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明代第一奇书的《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史上里程碑式的光辉杰作。这部以“描摹世态，见其炎凉”[1]为特征的长篇世情小说，在继承宋代“小说”一家创作传统的基础上，深深扎根于明代中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社会沃土之中，在题材选择、艺术构思、创作方法以及人物描写诸多方面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同时对后来世情小说创作流派的发展以至代表中国古代小说最高艺术成就的《红楼梦》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对于《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以及开创性意义，怎么评价也不为过。如今，关于《金瓶梅》的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在不断的拓展和深入，取得了许多令人欣喜的成果。但是，正如著名学者宁宗一先生所言，“《金瓶梅》是说不尽的。”[2]的确，《金瓶梅》在不同时代不同读者的眼里都会得到各自不同的感受和收获，因为精神有一种特性，就是永远对精神起着一种推动作用。基于此，本文试对《金瓶梅》中西门庆精神生活的文化特征作一初步探讨。
西门庆是《金瓶梅》的男主人公，虽然书名是由小说中三个女性：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的名字各取一字组合而成，但这三个女性是作为西门庆的妾和婢女而活动着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金瓶梅》描写的就是西门庆家庭（家族）生活史。小说对于这个中国十六世纪人间“大净“的成功塑造，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探究该书创作成就和艺术价值的重要观测点。精神生活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人的文化表征。作为叙事性文学样式的长篇小说是以反映生活、塑造人物为主要任务的。所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的精神生活和情感世界描写得如何，往往成为衡量判断一部作品艺术上优劣高下的重要标志。《红楼梦》中宝黛爱情之所以感人至深，传唱千古，就在于作者曹雪芹真实而准确地描写出了一对情窦初开的儿女那种原始纯真的情感世界，表现了人性憧憬、追求美好爱情的初生状态。同样，《金瓶梅》之所以成为第一奇书，从本质上说就在于作者以其深刻的生活洞察力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描写了一个只有明代中后期的社会土壤里才能生长出来的独特的“这一个”——西门庆，并且以对其精神生活的逼真准确的描绘，使这个人物成为不朽的文学典型而载人小说史册。西门庆的社会身份“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儿也是个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又“专一飘风戏月，调占良家妇女，娶到家中，稍不中意，就令媒人卖了，一个月倒在媒人家去二十余遍。人多不敢惹他。”从小说第二回这段静态介绍中，可知西门庆乃财主兼商人出身，又具有地痞、流氓的习性。随着后面故事情节的一步步展开，西门庆沿着这个基调不断发迹膨胀，对财、权、色无休止地追求，鲜明地表现出贪婪、占有、虚荣、残忍的思想性格特征。
从小说的描写看，西门庆本没有多少封建传统文化修养，虽然他有时也与士类出身的官员周旋，那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他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生活完全建立在对物质利益（包括女人）的占有上，追求的是感官刺激和肉体享乐，具有强烈而鲜明的形而下的世俗特征和铜臭气味。所以，这个集富商、官僚恶霸于一身的混合体对于我们了解明中后期黑暗腐败的社会政治和因商品经济的活跃而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有着独特的价值。西门庆的恶行恶德以及发迹过程，表明中国商人有着自己的特色，他们并不像西方商人那样，有钱就作资本，扩大再生产，而是有钱就买官、买地，与封建生产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对封建政权有着很深的依赖性。西门庆靠经商发财，再由财来保证自己升官，官位又反过来支持他发财。小说写他由开生药铺起家，进而开解当铺、绒线铺等，横财不断，家道营盛，再以钱财贿赂当朝宰相蔡京，得金吾卫副千户，并被认作义子，转正千户掌刑，又结识蔡京假子、新状元、两淮巡盐御使蔡蕴，新任巡按山东监察御使宋乔年，获淮盐三万引，并比别家盐商早掣取一月，牟取巨额暴利。反映了官商一体，循环支撑保护他发财升官的新的时代特征和社会现象。凡此种种均深刻描绘了在明中后期政治黑暗、官场腐败、商品经济开始活跃的社会环境中一个破落户财主如何发迹变泰成为暴发户的全过程。在这个万事不纲的社会环境中，他左右逢源，如鱼得水，在财与权的关系上把握得非常辨证得体，如愿以偿，真可谓“富贵皆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邓通成。”西门庆的精神生活不仅表现在对财与权的贪求上，更深刻、更具有文化特征的是建立在财与权的物质财富基础上，对女人无休止地占有和享受上。小说写他号四泉（四全），即酒、色、财、气四毒俱全了，但实际上着墨最多、最生动、最深刻的还是在“色”字上。第一回引子开宗明义写到：说话的，如今只爱说着情色二字做甚？故士矜才则德薄，女炫色则情放。若乃持盈慎满，则为端士淑女，岂有杀身之祸！
今古皆然，贵贱一般。如今这一本书，乃虎中美女，后引出一个风情故事来。一个好色的妇女，因与破落户相通，日日追欢，朝朝迷恋，后不免尸横刀下，命染黄泉，永不得着绮穿罗，再不能施朱傅粉。
静而思之，着甚来由？况这妇人，他死有甚事！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哄产业，惊了东平府，大闹了清河县。
这里虽仍有“女人是祸水”的传统偏见，但小说的重心确实落在西门庆与潘金莲等女性的关系描写上。如同对财与权有着无穷的贪欲一样，西门庆对女人更有着无休止的占有欲。值得注意的是，在财与色的天平上，西门庆认为财比色重要，当两者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先放弃女人。他深知只要有钱有势，不愁搞不到女人。如他与潘金莲偷情，打得火热，欲娶其为妾时，突然听媒婆薛嫂说富孀孟玉楼有一笔丰厚的赀财，便先娶孟玉楼，再娶潘金莲。
再如他与结拜兄弟花子虚之妻李瓶儿通奸，致使花子虚人财两空，气病身亡，正待娶李瓶儿为妾时，突然大祸临头，自己和亲家陈洪被列杨戬党恶人犯中，不日缉拿。他赶忙差人进京打点，不惜重金贿赂当朝权要，免除一死。李瓶儿等不及，遂招赘蒋竹山，并凑银为其开一生药铺。西门庆一等到风平浪静，便大为气恼，雇用地痞流氓痛打蒋氏。此时李瓶儿复恋西门庆，并连同自己丰厚家财一道嫁于他，但西门庆余恨未消，故意一连三日不进李瓶儿房间，羞得李瓶儿上吊自杀，被救后，又被迫脱得赤条条跪在西门庆面前，遭到马鞭子教训：“你把他倒踏进门去，拿本钱与他开铺子，在我眼皮子跟前开铺子，要撑我的买卖。”终于把这个痴爱女人彻底降服了，心计和手段真正称得上“打老婆的班头，降妇女的领袖”。而他这种凶狠残忍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李瓶儿助蒋竹山在他门前开生药铺，抢了他的生意所致。由此可见，西门庆的精神生活很有特点，如贪婪、占有、虚荣等，带有商人兼地主的特性，即对物质和精神的一切都要占有。这种占有，除了物质以外，主要是对女人的占有。无论老少，只要有头脸的，他都要一试为快，给人的感觉是好淫而不是好色。小说在这方面的描写是十分生动而深人的，也最能体现这个人物精神生活的特点。他家中本有一妻五妾，还要经常到妓院包占李桂姐、郑爱月等妓女，见到家中仆妇只要兴致一来，便如公鸡见到母鸡一样，随时发生性关系。如与宋惠莲、王六儿、如意儿、贲四嫂、来爵媳妇等。他还打听到林太太好风月，便主动通情，试身手。除此以外，他还与书童、男仆发生同性恋。从他与诸多女子发生性关系的淫语浪言中，可以看出他不但要得到生理上的快感，更需要心理上占有欲的满足：第一，要对方承认他过人的性能力；第二，要对方承认属于自己所有。当然，对于需要专宠又经常揭他短处的荡妇潘金莲，在性生活时还要对方承认怕自己。同样，也只有潘金莲最了解西门庆的嗜好特点，一次，西门庆刚和王六儿过了性生活回到金莲房中，就遭到追查盘问：……论起来盐也是这般盐，酸也是这般酸，秃子包网巾，饶这一抿子儿也罢了，若是信着你意儿，把天下老婆都耍遍了罢。贼没羞的货，一个大眼里火行货子，早是个汉子，若是个老婆，就养遍街，日遍巷，属皮匠的，逢着就上。
西门庆对女人的喜好和占有欲，确如金莲所说：“属皮匠的，逢着就上。”而这正是西门庆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和特征。如果离开了对女人的无穷占有和性欲的无休止的发泄，那西门庆形象将失去神气，成为没有个性和灵魂的躯壳。
以前有的评论者认为《金瓶梅》最初的版本没有性描写内容；也有的评论者认为，性描写带有自然主义创作倾向，对读者有害，显然都是不顾创作实际的皮相之谈。应该说，《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是题材和人物塑造的创作需要决定的，它对于深人刻画西门庆精神生活特征是重要和必要的一笔，抽掉了这些内容，就会使西门庆形象大为苍白。比如，他和潘金莲所展开的控制与反控制的勾心斗角，他在油枯灯尽、死神降临之前在王六儿身上却想着何千户的妻子蓝氏等，都是通过性生活表现其占有欲的，这是其它描写无法取代的。《金瓶梅》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文学创作无禁区，性生活是人的生活的组成部分，关键不在于能不能写，而在于怎么写。《金瓶梅》对西门庆形象的塑造证明了它关于性描写是成功的。正如鲁迅所说：“《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至于末流，则著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3]出现了世情小说朝着只注重性描写的极端方向发展，确实给读者带来一定负面的影响，但那是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是不能由《金瓶梅》来负责的。《金瓶梅》是兰陵笑笑生从明代生动丰富的市井社会生活中提炼概括出来的精神产品，因此也可以说是明代中后期社会的“心史”或“人的灵魂”的历史。其中西门庆的精神生活最具有内涵丰富的文化特征，很值得从文化心理的角度予以不同层面的揭示、观照和探讨，进而挖掘出它的文化意义。所谓生活，就是人的各种意念和欲望的种种表现和追求。因此，文化就是表现为人的各种意念欲望的方式，人的满足欲望和意念的不同方式构成了不同文化。西门庆意念和欲望的对象是财、权、色，尤以色最为突出强烈。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性格是贪婪、占有、残忍、虚荣，从而构成了极富个性的文化特征。从文化心理的角度观照，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上。西门庆是明代中后期封建法纪松弛，政治体制腐败，传统道德观念淡薄，商品经济活跃，享乐风气兴盛的社会环境中孕育出来的暴发户。当时社会最显著的特征是封建母胎中出现了新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最突出的社会现象是金钱的力量越来越大，日渐主宰着人的命运和腐蚀着人的灵魂。西门庆靠经商发财，又以钱财贿赂权贵得官，横行霸道，欺压良善，为所欲为，最后淫欲无度，死在色上。他的所作所为，十足地表现出一个既不受法律又不受道德约束的暴发户无所不贪的社会心理。在对女人的占有上，他有一段对正妻吴月娘说的名言：“咱闻那佛祖西天，也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了我泼天富贵。”西门庆的这种金钱万能，有钱就有女人的文化心理，不仅是他的一种理念，更是他的亲身体验和生活实践的总结。从他与书中诸多女子发生性关系一直畅通无阻的描写看，无论直接还是间接起作用的首先是金钱的力量，其次才是他的性能力和性技巧。这恰恰是明代中后期因商品经济活跃而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社会环境中才有的新现象。生活中没有的，文学中肯定也不会有。但生活中有的，不一定就会进入文学中。关键在于作家能否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敏锐的捕捉力，将其艺术地转化到自己笔下的人物身上。《金瓶梅》的杰出成就就在于它及时而又准确地将生活中大大小小的西门庆式的人物艺术地概括为文学典型，赋予他具有鲜明时代性的文化特征。在这之前，不可能产生；在这之后，不可能与其他人物雷同。
第二，中国封建乐生文化的负面性。西门庆是一个极端的享乐主义者，在他身上鲜明地体现出中国传统的乐生文化的负面性。我们知道，中华民族在对待人生的态度和生活质量追求上，是比较注重人间实际利益的。从文化心理学上讲，无论帝王还是平民，都属于乐生型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佛教是东汉末年从印度传入的，而道教恰恰追求长生不老、注重现实人生享受），未能创造出一个体系完整的彼岸世界来约束现实人们的心灵和行为。另一方面，是以帝王为代表的历代统治者在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大量占有物质财富的基础上，不断创造出极端贪婪自私的享乐文化传统所致。这种享乐除了吃穿住行如锦衣玉食高楼广厦之外，主要表现在性生活上，如帝王后宫佳丽三千，官僚地主阶层妻妾成群等。这大概是性生活既有肉体的又有精神的——即生理与心理均能得到享受和满足的缘故吧。西门庆恰恰在这一点上达到了无以复加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不但妻妾成群，专觅好风月女子，而且还用淫器吃春药，极尽性享乐之能事，从而构成了其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为了满足这种无穷的欲望，他惟我独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如他私淫仆妇宋惠莲，惠莲丈夫来旺知道后扬言报复，他便设圈套让其吃官司受刑杖，递解老家徐州，惠莲被迫上吊自杀，活现出“害死人，还看出殡”的凶残面目。为报复蒋竹山，降伏李瓶儿，他布设毒计，并一定要显现出自己与蒋竹山的天壤之别。而李瓶儿通过比较后的一番恭维话，使他变怒为喜，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所有这些，均充分表露出封建帝王式专横跋扈、为所欲为的性格特征。而这恰恰又是在对女人贪得无厌追求性享乐的欲望中集中表现出来的。应该说，人生在世，追求享乐（包括性生活），本无可厚非。“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5]但是，这种关系一旦发展到不择手段，损人利己，甚至危害人命的地步，就十分可恶而有害社会了。《金瓶梅》对西门庆在性生活上表现出极度贪婪的描写，是非常生动深刻的，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心理特征。首先，他把人生最大的享乐放在对女人的占有上，鲜明地带有动物性本能的特点。“人来源于动物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恩格斯语）他见到有头脸的女人，无论年龄身份，立即产生性交欲望，就暴露出兽性的一面。其次，他是靠经商起家的暴发户，面对的异性多是社会中下层不能经济独立的妇女，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占有和征服。加之性生活既有生理快感，又有心理的满足感，并且能够在对方身上证实自己存在的能力与价值，这就格外刺激他如同敛财一样，贪婪地占有女人，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初生暴发户的性文化心理。第三，他的身上继承和积淀了封建帝王君临天下、为所欲为的享乐主义文化传统，体现了竭力享受现实人生的快乐，包括以天下人之妻女供我一人之淫乐的独裁专制文化性格。总之，西门庆精神生活（主要是性生活）的欲望和追求，应该视为中华民族负面传统文化心理（追求实现人生享乐、惟我独尊、贪得无厌）的形象载体。如同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是中华民族劣根性的符号一样，兰陵笑笑生笔下的西门庆亦是中华民族乐生文化走向极端的典型代表。作者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个人物身上的罪恶，所以在对他结局的艺术处理上，既不让他死在官场，也不让他死在商场，而是让他好在“色”上，死在“色”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寓意是十分深刻的，同时也与当时淫风炽烈的社会风气相吻合。西门庆在性生活上汇集了很高的文化含量，既有社会的，也有生理的，更有心理的，很值得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研究。勃兰兑斯说：“文学史就其更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6]的确，文学的特质和价值就在于它描写的是人的心理和灵魂。一部文学史，就是众多作品通过无数人物形象的塑造而构成的人的灵魂的历史。《金瓶梅》作为中国第一部长篇世情小说正是以对西门庆灵魂的逼真准确的描绘，让人们在认识当时社会人生的同时，产生无穷的回味和深刻的思考，起到了一种精神净化的作用，这正是它的价值和魅力所在。
注释：[1][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明之人情小说（上）》第151、1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2]《宁宗一小说戏剧研究自选集》第220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4]粱漱溟语，转引自庞朴《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第182页，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6]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引言》第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本文选自《金瓶梅研究》第八辑，2005，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 数据采集 黄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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