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类知识分子

前言

　　鲁迅是一面旗帜，同时也是一面靶子。钱理群先生是著名人文学者，也是鲁迅研究专家。虽然他几年前已经隐居，但他怒斥精致利已主义者的声音还在耳边不断回响。钱理群先生认为，真正的鲁迅，被人们忽视了。本文讨论二个问题：

　　鲁迅怎么看待知识分子？

　　鲁迅怎么看待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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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帮闲、帮忙、帮凶与扯淡

　　统治者只在两种情况下关心到知识分子或者需要知识分子。

　　第一种情况，统治者刚刚掌权时，“偃武修文”，需要知识分子来加以粉饰，此时知识分子扮演歌功颂德的帮闲角色。

　　在统治发生危机，无计可施时，病急乱投医，统治者开始垂听知识分子的“治国平天下”的意见，而知识分子也觉得英雄终于有用武之地了，于是高高兴兴地“出山”了，这时的知识分子成了“帮忙”。

　　鲁迅非常尖锐地指出司马相如之类，包括屈原，不过是统治者的帮闲或帮忙。屈原的《离骚》不过是“想帮忙而不得”的产物。“帮闲”不过是写写诗，猜猜谜语，说说笑话；“帮忙”则是要出谋划策，参与国家大事。

　　司马相如、屈原之类的人都确信自己的才华不仅是写诗、下棋，做清客，而愿作“帮忙”，帮忙而不得于是发发牢骚。当主人作恶之时，“帮忙”“帮闲”就成为“帮凶”。

　　帮凶的特点在于“使血案中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使统治者的杀人食人了无血迹。无论帮忙帮闲，都需要才华，司马相如和屈原的作品至今仍有人读，因为有才气。可怕的是有帮忙、帮闲之志，无帮忙、帮闲之才，这样的人就称为“扯淡”。

二、“二丑”

　　“二丑”出自绍兴戏曲，在舞台上扮演清客的角色，清客、幕僚也就是帮闲。但是一方面他帮主人的闲，一方面又向观众做鬼脸，说“你看，这个公子多蠢啦、多笨啦”，表示与主人划清界限。“二丑”是不忠实的奴才。

　　知识分子聪明而敏感，主人气焰正盛之时，他心甘情愿做主人的帮忙帮闲；主人气焰不足将要崩溃之时，他敏感到了，就开始做不忠实的帮忙帮闲，结果成为“二丑”。

三、隐士

　　鲁迅把唐朝文学划分为两种：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廊庙文学是帮忙帮闲的文学或者叫在朝文学。在野的文学就是山林文学，不做帮忙帮闲，离开主子的衙门，隐入山林。但是国产隐士与西方隐士不同。

　　西方隐士是宗教性的，因信仰而隐，因此西方隐士常常同时又是苦行僧，不断对自己施以苦刑，做精神追求。国产隐士是政治性的，帮忙、帮闲不成便去做隐士。

　　隐士是“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阙”，一有机会，便由隐士自然转为帮忙帮闲，算是“候补的帮忙帮闲”。在中国做隐士还有一个好处：易出名。出名之后成为高士，名声若传到皇帝耳中，也许有机会得到重用。

　　由此，隐士成为一种资本，做隐士可以提高地位，成为进一步做帮忙帮闲的资本。鲁迅尖锐指出，登仕、隐士都是“噉饭之道”，是达到自己目的，升官发财的途径。最可怕的是“谋官谋隐两不成”。

　　可见官是要谋的，隐也是要谋的，官和隐没有本质区别。隐士看似悠闲，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但“悠然见南山”也需要物质基础，陶渊明有奴才给他做饭、种地。饿着肚子，陶渊明无论如何也悠然不起来。

　　隐士并非不食烟火，也要追求物质的东西。鲁迅分析隐士心理：“泰山崩，黄河溢，隐士目无见，耳不闻，他心平如水”，但是“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们一伙的”，则“虽在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也是“耳聪目明，奋袂而起”。这真可谓入木三分。

四、君子和雅人

　　孟子说：“君子远庖厨。”君子要吃牛羊肉，但又害怕看到牛羊被杀时发抖的样子。这是君子的特点，也是其内在的矛盾。鲁迅加以夸张的嘲讽，说君子将牛羊赶得远远的，然后“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皮，万物皆备于我了”。

　　这样的雅人其实是俗的，他毕竟要吃牛羊肉。作为人，永不能避开俗世。问题在于，他既要吃牛羊肉，又要远远地逃避牛羊的痛苦挣扎，也就是说他害怕看残酷的事情，对残酷的事情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借以保全自己的“性灵”。

　　鲁迅讲了两个笑话。有一个人希望天下人都死掉，只剩下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这看起来很“性灵”，但仍不够，因为还得吃饭，所以还要有一个卖大米的。又一个人希望秋天时，他吐半口血，由一个侍女扶着，病恹恹地去看海棠。

这看起来非常的雅。秋天，病恹恹地看海棠，还要吐血。但只能吐半口，因为吐多了，人是要死的。可见再有诗意，再雅，他也知道人得活着。这两个笑话深刻指出自命君子、雅人的知识分子其实脱离不了俗世。

　　而这种雅，这种君子之志，不过是对血腥、对残酷的回避。他们用病恹恹地看海棠之类的雅事来掩盖吃人杀人的血淋淋的现实。

　　自命君子、雅人的文人，一方面他们自身充满矛盾，他们不可能不俗，得吃饭，得活着；另一方面在现实中起到的作用是对历史血腥的掩饰。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对林语堂、周作人的闲适小品持如此严厉的批评态度，不是没有道理的。

五、革命小贩

　　有一个叫杨邨人的人，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便离开革命队伍。据说是因为“家有老父母”。其实是否干革命并不重要，问题在于，他曾经干革命，却出卖自己的朋友，在文章中攻击当年的革命战友，包括鲁迅。

　　鲁迅于是作文“骂”他。杨邨人回信说自己有苦衷，两头不讨好：当年的革命战友对我不好，当局者对我也不好。原因何在？鲁迅指出就是因为你只是“革命小贩”。你拿革命来做买卖，但在当局者看来，你门面太小，资本不够。

　　当局者看中“永远的阔人”：革命前是阔人，革命后还是阔人。这样的人永远不吃亏。还有一种人彻底地背叛革命，不惜拿朋友的血染红自己的帽子。而“革命小贩”指的就是背叛自己的信仰，但胆子太小，背叛不够彻底的知识分子。

六、“革命工头”、“奴隶总管”

　　这是鲁迅与周扬论战时提出的概念：他们是革命者，甚至是领导人，但扮演的角色仍是奴役他人的工头。鲁迅常说，我老是觉得背后有人拿鞭子在狠狠地抽我，把我当奴隶，要我为他们干活，我每回回过头来稍示反抗，还说我对革命不够努力，要我拼命干，但他其实不过是个工头。

　　打着革命的旗号，实际上还是个奴隶主。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便概括出了“革命工头”“奴隶总管”的概念：过去的统治者是封建帝王或资本家，而现在的统治者，却打着革命旗帜，是革命者。革命者如何成为工头和奴隶总管，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七、文坛三户

　　鲁迅观察20世纪30年代文坛，发现三种类型的作家。第一种是破落户，当年曾经红过一阵子，但现在“边缘化”了，家境大不如前，于是他就抚今追昔，常常吟诵着“十年一觉扬州梦”“襟上杭州旧酒痕”，很有些“顾影自怜”的味道。

　　第二种是暴发户。破落户还是有一定资本的，暴发户则是由于偶然原因，突然出名。于是他买很多的书，“房间里有《诸子集成》，但是他看不懂；案头上有石印骈文，但是他读不断”。

　　他一方面吟唱着“襟上杭州旧酒痕”，但又害怕人们看不到他已不再是当年的旧长袍，已经是西装笔挺了，于是乎“沾沾自喜”。最可怕的是刚暴发没多久便即破落的暴发破落户，他们既失去了沾沾自喜的确信，又没有顾影自怜的风姿。

　　这类人有两个发展前景。向积极方面发展，就成为洋场恶少，充满流氓气，是为“才子加流氓”；向消极方面发展，便成为瘪三，到处讨吃，得一顿饭而已。鲁迅对这种文人是看透了的，所以他说：“我宁愿向泼辣的妓女立正，也不要向死样活力的文人打绷。”

八、京派与海派

　　北平是明清帝都，魔都是各国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文人在京则近官，涉海则近商。京派是官的帮忙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帮闲。从官那里得食，在中国传统中是不大光彩的，所以影影绰绰。

　　北平文人频频向官方暗递秋波，但只能“暗递”，还不能公开投靠，公开就要受谴责，所以只能“隐”。当商的帮忙帮闲，其情状则“显”。

　　北平文人与海派文人有明显不同，海派文人往往洋洋得意、踌躇满志；北平文人则稳重、城府很深的样子。糟糕的是，单纯做官的帮忙或单纯做商的帮忙都不行了，于是南北合流，把断砖、旧袜、皮袍与洋服、巧克力合在一起，形成一派京海大杂烩。

九、大众的帮忙、帮闲

　　他打着大众的旗号，做大众的代言人。其实，他的个体意志服从于大众意志，做的是大众的帮忙帮闲。应该说这是鲁迅的一大发现。

　　在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主要是官的帮忙帮闲，到了近代社会，也即在现代化过程中，知识分子不但继续做官的帮忙帮闲，而且有做商的帮忙帮闲，大众的帮忙帮闲的危险。

　　针对上述状况，鲁迅提出了知识分子的理想状态。他说：“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这些知识分子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有毅力”，总的说就是能独立思考，有个体精神自由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

　　在与大众的关系上，“他也用权，但不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把别人当作自己的喽啰”。自尊自重同时又尊重别人，他与大众是平等的，可以作大众的事业，却又保持着个体的独立性。

　　鲁迅又提出了“包围论”。他说，无论什么人，尤其是“猛人”，周围都有一群包围者。人们无法与之直接见面，只能通过包围他的人去了解他。

　　包围者往往起两方面作用，一方面他们歪曲“猛人”的形象；另一方面，他们使“猛人”逐渐变得昏庸，成为包围者的傀儡。这样的包围者常常是由知识分子扮演，也是帮忙帮闲之一种，既可怕又可憎。

鲁迅怎么看自己？

　　批评别人容易，反思自己困难。理解自身，这才是鲁迅精神的核心。钱理群先生给我们作了精彩剖析。

　　鲁迅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我感到空虛。”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默默无言的鲁迅，才是真实的。

　　今天人们谈论得最多、读得最多的鲁迅作品，譬如《呐喊》《彷徨》等，以及大多数杂文，基本上都是为他人写作的。真正为他自己写作的，鲁迅交代得很清楚，就是《野草》。鲁迅说，《野草》里面有我的哲学，而且他说，《野草》是属于我自己的。《野草》才是最具有鲁迅个性、最接近鲁迅灵魂的一个窗口，至少提供了一个途径去理解鲁迅。

　　在《野草》里，鲁迅用大量篇幅塑造了许多文学意象，而这些意象都象征着人类的某些方面的深层困境。《死火》是具有鲁迅式想象力的一篇文章。人类关于火有种种想象，总的说来，人们是把火视为一种生命的象征。但是鲁迅想象的是“死火”，集中了生命和死亡两种意思。我们看他是怎样展开独特想象的。他说，我做梦，梦见自己在山峰间奔驰，跑啊跑，突然从山峰上一下掉到冰谷里，往下看，一片青白色，这青白色就是死亡的颜色。但是在一片青白色中，我突然看见了很多珊瑚样的红的影子。在死亡的颜色中出现了生命的颜色，这就是死火。于是，我和死火之间展开了一个哲学的讨论。死火对我说：先生啊，请你赶紧把我救岀去，否则我将冻灭。我说好，我就把你带出冰谷。死火又说，你把我带出冰谷，我会烧完。我只能在“冻灭”和“烧完”之间做出一个选择。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我们在研究鲁迅的《野草·死火》所遇到的一个难点。后来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启发了我。那一年王先生正好七十岁。他说，我现在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么什么事不干，这叫“坐以待毙”；要么像大家宣传的那样“发挥余热”，再努力奋斗，但这不过是“垂死挣扎”。我只能在“坐以待毙”和“垂死挣扎”这两者之间作有限的选择。你说怎么办？当时我一听，马上想起了鲁迅的《死火》。“冻灭”就是¨坐以待毙”；¨烧完”就是“垂死挣扎”。

　　尽管最后等待大家的都是死亡，但是“烧完”和“冻灭”有没有区别呢？有区别。这个冻灭，他一辈子什么事儿不干，他的生命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光影，这是一个生命的空壳。这个烧完，虽然最后也是完，但他燃烧的那个瞬间是发出灿烂的光辉的，他的生命是充实的。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人生哲学，就是生命的价值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结果所有人都一样，但是过程不一样。你奋斗的过程，你挣扎的生命，努力的生命，是充实的，是有价值的。而那浪费的、无所事事的生命是空虚的，是没有意义的，是生命的空壳。这就好像奥林匹克精神一样，贵在参与。这就是鲁迅《野草》的哲学，这正体现了鲁迅那种重视过程而不重视结果的人生哲学。

　　这“冻灭”和“烧完”的命题实际上告诉我们，人的自我选择、自我实现的极端的有限性。你不能把人的选择的可能性想入非非，人就是在冻灭和烧完之间作极其有限的选择。但是毕竟还是有选择的余地的，所以王瑶先生对我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因为垂死挣扎有一种挣扎之美。

　　鲁迅对中国的群众有一个高度的概括，叫做¨戏剧的看客”。群众都在看，看别人，同时被别人看。作为被看的另一种人，就像《药》里的夏瑜那样。他们怀着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牺牲，结果在《药》里面就转化成为茶馆里面大家议论的材料。也就是说，这样的志士仁人们，他的理想和崇高，在看客现象中都转化成为一种表演，从而失去了它的意义和价值。

　　鲁迅在讨论自我和他者关系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无物之阵的一种可怕的消解力量，他看到爱我者所可能产生的消解力量，他看到群众作为戏剧的看客所可能产生的消解的力量。他都得到了十分绝望的结论。所以我们说，鲁迅内心是非常绝望的。但是当一个人绝望到顶点的时候，就会大彻大悟，这就是鲁迅所说的“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很多事情你之所以失望，原因就在于你原来抱的希望太大了。所以一开始，你就把所有的问题都看透了，都想透了，你就不绝望了。这就叫做“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绝望到底，就成了大彻大悟。

　　所谓大彻大悟，就是看透了人生社会历史的局限性、有限性，看透了自我选择的有限性。大彻大悟之后，人们还可能出现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既然一切都如此，都看透了，那我就什么事也不做了，就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之。还有一种态度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明知前面是坟，但还要努力地往前走，要反抗，要奋斗。因此鲁迅的哲学就是要“反抗绝望”。

　　这种反抗绝望的哲学，其实包含两个侧面。一个侧面就是看透一切，大彻大悟，或者说就是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打破一切幻想，打破一切神话，清醒地面对现实中存在的一切生存困境，这是打破一切瞒和骗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态度。另一个侧面，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采取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我看来，这样一种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为其特点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是鲁迅哲学的核心，也是上世纪留下来的非常重要的精神遗产。

后记

　　不少人认为鲁迅是肤浅的，已经过时了。其实不然，鲁迅并不完美，但他对人性的深刻剖析至今无出其右，包括自己在内。

　　知识分子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认知，既影响他人，也影响自己。在社会变革中，知识分子即可能是社会的推动者，也可能是自身的掘墓人。

　　在《野草·墓碣文》里，鲁迅说“于天上看见深渊”。人们看见是天堂的地方，鲁迅看见的是深渊。由此，鲁迅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结论：“至善至美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至善至美的未来，是人类给自己制造的一个神话。鲁迅的任务正是粉碎这个神话，《野草》很多篇都是粉碎这个神话的。

　　相起了徐志摩，虽然他以风月诗人展现在世人面前，但他在考察强国后说：“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但就凭他这一句，他的远见超越了同期的绝大多数知识人。同样去考察的法国文学大师罗曼·罗兰表示出了困惑，而保罗·萨特更是对眼见耳闻的恐怖事实视而不见，并为暴政大唱赞歌。

　　再回顾一下鲁迅先生的自嘲诗：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突然有了另外一种滋味，作为一名普通人，我们面对大变革的时代，无论压力来自哪里，君王或者人群，是否应当表现为遗忘和退隐，还是象鲁迅先生那样，“怀绝望之心，行希望之事”，保守良知，坚守底线，对罪恶一个都不宽恕？

　　这样的鲁迅，到底是深刻还是肤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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