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徐汉明：习近平“网络强国”重要论述及其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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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汉明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王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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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行政法上关于“瑕疵”的理解存在狭义与广义之分。能被补救的行政行为瑕疵，限于“行政上微小的缺点”，且仅限于行政行为在实施程序方面的瑕疵（即程序瑕疵），及在事实与证据方面、规范依据方面的瑕疵（属实体瑕疵）。面向程序瑕疵与实体瑕疵的补救机制，分别为补正制度与理由之替换，二者均产生治愈行政行为违法性的效果。但行为意义上的替换理由不等于结果意义上的理由之替换：前者仅在一定范围内才产生治愈违法性的效果。在我国，补正行政行为程序瑕疵的时点被限于提起行政诉讼前，一旦进入诉讼阶段，补正的效果将被推翻。事实与证据、规范依据都属于可以为行政行为合法性提供支持的“理由”，适用理由之替换将面临三项限制：用作替换的证据必须在行政行为作出时就已被收集；不得因替换证据而架空法定的陈述意见程序或听证程序；不得因替换证据或规范依据而改变行政行为的同一性。

【内容摘要】 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由信息文明向数字文明社会转型跨越的大趋势，破解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网络“法福利”需求的供给不充分、不平衡难题，弥补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直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构建全球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网络强国”重要论述产生发展的坚实社会基础、浓烈现实需求及深刻国际背景。习近平“网络强国”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包括“时势论”“布局论”“性质论”“驱动论”“融合论”“命门论”“安全论”“治网论”“体系论”“增量论”“人才论”“共赢论”“保证论”。习近平“网络强国”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基本原理的继承和发展，是对新中国 70 年科学技术现代化理论、制度与实践的创新发展，是新时代实现由“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伟大跨越的“行动指南”。

【关键词】 网络强国  智慧社会  国家战略  核心要义  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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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人类社会文明发展步入以 AI 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围绕“网络强国”战略实施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范畴， 新论断、新命题，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内容丰富、体系完备、具有成熟哲学方法和鲜明实践面向的习近平“网络强国”重要论述，成为新时代加快推进“网络强国”战略实施，实现由“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伟大跨越的基本遵循。

一、习近平“网络强国”重要论述

产生与发展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当今全球网络科技、信息技术、数字经济在对人类社会发展注入强大活力的同时，也给传统经济社会结构、社会秩序，乃至国家主权空间守卫及其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处在由传统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三重跨越同时并举征程中的当代中国，面临着由“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跨越，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由跟跑、并跑向领跑数字文明社会的战略目标抉择、路线图的描绘与实施时间表的谋定。这场宏大磅礴的“网络强国”实践需要科学理论引领与磅  礴力量支撑。习近平“网络强国”重要论述，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亿万人民推进网信事业跨越式发展，实现由“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迈进的重大成果，而且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体人民有效应对波谲云诡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布局的方向引领。这一理论体系不仅深刻地诠释了中国特色互联  网发展道路、制度、文化、实践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而且其萌发、产生、发展具有客观的社会基础、急迫的现实需求、鲜活的实践导向及复杂的国际背景，使之成为新时代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须臾不可分离的厚重社会物质生活及文化条件。

（一）顺应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向智能社会转型跨越的大趋势是习近平“网络强国”重要论述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基础

“网络强国”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是当代中国在实现由传统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三重跨越同   时并举进而向着数字文明社会跨越征程中的重大战略目标选择及其实践展开的。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进程可概括为实现了“三个转型跨越”、办成了“三件大事”、创造了“三大文明”，正向着第四次工业革命跨越，办成第四件大事，创造数字经济文明。这集中表现在：（1）由原始社会向传统农业社会跨越，创造农业文明。这一历史时段可追溯到人类始祖“露西小姐”至 1769 年。人类逐步学会利用自然资源，制造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骨器、陶器、青铜器、铁器等人力工具，经济形态由原始采集经济、狩猎经济、畜牧经济向传统农业经济跨越，创造了农业文明，其历经 320 万年之久。这一历史过程中古代中国给人类社会做出了伟大贡献，唐代（618— 907 年）成为首个世界科技活动中心，掀起了人类社会第一次世界级生产力高潮。（2）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跨越，创造工业文明。以 1769 年瓦特第一台单动蒸汽机问世为标志，人类社会逐步学会利用能量资源，制造能量工具，社会形态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跨越，创造了工业文明。其间，曾掀起了工业技术革命、化工技术革命、电力技术革命、高技术革命四次世界级生产力高潮，其历时仅仅 177 年。与世界发展趋势相悖的是，由于“闭关锁国”与封建专制所桎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次次同历史机遇擦肩而过，逐步沦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3）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跨越，创造信息文明。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与人文社会科学日益紧密结合，成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主要的驱动力。以“二战”后美籍匈牙利人冯 •  诺依曼制造电子计算机为标志，人类开始学会运用信息资源、制造信息工具，社会形态由传统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跨越，创造了信息文明，其历时仅 70 年，相继掀起了以核能技术、空间物理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微处理技术、IT 技术、新型材料技术为代表的六次世界级生产力高潮。（4）由信息社会向智能社会跨越，创造数字文明。以 2016 年 AlphaGo 战胜韩国围棋棋手李世石为标志，人类开始利用数字资源、制造数字工具，社会形态正在由信息社会向数字经济时代跨越，一个数字文明社会扑面而来。为此，习近平从顺应人类社会向数字文明社会发展大势，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时代前沿，作出了“四个前所未有”的判断，率先将“网络强国”战略置于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之中，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为实现由“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跨越提供了基本遵循。

（二）破解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网络“法福利”需求的供给不充分不平衡难题是催生习近平“网络强国”重要论述的现实需求

网络空间从社会物质属性上来说，不过是一种数字化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及社会资源的技术形态与人的行为形态的整合，仍是一种以“人—机”互动为内容的客观存在，其本质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和社会的本质”的基本论断。随着依靠网络开展教育、医疗、金融等社会活动成为主流方式，人们在物理空间的权利义务与网络空间的权利义务交叉重叠，产生了“数字人权”“数字财产”“个人信息保护”等新型权利，而网络“法福利”便是指现实社会“法福利”在网络空间的实现状态。梳理反思我国加入互联网与网信事业发展至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的曲折历程，可以发现在我国当代存在着网络“法福利”供给与人民群众需求不适应不充分难题，即城乡居民分享互联网发展红利存在互联网普及率低、城乡网络公共产品服务极不均衡等现象；技术霸凌给老年人生活起居、出行交友等基本生存保障带来困境；淫秽色情影视、图片、低俗文学作品的一度泛滥对青少年一代造成严重毒害；中西部与东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差距大，网络阶层歧视与数字鸿沟并存现象日渐凸显；网络集资诈骗等刑事犯罪严重坑害众多无辜网民，网络“法治飞地”现象较为突出；等等。为此， 习近平把保障人民网络权益，“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作为检验“网络强国”战略实施广度、力度、效度的根本标准，为开辟新时代人民群众通过网络实现美好生活追求的新 路子提供了智力支持。

（三）弥补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是习近平“网络强国”重要论述形成发展的实践需求

如何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最大增量”，在破解西方发达国家运用互联网实施“西化”“分化”迷阵的同时，全面防范化解互联网经济风险、意识形态风险、政治风险，乃至执政风险，是当下提升网络治理能力和法治化水平的关键所在。一方面，网络治理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即国际互联网的运用过程中呈现出国际网络风险与国内网络风险交织交错的状态；应对网络治理领域改革、政策、法律制度的滞后性成为网络社会领域矛盾激化、风险转化的催化剂；网络监管、执法、司法人员因互联网思维意识淡薄、应对方式“蛮”“粗”往往成为公共安全事件的“燃点”；人民群众对网络社会发展、权益保障、公共安全、法治需求的内在动力，与网络治理外在复杂性、掣肘性相伴随其全过程。另一方面，网络治理领域面临不少焦点问题，即西方霸权国家一直妄图利用互联网这一前沿阵地“扳倒中国”，试图通过网络推介所谓“普世价值观”，以教唆、策动、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策划“颜色革命”；对我国公权力机关、要害部位、重点设施、科研机构长期持续发动网络攻击，使互联网成为“热战”“暗战”“乱战”、严重威胁我国网络空间主权安全的前沿阵地；人工智能数据跨境流通、5G 智慧城市的泄露与滥用风险日益严重；互联网寡头与数字极权沆瀣一气，运用技术优势、资本优势形成数字霸凌与市场垄断，引发经济、金融、市场领域潜在与现实的系统性风险；等等。如何兴利除弊，用好互联网这把“双刃剑”？习近平将“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建设纳入确保执政安全、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安全的重要棋局，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的综合治网格局，使之成为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大增量”的行动指南。

（四）直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网络强国”重要论述产生发展的国际背景

制定和实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战略是有效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背景下国际局势波谲云诡的严峻挑战，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互联互通、共享共治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一方面，互联网技术引领和推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治理多元化、信息现代化加速发展，互联网领域发展不平衡、规则不健全、秩序不合理问题日益凸显。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互联网规则的制定权、主导权，利用信息技术破坏他国关键基础设施或窃取重要数据，运用“双重标准”“长臂管辖”，以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严重危害他国国家安全及其生存和发展利益。另一方面，以谷歌、英特尔、微软、苹果、元宇宙（Meta）为代表的互联网跨国垄断集团“数字极权”随意主导、破坏他国金融、经济等秩序，对其网络空间主权、信息主权造成严重侵害。作为步入世界舞台中央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如何携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有效应对国际“网络 霸凌”及其互联网风险挑战，使更多国家和人民分享互联网发展红利？习近平把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 体系变革、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贯穿于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之中，创造性地提出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成为这一大变局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优选择，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二、习近平“网络强国”重要论述

的核心要义

习近平“网络强国”重要论述具有丰富的内涵。这一鲜活理论体系始终围绕“什么是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战略”“为什么要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怎么样推进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全方位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实现由“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伟大跨越这三个基本问题展开。其核心要义包括十三个方面。

（一）“时势”论

习近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观察、分析和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实际问题，用以指导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改造。他从统领治国理政、治党治军、内政外交的大格局出发，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进行战略思考、系统谋划、顶层设计。一方面，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深刻地改变着全球经济格局、利益格局与安全格局，世界各国围绕网络空间发展主导权、制网权的争夺日趋激烈。世界权力图谱因信息化而被重新绘制，互联网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力量，能不能适应和引领互联网发展，成为决定大国兴衰的一个关键。另一方面，信息化同样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为我国抢占新一轮发展制高点、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提供了有利契机。习近平在洞察新一轮产业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之过程时，要求我们牢牢把握“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要素加速流动共享”的发展大势，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实现新的质的飞跃”；谆谆告诫各级党政领导和全体人民必须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不能有任何迟疑，不能有任何懈怠，不能失之交臂，不能犯历史性错误。这一系列新观点、新范畴，新论断、新命题，给由“网 络大国”向“网络强国”转型跨越指明了方向。

（二）“布局”论

习近平把“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建设置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中，作出了由“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跨越的一系列全局性、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决策，型构了网络强国“战略布局”观。（1）树立网络强国战略目标。信息革命不仅增强了人类脑力，为生产力发展带来了又一次质的飞跃，而且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产生深刻影响。习近平指出，“建设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强调必须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高度，把网信工作摆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来谋划，按照“五强要求”向着“五个方向” 前进，最终达成“五项目标”。（2)确立网络强国实施基本原则。如何实施网络强国战略？习近平提出了“坚持创新发展、依法治理、保障安全、兴利除弊、造福人民”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的确定与运用开辟了“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用新发展创造新辉煌”的新视野，拓展了让互联网始终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的新空间，筑牢了守卫网络空间主权安全的新屏障，设定了“让互联网更好造福社会，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的风向标。

（三）“性质”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网络强国”战略实施中的延伸与表达，贯穿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精髓，彰显了习近平“网络强国”重要论述的本质属性。（1）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习近平从分析当今世界信息技术创新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入手，强调要从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需要出发，给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2）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随着数字经济深入发展，习近平指出“大数据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大有可为”。针对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提出要坚持不懈地推动教育信息化，逐步缩小区域、城乡差异，让更多山沟里的孩子接受优质教育；针对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互联网服务供给不足等短板问题，提出要加大投入力度，通过互联网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让更多困难群众用得上网络，走得出更多的农产品。（3）让老百姓少跑腿、信息多跑路。针对公权力部门存在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习近平提出要加快推进电子政务，让百姓少跑腿、信息多跑路，解决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的问题，强调要始终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信息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人民群众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四）“驱动”论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实现“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与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战略同步推进的动力源泉。习近平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大势与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网信事业代表着新的生产力、新的发展方向，应该在践行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这包括：（1）以信息化带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习近平深刻分析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阶段性特征，指出其正处于同步发展、并联发展、叠加发展的关键时期，强调要将信息化提升到事关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高度，充分发挥其加速器、催化剂作用，整体带动和提升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2）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打通经济社会发展信息“大动脉”。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特点，习近平指出“新常态要有新动力”，要“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信息资源深度整合，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3）以科技创新驱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洞悉全球经济在新冠肺炎危机下持续走低的态势，指出“面向未来，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五）“融合”论

如何以信息技术创新驱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分享数字经济为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红利？习近平从把握信息化时代潮流、积极抢占制高点、赢得发展先机的高度提出推动信息化融合发展的系列观点。（1）信息化融合发展的性质及其地位。针对网络信息具有的跨国界流动特性，习近平指出，“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信息掌握的多寡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信息技术的本质特征在于“信息流成为引领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的先导力量。（2）信息化融合发展的目的。习近平在诠释推动信息融合发展之目的时指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构建产业体系的新支柱，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契机”，唯有如此才能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3）信息化融合的发展途径。如何拓宽信息化融合的新途径、新通道、新空间？习近平强调“要着力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他创造性地提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始终瞄准高科技创新的前沿，指出人工智能“将通过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重大需求的深度融合，改造经济社会活动各环节，推动经济社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跃升”。

（六）“命门”论

如何密切跟踪世界科技发展大势，牢牢把握住互联网核心技术的最大“命门”？习近平从是什么、为什么、如何做三个层面予以科学回答。这包括：（1）核心技术的重要地位。习近平敏锐地观察到世界主要国家均加速推进数字技术在产业发展中深度运用，一针见血地指出：“互联网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2）核心技术突破的根本目的。针对关键技术和设备上受制于人的难题，习近平强调要紧紧牵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实现国产自主可控替代计划，争取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实现‘弯道超车’”，构建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体系。（3）核心技术突破的具体路径。一是坚持制度优势。他结合新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成功突破“两弹一星”“航空航天”等科技创新的宝贵经验，强调要“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确定科技创新方向和重点、着力解决制约国家发展和安全的重大难题”。二是发展产业体系。他在洞悉核心技术竞争是产业体系竞争的要害时指出，“新一轮产业体系竞争已经打响，抓产业体系建设，要在技术、产业、政策上共同发力”。三是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相结合。习近平告诫全党全社会，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必须立足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相结合。四是积极推动核心技术成果转化，促进技术创新与技术应用同步发展。

（七）“安全”论

习近平从维护“总体国家安全观”入手，运用系统论的方法剖析网络安全风险对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等领域的深刻影响，将守卫网络空间主权、安全作为“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标准，指出“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1）坚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一体两翼”。习近平在剖析互联网发展规律时认为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他明确指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必须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2）筑牢网络安全“防火墙”。针对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发展存在的重发展轻安全、重建设轻防护“两重两轻”偏差，他要求全党全国人民不断强化网络安全意识，在头脑中真正筑起网络安全的“防火墙”，同时要求不断提高公共安全装备水平，构建公共安全人防、物防、技防网络。（3）防范化解网络安全风险。针对网络科技风险防范难题，习近平要求加强对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相关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研究，建立健全保障网络技术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和伦理道德，为构筑防范和有效应对网络安全风险“法治堤坝”提供了行动指南。

（八）“依法治网”论

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如何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语境下将网络治理纳入法治体系？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这包括：（1）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针对网络空间违法乱象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指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明确要求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2）加快网络立法进程。针对“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量子科技”等新兴领域立法空白问题，他要求抓紧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针对暴露出的互联网寡头、网络垄断打压弱小企业、压制创新创业等新情况、新问题，他明确要求依法监管互联网金融、打击网络垄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3）加强互联网执法力度。针对网络违法犯罪频发现象，习近平要求加大互联网执法力度，持续形成高压态势，同时深入开展网络安全知识技能宣传普及，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针对跨国网络领域违法犯罪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发，挑战我国网络空间主权以及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习近平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政府的鲜明立场，指出“不论是网络商业窃密，还是对政府网络发起黑客攻击，都是 违法犯罪行为，都应该根据法律和相关国际公约予以打击”。这集中彰显了在网络空间主权领域 坚守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统一的中国立场与“中国智慧”。

（九）“体系”论

习近平在系统总结我国加入国际互联网以来网络治理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系列观点：（1）坚持齐抓共管、良性互动综合治网格局。针对长期以来存在的“九龙治水水成龙”尴尬现象，习近平提出中国特色“治网模式”的制度优势在于“齐抓共管、良性互动”，即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作用、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管责任、网信企业的主体责任、主管部门与企业密切协作协调责任，从而扭转了一个时期以来网络领域乱象环生的被动局面。（2）压实互联网主体治理责任。习近平指出必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主流媒体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牢牢掌握舆论场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充分发挥共青团、妇联、工会、学校的旗帜和引导作用；加强互联网行业自律，压实互联网企业的主体责任，同时调动网民积极性，动员各方面力量参与治理，最大限度把文艺名家、积极分子、新媒体意见领袖等网络新兴群体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3）全方位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习近平提出，要从坚持系统性谋划、综合性治理、体系化推进入手，逐步建立起涵盖领导管理、正能量传播、内容管控、社会协同、网络法治、技术治网等各方面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全方位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

（十）“增量”论

习近平在对我国网信事业发展中的“阻力”“压力”作出精准研判时，把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打造网络空间精神家园作为打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攻坚战。（1）互联网是意识形态斗争主战场。习近平在深刻解析历史上进行伟大斗争一般规律时谈到，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他进而指出，“互联网是舆论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2）适应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发展变化。针对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发展所带来的新变化，习近平多次谈到，数以亿计的人在通过互联网获得信息，人在哪里，新闻舆论阵地就应该在哪里。为此他指出，宣传思想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要随之变化。（3）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开展舆论斗争。针对互联网领域一度呈现贬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负能量”现象，他要求必须增加正能量，敢抓敢管，敢于亮剑，有理有利有节开展舆论斗争。（4）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习近平一再告诫全党尤其是宣传文化思想战线的领导同志及工作者，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要最大范围争取人心，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各自优势，着力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

（十一）“人才”论

习近平从“网络强国”战略布局入手，领导和推动制定网络人才发展规划、路线图和时间表。（1）网络人才的战略地位。习近平将网信人才力量作为“网络强国”战略的根本保障，强调要“把人才资源汇聚起来，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强大队伍”。（2）转变人才观念，树立人才思维。针对一些领域、部门不同程度地存在忽视人才现象，习近平指出既要重视资本，更要重视人才，提出涉及人才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网信领域要先行先试，抓紧制定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的办法。基于互联网领域技术密集、更新速度快的特点，习近平强调“要树立人才思维，为人才发挥聪明才智创造良好条件，营造宽松环境，提供广阔平台”。（3）慧眼识才，不拘一格降人才。针对互联网主要是  年轻人的事业，互联网人才不少是怪才、奇才这一情况，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慧眼识才、爱才惜才，要不拘一格使用人才；他还提出把培养网络人才纳入国民高等教育体系，强调“要请优秀的老师，编优秀的教材，招优秀的学生，建一流的网络空间安全学院”。（4）加快人才管理体制机制改革。针对国外“旋转门”等制度优点，习近平提出要鼓励支持国内科研院校、网信企业吸引海外高端人才，对待特殊人才要有特殊政策，让作出贡献的人才拥有应有的成就感、幸福感和获得感。这一系列新观点、新举措为打造网信事业人才队伍开拓了新视野。

（十二）“共赢”论

如何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呈现国际权力格局变化，回应全球网络治理秩序的张力？习近平从构建共商共建、共治共赢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大视野出发，向全球发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倡议，提出了系列观点。这包括：（1）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和平安全。习近平深刻指出，“现实空间存在战火硝烟、恐怖主义、违法犯罪等问题，网络空间不应成为各国角力的战场与违法犯罪的温床”，他一再呼吁世界各国应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和平安全。（2）重塑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针对西方少数发达国家主导互联网根服务器等关键设施所呈现的技术霸凌、话语权独占的现状，习近平以东方大国领袖的宽广胸襟与政治智慧，率先提出国际社会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 建设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提出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四项原则”与“五点主张”。（3）深化网络空间国际合作，争夺发展制高点。针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习近平表示，“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担起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激发数字经济活力，增强数字政府效能，优化数字社会环境， 构建数字合作格局，筑牢数字安全屏障，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系列论述为让更多国家和人民搭乘信息时代的快车、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

（十三）“保证”论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是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成功秘诀。习近平从过好互联网关与长期执政关，确保执政安全、制度安全、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提出了系列观点。这包括：（1）推进党领导网信工作体制机制改革。他一再要求，加强党对网信工作的坚强领导，必须将网信体制改革纳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整体布局之中，改网信工作领导小组为委员会，建设科学完备、职能优化的网信三级工作体系，形成全国“一张网、一盘棋”。（2）坚持党管互联网、党管媒体，管好用好互联网。如何解决好管网治网“本领恐慌”问题，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管好用好互联网？习近平深刻指出“互联网管理是一项政治性极强的工作”；网信部门须把讲政治作为第一位要求，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始终坚持党管媒体；各级领导干部要学网、懂网、用网，谋划、引导、推动互联网发展，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的三条标准。（3）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习近平创造性地挖掘中国数千年治国理政的优质基因，认为其在于“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为此他形象地比喻说，“网民是草根，那网络就是草野”，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经常上网看看，潜潜水、聊聊天、发发声，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为此，中央有关机关在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时遵照习近平的指示，运用网络公开征求社会各方意见和建议，收到了显著效果。上述新观点新论断型构了“网络强国”战略政治“保证”论。

三、习近平“网络强国”重要论述

的价值体现

习近平“网络强国”重要论述不仅具有高屋建瓴的理论思维、遵循规律的发展思维、哲理厚重的辩证思维之理论品质，而且呈现实践性、时代性、科学性的总体性特征。这些重要论述根植于建设“科技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生动场域，取材于“新动能引领新发展”的成功范例，凝结着亿万人民齐心协力地扼住高科技于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安全、经济更高质量发展、政府更高效率管理、人民更高品质生活、对外更高水平开放、网络综合治理能力更高实效之“命门”。其时代性集中体现在人类文明演变发展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条件下，全球风险治理迫切要求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其科学性集中体现在当代中国向着数字文明社会发展道路、制度、文化及实践的本质和规律之总结，具有遵循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之规律，释放这一理论体系磅礴伟力并展示其引领由“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跨越之魅力。这些重要论述的价值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基本原理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列宁主义诞生于人类社会由传统农业向传统工业跨越、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发展的 19 世纪中后期至 20 世纪之初。他们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过程中形成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系列经典观点。这包括：（1）关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相互作用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科学技术与劳动生产力的关系时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大判断，指出科学技术是“知识形态”生产力，在参与社会生产实践的过程中通过生产工具的发展而逐步转化为“物质形态”生产力，推动社会技术革命不断发展。（2）关于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进步革命性力量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将机器作为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革命化因素的基础上，把科学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3）关于科学技术风险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与科学技术关系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变成运用于实践的科学”；“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因而不可避免地因其资本属性而存在以资本为导向、忽视社会公共利益的风险与弊端。（4）关于科技发展应为广大劳动人民谋福利与培养科技人才的观点。列宁在揭示发展科学技术目的时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机器和其他技术改进应该用来减轻大家的劳动”。他始终重视改造旧知识分子进而培养劳动人民专家的工作，指出“工人们一分钟也不会忘记自己需要知识的力量……在追求知识方面表现出非常大的热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基本原理，深刻揭示了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螺旋式上升发展中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在穿越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并向第四次工业革命跨越的当代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习近平“网络强国”重要论述源于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基本原理，是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二）新中国 70 年“科学技术现代化”理论、制度与实践的创新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本原理及其“东方补充模式”的理论与列宁“新经济政策”，同新生人民政权创建与巩固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其后，毛泽东同志深刻地认识到科学技术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指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正式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开展“技术革命”的动员令，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要把党的工   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的战略任务。此外，他在 1956 年首次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出并向世界庄严宣布新中国“向现代科学进军”的计划。步入 20 世纪  80 年代，如何适应高科技迅猛发展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重大机遇与风险挑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纳入“三步走”宏观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形成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系列观点，强调要坚持信息开放发展，保障信息安全，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相继提出了“加快发展我国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将自主创新、科技人才、掌握核心技术作为赢得发展主动权关键等观点。这一系列新观点新举措共同构成了习近平“网络强国”重要论述的实践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出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建设之道。围绕网络法律制度体系创建，型构了以宪法授权性规定为根本，以保护网络空间主权、安全，保障国家大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权益、未成年人网络权益，规范电子商务活动，防范人工智能社会风险、网络平台责任风险等为核心内容的网络治理法律制度体系。围绕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引领，在“新冠”疫情大背景下，数字经济突破了与实体经济、服务经济三分天下的格局，成为未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

（三）新时代向着实现“网络强国”伟大跨越的“行动指南”

习近平“网络强国”重要论述的形成与发展折射出对波谲云诡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变革、国际秩序调整的深刻认识，揭示了中国近现代错失两次工业革命与三次危机变局的历史沉痛教训与成功秘诀之谜底，总结了“中国之治”由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新征程中有效应对国际风云  变幻，实现“于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三次伟大跨越的历史经验。第一次于危机中“育新机”“开新局”——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与“变局”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应对和化解西方少数发达国家的武装侵略、经济与科技封锁之“危机”，育“现代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建设之“新机”，开创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之“新局”，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第二次于危机中“育新机”“开新局”——面对20 世纪 80、90 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 150 年来最低潮之“危机”与“变局”，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抢抓 20 世纪 80 年代经济全球化浪潮迅猛兴起之“新机”，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了建成小康社会“三步走”的第一步目标之“新局”，产生了 20 世纪后期至 21 世纪之初 30 年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第三次于危机中“育新机”“开新局”——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于波谲云诡的国际风险挑战与“新机”之中，率领亿万人民群众开创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之“新局”，产生了 21 世纪伟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标志性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习近平“网络强国”重要论述，开辟了数字文明时代由“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跨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育新机”“开新局”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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