一朝爆发，地动山摇。那是1993年在浙江鄞县召开的第六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上，魏先生终于对我提出强烈批评。后来我听说，他对我不满的主要原因,是我对他的“马仲良主榷浒墅关时间的考定”的商榷，似乎是对他学术成果的否定。这次会议如果我在场，我会提出反批评，与其当面平心静气的论争。其实他对马仲良主榷浒墅关时间并没有“考定”。对推倒鲁迅先生的权威结论，魏先生首建奇功。1、雷威尔提出：“我怀疑1933年修的《吴县志》也可能有疏忽和错误，还需要重加核对。”我考出了《浒墅关志》，才解决了“孤证不为定说”，解决了雷威尔的疑问。2、“马仲良时榷吴关”，如果是从万历三十七、三十八年就开始了，一直连任到万历四十一年。我的考证明确指出：明景泰三年，户部奏设钞关监收船料钞。11月，立分司于浒墅镇，设主事一员，一年更代。《浒墅关志》明确记载着，万历四十年任是张铨，四十一年任是马仲良，四十二年任是李佺台。马仲良绝对不可能在万历三十八年就已任过主事（此年他才中进士）。这就补了魏先生考证中留下的那个漏洞，为彻底否定鲁迅先生的权威论点，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由于魏先生对我的强烈批评，是在中国金瓶梅研究会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作出的，因此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会领导的重视，于是对魏先生与我的考证文字，作了仔细的鉴别和分析研究，从而得出了结论。2015年8月17日，研究会副会长吴敢先生在第十一届（徐州）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总结发言中公布了调查结论：“说到底，此一金学贡献应首功于魏子云先生。其次，应归功于周鈞韜先生，钧韬兄的文章扩展文献，添增佐证，消人疑虑，使魏说得以完全成立。”忆往昔，我与魏先生的多次论争，有的我是对的，有的可能错了，有的依然是是非莫辨。但我以为很有价值。虽然论争多多，但我坚信魏先生在我心中，永远是我尊敬的导师，人生的楷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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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子云《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M].台北：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
[3]魏子云《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M].台北：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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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钧韬.《关于金瓶梅初刻本的考证》[J].社会科学评论，19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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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魏子云.《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M].台北：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
[9]周钧韬《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考辨》 [G].周钧韬.金瓶梅新探.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又载周钧韬.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
[10] 周钧韬.《金瓶梅时代背景“嘉靖说”》[G]. 周钧韬.金瓶梅新探.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又载周钧韬.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
[11] 魏子云.《金瓶梅审探》[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
[12] 周钧韬.《魏子云金瓶梅研究的成就与失误》[G].周钧韬.周钧韬金瓶梅研究精选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15.
[13] 魏子云.《金瓶梅幽隐探照》[M].魏子云.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
[14]黄霖.《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G].黄霖.黄霖金瓶梅研究精选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15.
文章作者单位：深圳巿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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