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开放式的全息的艺术创造工程，作为一部宏大的动态审美系统，作为一种符号化、文本化、物态化了的审美活动构建，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为卓越堪称绝响的长篇世情小说之并峙双峰，无论《金瓶梅》，还是《红楼梦》，皆乃创作主体的创作欲望经过审美变形而与外在的脱离了物质形态的艺术对象发生同形同构效应的审美幻象结构。氤氲《红楼梦》全书的“清纯圣洁年轻美丽女性崇拜”情结，以及作品多处表现出来的尊重女性、同情女性乃至推崇女性等貌似与现代西方“女性主义”同构的性别视角，使得不少人觉得：《红楼梦》具有女性主义倾向仿佛乃无需证明的客观存在。而与之恰成鲜明之对比，《金瓶梅》则完全站在男权中心主义的话语视角，全书充满了津津乐道于女性胴体“工具化”之品评和玩味，即便有时在回末“曲终奏雅”，作者站出来故作姿态说上几句言不由衷全然苍白无力的道德训诫，然而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些训戒归根结底仍属男权语境中的道德言说……故而《金瓶梅》更远背离女性主义视角，这似乎同样也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客观事实。然而经过认真细致的“经典重读”，我们发现，在《红楼梦》中，被推崇的“女性”形象及寓于其中的“意味”乃是曹雪芹呕心沥血刻意作了理想主义象征主义升华处理后的作者心目中的理想意象，尊崇“圣洁”女性实乃男性文人精神追求的理想寄托，而“惜玉怜香”，珍爱体恤柔弱清纯且年轻美丽之女性的情结则完全是男权视阈中男性审美意味与生命旨趣的特殊体现……总之，其性别视角完全是男权中心主义的！相较而论，同为男权视阈情境，《金瓶梅》的情形似更觉富赡难测，诡谲多变！
《红楼梦》纯洁美丽少女圣拜情结
乃男权视角与心态剖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从西方引进的“女性主义（Feminism）”文学批评理论，肇始发端于该世纪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欧美“女权主义”运动[1]，是这一运动作用渗透于文化精神领域的必然产物。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特别关注性别视角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关键作用，提出必须以“女性视角”、“女性意识”重新审视既往的男权语境中的文学史、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主张并倡导“女性体验”、“女性欲望”的“女性表达”和“女性书写”，希冀以此达成对强大既成的男权世界文学构建的颠覆与解构[2]。以此理论反观检视《红楼梦》，我们将会邂逅一系列发人深思的“意味”。首先，贯穿《红楼梦》全书始终的“清纯圣洁年轻美丽未婚女性崇拜”情结是否即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所倡言的“女性视角”中的“女性尊重”？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清纯圣洁年轻美丽女性们的描绘和赞美可谓呕心沥血，“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倾其数十年全副心血，庶几当可以命抵之！《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甫一开篇，作者即感慨道：“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3]。”而在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则借男主人公贾宝玉之口说道：“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4]”，“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静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你们这浊口臭舌，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要紧。但凡要说时，必须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设若失错，便要凿牙穿腮等事[5]。”在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里，“太虚幻境警幻仙姑”称“此茶名曰千红一窟”，甲戌脂批：“隐哭字”，意即“千红一哭”；警幻又称酒“名为万艳同杯”，甲戌脂批：“与千红一窟一对，隐悲字”，即“万艳同悲[6]”。第七十八回“老学士闲征诡画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中贾宝玉撰《芙蓉女儿诔》礼赞晴雯质美、性美、神美、貌美[7]。而这粉黛浓郁的世间情人情地之上还有“情”的源头——情天-幻情天。生活在人间的“女儿”，其价值源头，乃是一个超越的天上女儿国。太虚幻境可视为曹雪芹的天国，这一天国的主体全是女性，中心地位的警幻仙姑，居于离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是一个司人间之风月债、掌尘世之女怨男痴的女神。她座下的四大仙子（痴梦仙姑、引愁金女、度恨菩提、钟情大士）也都是清一色的女性。“女儿”二字堪称《红楼梦》的价值主体和价值核心。换言之，《红楼梦》中“女儿”的主体性地位，不仅是人的主体性地位，而且是形而上之“类神”的主体性地位。弥漫全书的这种“清纯圣洁年轻美丽女性崇拜”情结和作者表现出来的对女性人格的尊重以及对其命运的同情与悲悯，使得不少的研究者认为《红楼梦》具有某种“女性主义”意识[8][9][10]。
笔者认为，作品中所展现出来的以上现象尤其是曹雪芹的这种年轻纯洁女性膜拜情结究其本质仍是男权心态支配下的作者审美理想的具象化——作者倾其全副身心在年轻纯洁女性们的身上寄托了自己遥不可及的理想或梦想！而绝非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所倡言的“女性视角”中的“女性尊重”。在《红楼梦》第五十九回“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云轩里召将飞符”中曹雪芹曾藉贾宝玉之口说道：“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得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11]”——未出嫁的“女儿”乃白璧无瑕光彩熠熠之极品，结了婚的女人因其身心已发生某种意义上的“质变”并且极有可能同时亦不再光鲜亮丽于是便等而下之，至于老年的“婆子”们则因其早已人老珠黄更加不堪入目而根本不予入流了！由此可见，如果说《红楼梦》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了对女性的尊重，那么毫无疑问这种尊重是有等级差异，是分高低贵贱的。耐人寻味的是，这种等级差异高低贵贱的划分尺度，恰恰是十足男权语境的价值准则：第一，据此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质疑：作者心灵深处抑或潜意识层面难道就没有极其坚固的“处女情结”——由女儿到已婚妇女再到老年婆子档次品第的每况愈下，至少在作者的那个时代，每每与其女性性别特征的渐次弱化相伴相生！——尽管作者的这一处女情结和性别视点或许连作者自己都从未真正意识到过。结合前述，这一女性“三分法”男权视角导致《红楼梦》所推崇和歌颂的女性必须同时具备“年轻未婚”、“美貌绝佳”和“聪明灵性”三大充要条件，缺一不可。而在此范围之外的其它女性，则根本未被赋予作为个体生命所应享有的平等尊重，当然更遑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所言及的“女性视角”中的“女性尊重”。试想，在一个神圣信仰永恒失语而不知“天赋人权”为何物的信仰价值空间中生存着的曹雪芹，从未将生灵看作过是神圣的平等的人格存在而给予过其以平等的尊重，我们又怎么能够苛求他真正地一视同仁地去尊重全体女性呢？曹雪芹的这种美貌纯洁年轻女性圣拜情结并非什么“女性尊重”，而只是男性文人对女性审美想象之理想意象的诗意化表达而已。换言之，这一对女性的审美想象期待完全建构在男权视阈充满旖旎诗情的想象力之上。于是我们看到，大观园中的“女儿”之美的确蔚为大观：她们或清纯明澈如妙玉，或艳丽妖娆如宝钗，或娇嫩柔美如黛玉，或阳光明媚如湘云，或温婉顺服如袭人，或活泼娇嗔如晴雯……不难看出，所有这些女性之美的“美学范畴”一概全是男性文人所欣赏所心仪的理想形态，无一不寄寓着男权语境对女性美貌丽质赏玩的理想性期待。在曹雪芹的审美想象空间里，贾宝玉在审视不同风格不同美貌的年轻女性时可以时刻保持着一种鉴赏品玩的心态，与此同时他又是她们所有人全都心仪的对象。作者根本无暇顾及考虑这些女性到底真正需要什么样的男性——一切只存在于作者以自我为中心的男权想象之中，存在于极其可笑的男性文人超自恋的自我幻想之中……不仅如此，在这一幻想中，作者还剥夺了女人作为一个完整女性的权力：在其男性对女性单方面的审美想象中，作者主观地对女性这一本来完整的性别做着意识上的“阉割”，使她们成为男性期望中的纯洁的天使——这种纯洁性不可以有其它男性的破坏，同时她们也不可以成长为母亲的形象，而永远只能作为一个青春期的美丽处女存在着！正如当代某些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男权社会中，每个女人都必须像太监一样被‘去势’，以便获得女性气质[12]。”表面观之，“女性崇拜”是一种在中西方比较文学、比较诗学视野下都曾存在的情结。男性作者在自己的作品里将女性情性禀赋连同感性肉体的所有美好特质一同美化并神圣化，藉以作为净化心灵拯救灵魂的情感与精神寄托。不难理解，女性的温柔、善良、宽容和爱心等可贵品质，连同女性的美丽胴体一起成为了男性遭遇重大挫折寻求心灵慰藉乃至灵魂拯救的依恋对象。《神曲》中的但丁最终由其少年时即夭亡的恋人、圣洁的贝娅特丽采引领进入了永恒的天国；而《浮士德》中的浮士德博士在灵魂赌输给魔鬼靡非斯特并且双目失明的最后绝望时刻，终获“永恒之女性”的意外拯救而升入天国……这些女性乃是永恒的爱的象征，而她们降赐给男主人公们的永恒之爱最终肇源于超绝神圣的上帝的超验之爱——对人类多舛命运的终极关切！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也赋予了女性珍贵的品质并予以推崇，然而这种“清纯圣洁年轻美丽未婚女性崇拜”情结毕竟难以与以超绝神圣的上帝为其终极价值源头的基督教文化背景中的“女性崇拜”同日而语①，其情感承载和审美意蕴也截然不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藉男主人公贾宝玉，面对封建末世生活世界的混乱和价值世界的虚无，在儒、道、释之德性、真性、禅性的传统价值基本规定之外，提出以“情性”作为人性之根据和世界价值形态之根基，用来补就甚或取代儒、道、释价值信念的基础，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无论如何都不能不称之为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而承载这一“情性”的载体或工具，就是《红楼梦》中作者讴歌礼赞、推崇备至的纯洁善良年轻美貌的未婚女性——不难看出，这是非常典型的中国男权话语语境“女性工具化”之叙事文本，何以竟会被认为类同于西方女性主义的话语言说？调风弄月，寄情山水，逍遥世外，啸傲林泉从来就是中国文化男权中心话语体系超越生命虚无之艺术化理想人生价值取向，于是乎销魂——逍遥，纵欲床笫寄情美女——啸傲林泉寄情山水，本质情结及心灵结构竟然完全同构！在这一话语体系中，惶惶漂泊无所归依的男权灵魂，在娇媛红颜的温柔之乡抑或恍若天阙的造化仙境获得以同样憩息并徜徉，从而完成“恍兮惚兮”之精神本体完全自足的生命终极价值实现[13]……事实上，这一以美女娇媛为情性载体审美中介而获得心灵逍遥诗意栖居——“美女娇媛工具化”——之生命体验审美旨趣一直贯穿数千年来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心路历程，并至少在不晚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即开始了此类“情性”体验“审美的自觉”。但把这一论题明确、集中、全面、彻底地提出并加以“审美主义”地解决的，似乎唯有这部红楼情案。它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审美意识的一次重大突破，更标志着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生命意识的一次重大推进。在此之前，“情”的地位一直被埋没在各种圣人的价值原则之下，整个世界唯有“情性”这块基石单单未用，“弃之青埂（情根）峰下”。曹雪芹的不同凡响之处，恰恰在于他第一次把“情根”、“情性”提升到了形而上之终极价值层面——“柔弱如水”并“清纯似水”的美貌年轻女性则是他达成这一男权话语形上境界艳美绝伦而又可敬可亲之不二中介——诚然这一审美主义生命诗化历程中所包含着的对其中极少部分而绝非女性全体的尊重、体贴、爱怜和悲悯毫无疑问也是真诚的，发自心底的。①限于篇幅，这一论题此处无法展开论述，笔者将另撰专文论及。
其次，《红楼梦》精心塑造了几位颇具主见、宁折不弯的年轻女性形象，如被后世红评家们大为赞赏的“身为下贱，心比天高”的晴雯，发誓“一辈子不嫁男人”大有恨不得永远摆脱男性世界之气魄的鸳鸯——以之比照女性主义理论某些主张恍然顿觉其貌若相似……那么据此可否论证出这些女性形象具有该理论所主倡的女性对男权世界的“反抗意识”甚或“颠覆解构”，从而由此彰显了女性之“独立意识”或“独立人格”？请看第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中的一段描写：……宝玉心中闷闷不乐，回至自己房中长吁短叹。
偏生晴雯上来换衣服，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将股子跌折，宝玉因叹道：“蠢才，蠢才！将来怎么样？明日你自己当家立事，难道也是这么顾前不顾后的？”
晴雯冷笑道：
“二爷近来气大的很，行动就给脸子瞧。前儿连袭人都打了，今儿又来寻我们的不是。要踢要打凭爷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时连那么样的玻璃缸，玛瑙碗不知弄坏了多少，也没见个大气儿，这会子一把扇子就这么着了。何苦来！要嫌我们就打发我们，再挑好的使。好离好散的，倒不好？”
宝玉听了这些话，气的浑身乱战，因说道：“你不用忙，将来有散的日子！”
袭人在那边早已听见，忙赶过来向宝玉道：
“好好的，又怎么了？可是我说的‘一时我不到, 就有事故儿’。”
晴雯听了冷笑道：
“姐姐既会说，就该早来，也省了爷生气。自古以来，就是你一个人伏侍爷的，我们原没伏侍过。因为你伏侍的好，昨日才挨窝心脚，我们不会伏侍的，到明儿还不知是个什么罪呢！”
袭人听了这话，又是恼，又是愧，待要说几句话，又见宝玉已经气的黄了脸，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的不是。”
晴雯听他说“我们”两个字，自然是他和宝玉了。不觉又添了酸意，冷笑几声，道：
“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别教我替你们害臊了！便是你们鬼鬼祟祟干的那事儿，也瞒不过我去，那里就称起‘我们’来了。明公正道，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呢，也不过和我似的，那里就称上‘我们’了！”
袭人羞的脸紫胀起来，想一想，原来是自己把话说错了。
宝玉一面说：“你们气不忿,我明儿偏抬举他。”
袭人忙拉了宝玉的手道：“他一个糊涂人，你和他分证什么？况且你素日又是有担待的，比这大的过去了多少，今儿是怎么了？”
晴雯冷笑道：“我原是糊涂人，那里配和我说话呢！”
袭人听说道：
“姑娘倒是和我拌嘴呢，是和二爷拌嘴呢？要是心里恼我，你只和我说，不犯着当着二爷吵，要是恼二爷，不该这们吵的万人知道。我才也不过为了事，进来劝开了，大家保重。姑娘倒寻上我的晦气。又不象是恼我，又不象是恼二爷，夹枪带棒，终久是个什么主意？我就不多说，让你说去。”
说着便往外走。宝玉向晴雯道：
“你也不用生气，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发你出去好不好？”
晴雯听了这话，不觉又伤心起来，含泪说道：
“为什么我出去？要嫌我，变着法儿打发我出去，也不能够。”
宝玉道：“我何曾经过这个吵闹？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太，打发你去吧。”
说着，站起来就要走。袭人忙回身拦住，笑道：“往那里去？”
宝玉道：“回太太去。”
袭人笑道：“好没意思！真个的去回，你也不怕臊了？便是他认真的要去，也等把这气下去了，等无事中说话儿回了太太也不迟。这会子急急的当作一件正经事去回，岂不叫太太犯疑？”
宝玉道：“太太必不犯疑，我只明说是他闹着要去的。”
晴雯哭道：“我多早晚闹着要去了？饶生了气，还拿话压派我。只管去回，我一头碰死了也不出这门儿[14]。”
此处晴雯并不惧怕贾宝玉男性主子身份而与其“分庭抗礼”的描写，后世评论家大多将之视为柔弱女性对强势男权的勇敢反抗。其实，平心而论，这只是一个小姑娘任性率尔，在娇宠惯爱自己的年轻男性主人面前故作不知天高地厚撒娇卖痴而已。一旦后者摆出主子的威严，她就立刻变得异常温顺、乖巧！并非曹雪芹对这一少女形象人物性格的塑造有所分裂，恰恰相反，这一描写反而使其形象更加丰满，更加真实可信！因为晴雯就是这样的性格，对谁都是伶牙俐齿冷嘲热讽，极尽揶揄挖苦之能事，甚至打骂奚落比自己地位低下的丫头。由此可见，此处所谓的“反抗”情节，实乃作者塑造自己心目中这一理想少女性格所必需——试想，如此一个天真烂漫、聪明美丽而又伶牙俐齿并不时搞出点恶作剧的纯洁少女，实在是再符合作者作为一个男性文人对女性的审美想象不过了——不言而喻，这岂不正是十足典型的男权话语叙事文本？
再请看第四十六回“尴尬人难免尴尬事鸳鸯女誓绝鸳鸯偶”中描写鸳鸯誓死不嫁的一段文字：“这是咱们好，比如袭人，琥珀，素云，紫鹃，彩霞，玉钏儿，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缕，死了的可人和金钏，去了的茜雪，连上你我，这十来个人，从小儿什么话儿不说？什么事儿不作？这如今因都大了，各自干各自的去了，然我心里仍是照旧，有话有事，并不瞒你们。这话我且放在你心里，且别和二奶奶说：别说大老爷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这会子死了，他三媒六聘的娶我去作大老婆，我也不能去！” “你既不愿意，我教你个法子，不用费事就完了。”鸳鸯道：“什么法子？你说来我听。”平儿笑道：“你只和老太太说，就说已经给了琏二爷了，大老爷就不好要了。”鸳鸯啐道：“什么东西！你还说呢！前儿你主子不是这么混说的？谁知应到今儿了！”袭人笑道：“他们两个都不愿意，我就和老太太说，叫老太太说把你已经许了宝玉了，大老爷也就死了心了。”“两个蹄子不得好死的！人家有为难的事，拿着你们当正经人，告诉你们与我排解排解，你们倒替换着取笑儿。你们自以为都有了结果了，将来都是做姨娘的。据我看，天下的事未必都遂心如意。你们且收着些儿，别忒乐过了头儿！”二人见他急了，忙陪笑央告道：“好姐姐，别多心，咱们从小儿都是亲姊妹一般，不过无人处偶然取个笑儿。你的主意告诉我们知道，也好放心。”平儿摇头道：“你不去未必得干休。大老爷的性子你是知道的。虽然你是老太太房里的人，此刻不敢把你怎么样，将来难道你跟老太太一辈子不成？也要出去的。那时落了他的手，倒不好了。”鸳鸯冷笑道：“老太太在一日，我一日不离这里，若是老太太归西去了，他横竖还有三年的孝呢，没个娘才死了他先纳小老婆的！等过三年，知道又是怎么个光景，那时再说。纵到了至急为难，我剪了头发作姑子去，不然，还有一死。一辈子不嫁男人，又怎么样？乐得干净呢[15]！”鸳鸯的誓死不嫁并不能说明她已具有摆脱男权世界的独立意识，在她以上反抗的话语中我们就可以读到一些台词之外的“潜台词”。比如她极度反感做姨太太，说“你们自以为都有了结果了，将来都是做姨娘的”，这说明她认为嫁人只有真正成为正房妻室（而不是做姨太太）才是有结果的。再比如“老太太在一日，我一日不离这里……一辈子不嫁男人，又怎么样？”正说明“一辈子不嫁男人”也只是无可奈何之举。所以对鸳鸯的言行其实同样也不宜作过高的定位，它服从于曹雪芹“女儿清男人浊”的总体思想框架，鸳鸯所拒斥的男性世界也只是早已被曹雪芹象征化了的污浊世界而已。况且像鸳鸯这样一个在贾母身边服侍经年忠心耿耿的丫鬟，作为一个个体的独立意识早已被消弭殆尽，我们又如何能够对她的上述言行作出“渴望摆脱男权社会”、“要求实现人格独立”之理解呢？在形象学视野里，自我眼中呈现出来的他（她）者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形象，而是一个与自我相对的“镜像”；在他（她）者身上，能够投射出自我的某些重要信息。因此，认识他（她）者，能够帮助认识自我，反省自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曹雪芹《红楼梦》中的众多女性形象，即是透彻洞悉作者内心丰富世界的“镜像”。透过这些形象的赏析我们看到，作者在《红楼梦》里所幻构的大观园中的纯真的女儿国，依然是男权话语情境之“菲逻各斯（Phallus-Logos）中心主义”的。作者按其男性文人的精神“品位”要求暨“工具”功能需要摆放着这些年轻美貌女性们的位置——她们之中既有情欲绽放天真烂漫的艳丽花朵，又有可敬可亲赋予其母性化呵护与关爱的依恋对象；既有可供其意淫幻淫的性感佳美情偶，更有“质本洁来还洁去”柏拉图精神恋爱式的纯洁象征！对此，我们只能由衷地发出这样的感慨与喟叹：《红楼梦》的生命思考不可谓不真诚，不可谓不虔敬；但同时又是那样的自恋，软弱，萎靡，乃至浅薄！《金瓶梅》文化生态底层市井女性
对男权空间之部分解构与无情颠覆
毫无疑问，《金瓶梅》所展示的欲望世界，是男权社会里一个男人眼睛中的欲望世界。换言之，在《金瓶梅》的文本叙事空间，欲望世界的铺陈展示，完全是在男权中心主义的视域中完成的。在男权社会中，男性中心主义不仅将男人与女人区分开来，间离开来，而且把“看”与“被看”的角色关系固定下来。在男人与女人之间，男人总是“看者”，是主动的视觉侵犯者；女人则是“被看者”，是男性视觉意欲占有的对象。经过“父系氏族社会——男权专制体制”确立以来漫长的“集体无意识”深层心理积淀，导致女性不自觉地放弃了“看”的权力，以至女人即使在“看”时，也总感觉到自己仿佛同时正在“被看”，她永远摆脱不了“被看”的境遇和心理。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金瓶梅》欲望世界中被西门庆奸占的女人，即便在纵欲享乐意识朦胧的迷狂之际，依然不忘对着玩赏拨弄戏耍嘲谑自己赤裸胴体私密部位的西门庆曲意奉迎，口中呢喃“淫妇”如何如何。男权社会中，男性中心主义是整个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女人在男性的注视或窥视下取悦着男人以“意淫”为潜意识终极指向的“看”。于是，纵观中国历史，我们看到，她们时而细腰，时而缠足，时而好婷婷袅袅媲美，时而尚丰肥白腴竞艳……她们永无休止地烫发美发，除皱祛纹，切割眼帘，隆高鼻准，嫩容养颜，抽脂塑身，脱毛白肤，隆乳丰臀……乐此不疲，直至美阴——从古暨今，她们仿佛永无止境地在自己的肉体领地上开疆拓土，纵横驰骋，南征北战，杀气腾腾，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遵循满足男人“看”的需要之标准，为取悦男人的视觉欲望讨得男人的欢心，不惜一切代价重塑着自己的容颜与肉身！由此我们看到：“女人的身体是亘古不变的男人想象的空间，男人的视觉言语就像这空间的季候，一会儿潮湿，一会儿干燥。女人的身体为了适应男人言语的季候，必须时常变换衣服，不然就会产生病痛[17]。”在《金瓶梅》男权话语之叙事空间，女人已经不再属于自己，她仅仅成为男人要求她所要成为的样子，成为追随男人，依附于男人的影子，最终成为男人欲望世界满足——男人“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可怜客体与异化工具。
《金瓶梅》全书不仅完全站在男权中心主义的性别视角，充满了津津乐道于女性胴体“工具化”之品评和玩味，即便有时在回末“曲终奏雅”，作者站出来故作姿态说上几句言不由衷全然苍白无力的道德训诫，然而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这些训诫归根结蒂仍属男权中心语境中的话语言说，故而《金瓶梅》更远背离女性主义视角，这似乎已成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然而在论析并确证了以上客观事实的宏阔的前提背景下，经过认真细致的文本重读，我们发现，相较而论，同为男权话语视角，《金瓶梅》的情形似更觉丰赡繁复，诡谲难测！首先，笑笑生笔下《金瓶梅》创造出的的众多女性形象，其行为举止和情感方式泼辣直接、率真大胆，具有完全迥异同化于男权语境下之贵族女性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她们往往只关心自身现实利益和当下幸福生活，而对男权社会的道德训诫诸如女性贞操或个人名节之类问题，并不十分放在心上，甚至根本不予理睬！《金瓶梅》第七回“薛媒婆说娶孟三儿 杨姑娘气骂张四舅”写到孟玉楼的丈夫布贩杨宗锡死后，给她留下了数量可观的钱财、首饰及木器家具等资产，守寡一年多后，孟玉楼想要改嫁，亡夫的母舅张四“一心举保与大街坊尚推官儿子尚举人为继室”，而媒婆薛嫂则竭力撮合她嫁给西门庆做妾。如果按照中国男权社会一贯的主流道德准则，这两种选择之间无疑有着本质的悬殊，嫁给前者就是举人老爷的夫人，跟了后者不过是中药铺老板的第三房小老婆。所以张四才会振振有词地说，尚举人“是斯文诗礼人家，又有庄田地土颇过得日子”，“过去做大是，做小却不难为你了。”然而孟玉楼在薛嫂怂恿下相亲时，只因“偷眼看西门庆，见他人物风流，心下已十分中意”，于是以此为主要诱因并经过其它方面的利益权衡，最终的结局竟是孟玉楼自己坚持嫁给了西门庆[18]。而后来西门庆一死，在第八十九回“清明节寡妇上新坟 吴月娘误入永福寺”至第九十一回“孟玉楼爱嫁李衙内 李衙内怒打玉簪儿”中，当孟玉楼邂逅李衙内，见其一表人才，竟又立刻动了再次改嫁的念头：那日郊外，孟玉楼看见衙内生的一表人物，风流博浪，两家年甲多相仿佛，又会走马拈弓弄箭，彼此两情四目都有意，已在不言之表。但未知有妻子无妻子，口中不言，心内暗度：“男子汉已死，奴身边又无所出。虽故大娘有孩儿，到明日长大了，各肉儿各疼。闪的我树倒无阴，竹篮儿打水。”……“我不如往前进一步，寻上个叶落归根之处，还只顾傻傻的守些甚么？到没的担阁了奴的青春年少。”于是说嫁就嫁，绝无二话，不日即成为衙内之妻[19]。更遑论潘金莲为满足一己烈焰熊熊之淫欲，即将既成男权社会道德法律全然抛诸脑后。作为武大之妻，先是主动挑逗武大二弟武松，后勾引不成却又通奸苟合于西门庆，直至合谋鸩杀武大！而被娶进西门家后，则继续置男权社会道德准则完全不予理会，私仆人，偷女婿，最后为主动满足自己炽烈难耐几近疯狂变态之性欲，竟将深夜狂嫖归来疲醉至极阳物难举昏昏欲睡中的西门庆，灌之以过量春药以至“过失杀人”从而终使其一命呜呼！在颠覆男权世界道德准则方面，庞春梅是一个比潘金莲更为复杂阴鸷的艺术形象，她表面上有时非常“正经”，骨子里却比潘金莲更加淫荡无度；她的复仇手段，或直截了当而且残酷至极，或曲折隐蔽如软刀割心；她对西门庆女婿陈经济的追求，怪异而执著，变态而宽容，折射出那个颓靡并且疯狂的时代文化生态底层市井女性对男权礼教的公然蔑视与无情“解构”！通过以上例举我们看到，庄田地土、功名门第乃至明媒正娶、节烈贞操这些对于男权话语语境中的任何一个女人都至关重要的的关键词，在此全都失去了其原有的诱惑力及匡范力！女人们发自肉体和心底深处的原生态的真实感性的生命享受欲念使中国传统男权社会中一切固有的加之于其上的秩序、偶像、贞节、操守顷刻之间全部都失去了原本圣洁的光环！不管天堂地狱、皇帝阁老，还是三坟五典、纲常名教，在这些女人性欲和物欲的当下享受面前统统都被踩在了脚下！尽管对于作品中女主人公们的这一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作者是否主观上即有这样的寓意，抑或作者同意与否，褒贬如何，我们皆不得而知——作者始终以一种“惊人的冷静”之笔法直面光怪陆离现世生象，摹写叙述着这些女人们鲜活复杂的人生百态。当然不时回末“曲终奏雅”，作者此刻也会站出来，故作姿态说上几句言不由衷、苍白无力且全然游离于全书之外的男权语境中的道德训诫——与其说这是作者的真实心态，毋宁说早已凝结为“集体无意识”的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的某种“正统观念”或主流意识形态对其制约竟如此之强大，以至于笑笑生非得这样写就心中方感踏实！然而无论情形多么诡谲富赡，至少我们可以认为在客观真实再现方面，《金瓶梅》确以其原生态的栖居于男权文化底层的众多市井女性形象的传神描摹，一定程度上解构甚或颠覆了中国固有男权话语语境的叙事传统与性别视角！
其次，《金瓶梅》中女性的语言粗俗、真率，生活气息浓郁，完全不同于《红楼梦》男权世界受到过较高“男性修辞”教养或熏陶几被同化于男权话语的贵族女性的语言。试品读以下几段文字：烧罢纸，满眼泪坠。叫了声人也天也，丢的奴无有个下落。实承望和你白头厮守，谁知道半路花残月没。大姐姐有儿童他房里还好，闪得奴树倒无阴，跟着谁过？独守孤帷，怎生奈何？恰便似前不着店，后不着村里来呵，那是我叶落归根收园结果？叫了声年小的哥哥，要见你只非梦儿里相逢，却不想念杀了我[20]！黄昏想，白日思，盼杀人多情不至。因他为他憔悴死，可怜也绣衾独自。灯将残，人睡也，空留得半窗明月。孤眠心硬浑似铁，这凄凉怎捱今夜[21]？将奴这知心话，付花笺寄与他。想当初结下青丝发，门儿倚遍帘儿下，受了些没打弄的耽惊怕。你今果是负了奴心，不来还我香罗帕[22]。话说潘金莲见孩子没了，每日抖擞精神，百般称快，指着丫头骂道：“贼淫妇！我只说你日头常响午，却怎的今日也有错了的时节？你斑鸠跌了蛋──也嘴答谷了。春凳折了靠背儿──没的椅了。王婆子卖了磨──推不的了。老鸨子死了粉头──没指望了。却怎的也和我一般[23]！”第一段是孟玉楼在西门庆死后呼天抢地地述说丧夫之痛，直言其事，毫无避讳，痛快淋漓！绝无贵族女性或知识女性的“黯然神伤”、“垂泪暗滴”或“哀而不伤”之类。第二、三段是潘金莲暂受西门庆冷落独守空房时直抒胸臆，诉说其对西门庆爱恨交加的思念之情，正所谓有思念，说思念，有孤独，说孤独，有啥说啥，心直口快，口无遮拦，而绝非仕女类的“蕴藉隽永”、“欲说还休”；或即使说出来，也要宕开一笔，借景抒情，赋兼比兴。最后一段乃潘金莲阴谋置李瓶儿之子于死地，终于“大功告成”得意忘形之时指桑骂槐对其幸灾乐祸的嘲弄与奚落，语言尖酸刻薄，市井气俚俗味十足，极大地反差着男权语境审美期待中的艳丽少妇形象！《金瓶梅》中的女人们还有更多的完全背离或游离于中国男权语境诗书仪礼、典章诫命规训之外的女性生活语言，它们充分地表达了这些女人们的享乐欲望和及时行乐的思想，表达了她们获得性爱满足后的生理快感和心理愉悦。这些文化生态底层市井女性生活语言往往采取第一人称叙事，所表露的又是彻头彻尾的女性心理，而且还供认得这般直露——相形之下，《红楼梦》中的相关叙事则会把性意识表达得相当含蓄……但是却显然是用来取悦男性文人的。《金瓶梅》中的女人们的这些思想和欲望无情地解构甚至颠覆着男权社会的道德规范，而她们的这些粗鄙但却鲜活的语言由于其真实地表达了这些女人们的生活目标和享乐追求，使得当时和后世的男性文人批评家们顿觉一股生猛强劲清风扑面而来，情不自禁对之击节叹赏，玩味再三，频频批曰“妙甚”“妙甚[24]”！通过文本阅读我们不难看出，《金瓶梅》中的这些女人们堪称晚明时代市井物质文明培育起来的“消费性”人群和颓废主义者，她们“身上一切晦暗的、冲动性的本能全面造反，反抗精神诸神的统辖。这场造反使身体之在及其感性冲动摆脱了精神情愫对生存品质的参与，表达了自然感性的生命诉求——反抗伦理性的生命法则，反抗对身体之在的任何形式的归罪[25]”。对“物”与“性”的享受与追逐是她们的生命表征，道德虚无主义与享乐主义是其精神本质。她们是晚明发达的商品经济所滋生的一群市井“寄生者”，是当时畸形繁荣的都市生态中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然而颇为特殊的是，在《金瓶梅》身体话语文本解读中，全书所有与西门庆性交的女人们没有一个是被迫的，她们个个水性杨花，性欲旺盛，梳妆打扮，花枝招展，主动投怀送抱，唯恐西门庆看不上自己。而在性爱过程中，西门庆“顿觉翕翕然畅美不可言”，她们个个也颇为满足受用——以“女性视角”、“女性意识”等“女性话语”为先导，最终达成了“女性欲望”的“女性体验”之“女性书写”或“女性表达”。抛开主观动机的差异，这一身体话语实践至少在客观上或形式上与当下“女权主义”某些理论所倡行者何其相似乃尔！兰陵笑笑生或其《金瓶梅》无疑向世界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女性身体一旦开始了成长期的历炼并觉醒，为了获得某种生命本然的快乐体验，她们将愿付出代价，她们的身体将会介入时间和生活的双轨——在这漫长的黑夜里，尽管她们不知道明天将奔向何方，然而仿佛完全出自本能的冲动，她们将用自己唯一的工具资本-妖娆骚艳的身体全力抗拒着宿命的临在：从物欲到肉欲，从“本我”到权谋……时而自暴自弃，时而用尽诡异……她们以其直觉认定这就是个体孱弱生灵对生命的珍视！这珍惜里饱含着对饮食男女俗世生活百般乐趣的主动享有——尽管绝非主观自觉，然而客观事实上她们确在分庭抗礼着貌似强大无边的男权世界。于是男权语境下女性肉体演绎开了一个又一个仿佛永远不可穷尽的隐喻！这些栖居于文化生态底层的市井女性们，在肆无忌惮全力追逐着“性”与“物”之生命本然幸福体验的同时，无意之中却正在颠覆或解构着中国男权世界的部分空间！这一现象理所当然全面超逾了“男权话语语境”之惯性期待，然而更远非简单套用“女性主义”即能对其精确归类、概括并阐释的。
通过以上精微剖析，我们发现，无论《金瓶梅》，还是《红楼梦》，无论肌肤“滥淫”，抑或情性“意淫”，终难逃脱男权话语之“文化镜城[26]”。正如女性主义理论家、女性实验电影导演劳拉·莫尔维所指出的那样：然而值得注目的是，《红楼梦》貌似女性主义视角的文本叙述，究其实质毕竟仍是男权话语下的审美建构。诚然，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确在对其当下男权社会进行着不遗余力的解构，但是解构当下的男权世界并非意味着即将建构起来的是一个真正男女平等平权的“女性主义”的国度。作为一位生活于男尊女卑观念如此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中的男性文人，若果真能为女性的权利而倾其全力击鼓呐喊，则其动机实在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让压迫者对被压迫者讲述他的压迫，在道义上是可疑的[28]。”“所有男人写的关于女人的书都应该加以怀疑，因为男人的身份如在诉讼中，既是法官，又是诉讼人[29]。”曹雪芹的解构和颠覆所要摧毁的是一个他一再表明对之深恶痛绝的污浊的男性社会，而在解构与颠覆的同时，他又正在设计并建构着另一个理想中的男权世界，这一世界中的审美主义生命旨趣和价值目标正是男权语境中的男性文人们所一直推崇并梦寐以求的，曹雪芹只是借助年轻貌美纯洁善良的女性意象将自己的思想和建构更加诗意化罢了！而《金瓶梅》中所展示出的男权社会文化生态底层市井女性们的风格作派——“女性视角”及“女性意识”中的“女性话语”与“女性表达”，大胆泼辣，生猛骠悍，所思所为直抵这些女人们心中最现实最享乐的生活目标——“女性体验”和“女性欲望”的“女性书写”，根本丝毫不予理会身处其间的男权社会中的种种价值准则和规制训诫，甚至直接颠覆或解构着男权语境下的诸多道德禁忌、社会规范直至法律禁区。应当指出，对于几近固化的中国男权叙事传统来说，这一安排又绝非出自作者主观自觉之历史超越感的结果，而只能是其对晚明社会呈现的特殊文化景观所作出的合理选择。《金瓶梅》通过对现实的真实摹写，表现着作者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思考。这种小说创作向生活回归、与生活同步的写实主义的美学风格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小说家主体意识的觉醒，表明着中国小说创作长足的进步，而这种进步有些时候是需要以牺牲既往审美情境中的高雅恬淡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之期待为代价的。或许，我们对《金瓶梅》的美学风貌总觉得有些不大顺眼，流贯在这部作品中的女人们的粗俗、鄙陋的市井气息，这些颠覆、解构男权传统叙事空间的文本展示，让人感觉《金瓶梅》的女性世界污浊不堪，充满了贪图享乐、营奸卖俏、尔虞我诈、蝇营狗苟的丑陋行径，使得这一世界失去了男权社会固有之“男权修辞”审美期待中的典雅、曼妙、旖旎与柔媚，失去了生活的诗意和光辉。然而如果转换一下视角，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这些女人们的行为作派尽管并非如同当今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运动那样——首先肇始自女性主体意识的深刻觉醒，进而以此重新审视整个社会文化及历史传统,然后毅然采取卓有成效的行动……但是其颠覆与解构男权语境叙事文本——至少形似于当下某些女性主义写作之话语言说，抑或与之同构但却异质的文化现象，其深层社会历史原因和潜在社会心理驱动，难道不值得我们大加玩味、深长思之吗？2008年5月24日晚22时整
完稿于彭城寓所一飞阁
参考文献
[1]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17-18.
[2]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267.
[3][4][5][6]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28-29，32，82-83.
[7][11][14][15]曹雪芹.红楼梦[M].冯其庸重校评批.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1393-1397，1003，493-496，753-755.
[8]韩惠京.从女性主义观点看红楼梦[J].红楼梦学刊.2000（4）.
[9]詹丹.论红楼梦的女性立场和儿童本位[J].红楼梦学刊.2002（2）.
[10]傅守祥.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红楼梦人物[J].红楼梦学刊.2005（1）.
[12][美]胡克斯·贝尔.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M].晓征，平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331.
[13]谭楚子.神圣信仰永恒失语下的彼岸仰望[A].第七届全国金瓶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94-106.
[16]谭楚子.欲望世界与悲悯情怀：男权视阈中的金瓶梅[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07（7）.
[17]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74.
[18][19][22][23]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M].香港：香港太平书局，2002：193-211，2653-2729，215，1643-1644.
[20][21]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M].长沙：岳麓书社，1995：2620-2621，327.
[24]张竹坡.批评本第一奇书金瓶梅[M].中华书局藏.
[25]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348.
[26]戴锦华.镜与世俗神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5.
[27][美]兰瑟·苏珊·S.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65.
[28]康正果.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评述[J].文学评论.1988（1）.
[29][英]索非亚·孚卡·瑞贝卡.后女权主义[M].王丽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79.
文章作者单位：徐州市图书馆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金瓶梅研究》，第九辑。2009，齐鲁书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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