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于1992年6月15日在山东省枣庄市召开。我们党和国家历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学术界开展了一系列的“金学”研讨活动。自1985年全国首届《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江苏徐州召开以来,“金学”的研讨活动比较活跃,国内已召开了五次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并于1989年6月在徐州召开了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会前,成立了中国《金瓶梅》学会。
第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部分代表合影
(1992)
这些活动,为研究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大批中青年研究者脱颖而出,开创了《金瓶梅》研究的新局面。特别是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会议的成功举办,使“金学”研究形成了海内外联袂的新格局,掀起了全方位展开的热潮。参加这次国际会议的代表计150余人,分别来自亚、欧、美三大洲的七个国家和地区,共提交论文一百余篇,对《金瓶梅》的版本、作者、流传过程、评点、创作主旨、美学风貌以及《金瓶梅》中所反映的宗教、经济、风俗等许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探索。一、对《金瓶梅》早期刊本中词话版系的三部书(北图本、栖息堂本、慈眼堂本)究竟是不是同版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存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这三部书是同版,唯栖息堂本第五回末页,因某种原因造成异版,但不能因此把全书视为异版。持此观点的有日本大安株式会社,它在影印《金瓶梅词话》例言中阐明了这种观点;大陆学人黄霖先生、台湾魏子云先生、日本学者鸟居久晴先生等根据书的刻版样式和梓行情况认定是同版。另一种意见认为不是同版。尽管几部书有许多酷似之处,但仔细核校仍可发现细微差别,不同程度地说明它们不是同版,而是三个相对独立的版本。持此观点的有大陆学人刘辉先生,他在《金瓶梅成书与版本》一书中指出,北图本与慈眼堂本“经细校,虽然两者版式、文字相同,皆为十卷,一百回,无图,但文旁圈点有异,略有不同,说明它们并非同版,刊刻时间或稍有先后”。日本泽田瑞穗先生在《金瓶梅研究与资料》中也是认为三部书不是同版。
在这次会议上于凤树先生在《谈<金瓶梅>版本》中也认为不是同版。他从四个方面进一步比较、研究了慈眼堂本与北图本的版本同异问题:他认为,字词的差异是版本同异的重要标志之一,并举出12处重要差误处,结论是不同版,如果是同版,则不会出现这些并非偶然的差异的。另外,王汝梅先生针对“李渔评改金瓶梅”之说,提出了否定性的意见。他经过考证认为:仅据首都图书馆藏《新镌绣像批评金瓶梅》的第一〇一幅插图背面的两首词署名“回道人题”,便认定回道人是李渔的化名,根据是不充分的。再者清两衡堂刊本《笠翁评阅绘像三国志第一才子书》序中关于《金瓶梅》的一段评论文字也不足为据,更不能据以说明李渔是《金瓶梅》的评改者。因为该序已被篡改过,是一篇真假参半的序文。第三,在“彭城张竹坡批评《金瓶梅》”刻本之后又出现了多种翻刻本,其中有一种扉页上端题:“康熙乙亥年”,框内右上方:“李笠翁先生著”,这是书贾慕其盛名,伪托“李笠翁先生者”,因为张竹坡在康熙乙亥年评点《金瓶梅》时李渔已去世十五年,张竹坡评点的原刻本没有“李笠翁先生著”,张竹坡在该书的“读法”第36则中又明说不要无根据地去猜测《金瓶梅》作者的姓名了,虽然“李笠翁先生者”不可能是张竹坡刻印时的原样。
二、《金瓶梅词话》是民间艺人说话的话本,还是出于“大名士”手笔的“我国第一部文人独创的长篇小说”?这个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这次讨论会上也提出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周中明先生《从语言文字看<金瓶梅>话本特色——兼评“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说”》一文,从《金瓶梅》“保存了话本小说的原始形态和风格”。“基本上未经刻书人和其他文人的修改润色”,“刻于明代嘉靖年间的《清平山堂话本》,与经过冯梦龙加工修改的《三言》中相同篇章的比较之中”、“从明万历年间刻印的《金瓶梅词话》与经过文人修改的明崇祯本《金瓶梅》的比较之中”,发现有许多相似之处,从而得出结论说:“从语言文字上确可证明《金瓶梅词话》是基本上未经文人加工的说话人的话本”。傅憎享先生在《<金瓶梅>话本内证》中也赞同这一观点。他从“话说说话”、“云云何云”、“看官听说”、“赞词套语”、“有诗为证”、“口语上口”、“话本正本”等方而,“证明着原初是话本,是说话人讲述,艺徒强记的忠实耳录。经过书坊的的粗加工,走上阅读的案头。又经过崇祯本文人的精加工,便泯没了说唱的特征,遂产生了文人独立创作的误解。”但孟昭连先生在《谈〈金瓶梅>中的人名谐音与成书》中得出了与“话本说”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金瓶梅》绝非艺人创作的口头说唱文字,而是一部文人创作的案头小说作品。”他说:《金瓶梅》中如应伯爵(硬白嚼)、温必古(温屁股)这类人物的谐音命名,是为了表达含蓄而深刻的独特讽刺效果,即既刻骨入髓又含而不露,丑恶卑贱掩饰在庄重和文雅的表象下面,“这是作者煞费苦心创造出来的一种讽刺方式,而且也只能是一种书面文学的讽刺方式!正因为这种讽刺方式能产生双重的艺术作用,所以屡为后来的文人作家所效法,甚至连曹雪芹这样的高才都没能例外”。谐音命名作为一种文学技巧而非语言技巧,“却意外地为我们认识《金瓶梅》的成书问题提供了一条铁的证据”。
三、对《金瓶梅》的文化思索是这次讨论会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兰陵笑笑生以逼真的“写实”手法,几乎复制出十六世纪后半叶商品货币熏染下的城镇市民生活的原貌,生动地表现了市民文化的生态和特征。书中包容了诸多新的文化因子,展示了当时社会的商业意识、商品经济、享乐哲学、女性觉醒、奴仆叛逆、大家族解体、官本位削弱以及道德标准、宗教情绪、风俗习惯、审美意趣等内容,都“超前”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向和潜在危机,或多或少地折光映照了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而它的几乎是突然地面世,又使明代的士大夫知识阶层感到惊诧、愕然;但它却使后人从一个重要角度,窥测和把握明代中期以来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有益于人们对中国传统社会走向问题的思考。孙竟昊先生在《一种没有出路的市民文化》中指出:《金瓶梅》所反映的“对财、色欲求的追逐,主导和规定了市民文化的旨趣和特质,耽乐纵欲的靡然风尚无益于创造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文明生长所必需的物质前提和精神凭藉,冲击传统践踏传统,又不能超越传统,对这种市民文化的理解,必须将它纳入它所产生和生存的社会结构中去。市民文化所蕴含的对人性异化的反抗只是一种非理性的生命冲动,无法产生对传统社会革命性的摧毁和建设性的转化。”“把对社会的体验和蕴含其中的精神气质的感知,化为书中的人物及其活动,将自己反抗社会压抑的异端意识,注入西门庆等人的荒淫无度的宣泄里,求得痛快和欢畅。然而作者又看不到希望和光明,困惑无奈中只能从佛教轮回的结局里寻求心灵的抚慰。这两种心绪矛盾着,交织着。唯其如此,他才复制出市民生活和文化的生态原貌。……作为新生事物的市民文化没有出路,便也宣告了传统社会没有出路,这就是《金瓶梅》给读者的最大启示。”
田秉锷先生在《<金瓶梅>与中国文化》中提出了西门庆是个“特殊的文化人”的看法,颇给人以启迪。他说,“文化的载体是人,是生活着的社会人。小说都要写人,所以小说都是形象的文化史”,而西门庆则是一个“特殊的文化人”,在《金瓶梅》中象西门庆这样没有文化,却偏偏又用他们的生活构成中国文化的某一侧面,甚至领导了某种文化的新潮流,制造了某种文化景观的人还大有人在。“西门庆虽然不是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的读书而成就的文化人,但他以多向的文化追求,多元的心理展示,多方位的社交联络,多灾多福的人生变奏,腾跃于清河县这个人生大舞台时,毕竟作出了他的文化建设和文化破坏。”“西门庆的文化水平只能算个半文盲。他用生命的轨迹显示了传统文化对人的塑造。他的生活是世俗的文化生活,所以他是比武松这个英雄更有文化内涵的文化人。中国文化是由无文化的文化人制造着、改造着、更新着,这确是我未读《金瓶梅》时没曾料及的。”四、随着学术界对《金瓶梅》文本研究的深入,对于书中所展示的宗教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魏崇新先生的《<金瓶梅>的宗教意识与深层结构》的文章,可视为这个研究领域中的力作。该文从《金瓶梅》创作中所表现的宗教意识入手,着重分析了宗教意识对《金瓶梅》的主题、人物及叙事结构的影响制约,认为:第一,《金瓶梅》惩人心、戒人欲的创作主旨主要源自佛、道两教的宗教伦理;第二,《金瓶梅》对人物命运的关注,对人物性格的描写,受着因果报应思想的制约与因果律的支配;第三,宗教的因果报应、轮回循环的思维形式,造成了《金瓶梅》开放与封闭交织的叙事模式,对《金瓶梅》的整体结构起着重要作用。总之,宗教意识给《金瓶梅》的创作带来了新的创造,也带来了明显的局限。其因果报应的宿命论与僵死的宗教模式,对后来小说的创作造成不良影响,《金瓶梅》的续书,不论是《玉娇李》还是《续金瓶梅》都受到这种宗教模式的启发,沿用这一宗教轮回模式,撰结故事安排人物的,这说明因果循环的宗教思维定势制约了一代中国古代小说家的创作。“但无论是创造还是局限,是开放还是封闭,兰陵笑笑生以宗教意识与思维形式思索人生,叙述故事,给《金瓶梅》增加了哲理意味与宗教内涵,促进了古代小说的新变化,也使《金瓶梅》摆脱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长篇小说单线松散的结构形式,使长篇小说的结构更加系统化,更适合于表现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也更具审美性,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化小说创作的一种进步。”
余岢先生在《<金瓶梅>佛道意识初探》中认为,作者笑笑生在塑造的西门庆这个人物身上表现了佛道意识、轮回报应思想与现实人生的矛盾。他“以‘性’作为起点,以‘空’作结,不仅自己否定了自己,否定了实实在在的人生,还给人以凄迷缥缈之之感,这是与世情小说劝人入世的宗旨相悖逆的”。西门庆实际上是一个“异教徒”,他“想以金钱为支点,为杠杆,来改造神佛以为我用”,他是“某一时期经济文化和宗教文化相矛盾而又糅合而成的一个角色”。五、近年来“金学”界对《金瓶梅》的价值进行了多方位的深入探讨。尤广才先生的《<金瓶梅>研究与社会价值之探讨》,周金降、朱育英先生的《从<金瓶梅>对官僚制度的揭露看明朝的灭亡》等文章对《金瓶梅》的社会价值、政治价值作了较为深刻的讨论,指出“明代已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而明代中后期官僚制度更是腐败丛生,监察系统严重失灵,考核制度几废,官吏任用弊端百出,官吏结党营私,贪污成风,政以贿成,徇私枉法,恶无所惩,封建官僚制度的腐败与黑暗到了如此程度,明代怎能不亡!”。在不少代表的发言中都肯定西门庆这个人物所体现的新的价值倾向,认为他是一个新兴的商人,是彪悍的充满了野心的,也是为《金瓶梅》作者所基本肯定的一面。作者不无欣赏地描写了西门庆善于经营、精于理财的的本领,并让他的愿望一个接一个实现,肯定了他追求财富的思想行为,而且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行为,而这正透露着人类文化发展和社会历史进步的信息。周克良先生在《一个概括晚明社会情态的平凡人》文中认为,西门庆既是“集中概括晚明社会情态的奇特人”,也“还是一个周身带有新色素的平常人”,因为“西门庆的观念意识继承和发展了宋代农民起义‘不事神、佛、祖先’的思想”,“对传统文化思想意识而言,这种观念意识不能说不新”。在西门庆看来,人生无非“私欲”、“钱财”两般,而这二者对人又是一律平等的,只要下功夫争取,谁都能获得,一旦获得了丰富的钱财。“欲望”就会不断得到满足,而最终掌握平等自由的主动权。商品经济与平等交换的权利又是共存亡的,把西门庆的观念意识放在马克思的“商赋人权论”中去透视,不能不说是一种无意的、自然的吻合。比起《水浒》突出的人人生来平等的人权意识来,又不可同日而语。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它确有较强的生命力,而《水浒》则无法实现,只是空想。“惟能如此,可见西门庆身上的新色素的光辉的一斑”。但是,西门庆的价值观念并不都具有全新的意义,其中仍保留有相当浓厚的传统思想,也有着封建末世社会中没落阶级没落情绪的消极影响。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不能不提到新近出版的王启忠先生的《金瓶梅价值论》一书。会上,这本书受到好评,认为给人以新意。作者不囿前人思路,采用了八个研究视角,对小说的多重价值进行了综合性的剖析。在多重视角的交叉射线下,开掘出小说深处的价值意蕴。如分析小说的文化意蕴时,把小说的形态剖析、历史比较和人文观念研究结合起来,指出《金瓶梅》是世俗文化挑战的历史性成果。中国文学发展史,本来是一部俗文学和俗文化向雅文学和雅文化不断挑战、两者互相吸收、移植、同化为新的文学样式和文化形态的过程。《金瓶梅》正是在近代文化嬗变时期,以肯定“私欲”和追求个性自由的俗文化精神沐浴下,开拓了世俗言情说的先河,它所描写的市井生活和家庭琐事更接近于大多数庶民百姓的真实生活,它所运用的“山东土白”,包括一部分吴语乡音,对典雅深奥的官方文言和书面化的白话,也是革命性的突破,这就使《金瓶梅》的价值研究,摆脱了单向褒贬的思路,而在多向思维的比较和互补中得到辩证综合的深入。值得高兴的是,在这次会议上《金瓶梅》德文全译本的译者奥托·祁拔的女儿维伯夫人、伯尔纳夫人专程赶来参加会议,并将德文全译本《金瓶梅》送给“中国金瓶梅资料研究中心”。
本文选自《金瓶梅研究》第四辑(第二届国际《金瓶梅》研讨会专辑),1993,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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