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创作，深受《金瓶梅》的影响，这当是勿庸置疑的。尽管曹雪芹自己在《红楼梦》中并未提到《金瓶梅》这部书，更没有像称道《牡丹亭》和《西厢记》那样赞赏过《金瓶梅》，但在脂砚斋的评语中，有三处明确讲到这两部书的关系。其中庚辰本第十三回，有一则眉批云：“写个个皆到，全无安逸之笔，深得《金瓶》壸奥。”（原脱“瓶”字）意思就是说，《红楼梦》学《金瓶梅》学到了家。这是深知《红楼梦》创作底蕴的话。我们从一些脂评的内容和口气可以看出，脂砚斋同曹雪芹关系极为密切，感情非常深挚。他不仅熟悉曹雪芹的家世生平、思想性格，而且洞知《红楼梦》中所叙写的人物环境和语言，并亲自参与了小说的创作和修改。由于有这样一层关系，因此，脂砚斋的上述看法就格外值得重视。之后，一些论者，如诸联、张新之、张其信等人，都或详或略，对两书关系作过种种评论。当代红学家也有人肯定了《金瓶梅》对《红楼梦》的深刻影响，有的见解颇为精辟，可惜大多语焉不详。现不揣谫陋，拟就题材的选择、情节的安排、场面的描绘、人物的塑造、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具体探讨一下《红楼梦》和《金瓶梅》的关系，以求教于广大读者和研究《红楼梦》的专家们。
在我国长篇小说的发展史上，《金瓶梅》是第一部以描写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来反映社会问题的长篇小说。《金瓶梅》评点家、清初人张竹坡说它是“一部炎凉书”（张评本卷首），鲁迅称之为“人情小说”（《中国小说史略》）。在《金瓶梅》问世前，我国的长篇小说由滥觞到成熟，到繁荣，滔滔汨汨，已经历了二百多个春秋。其主要题材，依照鲁迅意见不外两类：一为“讲史”，一为“神魔”。它们或讴歌叱咤风云的农民起义，或铺写错综纷繁的历史事件，或敷演诡疑虚幻的神魔斗争，五色斑驳，各具异彩，形成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传统题材。《金瓶梅》则别开生面，摆脱了这一传统，开拓了一个新局面，特别是为一百年后《红楼梦》这类以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的产生，作了创造性的探索和准备。家庭是社会的生活组织形式的基本单位，是社会的细胞，一个有代表性的家庭生活，往往可以展现出一代社会的风貌。《金瓶梅》的作者是谁？创作意图何在？有种种猜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史略》），因悲愤呜咽，而借作“秽言以泄其愤”（张评本）。因此，全书虽假《水浒传》之西门庆为线索，而所反映的却完全是作者当时的社会生活。明沈德符以为《金瓶梅》是在“指斥时事”，主要是指斥嘉靖朝的奸相严嵩父子（《野获编》卷二十五）。张竹坡说：“一部《金瓶梅》，总是冷热二字，而厌说韶华，无奈穷愁。”清刘廷玑也说：“若深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在园杂志》卷二）戴不凡甚或断言：《金瓶梅》“实明嘉靖朝前期时事之写照”（《小论见闻录》。这些论断说明：《金瓶梅》是一部描写现实社会的人情世态的著作。在神魔小说风行之时，《金瓶梅》作者能够另辟蹊径，独创一格，以描摹世态，尽其情伪，这种敢于面对现实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给予清初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吴敬梓和曹雪芹以极大的启示。从《金瓶梅》的题材来看，作者所着意描绘的是恶霸豪绅西门庆一家的兴衰荣枯，其中尤以大量篇幅写了西门庆污秽不堪的家庭生活和这一家庭内部妻妾之间的争宠斗强、“卖俏营奸”。小说通过这些描写，生动地揭示了封建的家庭制度、婚姻制度的种种罪恶。值得注意的是，小说虽然主要写的是西门庆一家的兴衰史，但作者的笔触，并未孤零零地局限于一个家庭的范围，而是通过这一家庭的社会交往，上通朝廷，中结官府，下凌百姓，勾画了一个阴森冷酷的鬼蜮世界，从而把对家庭日常生活的描写和对社会黑暗的揭露有机地联系起来。在这个世界里，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世情虚伪，人心险恶。小说通过这些描写，又使我们看到，当时的社会充满黑暗，预示了业已腐朽的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前景。鲁迅说：“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搢绅，不惟交通权贵，即与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深刻揭示了《金瓶梅》小说题材的典型意义。这种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小说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同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明中叶以来，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封建社会日趋衰落，进入它的后期，人们日益感到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有些人便出来探讨这种以家庭为中心所反映出的社会生活问题，于是，所谓“世情”小说便应运而生，风靡一时。受《金瓶梅》影响，明清之际，还产生了一部描写两个不同类型的封建地主家庭婚姻事件的长篇“人情小说”《醒世姻缘传》。在题材的选择和主题的提炼上，《红楼梦》同《金瓶梅》、《醒世姻缘传》是一脉相承的。曹雪芹也选择了一个封建贵族家庭——贾府的生活，作为描写对象，“以泄胸中悒郁”（甲戌本第一回眉批）。作者精心描绘了贾府这个“诗礼警缨”之族逐渐走向衰败以至“树倒猢狲散”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它的形形色色的成员的活动。在这个封建大家庭里，统治者奢糜铺张，巧取豪夺，无恶不作，过着极端腐朽糜烂的生活，比之西门庆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样，《红楼梦》也以大量篇幅细致地描写了纠结在这个封建家族内部的重重矛盾。表面看来，这一家亲骨肉似乎温情脉脉，充满“天伦之乐”；实际上，在那笙歌笑语之中暗藏着倾轧和猜忌。或“坐山观虎斗”，或“借剑杀人”，或“站干岸儿，推倒油瓶不扶”，暴露了他们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这比《金瓶梅》仅只描写嫡庶之间的争斗，更深了一层。还有，《红楼梦》写贾府，也没有囿于家庭的范围，而是为它安排了广泛的社会关系，它通过一些场面和人物，上下牵引，左右钩连，把皇宫、官府、贵族、市民、农家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都直接引进了贾府。这样，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就显得非常隐微曲折、深沉广阔。上述种种，似可证明《红楼梦》与《金瓶梅》的题材、主题是相通的，如果说，《金瓶梅》是通过对一个典型的豪绅恶霸西门庆家庭的兴衰的描写，具体而细微地暴露了明代后期封建社会的冷酷和恶浊的话；那么，《红楼梦》则通过对封建贵族大家庭贾府的衰败过程的描写，真实而深刻地剖视了整个封建社会“末世”的种种腐朽和黑暗，令人信服地看到封建统冶阶级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的历史命运。《红楼梦》的选材，虽然明显地继承了《金瓶梅》，但它所达到的现实主义的高度，《金瓶梅》则不能与之比拟。它所写的那个“赫赫扬扬，已将百载”的封建贵族大家庭，比西门庆那样一个家庭，更有代表性，更能充分体现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本质，更能全面揭示封建伦理观念的陈腐，更能集中反映封建末世的时代特征。所以说，《红楼梦》所展示的生活画面，远比《金瓶梅》复杂丰富、广阔深邃。同时，这两部小说虽然都真实地暴露了封建大家庭的丑恶生活，但《金瓶梅》充塞着大量不堪入目的淫秽的描写，缺少光明和理想，带有浓重的自然主义倾向，显得格调不高。而《红楼梦》则不仅是暴露，而且还笔墨酣畅地塑造了一批正面人物的形象，歌颂了他们的纯洁和善良、反抗和斗争。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作者的理想和追求。尤其是作者饱含“辛酸之泪”，描写了宝玉和黛玉这两个封建贵族家庭叛道者的纯真爱情，和他们的悲剧结局，并使之成为贯串全书始终的情节线索，这就使整部作品闪烁着熠熠光彩，读来回肠荡气。这同《金瓶梅）》那种露骨的“皮肤滥淫”的“肉欲”描写，境界迥乎不同。一句话，《红楼梦》写的是“家庭琐事，闺阁闲情”，但作者能把它提高到理想的崇高境界里去描述、刻画，因而，整部作品“既有真实的伟大，也有伟大的真实”，充满了美学内容，而不像《金瓶梅》那样使人沉闷、室息。
由于《金瓶梅》以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与此相联系，它在艺术结构上也独具特色。我国较早出现的一些古典长篇小说，多继承了“说话”艺术的表现手法，很重视故事性。它们往往以某人物或某一事件为中心，把一些大大小小的故事连缀起来，构成一系列逶迤曲折、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来表达一个主题，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这样的结构方式，给人的印象是，线索单纯集中，故事变化多端，但又觉得全书的结构似嫌松散，不很紧凑。《金瓶梅》的结构虽然仍带有明显的讲唱伎艺的痕迹，但比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来，它基本上出之“大名士手笔”。它的结构的长处，不在于情节的曲折离奇，而在于严密细致。如前所说，《金瓶梅》主要写的是“暴发”户西门庆的家史，全书的情节就是围绕西门庆如何由一个破落户而发迹兴旺，最后终因纵欲人亡、家业破败这一基本内容安排的。从结构方法上说，《金瓶梅》有以下三个特点，对后世的一些小说影响较大。第一，它所写的西门庆家庭里大大小小的生活事件，虽然千头万绪，但意脉连贯，情节之间，蹊径相通，互为因果，形成有机联系，因而，全书显得紧凑严密，浑然一体；不像《水浒》故事那样有相对的独立性。全书始终以西门庆一家的兴衰荣枯为主干，来组织材料，展开矛盾；许多别的故事，都作为主干的组成部分，互相烘托地存在着。而这些故事，同书中几个主要人物的活动，相互制约，既从各个方面展示了西门庆家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物活动的具体环境，深化了主题：也呈现出一幅幅姿态纷繁的生活画面，使整部作品的布局跌宕腾挪，此起彼伏。如：因潘金莲丢了一只红花绣鞋，结果围绕找鞋、拾鞋、送鞋、剁鞋等线索，层层扩展、贯串起陈经济因鞋戏金莲、西门庆怒打铁棍儿，以及秋菊挨罚、来昭儿被撵等一系列生活场面。古人云：“看文字须要看他过换及过接处。”（《修辞鉴衡》《丽泽文说》）《金瓶梅》的这些描写，行文虽不免粗疏，但其转换和过接处亦颇觉自然，入情入理。《金瓶梅》的情节安排和结构方法，都对《红楼梦》有直接的积极的影响。《红楼梦》写贾府由兴盛而衰落，而“一败涂地”的过程，就有点像《金瓶梅》。不过，《金瓶梅》主要写的是西门庆家庭的兴衰史，小说把他的发家过程写得细致入微，构成全书的主要情节。《红楼梦》则没有具体写贾府的发家过程，而主要写了它衰败的经过。这种情节安排不仅符合般一般的生活逻辑，而且体现了封建“末世”阶级的时代的特征。这是《红楼梦》的艺术构思超过《金瓶梅》之处，说明曹雪芹构恩的严密与精湛。此外，把贾府大大小小的生活事件贵穿起来。使之成为一个形象整体的情节主线不是家庭的兴衰荣枯，而是宝玉和黛玉、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从结构手法来看，《红楼梦》同《金瓶梅》一样，书中人物众多、事件纷杂，但作者能“分主分宾”，用宝黛爱情把那些事件串连起来，钩通起来，来龙去脉，在在可寻。有些章节虽未直接写宝黛的往来，但作为他们活动的具体环境，依然藕断丝连，互相渗透。这就使得《红楼梦》的结构主次分明，安排妥贴，有很大的严密性。同时，《红楼梦》在结构布局上“该藏该露”，疏密映衬，浓淡相间，颇具匠心。这对《金瓶梅》既有继承，也有发展。有继承，是说它也像《金瓶梅》一样，写的虽然是琐细的家庭日常生活，但行文并不滞板。全书安排了诸如出殡、省亲、管挞、结社、理家、抄检，以及祭宗祠等若干大波澜，而在每一大波澜中，或趁风生波，或激石起浪，又穿插了一些小波澜，这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环环相扣，有张有驰，使整部作品具有鲜明的节奏感。说它有发展，主要是指《红楼梦》的结构比《金瓶梅》更宏大，更错综复杂，也更云谲波诡、变幻莫测。我们从脂砚斋那些“妙极，所谓一击两鸣法也”、“所谓一支笔变出恒河沙数支笔也”的批语，从戚蓼生那“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的感叹，也可证明《红楼梦》结构的复杂和多样。古人主张文章“犹丝竹繁奏，必有希声窈眇，听者悦闻；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观者不厌”（《修辞鉴衡》引《丽泽文说》）。我们读《红楼梦》，犹如游大观园，那雄伟的气势、那别致的格局、那新颖的构想，真令人叹为观止。至于说《红楼梦》用小物件来转换或过接情节，比《金瓶梅》构思更精巧。接转处，笔致跳脱，文势畅达，浑然无迹。比如，由于傻大姐拾到一个绣春囊，而牵三挂四，招来抄检大观园一场灾难；借宴席上不见了一只细茶杯，而“云行月移，水流花放”，引起林黛玉和史湘云在凹晶馆看月联句，呈现一派寒塘冷月的凄清景况。
注重日常生活场面和生活细节的描写，是《金瓶梅》的又一成就。场面是构成情节的基本单位，是编织故事的基础。过去一些以写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为主要题材的古典长篇小说，对日常生活场景的描绘一般比较简略。《金瓶梅》写的是家庭琐事，因此，作者很注意日常生活场面的描绘，往往能抓住生活事件中的一个侧面、一个片断，随意描写出来，构成一些兴味盎然的生活画面，揭示出一定空间、一定时间内的人物关系；故事情节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推进、转换、扩展、深化了。《红楼梦》的场面描写，同《金瓶梅》有许多类似之处。或仿效，或借鉴，或暗合，痕迹宛然。不过，两相比较，从形式上说，《红楼梦》的场面描写更为千姿百态，章法多变，挥酒自如，每个场面都好像是按照实际生活描摹出来的，毫无人工斧凿之痕。脂评就曾指出，《红楼梦》有些场面的描写，要比《金瓶梅》“生动活泼”（甲戌本第二十八回眉批）。从内容上说，《红楼梦》的描写，更文意隽永，涵义深沉，耐人寻味。比如，《金瓶梅》第十九回，写西门庆家盖了花园卷棚，吴月娘约潘金莲等游赏的场面，在概括的叙述中突出了几个人物的活动，也还错落有致，但描写总嫌粗疏。而《红楼梦》第三十八回对黛玉等构思菊花诗情景的描写，则“攒三聚五，疏疏密密”，比之《金瓶梅》，不仅笔触细腻，而且人物神态历历如绘，栩栩如生。无怪前人赞之日：“描写众人态度，参差历落，使阅者应接不眼，若仇干洲之百美图，转嫌肖形而不克肖神。”（蝶芗仙史评订《石头记》）又如，《红楼梦》第十三、四、五回关于可卿丧事的描写，同《金瓶梅》第六十三、四、五回对李瓶儿丧事的描写，有些相仿佛。脂砚斋以为贾珍问寿板价值的一段描写，即从《金瓶梅》学得。两书比照而观，其中关于寿木、奠礼、吊客、题旌、丧仪、出殡、路祭及分定执事、僧道诵经等的描写，确是“如出一手”。不过，《金瓶梅》所写只在暴露西门庆的阔绰豪势；而《红楼梦》除这层意思外，则“又有他意寓焉”。如李瓶儿死后，唱妓吴银儿来上纸，“哭的泪人也相似”，这表明两人感情深厚；儿媳可卿死后，贾珍如丧考妣，“哭的泪人一般”，却是作者“刺心”之笔，它暗示了两人的暖昧关系，揭露了贾府道德的败坏，这与第五回所谓“家事消亡首罪宁”的思想是一致的。这种乱伦关系，《金瓶梅》没有写过。因此，即使是同样的生活场面，《红楼梦》的容量往往要比《金瓶梅》大得多。《红楼梦》与《金瓶梅》除了写一些重大的社会生活外，还大量地描写了许多琐屑的日常生活的细节。细节的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特征。一部作品，如果只有离奇曲折的情节，而缺乏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的细节描写，也不可能有生活的真实感。在《金瓶梅》之前，我国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虽然也是从生活出发进行创作的，但是，它们一般写的是不平常的生活事件和奇人异事，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细节的真实性程度不高。《金瓶梅》摆脱了传奇文学的局限，很注意细节的真实性。小说对西门庆一家人的饮食、衣饰、器玩和日常起居的描写就很具体真实。比如，第三十四回写西门庆书房中的陈设，除泛泛写了那些凉床、帐幔、交椅之外，还醒目地写了书篋内的“往来书柬拜帖”和“中秋礼物账簿”两件物事，有意暗示西门庆与朝中显贵以及地方官吏的关系，说明他之所以那样横行不法，正是因有各级官府势力的支持和庇护。他强调要记述“家庭闺阁中的一饮一食”，就是说，写家庭生活，应有“琐碎细腻”的细节描写，反对那些“只传其大概”而忽略细节的作品。这当是他总结了如《金瓶梅》一类小说的细节描写而提出的创作主张。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红楼梦》对贾府的食馔、衣履、起居作了非常细致生动的描写。这些描写，对刻画人物性格、增强故事情节、表达境界、深化主题，都有重要意义，如一碗莲汁羹，揭示了贾府生活的豪侈；贾氏宗祠的一匾一联，点出了贾府同皇室的密切关系，反照出它即将衰败的悲惨结局等等。不过，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金瓶梅》的细节描写缺乏提炼选择，它醉心于对实际生活中偶然的琐细的现象的描绘，结果不免失诸芜杂拖沓。细节的真实性来源于生活的真实，但决不是有闻必录，机械摄取，把生活中的一切都照抄入文学作品。屠格涅夫说：“谁要是把所有的细节都表达出来，准要摔跟斗，必须善于抓住那些具有特色的细节。”《金瓶梅》的细节描写之所以有严重缺陷，正是因为作家缺少生活理想，冷漠地照抄实际生活所造成的。相反，《红楼梦》的细节，则有剪裁，有加工，符合“事体情理”；并且，在批判和控诉中涵泳着作家炽烈的感情，因此，它对细节描写的提炼和典型化，达到了我国小说史上的最高成就。
《金瓶梅）》对《红楼梦》的深刻影响，主要还表现在人物的塑造上。如果我们把两书中一些人物的行止见识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他们在某些方面或某点上有惊人的相似处，如贾琏的纵欲淫乱之于西门庆、凤姐的狠毒乖滑之于潘金莲、尤氏的有德无才之于吴月娘、尤二姐的忍辱吞声之于李瓶儿、贾雨村的忘恩负义之于吴恩典等等，都很酷肖。就是在人物描写的某些艺术手法上，两书也有许多类似的地方。归结起来，主要的有：（一）既突出了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也写了他们性格的复杂性。在现实生活中，人的个性也同生活一样是多方面的。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无疑应将人物个性的主要方面充分展开；但对次要部分也不可忽略。如潘金莲，对其夫武大郎和丫头秋菊是那样狠毒凶残，对其母潘姥姥是那样冷酷无情，对西门庆是那样谄媚无耻，对李瓶儿是那样嫉妒刻薄。这些是她性格的主要方面。但她又心直口快，往往别人有所顾忌不便明说的事，他直愣愣地给捅了出来。所以孟玉楼说她是“一个大有口没心的货子”；奶子如意儿说她：“五娘嘴头子虽利害，到也没什么心。”这些描写符合生活的本来面目。曹雪芹强调人物性格要“实录”，就是说要写出人物的真情实感。比如王熙凤，作者就没有把她写成彻底的恶人。她对待弱者和奴仆固然是残忍阴毒的，这是她的阶级本性；但是，当她照顾黛玉诸姊妹时，又那样机趣横生，诙谐可亲；当她侍奉贾母王夫人时，又那样聪明伶俐，讨人喜欢。作者对她，既憎恶，又爱慕，既同情，又惋惜。《紅楼梦》的读者，则“恨凤姐，骂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王昆仑《王照凤论》。这种态度和心理说明了凤姐性格的复杂性。作者即使对他完全鄙视和批判的人物，如贾雨村，也没有写他通体皆恶，失之浅露。脂砚斋有条总结小说人物处理的批语，指出：“所谓人各有当也，此方是至理至情。最恨近之野史中，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庚辰本第四十三回）鲁迅在讲到《红楼梦》的价值时也曾说：“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以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二）运用白描手法描摹人物神态，往往寥寥几笔，勿需藻饰，就能使人物神采毕现，姿态横生。如《金瓶梅》第三十回写李瓶儿要生孩子，“合家欢喜”，独独潘金莲心中不悦，她“手扶着庭柱儿，一只脚眦着门槛儿，口里磕着瓜子儿”，辱骂不休。轻描淡写地勾画出人物的一姿半态，表现了人物的音容笑貌和思想性格，尤其是潘金莲妒忌放肆的风姿，生动传神，呼之欲出。《红楼梦》的人物描写，继承了《金瓶梅》的一些白描手法。比如，在宝玉和宝钗的关系上，黛玉常常心怀疑忌。一次，宝玉看着宝钗的胳膊发呆，宝钗不好意思，转身要走，“只见黛玉蹬着门槛子，嘴里咬着绢子笑呢”（第二十八回）。笔触轻巧，摹影传神，黛玉的娇情妒态跃然纸上。再如，写凤姐饭后的神态是：“只见凤姐儿在门前站着，蹬着门槛子，拿耳挖子剔牙，看着十来个小厮们挪花盆呢”（第二十八回），显示出一派管家少奶奶的悠闲风度。写她被众人抱怨后的神情是：“凤姐袖子挽了几挽，跐着那角门的门槛子，笑道……”（第三十六回），表露了她要报复那些告发她克扣了月例的人的心理，笑姿里隐含着冷森森的杀机。不过，《红楼梦》对人物神态的描写，其简劲纯净处远远超过《金瓶梅》，它常常能于一字中见神韵。如宝玉被打后，“只见宝钗手里托着一丸药走进来”探望（第三十四回）。著一“托”字，神理毕露，它把宝钗自炫其情的心理“托”了出来，写得空灵活脱。这两部书，除直接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来刻画人物心理外，还常常透过人物富有特征性的神态动作来表现人物微妙的心理活动。如《金瓶梅》第七十六回王婆见潘金莲说人情和《红楼梦》第六回刘姥姥见凤姐打抽丰的描写，就是如此。这里，作者并没有直接写潘金莲、凤姐此时此地的心理活动，但我们从她们那华贵的装束、悠闲的神态、做作的声口，（四）通过别人议论，介绍人物的性格特征，自然逼真，富于生活气息。如《金瓶梅）第六十四回，写西门庆的贴身小厮玳安和药铺伙计晚间闲话时对西门庆及其妻妾六人的逐一品评，一席絮絮闲话道出了李瓶儿等的品行、为人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红楼梦》第六十五回，写贾琏心腹小厮兴儿在尤二姐家中一长一短问答贾府上下人等性情，小说中许多重要人物的性格特征，也都在一番“家常老婆舌头”中，“一时齐现”，读来颇有兴味。把细致的家庭陈设的描写和不同人物性格的刻划巧妙地结合起来，使之互相映衬，以突显人物形象，是《金瓶梅》的一个创造。小说写的人物居处，有太师府邸，有豪绅庭院，有唱妓居室，有伙计房舍，等等，无不贴合人物的身分地位和思想感情。如西门庆厅堂里那张“蜻蜒腿、螳螂肚、肥皂色、起楞的桌子”等不伦不类的陈设，显现他的无赖行径（第四十九回）；王六儿屋里挂着“张生遇莺莺”的吊屏儿，暗示她与西门庆的勾搭（第三十七间），碧霞宫道士吴伯才方丈里供者的“洞宾戏白牡丹”的图画儿，影指他藏蓄无耻之徒调戏妇女的恶行（第八十四回），都点缀得恰到好处，具有见微知著的艺术作用，室内陈设和人物性格是和谐统一的。而对王招宣府的描写则用了反衬的手法。王府后堂，供着他祖爷的“影身图”；朱红匾上书着“节义堂”三字，两壁“琴书潇洒”，左右泥金隶书一联：“传家节换同松竹，报国勋功并斗山”（第六十九回）；大厅正面“钦赐牌额金字，题曰‘世忠堂’”（第七十二回）。这一切，既庄严肃穆，显赫荣耀，又文采风流，清雅潇洒。然而，就在这堂皇的招宣府中，西门庆与林太太却干着肮脏的勾当。这样用庄重的陈设来反村人物的恶德败行，在感情上有一种辛辣的抨击力量。这两种描写手法，《红楼梦》也都用到了，而且更为摇曳多婆，各臻其妙。它把室内陈设与人物性格熔铸为一体，几乎一匾一联、一书一画、一花一木，都鲜明地体现了人物的性格和志趣，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如探春住的秋爽斋，屋宇高大轩敞，陈设阔朗疏落，表达了她高雅潇洒的生活情趣，“恰合探春身分”。宝钗是个素喜“雅淡”的“老成”人，所以她的住屋如同“雪洞一般”，是那样朴实素净。黛玉住的潇湘馆，室外翠竹夹路，布满苍苔，有巧舌的鹦鹉，有垂地的湘帘，这些无不体现了她因寄人篱下而多愁善感、孤高自许的性格特征。尤其是第五回秦氏卧房的陈设，用笔很有深意。作者着意描写了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秦太虚书的“对联”，以及那些“宝镜”、“金盘”、“木瓜”、“宝榻”、“连珠帐”、“纱衾”、“鸳枕”之类的器物摆设，意在借用这些历史上有名的“香艳故事”以“设警调侃”，从侧面烘染秦氏的堕落，揭露贾府糜烂的生活。（六）通过别人的观察来描写人物的仪容，被描述的人好像一幅肖像画悬挂那里，任人观赏揣摩。如《金瓶梅》第九回写西门庆娶潘金莲到家，潘金莲对吴月娘等人的观察；《红楼梦》第三回黛玉初到贾府，与迎春、探春、惜春三姊妹见面时的描述，就非常相近。两者都写得自然从容，先由别人的眼睛画出一个人物的轮廓，在以后的描写中，再断断续续加以“点染”，使人物形象逐渐充实起来，活动起来。（七）用谶语式的方法隐括人物的行径，暗示人物的归宿。这种方法在前代小说，如《水浒传》中虽已用过，但总觉与情节游离，而不如《金瓶梅》、《红楼梦》那样贴合自然。如《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好了歌注》所说一些人物的荣枯悲欢、第五回太虚幻境中的《十二钗图册判词》和《红楼梦十二支曲》注定的一些人物的命运、第二十二回“春灯谜”巧隐的一些人物遭遇，众所周知，自不待言。需指出的是，这些描写都同《金瓶梅》的有关章节相仿佛。《金瓶梅》第二十九回写吴神仙给西门庆和吴月娘、潘金莲等人相面、算命，为每人念了四句诗，而每首诗实际就暗隐着他们各自的行径，预示了每人的结局。第八十四回西门庆出殡，报恩寺朗僧官起棺、念偈文，说西门庆一生始末，即有如《好了歌注》。“我读《金瓶梅》，读到给众人相面，鉴定终身的那一回，总是赞赏不已。现在一读本回，才知道那种赞赏委实过分了。《金瓶梅》中预言结局，是一人历数众人，而《红楼梦》中则是各自道出自己的结局。教他人道出，哪如自己说出？《金瓶梅》中的预言，浮浅；《红楼梦》中的预言，深邃。所以此工彼拙。”综上所述，说《红楼梦》继承了《金瓶梅）》描写人物的某些表现方法，当是可以肯定的。当然，继承不是机械模仿，更不能像阚铎那样得出“《红楼》全从《金瓶》化出”的怪说。因为无论从人物性格的真实性、典型性来说，还是从人物形象所体现的时代风貌和社会本质来说，《红楼梦》都较《金雁梅》有很大的发展。小说开宗明义第一回，曹雪芹就提出了自己典雅塑造的现实主义原则，强调要根据“自己半世亲堵目闻”，“追踪蹑迹”，艺术地慨括现实人生的“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写出“新奇别致”、令人“换新眼目”的艺术典型。正因为如此，《红楼梦》里每一个主要人物形象都非常真实丰满。他们的思想性格，既有深远的历史渊源，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生活烙印。像宝玉的偏僻乖张、黛玉的多愁善感、宝钗的藏奸守抽、凤姐的贪婪狠毒，等等，都表现了社会生活中某一方面的内容，而《金瓶梅》虽然也写了一些主要人物的性格的复杂性，但与《红楼梦》相比仍嫌浮浅单调，易见底里。主要是，作者还没有深入膜里，挖掘出深藏在人物性格中的内在本质，没有烛幽索隐，写出人物心理思想与举止动作的深曲的联系。比如潘金莲的心直口快、西门庆的“仗义疏财”，人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给读者以人物性格直接浮现于表面的感觉。从典型塑造的手法来看，除上述种种以外，《红楼梦》还善于从多重矛盾的历史发展中，细致入微地揭示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这样，在前八十回中，人物的思想尽管有变化，有发展，但其性格的主导方面，始终是统一的。人物感情的脉络，思想的轨迹，纤细可辨。而在《金瓶梅》中，一些主要人物的性格如李瓶儿则前后矛盾，几乎分裂为两人。再从作者对其笔下人物的态度来看，《红楼梦》能够严格按照生活发展的客观规律来刻画人物，作者有爱憎，有褒贬，但行文不动而色，如实写来，不加藏否，由读者评断；而不像《金瓶梅》那样，在叙述中，不管有无必要，作者喜欢横加议说，画外定音，结果难免有些画蛇添足，割裂了人物形象。
《红楼梦》对《金瓶梅》的继承关系，在语言上也表现得非常明显。我国古典长篇小说语言的通俗化有个发展过程。早如《三国河义》是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写成的，比较简洁、明快，但不很通俗。到了《水浒传》乃全用语体文写成，并熟稔地运用了方言土语，富于生活气息，创造了通俗、生动的文学语言；缺点是有时间杂一些生僻方言，读来难免有造作之感。《金瓶梅》的文学语言有了发展。它运用日常的生活语言来叙事状物、传神模影，显得平实朴素，生动流畅，具有一种爽朗泼辣的风格。如第七回写孟玉楼要嫁给西门庆，母舅张四劝她改嫁尚推官儿子的一段对话，以及孟玉楼出嫁、张四出来阻拦、孟玉楼寡婶杨姑娘与张四的一段对骂，莫不绘声绘色，痛快淋漓，平直写来，孟玉楼的伶牙俐齿、张四的图财无理、杨姑娘的气急败坏，一一活跃纸上。论者以为《金瓶梅》“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读之，但道数语，便能默会为何人”（《在园杂志》卷二），洵非虚语。作者的叙述语言，有的细致铺排，有的粗笔勾勒，也颇生动畅达。此外，《金瓶梅》还采用了大量方言俗语，据张竹坡评本所附《趣谈》辑录，书中精彩口语有六十余条（实际还要多）。这些口语的运用，有的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这就增强了小说的形象性和现实感。其中有些词语，是人们生活经验的总结，富有哲理意味。当然，《金瓶梅》有些语言未经仔细提炼加工，因而显得芜杂重复，不够精萃。这是它的缺点。如写妇人见人，常常是“花枝招展，绣带飘飘，向XX X磕了四个头”，同样的词语，反反复复，用了十六七次。有的描写不合事体情理。有人曾指出：《金瓶梅》“文笔拖查懈怠，空灵变幻不及《红楼》，刻画淋漓不及《宝鉴》。”（邱炜萲《客云庐小说话》）道出了《金瓶梅》语言运用的一些缺点。《红楼梦》的语言运用，吸取了《金瓶梅》的优点，避免了它的缺陷。同样的一些日常用语，在《金瓶梅》中，有的用意平平，有的不过增加了一点语言的生动性；而《红楼梦》则用得非常贴切、准确，符合人物的身分地位，并能揭示出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读来不仅生动活泼，而且意味深长，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如“乌眼鸡”一词，在《金瓶梅》中凡三见，出诸潘金莲之口，比喻西门庆对她“不待见”的态度。一是凤姐打趣宝玉和黛玉拌嘴斗气时的神情（第三十回），除表现了凤姐说话的风趣外，尚不见新奇；一是探春悲叹贾府内部的争斗，对尤氏说：“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第七十五回）这里的比喻，神奇别致，戛然生新，它形象地揭露了贾府内部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并且，这话出自“才自精明”、对自已家族命运忧心如焚的探春之口，其含义就更为深沉。又如“千里搭长棚，没个不散的筵席”这一俗语，《金瓶梅》三次用到，也不见新奇；而《红楼梦》用它时，却有一种“追魂慑魄”的力量，那是第二十六回丫头小红对佳蕙说的：“也犯不着气他们。俗话说的好：‘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谁守一辈子呢？”有人以为这是全书的“谶语”，它预示了贾府的“树倒猢狲散”的下场，已“无可挽回”。黛玉教香菱学诗时，曾说过：“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紧。”（第四十八回）这可借以说明，《红楼梦》虽然袭用了过去文学作品中的一些词语，但能翻旧换新，把它融化到自己的创作中，赋予新的内容，语同意异，不落旧套。实际这已是一种创造，而不是简单的借用。我们说《金瓶梅》的语言对《红楼梦》有很大影响，当不只指一些词语的沿用，主要指它们语言的艺术表现。过去有人说：“所谓俗者另为一种语言，未必尽是方言。至《金瓶梅》始尽用鲁语，《石头记》仿之，而尽用京语。”（蛮《小说小活》）两书比较看来，《红楼梦》善于通过纯粹的家常絮语来描写人物对话，刻画人物性格的表现手法；通读全书，使人感到自然生动的语言风格等，这些，都同《金瓶梅》有某些近似处。特别是一些人物对话时的语态常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如《红楼梦》第三十一回翠缕与湘云关于“阴阳二气”的一段对话，同《金瓶梅》第八十八回小玉同吴月娘关于“佛爷儿女”的一段笑谈，两段描写，语态酷似，神情宛肖。当然，总的说来，《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成就是远远超过了《金瓶梅》的。因为，它的语言不仅自然畅达，并且纯净洗练、准确活泼，而又丰富多样、富于表现力。
同一人物的语言，常因时因地而异，不重复，不滞涩，处处描摹，恰如其人，所谓“同处见异，自是名家”；而不像《金瓶梅》那样，有些人物的语言，前后重复，失去新意。如应伯爵的插科打诨总不外那几句话，就不免流于程式。还有，《红楼梦》的描写和叙述语言，简洁朴素，“无一复笔，无一闲笔”（诸联《红楼评梦》），但又笔致斐亹，神情酣畅；而不像《金瓶梅》那样，有的描写过于琐屑，有的叙述失之拖沓。
从《金瓶梅》和《红楼梦》的思想局限也可见出两书的密切关系。《红楼梦》的思想局限，最突出的表现是在描写宝黛爱情悲剧和贾府衰亡时，流露了一种虚无主义的色空观念和轮回报应的宿命论思想。这些思想的产生，除有着阶级的、时代的原因外，与前代文学的消极影响，特别是《金瓶梅》的影响也不无关系。《红楼梦》第一回云：“篇中间用‘梦’‘幻’ 等字，却是此书本旨，兼寓提醒阅者之意。”接着又提出那著名的“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十六字“色空”说。对些地方，一方面不能看死，像过去一些论者那样把《红楼梦》的主题思想说成是宣扬“色空观念”，演化佛教教义，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作者常常用这种思想来解释书中所描写的各种社会现象和人物性格，致使一些人物和情节往往蒙上一层悲观失望的阴翳。小说第五回更把贾府的衰亡归结为“宿孽总因情”，说什么“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这种解释，不能看作只是作者有意设置的“掩盖”政治斗争的一种烟幕；应该承认它反映了作者世界观中落后的一面。这种思想依稀有《金瓶梅》的投影。在《金瓶梅》一百首回前诗词和格言中，有三十多首直接宣扬“功名盖世，无非大梦一场”、“善恶到头终有报，高飞远走也难藏”的虚无思想和因果报应的无稽之谈。小说第一回，作者开宗明义就提出“色情”之说，认为“‘情’‘色’二字，乃一体一用”，“仁人君子，弗合忘之”；进而表明《金瓶梅》这部书，就是要写一个“虎中美女”的“风情故事”，说“贪她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她的，丢了泼天閧产业”。因此，“奉劝世人，勿为西门庆之后车”（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红楼梦》把秦可卿看作贾府“败家的根本”，与之何其相似。再有，《金瓶梅》在描写薛姑子演诵金刚科时（第五十一回）、吴道官迎殡悬真时（第六十五回）、黄真人炼度荐亡时（第六十六回），以及五台山行脚僧念词时（第八十八回），都赤裸裸地宣扬了虚无主义的色空观念。特别是薛姑子的唱词，历数人世的种种荣枯悲欢，宣扬了人生无常、万境归空的情调，《红楼梦》中《好了歌》和《好了歌注》流露出的空幻思想，与此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金瓶梅》是通过道土尼姑的嘴直接进行说教：而《红楼梦》则把这种观念熔铸到人物形象之中，成为他们复杂的思想性格的一个组成部分。小说一开始，就说贾府已“运终数尽”；之后，又通过秦可卿死后向凤姐托梦，把封建家族的衰败解释为“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这些描写，同样在《金瓶梅》中也可找到它的蛛丝马迹。《金瓶梅》里，诸如“万事从天莫强寻，天公报应自分明”、“富贵贫穷各有由，只缘分定不须求”等等说教，连篇累牍。尤其是西门庆因纵欲得病时，作者忍不住插嘴议论：“乐极悲生，否极泰来，自然之理。西门庆但知争名夺利，纵意奢淫，殊不知天道恶盈，鬼录来追，死限临头。”（第七十八回）这里，所谓“自然之理”，就是“世运代谢”的天理循环论。而西门庆临死时，吴月娘得了一梦，梦见“大厦将颓，……攧折碧玉簪，跌破菱花镜”。吴神仙圆梦说，这是预兆西门庆将死，妻妾将离散，“造物已定，神鬼莫移”。突出表现了作者的天理循环论思想。当然，世界上的事物是丰富的复杂的，一部作品所表示出的生活图景，常常要比作家自己对它的认识和理解开阔得多，深远得多。马克思说过：“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只是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对《金瓶梅》和《红楼梦》思想局限的认识和评述也应如此。
如果要把《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影响一一覙数清楚，是不容易的。我们只能举其荤荤大者，评述如上，以说明《红楼梦》对《金瓶梅》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这样来论述，或许会引起一些《红楼梦》爱好者的惊异，以为这是抬高了《金瓶梅》的地位，贬低了《红楼梦》的价值。其实，从前面的初步论述（有的或有附会之嫌），似已说明《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巨大影响是客观存在，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它。这才是科学态度。不能因为喜爱《红楼梦》，就把一切都说成是它的独创。整个文学发展的历史是一个不断继承、不断革新的过程。从我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发展来看，如果没有《金瓶梅》在选材、语言，以及艺术手法等方面作了许多可贵的探索和准备的话，一下子就产生《红楼梦》这样一部继往开来的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恐怕是不可想象的。过去的一些论者，有见乎此，曾作过不少论断，来说明这两部书的关系。有的赞之曰：《红楼梦》“本脱胎于《金瓶梅》，而褻嫚之词，淘汰至尽。……非特青出于蓝，直是蝉蜕于秽。”（诸联《红楼评梦》）有的把《红楼梦》看作是“暗《金瓶梅》，故曰意淫”。（张新之《妙复轩评石头记》）有的以为《红楼梦》“从《金瓶梅》脱胎，妙在割头换象而出之”（张其信《红楼梦偶评》）。有的肯定：“论者谓《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乃《金瓶梅》之倒影云，当是的论。”（《小说丛话》曼殊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见解，有的颇具见地，有的比较平庸，有的似嫌偏颇，有的难免迂腐。但他们都认为《红楼梦》同《金瓶梅》有着明确关系，则是不言而喻的。既然《红楼梦》同《金瓶梅》在题材、构思，和表现手法上有许多近似的地方，是事实；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和评价这种现象呢？是机械地模仿吗？当然不是。在文学史上有这种现象：一篇名著问世后，一些人亦步亦趋，竞相仿效，结果写出的东西常常只是重复别人的创作，缺乏变化，没有新意。这是曹雪芹万万不取的。他在《红楼梦》第一回就提出文学作品应当写得“新奇别致”、“另出已见”、“不蹈袭前人套头”的创作主张。脂评也指出：“开卷第一篇立意真，打破历来小说窠臼。”《红楼梦》的创作实践了他的这一创作主张。那么，曹雪芹是否完全拒绝继承和借鉴前人的传统呢？当然也不是。脂砚斋批语，就有四十余处明明白白提及《红楼梦》与前代文学的关系，其中有小说、戏曲，也有诗赋、史书。说“文字不反，不见正文之妙，似此应从《国策》得来”（第三回）；说“连用几‘或’字，从昌黎《南山诗》中学得”（第十七回）；说“妙极，用《洛神赋》赞洛神，本地风光，愈觉新奇”（第四十三回）等等，不胜枚举。以上我们从六个方面对《红楼梦》和《金瓶梅》的关系，作了一些初步探讨和分析，这当然是很浮浅的，姑为引玉之砖而已。
文章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本文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后收录于《金瓶梅研究》高等院校社会科学学报论丛（3），1984，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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