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的艺术即经验论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年10月20日－1952年6月1日），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也是机能主义心理学和现代教育学的创始人之一。如果说皮尔士创立了实用主义的方法，威廉·詹姆斯建立了实用主义的真理观，那么，杜威则建造了实用主义的理论大厦。他的著作很多，涉及科学、艺术、宗教伦理、政治、教育、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诸方面，使实用主义成为美国特有的文化现象。约翰·杜威在学术生涯中，曾先后于美国密歇根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长期任教，并在哥伦比亚大学退休。 杜威一生推崇民主制度，强调科学和民主的互补性，民主思想是他众多著作的主题。 与此同时，他也被视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教育改革者之一。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期间，他还创立了芝加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作为他教育理论的实验基地，其太太担任学校校长。杜威的思想曾对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教育界、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也曾到访中国，见证了五四运动并与孙中山会面，培养了包括胡适、冯友兰、陶行知、郭秉文、张伯苓、蒋梦麟等一批国学大师和学者。 杜威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最著名的学者之一，2006年12月，美国知名杂志《大西洋月刊》将杜威评为“影响美国的100位人物”第40名。

一、实用主义思想家的美学

虽然按传统的观念看,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美学家, 但他于1934 年出版的《艺术即经验》, 使他在20 世纪美学史上占据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位置。为了能充分地认识他的美学思想, 我们首先要尝试解决两个问题: 什么是实用主义? 什么是杜威的实用主义美学?

在词源上, 实用主义 ( Pragmatism) 是从希腊词 πραγμα 派生出来的, 意思即是行为、行动。它是产生于19 世纪70 年代的一种现代哲学派别, 是诞生于美国本土的最具影响力的哲学思潮, 甚至一度被视为美国的半官方哲学。对美国社会的法律、政治、教育、社会、宗教和艺术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哲学思潮的早期代表主要有三位学者, 分别为: 皮尔士、詹姆斯、杜威。虽然美国著名学者威廉·詹姆斯 ( William James, 1842—1910) 在1898 年的一篇题为《哲学概念与实际结果》的文章中, 是第一个在正式出版物里使用“实用主义”这个词的人, 但他把发明这个词和它所代表的哲学原则, 归功于查尔斯· 皮尔士 ( 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 。因为于1871—1874 年间在哈佛大学进行活动的“形而上学俱乐部”, 被认为是美国第一个孕育实用主义思想的组织。俱乐部的主持人是后来被认为是实用主义创始人的皮尔士。在参加这个俱乐部的讨论时, 皮尔士写了《信仰的整合》与《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晰》两篇文章。如今这两篇文章被认为是实用主义诞生的标志。

威廉·詹姆斯在实用主义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虽然他本人更倾向于使用“实践主义” ( Practicalism) , 但由于实用主义一词更为流行, 他也接受了这个事实。詹姆斯是美国心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 1875 年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他的成名作《心理学原理》概括了整个19 世纪的心理学, 被翻译为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等广为传播, 在国际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一名实用主义哲学的积极推广者, 詹姆斯撰写了《实用主义》一书, 为实用主义思想的崛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本书让人们对实用主义拥有一个基本认识具有重要作用。根据詹姆斯的解释, 实用主义其实并不是完全新鲜的事物, 西方思想的奠基者苏格拉底就是它的源头。因为实用主义代表一种在哲学上人们非常熟悉的态度, 即经验主义。它不同于一般的理论, 仅仅只是一种方法。[1]29这个方法也没有什么让人惊诧之处, 只不过是强调并不注重于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需的东西, 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在这个意义上, 实用主义是一种以经验为本的实验哲学而非由概念出发的理论哲学。在实用主义者看来, “理论成为我们可以依赖的工具, 而不是谜语的答案”[1]。

威廉·詹姆斯认为实用主义是理性主义的对立面。就像理性主义只有在抽象的概念面前才觉得舒服, 实用主义离开了经验事实就觉得不舒服。两者的根本差异体现于对“实在”的认识方面: 就理性主义而言, 实在一直就是现成的和完全的; 从实用主义立场讲, 实在则是不断创造的, 其一部分面貌尚待未来才产生。诚然, 詹姆斯关于实用主义的理解还带有他本人的特色。比如他认为, 实用主义和非实用主义的争执大半是系于究竟应该怎样理解真理这一点。而区别只在于: 实用主义者所说的真理, 只限于指观念而言; 理性主义这样的非实用主义者所说的真理, 一般都是指客体而言。[1]这与我国学者冯友兰的看法相符。他在总结实用主义的主要特色时写道: “实用主义的特点在于它的真理论。它的真理论实际是一种不可知论。它认为, 认识来源于经验, 人们所能认识的, 只限于经验。至于经验的背后还有什么东西, 那是不可知的, 也不必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无论怎么说, 人们总是不能走出经验范围之外而有什么认识。要解决这个问题, 还得靠经验。所谓真理, 无非就是对于经验的一种解释, 对于复杂的经验解释得通。如果解释得通, 它就是真理, 是对于我们有用的。有用就是真理。所谓客观的真理是没有的。”[2]需要补充的是, 实用主义的真理观意味着一种“效果论”。换句话说, “任何一种陈述, 它的真理就在于它的效果, 特别是好的效果”[1]188。

实用主义思想的第二代学者主要有: 唐纳德·戴维森 ( Donald Davidson, 1917—2003) 、理查德·罗蒂 ( Richard Rorty, 1931—2007) 、希拉里·普特南 ( Hilary Whitehall Putnam, 1926—) 、理查德·伯恩斯坦 ( Richard Bernstein, 1944—) 。但无论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 实用主义哲学阵营中最重要的人物非杜威莫属。只有杜威的思想, 最充分和强烈地体现了实用主义哲学的精髓, 尤其是对于实用主义美学而言。用美国学者舒斯特曼的话讲, “实用主义美学肇始于约翰·杜威, 而且也差不多在他那里终结”[3]10。这也就是为什么每当人们谈到作为一种哲学思想的实用主义时, 有意无意地都会想到杜威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 关于实用主义的两大问题, 最终都聚焦于杜威身上。这也是威廉·詹姆斯甚至曾把实用主义称之为“杜威主义”的原因。杜威的思想决定了实用主义思想的高度和在20 世纪哲学界的位置。有研究者指出, 如果深入认识了杜威思想的那种“深刻的简单”性, 那么我们将有充足的理由“把杜威与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一道, 视为20 世纪真正重要的思想家之一”[4]320。我认为这个评价十分恰当。为此, 我们对实用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美学的讨论, 有必要集中于对杜威思想的理解上。如果说皮尔士创立了实用主义的方法, 威廉·詹姆斯建立了实用主义的真理观, 那么杜威则建造了实用主义理论大厦。

约翰·杜威 ( John Dewey, 1859—1952) 诞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的杂货商家庭。位于新英格兰 ( New England) 的维蒙特 ( Vermont) 州的贝林顿 ( Burlington) , 那里的人民崇尚自由, 笃信民主制度。他于1879 年毕业于维蒙特大学, 尔后进入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师从皮尔士, 1884 年获博士学位, 此后相继在密执安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五四运动前后他曾来中国讲学, 曾经先后在北京、南京、杭州、上海、广州等地讲学, 促进了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要著作有《哲学之改造》《民主与教育》《自由与文化》《教育哲学》《追求确定性》《评价理论》《经验和自然》《经验和教育》《人类的问题》《艺术即经验》。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与皮尔士和詹姆斯既相关又有区别。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思想的主旨体现在这一观点中: “思维的唯一职能在于确立信念”, 认识的任务不是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 而是认识行动的效果, 从而为行动提供一种坚强的信念。作为皮尔士在霍布金斯大学的学生, 杜威赞同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只是一种方法而并非一种教条的见解。实用主义者所讲的方法是指进行哲学思考的特殊方式, 它并不拘泥于亚里士多德的主语- 谓语的逻辑形式, 而是试图改变思维方式, 为思维活动建立一种新的逻辑框架。这种思维方式不是就概念本身而论概念, 而是探究它会产生什么效果。但杜威更多的是沿着詹姆斯所改变的, 从功利主义的“效果至上”的原则出发的道路发展, 按照这一立场, 传统哲学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论争都被认为是无意义的形而上学之争。大写的真理被小写的真理所取代。

比如詹姆斯提出, 人的认识并无“先存的原型”。真理不是客观事物的“摹本”, 只是经验与经验之间的一种关系。一个观念是不是真理, 也不是看它是否符合客观实际, 而是看它是否具有效用。这样, 有用与无用便成为他划分真理和谬误的标准。换言之, “有用便是真理”, 这就是詹姆斯关于真理的根本观点。杜威主张, 真理只是我们完成任务的一种思想工具, 所以他的实用主义倾向于“工具主义” ( instrumentalism) 。这种“工具主义真理观”和詹姆斯的观点实质上是一致的。他也认为观念、概念、理论等的真理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符合客观实际, 而在于它们是否能有效地充当人们行为的工具。又比如詹姆斯明确提出了“真理即是善”的命题, 认为只要一个观念对人的生活有益, 它就是“真”的, 而且只要它是有益的, 它就是善的。杜威也认为真理、道德都不反映现实生活的事实和规律, 而是人根据自己的愿望、志向、信仰的发明和创造。道德和真理一样, 只具有实用的意义, 只是人应付环境的工具。这是一种以行为的实际效用为善恶标准, 把道德看作是应付环境的工具的道德理论。实用主义者认为, 道德就是“道德生活”“道德行为”, 不存在超越具体的道德实践的抽象的道德教条。因而他们把“道德境遇”作为分析道德的中心环节。他们指出在人的日常生活中, 只有当人处在疑难的境地, 并需要在各种价值不同的决定中选择时, 才会出现道德境遇, 产生道德问题。道德理论只能从每个具体的道德境遇中产生出来, 而且任何道德理论也只是行为的计划和假设, 是个人应付具体情境的临时措施。

传统哲学把认知的主体、经验者同被认知的对象、经验分开, 把精神和物质当作两个不同领域的东西。但詹姆斯和杜威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 试图利用“经验”这个曾被不同学派做过不同解释的概念来超越传统哲学的主客观对立的二元论。在他们的实用主义视野里, “经验”既不是主观的, 也不是客观的, 而是超越物质和精神的对立的“纯粹经验”或“原始经验”; 物质和精神都是对原始经验进行反省分析的产物, 主体和对象、经验和自然都是统一的经验整体中两个不同的方面, 它们不能脱离经验而独立存在。所以有研究者指出, 只有充分“理解‘经验’一词的意义, 可以得到通往杜威哲学的西北航道, 不能理解这一点, 就难免会遇难”。[4]67杜威强调经验的能动性, 他认为人适应环境的活动不同于动物消极被动地适应自然, 因为人有情感、意志和智慧, 他按照自己的意志利用环境, 使环境发生有利于人生的变化, 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 人同环境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经验, 不是单纯的记忆性的知识, 而是活动的、实验的, 是由现在伸向未来的过程, 是利用过去的经验, 变更现有的东西, 建设未来的更好的经验。对一般的实用主义者来说, 对象客体是意志从经验中切割出来的片断, 经验和认识的主体也不过是在经验中支配经验活动的意志、目的、兴趣和情绪等等而已。这就把人的意志作用绝对化, 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

按照杜威的看法, “经验”这个词具有暧昧性。它的通常含义是指零散的、非整体的, 不构成对经验事实的完整认识。但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经验”。它是一个单一、动态、完整的有机整体。这两种经验的差异就像孤立、零散、碎片化的“事件”, 和具有相对整体性的“故事”的区别。詹姆斯曾指出, 事物并非只是提供我们一些经验的碎片, 它还讲述一个故事。作为有生命的活动, 我们探究具有故事结构的事物, 它结束于矛盾冲突的解决, 而非客观的符合一致。[5]78真正有意义的经验就是类似“一个故事”的“一个经验”, 它并不是可以割裂的, 而是彼此相关的, 不仅与产生经验的情境相关, 而且经验自身就是一个绵延不绝的发展历程。经验在发生的先后顺序上是相关的, 不仅是相关, 而且是继续不断地成长。这种经验的涵义, 乃是因为杜威认为个体是存在于环境之中, 是对环境加以作为 ( Doing) ; 而环境对于个体所加之作为, 定会有所反应, 此种反应杜威称之为“施为” ( Undergoing) 。人类在改造环境或者主动地适应环境时, 如筑堤开渠。但与此同时, 人类不仅对环境有所作为, 同时环境对人类亦提供了可耕之田, 或增加了收获等, 这就是环境对吾人的一种施为。此种作为与施为之间的交互活动, 就是吾人经验产生的来源。经验不只是纵横相关、绵延发展的, 而且经验自身是有机性的。经验是具有扩张性、生长性、相关性与预测性的。我们对“水”的经验是随着我们在实践中接触水的各种情境而不同。水的概念是从与水的各种交互行动中得知, 这些交互行动有的是直接参与其中, 有的是直接获得, 这说明了经验的变动性。

导致杜威的实用主义与众不同之处在于, 它的视野开阔, 抱负也更大。从本质上说, 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方法, 而是“一种关于社会重建的哲学, 实用主义哲学把关注点从哲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的问题, 转移到了普罗大众的问题上”。[6]137一切都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这也是与一般的哲学家热衷于思想体系的建构不同, 杜威的研究中十分重视教育的原因。他有两句名言: “教育即生活”和“学校即社会”。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杜威首先选择从哲学的改造入手。众所周知, 自柏拉图以来, 西方思想呈现出二元论的传统形态。柏拉图认为, 可见的物质世界与不可见的理念世界形成了本体论的对立, 这个对立进而引发了认识论上的二元论, 即不同的知识类型的对立。自此以后, 我们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发现了形式与质料的二元论, 在奥古斯丁那里发现了上帝之城与人类之城的二元论, 在笛卡尔那里发现了心灵与肉体的对立, 在康德那里则发现了现象界与物自体的二元论。在这种种二元论中, 哲学家们殚精竭虑地满足于进行各种逻辑游戏, 而无瑕关注真正有意义的问题。用杜威的话讲: “当哲学不再成为处理哲学家们的工具, 而是成为一种由哲学家们所酝酿的、处理人的问题的方法时, 哲学就使自身得到了复原。”[7]33由于传统中的不同哲学流派在经验论上体现出一致性 ( 都是根据“感觉”来定义“经验”) , 所以改造哲学的努力便必须从改造经验论开始, 而“探究”的理论在哲学改造的过程中处于关键地位。[7]为了理解经验主义的意义, 我们需要理解何为经验。

二、对本体论美学的实践论改造

经验是什么? 按照传统的理解, 经验是一种感官知觉, 当我们拥有一种经验时, 意味着人们通过自身的感官来感觉对象。在这个意义上, 感官经验是表象性的, 它并不能反映我们与世界的直接联系, 而只是担当了“中介者”的角色。再进一步讲, 承认经验作为一种表象性, 就必须区分表象与被表象的对象。这就是传统的二元论哲学的生成基础。比如, 外在的苹果是物理性的, 而内在的苹果的表象则是精神性的。但问题在于这种内在的表象是靠不住的, 否则我们就不会有产生错觉的问题。由此而产生出一个奇怪的逻辑悖论: 经验的不可靠性使我们无法通过经验来证实, 在思维之外存在着能够在思维之内产生观念的对象, 尽管正是这种对象在发生学意义上生成了经验。这就是休谟的怀疑主义的根源。如何解决这个“内部感觉世界”与“外部对象世界”的二元论? 让我们重新开始。何为经验? 我们再次注视着那只苹果, 将手伸向它并抓住它放入嘴中咬一口。所有这些操作的显著之处在于它们并不是表现在一系列不相关的各自为政的感觉意识, 而是表现出一种连续的行动。虽然从逻辑上讲, 这里存在着“看”“闻”“尝”的阶段性系列, 但在实践中呈现出的却是一个视觉、嗅觉、味觉最终在吃苹果这个单一的行动中得以相互协调的活动。这就意味着经验首先并非如人们想象的只是一种孤立的感觉, 而是一种彼此互动的事件。因此杜威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经验就是同时进行的行为和经历的统一体。”[7]53

由此可见, 杜威对传统经验论的改造方法的核心, 是将达尔文的学说运用到哲学中。在达尔文看来, 归根到底, 是过程而不是不变性构成了实在的基本特征。这个过程体现为生命体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的活动, 在这个过程中, 认识主体并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一个参与者。所以, 生命体的概念成为杜威改造工作的根本所在。[7]63因此, 杜威将他的学说称之为“实验性的认知理论”。在这种理论中, 认识论所关心的不是“知识”而是“认知”。所谓认知, 也就是对问题情境的“探究”过程, 它是生命体对有问题的情境的回应能力。如果说传统的整体化认识论强调对世界的整体性把握, 那么实验性的认知活动则坚持这样一种立场: 进步总是零零碎碎的。它只能零卖, 不能批发。通过对人类行为的强调, 杜威顺理成章地取消了传统的二元论思想。这里的关键在于不要孤立地看待人类活动。杜威提出: “人作为一个自然的生物, 他和动物一样地生活着, 有饮食、斗争、恐惧和繁殖。当他生活着的时候, 在他的行动中有些行动产生了理解而有些事物发生了意义。”这种活动“寻求着和创造着一个人们可以在里面安全生活的世界。”[8]299这样对哲学而言, 并不需要纠缠于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等的二元论的问题, 而是重建本体论的基础。在杜威看来, “只有当我们取消了本质和存在之间的分离情况的时候; 只有当我们把本质当作是要在具体经验对象中借行动来体现的可能性的时候”, 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经验的实质。[8]309

所以在杜威这里, “经验”的涵义呈现出一种开放性, 他把生物学的涵义也掺入其中。从生物与环境的交互行动中提示我们: 经验应该是多元性的, 即产生经验的情境、内容、关系都来自于实际的生活, 是个人经验生活的一个单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方能理解杜威的实用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工具哲学。所谓“工具就是用来当作达到后果的手段”。[9]120根据这种学说, 经验是工具性的, 就是强调经验自身并不就是价值所在。经验之所以可贵, 在于它能够替我们解决具体生活中的那些实际问题, 从而提升人类的生活质量。唯其如此, 从达尔文学说中提取出来的“过程” ( Process) 也是杜威哲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从生物的演变来看, 个体总是处在一个发展的历程中, 过程是发展的各个阶段之延续性的结合。由于不同的环境而有不同的交互活动, 经验在这种过程中得到发展。从工具论的视野看, 传统上对知识的“旁观论” ( The Spectator Theory of Knowledge) 的说法是无法成立的。按照这种理论, 我们能够获取知识在于知识本身完全是客观性的外界存在物, 这意味着知识可以脱离认知者, 似乎能够置身于认知者之外, 而知识本身是绝对地客观存在着。这种说法完全忽视了知识与认知者之间产生的相互作为。在杜威看来, “经验方法的全部意义与重要性, 就是在于要从事物本身出发来研究它们, 以求发现当事物被经验时所揭露出来的是什么。经验材料所具有的这些特性与太阳和电子的特性一样真实。它们是被发现出来的, 被经验到的, 而不是利用某种逻辑把戏推究出来的。”[9]4

在杜威看来, 把审美艺术经验与日常生活经验分离开来的做法完全是人为的、不合理的。他的“艺术即经验”也意味着“经验即艺术”。在《经验与自然》一书中, 杜威已明确提出这个观点, 以此来解释古代希腊艺术。他认为“我们从其含蓄的意义方面来讲, 把经验当作是艺术, 而把艺术当作是不断地导向所完成和所享受的意义的自然的过程和自然的材料”。因而, “在经验的事实上, 使得人们知觉到好的乃是艺术, 那些互相沟通的艺术和作为社会沟通的扩大延续的文艺。”[9]274从杜威对经验的这种阐释中我们能够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杜威的实用主义别具一格之处在于, 它本质上具有一种走向“艺术哲学”的倾向。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 “杜威之方法的核心, 在于将伦理学理解为帮助人们更丰富地生活, 更敏于事情, 以及更加充满情趣地介入生活的艺术。”[5]138因此, 就像康德哲学使现代哲学发生了一场哥白尼革命。有研究者提出, 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是“一次使伦理学以想象力为轴心的哥白尼转折”[5]103。这个观点是否妥当或许可以商榷, 但由此使我们再次意识到经验之于杜威哲学的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因为杜威美学理论的核心在于这一主张, 即“艺术最直接最完满地表明, 作为经验的经验是存在的”[5]162。从这个意义上说, 杜威的实用主义在本质上就通往艺术哲学。

杜威明确地指出, 哲学的重大缺点就是有一种武断的“理智主义” ( intellectualism) , 就是指这样一种学说, 它认为一切经验过程都是认识的一种方式, 而一切题材、一切自然, 在原则上就要被缩减和转化, 一直到最后把它界说成为等同于科学本身精炼的对象所呈现出来的特征的东西。[9]16为了避免落入这种陷阱, 杜威十分重视经验中的情感因素。他强调, 确实不错, 我们的行为可能被情感性的偏见所歪曲, 但是同样确实的是, 我们的行为也将为情感之缺乏所歪曲。对于杜威来说, 如果我们要理解艺术, 那就必须根据作为经验的艺术的整体来看, 不能忽视情感的重要性。用杜威的话说, “没有情感, 也许会有工艺, 但不会有艺术。”[10]75众所周知, 在《艺术即经验》这部书里, 杜威向读者提供了对于美学基本问题的深入分析, 它涉及诸如艺术的表达、艺术的形式、题材与艺术作品本身的联系、艺术品之间的联系等等。从这个方面看, 我们完全可以说, 由于杜威把美学纳入他的经验观点的中心, 所以这些问题暗示了他的整个哲学。有研究者指出, 杜威所取得的最深刻的洞见在于把他的美学理论的含义联系到民主生活之目标的广大观点, 联系到文明的哲学。[11]这话并不过分。

研究者通常认为, 杜威的学术生涯的早期和晚期, 艺术与审美经验在杜威的经验分析时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唯独他的中期相对显得有些扑朔迷离。原因在于那个时期杜威所做工作的中心在于解决“生活即艺术”这个观点。但这个观点的含义既不是像后现代主义那样, 彻底消解艺术与生活的差异, 甚至把拉屎拉尿当作“行为艺术”, 也不是像唯美主义那样举着“为艺术而生活”的旗帜, 反而把生活与艺术隔离开来。杜威的意思是批判“艺术的博物馆化”, 提醒我们不要以为只有那些能够进入博物馆, 或者说就存在于博物馆中的东西才是艺术品。在杜威看来, “欧洲的绝大部分博物馆都是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兴起的纪念馆。”[10]7为此他强调艺术世界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生活与艺术的这种关联通过“意义”的中介实现。就像詹姆斯重视“真理”, 杜威的思想十分重视“意义”。杜威承认意义是普遍的也是客观的, 是独立于心理景象、感觉印象以外的。但这并不表明意义是脱离人的存在而存在的、一个没有时间性的精灵鬼怪, 或者脱离具体事情的一种无声无色的逻辑潜在物。[9]123再进一步, “艺术即经验”的含义也意味着强调艺术的基本形态就在于它是意义的呈现者。

杜威认为, “大概没有人在说艺术作品没有意义时, 是想说它们不存在任何意义。这些人似乎只是要将外在的意义, 即存在于艺术作品本身之外的意义排斥出去而已。”[10]90当杜威提出“生活即艺术”而“艺术即经验”时, 他不仅是充分意识到了生活世界中所存在的一种“感性化”现象, 同时也看到了我们拥有把握这种意义的手段: 直觉。强调感性的意义在于, “感性的性质是意义的负载者。但是它不像是车负载货物, 而是像母亲怀着孩子, 孩子是她自身有机体的一部分。”[10]129意义之所以为“意义”, 就在于它是能够被我们通过“直觉”而直接感知的。所以“直接意义”这个概念是一种重复性的表达。意义就意味着超越概念的直接性。杜威主张: 每个具体的、实际上所完成的心理上的结果都是直觉。“直觉标志着理性与感觉、普遍与特殊之间最后的综合”[4]40。直觉意味着凭部分逐渐掌握整体, 所以它是我们把握诗性意义的最佳手段。杜威认为, 准确说来, 想象的最高形式是对事物隐含意义的洞然于心, 这种意义是记忆或感知不可见的东西, 也不能靠思考过程反思获得。可以把它定义为“直接感知意义” ( direct perception of meaning) ———就是感官形式中理想的价值, 或者说是感官形式自动的发现, 这种发现最有意味、最理想, 因此也最能反映智力, 同时也最吸引情感。[4]41

诚如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托马斯所指出的, 这些论述足以表明一点: “杜威对于意义的讨论是他经验形而上学与美学理论之间至为重要的连接。”[4]211当然, 杜威这些论述的目的所在, 乃是指望通过艺术来阐明“经验”的意义, 对于杜威来说, 艺术作品是对于意义完满的可能性富有意味的探索。这种探索通往他独创的“一个经验”。杜威特别强调, “这一个经验是整体, 其中带着自身个性化的性质以及自我满足。”[4]233意义存在于“一个经验”中, 通过“直接感知”的直觉而被我们获得。所以直觉就是经验成为有意识的运作和非认知维度。这就是说, 直觉发挥功能是为了实现经验的个体性, 个体性也是对经验整体性、整合或自我归属的感知。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 经验、意义、直觉这三个概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它们共同构成并体现了杜威的“生活即艺术”的主张。“艺术即经验”的意思, 也可以说艺术无非是人类的生存中追求人类存在中具体体现的意义与价值。用托马斯的话说: “生活的艺术就是杜威伦理学、民主哲学、教育理论背后的目的地所在。艺术地对待生活就是运用想象与反思探索当下的多种可能性。”[4]311杜威关于经验与直觉的关系的讨论之所以令人深思, 是因为事实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既存在着“非解释的语言理解”, 也存在着“非语言的有意义的经验”。唯其如此, 杜威旨在“恢复审美经验同生命的正常过程之间的连续性”才拥有真实的基础。它同时也反映了杜威的实用主义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身体自然主义。[3]20

三、作为一种生活经验的审美活动

杜威的经验是, “经验是透过皮肤的交往”[5]134。他的意思是, 人类总是肌肤相亲地生活与思维着, 我们存在于他人中间, 并且通过他人而存在。因此杜威强烈要求: 无论冒多大的风险, 艺术还是应该撤去它那神圣的分隔而进入日常生活领域, 在这里艺术可以作为建构性的改革的指导、范式和推动, 而不仅仅是对现实的一个外来的装饰或一个令人向往的想象上的改变。举一个最明白的例子, 陶渊明《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这首诗完全是对诗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情景的白描, 语句如行云流水十分自然。但它能被诗人提取出来成为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 完全在于诗人凭直觉意识到了在这种日常生活里有着非同一般的作为“一个经验”的深刻意义。当我们品味这首诗时, 你完全可以说这是诗人真实生活的某个瞬间的记录, 从字面上看甚至毫无“诗意”可言, 但它却能深深地打动我们, 让我们产生一种共鸣。千百年过去了, 它还是显得如此新鲜。这让人寻味杜威的这番话:“经验并不是属于某一个人所有的, 它是属于自然的。”[9]148自然人或者说人的自然性就是身体的在场, 它是审美直觉得以实现的前提。

所以说“一个经验可以为许多人所共享”[4]234。在这个意义上, 实用主义美学继承了尼采的有关思想, 属于一种“身体美学” ( somaesthetics) 。按照美国当代学者舒斯特曼的意见, 身体美学可以暂时定义为: 对一个人的身体经验和作用的批判的、改善的研究。[3]354这个定义的平庸性是显而易见的, 但舒斯特曼的这个见解值得一提: 对“实践的身体美学”的强调。换句话说, 身体美学具有的一种实践性意味着“做”而不是“说”。由此可见, 身体美学的实用主义特征就在于, 它不属于“专业主义”的理论空谈, 而是对生活世界里具体事物的感同身受。身体美学的提出是对以身体为基础的综合性的“感受力” ( perceptiveness) 的强调, 因此, 身体美学并非如舒斯特曼所说的, 是对人的身体之美本身的关注 ( 尽管这种关注在古代希腊和罗马以及亚洲国家都有丰富多彩的案例) , 而是通过身体 ( 不是大脑) 对美的存在的领悟和接受。美国学者费什米尔提出: “如果通过杜威接近哲学, 而不是绕开他的话, 那就标志着大多数传统认识论、形而上学、美学和伦理学问题的终结。与此同时, 则促进了在人的认知、经验、艺术与道德生活这些问题上哲学的介入。”[5]40这话的意思是指杜威哲学具有一种继往开来的革命性。这样的评价很高, 但恰如其分。这就是杜威能够与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一起并列为20 世纪三大哲学家的原因。

具体回到我们所讨论的身体美学上来, 理解这个概念涉及对“美的存在”的认识。杜威指出, 当我们说人类存在或生活在自然界中时, 对“在”这个关键词的准确理解极为重要。杜威的意思, 它不是像“大理石装在箱子中”, 或“零钱‘在’口袋里, 或油漆‘在’罐子中”那样的, 而是像“植物在阳光和土壤中”这类的例子。在这个语境中, “在”的含义不再是简单的地理位置所在, 而是意味着一种相互作用。[6]76我们强调美的存在之“在”具有同样的意思。它体现了一种意义和价值, 这种价值意味着美虽然有一种“有用”性, 但这种有用性与诸如饮食起居的日常生活的“实用”性不能相提并论。这是因为“美”并非是一种具体的东西, 而是具有物质性的客体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引起的一种反应。所以说, 美是相对于具有美感意识的审美的人而言的一种价值。根据杜威的观点, 被认知的对象和具有价值的对象之间的关系, 乃是现实与可能之间的关系。所谓“现实”包括既有的条件。所谓“可能”是指一种现在尚不存在, 但可因现实条件的应用而使其存在的目的或后果。因此, “‘可能’就其对任何既有的情境而言, 乃是寻求这个情境的一种理想, 从操作论的定义 ( 用行动去说明思维) 的立场出发, 理想和可能是意义相同的两个观念。”[8]302美的存在既意味着一种“可能”性, 同时也意味着一种理想的境界。作为一种经验的艺术作品正因为体现了这种价值而得到我们的珍惜。

尽管“艺术何为”的困惑一直纠缠着试图认真对待艺术的人们, “为诗一辩”自古以来就是艺术哲学的基本职责, 但事实上这些都属于没有必要的事。用杜威的话说, 凡是不可避免的东西, 就无须去证明其存在。这适用于绝大多数劳而无功的美学理论。在杜威看来, 只要人继续是一个人, 就总是要有关于价值的观念、判断和信仰的。如果有人企图一般地去证明其价值的存在, 这是最笨不过的事了。因为“价值总是继续存在着的”。就像正义是值得尊重的, 但“这并不依靠我们能够证明有一个正义的实有事先存在着。”[8]307对艺术呈现一种价值的这种强调, 有助于我们破除对艺术品的盲目崇拜。因为就像杜威所说: “一件艺术作品, 不管多么古老而经典, 都只有生活在某种个性化的经验之中时, 才在实际上而不仅仅潜在地是艺术作品。”[10]118以上这些阐述, 都体现了实用主义从事物本身出发, 在具体语境中进行思考的特点。从实用主义的视野来看, 历来被奉为神圣的艺术, 是人能够有意识地, 从而在意义层面上恢复作为活的生物的标志的感觉、需要、冲动以及行动间联合的活的、具体的证明。由于经验是有机体在一个物的世界中斗争与成就的实现, 它是艺术的萌芽。甚至在最初步的形式中, 它也包含着作为审美经验的令人愉快的知觉的允诺。[10]这是日常生活与艺术作品之间并不存在隔离带的前提。

如前所述, 实用主义并不排斥日常生活经验, 而是对它们十分重视。这就开辟了一个新的理论视野, 有助于我们发现在别的理论中难以意识到的东西。比如按照通常的惯例, 人们对“以文载道”的作品颇有批评, 认为这有损于一部作品的艺术价值。但杜威却别开生面地指出,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对艺术品中说教和经济与政治上的宣传在审美上的拒绝, 会建立在过分重视某种价值而牺牲其他价值的分析之上。这些作品除了对那些处在同样片面狂热的状态中的人以外, 在其他人身上所出现的不是提神而是厌倦。[10]200不得不承认, 杜威的这个似乎与“常理”相悖的见解是十分深刻的。又比如杜威提出, 美的艺术总是人类与其环境的一种相互作用的经验的产物。他以建筑为例指出: “绝大多数的厂房建筑之丑陋与普通银行建筑之令人厌恶, 尽管它取决于技术与物质方面的结构缺陷, 同时也反映了一种对人的价值的扭曲, 而这种扭曲又结合进了与建筑相关的经验。”[10]257这就是说, 艺术作品中审美价值的体现归根到底是对人性的反映。再比如杜威指出, “‘无利害性’并不表示无兴趣性。”他认为, “在审美对象中, 强烈的感性性质占据着主导地位, 这本身从心理学上说, 就证明了欲望的存在。”[10]284这个见解对康德的形式论美学观提出了很有根据的挑战。还比如杜威写道: “没有人在看到小孩子游戏意图时, 不意识到游戏性与其严肃性完全的融合。”因而他强调, 喜剧之外的艺术作品也常常具有消遣性, “但是这些事实并非根据消遣来定义艺术的理由。”[10]

我们该怎样理解和评价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美学”的意义? 杜威在《艺术即经验》的开头部分就指出, 许多关于艺术的理论已经存在了。要说明提出另一种关于审美的哲学的理由, 就必须发现一个新的研究方法。[10]杜威以身作则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实用主义通过对“作为意义的经验”的强调构成了实用主义美学的核心。用杜威的话说: “除非一种艺术哲学使我们知道艺术相对于其他经验形式的功能, 除非它说明为什么这种功能实现得如此不充分, 除非它表示功能能够充分实现的条件, 一种艺术哲学就是无效的。”[10]在他看来, 准确和深入地理解艺术须从理解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着手, 这样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用他的话说: “一种从美的艺术与普通经验间已发现性质的联系出发的关于美的艺术的观念, 将能够显示有助于一般人类活动向具有艺术价值的事物的正常发展的因素与动力。”[10]杜威以一部厚重的著作向我们全面地论述了他的这个观点。除此之外, 他的美学思想渗透于他关于教育、伦理、政治等一系列著作里。在我看来, 杜威的实用主义美学不仅自成一体, 而且也很有创新精神, 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但与其说他的美学是另一种“艺术哲学”, 不如讲是一种“生活诗学”。它不仅仅局限于艺术家的创造性活动, 同样涉及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 这是一种以人性的培养和人格的塑造为中心的、具有开放性的“大美学”。

参考文献

[1] 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M].陈羽纶, 孙瑞禾,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2]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2.

[3] 理查德·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M].彭锋,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4] 亚力山大·托马斯.杜威的艺术、经验与自然理论[M].谷红岩,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2010.

[5] 斯蒂文·费什米尔.杜威与道德想象力[M].徐鹏, 马如俊,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6] 詹姆斯·坎贝尔.理解杜威[M].杨柳新,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7] 罗伯特·塔利斯.杜威[M].彭国华, 译.北京:中华书局, 2002.

[8] 约翰·杜威.确定性的寻求[M].傅统先,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9] 约翰·杜威.经验与自然[M].傅统先, 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10] 约翰·杜威.艺术即经验[M].高建平,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11] 拉里·希克曼.阅读杜威[M].徐陶,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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