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当年执意搁置钓鱼岛真因
李奉先 原创
谈到本课题，必先从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期谈起。
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有一个比较奇特的事实：它实际上分两步走，1972年两国公布了一份《联合声明》；延至1978年，又签订了一份《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为什么有了一份《声明》还不够，还要有《条约》？为什么《声明》和《条约》不能合二为一？为什么二者签订的时间相差六年之久？这些都是亟需探讨的历史问题。
不过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我们也大致可以得出一种可靠的解释。
1973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时曾提出：“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伊朗、土耳其、欧洲”，“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苏联。
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日本来访者时说：“我看，美国、日本和中国，连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欧洲都要团结起来，一大片的第三世界要团结。”毛泽东的“一条线”策略，实际上是想构筑一条联合反苏的同盟，以此抵御苏联的对华威胁。而日本，则是这一构想中极其重要的一环。
换句话说，《联合声明》起到的是确立两国邦交正常化的作用；而《友好条约》的作用，则是确立一种“中日对苏同盟”。
一、 日方无意反苏，更有日本政客以钓鱼岛问题相逼迫，邓小平于是提及“搁置论”。
《友好条约》迟迟不能签订，恰恰在于日本认为其中的“反霸条款”有以“中日同盟”的姿态直接针对苏联的嫌疑。
日本政府基于同样的理解，在谈判中坚持认为不应该把日中和约变成“对苏防卫条约”。而中方则竭力解释“反霸条款”没有针对苏联的意思，坚持要将其全部写入条约；日方转而要求在条约中明确解释反霸条款“不是针对特定的第三国”，中方则表示表示“任何解释实际上都是后退”，坚决拒绝日方的建议。
在这一漫长的谈判期间，钓鱼岛问题也成为了日本政府用来逼迫中国让步的筹码，滩尾弘吉就曾坚持要求把中国承认日本对钓鱼岛列屿的主权作为签订《友好条约》的先决条件之一。
而在中国方面，1976年毛泽东去世，“一条线”构想的实施实际上已经停顿，中方在“反霸条款”问题上已获得较大的腾挪空间。1978年重开谈判后，因为中方基本接受了日方的要求——在把反霸条款列入条约的同时，明确写明“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得以迅速签订。
如日本国内呼声所愿，日方谈判代表1978年8月10日在北京确实提到了钓鱼岛问题。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则搁置论：
“我们两国并不是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你们说的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的问题，还有大陆架的问题。在你们国内不是也有一些人企图挑起这样的事情来妨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吗？这样的问题不要牵扯进去——搁置它 20 年、30 年嘛！”
稍后的10月25日，访日的邓小平在记者招待会上再次回答了日本记者提出的“尖阁列岛”归属问题。
邓小平说：“‘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些刺，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
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 等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 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总比我们聪明，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二、 当时的媒体普遍认为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相当明智
与今天许多人批评“搁置争议”耽误了钓鱼岛问题的解决不同，70年代的港台媒体，普遍认为“搁置争议”策略是相当明智的选择——这当然是因为当年的媒体身在其境，了解当日的事件背景的缘故。
譬如，香港《明报》1978年5月23日曾以《邓小平谈钓鱼岛》为题发表社论，其对“搁置争议”论的评价相当中肯。文章说：
“他说这问题将来很容易解决。那是甚么意思？邓小平没有详加分析，也没有暗示为甚么很容易解决。在一般情况下，国际间的领土争执极不容异解决，除了兵戎相见，在战争上一决胜败之外，单靠谈判实在很难取得协议，而中日之间，虽然绝无为钓鱼岛打上一仗之意。猜想起来，邓小平说这段话时，心中极可能会想，比之中苏大战的胜败，钓鱼岛实在微不足道。”
70年代的中国，既需要与日本邦交正常化，又无力改变日本实际控制钓鱼岛的现状，除“搁置争议”外，其实别无更好的办法。
但对日本政府来说，“搁置争议论”则是一个绝不能触碰的雷区；尽管历届日本政府都不承认就“搁置争议论”与中方达成过任何共识，但每次钓鱼岛危机，日本政府的克制行为，都不可避免地被国内媒体扣上“迎合搁置论”的帽子。
三、“共同开发”论最早由日方提出，邓小平顺势为钓鱼岛问题破局
据外交部条约法律司一秘肖建国所撰写的《东海争议海域共同开发历程回顾》一文介绍，“共同开发”的理念，其实源于东海争议海域的油气开发。从70年代开始，日本先后与韩国、台湾多次协商洽谈搁置有争议领土和大陆架，共同开发东海油气田的方案。但因涉及损害中国利益，屡遭中方反对和阻止。
为了应对中方的抗议，日本于1978年8月提出了中日共同开发的主张。当时的日本外相园田在参众两院外务委员会上表示了中日联合开发包括钓鱼岛周围在内的大陆架的想法，他说：“由日中合作搞为好，如果(对方)正式提出商谈，将以向前看的姿态进行处理。”
其时，正值史上著名的“第二次石油危机”。日本寄希望于在在油气资源储量丰富的东海开辟新的油源，1979年5月，邓小平会见日本自民党众议员铃木善幸。铃木说：日本准备在渤海湾同中国合作开发石油。如中国还愿意在其他地区合作，我们也可以。邓小平敏锐地回答道：可在不涉及钓鱼岛领土主权的情况下，双方搞共同开发。
稍后，1979年6月17日，李先念在会见日本社会党友好访华团时又说：“日本有人提出在此地区(指钓鱼岛)共同开发怎么样?我们认为可以，不涉及主权问题。”同月，中方又通过外交渠道，正式向日本提出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的设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理念，第一次正式结合到了一起。
三、 日媒解读邓小平“共同开发”论的目的，认为是为了打破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
邓小平以及当时的中国政府为什么会如此积极地推动在钓鱼岛周边海域“共同开发”？
1979年7月24日《朝日新闻》的一篇名为《在领有权问题上与中国有分歧，政府内部对共同开发尖阁群岛产生警惕论》的报道有最切中实际的解读：
“关于日中两国议论纷纷的‘共同开发’尖阁群岛附近海底油田的设想，政府内部很重视日中两一国各自持有不同的想法，对于早日实现这一设想，出现了警惕论和慎重论。’
“在政府内部，所以对中国方面的提案涉及领有权的意图投以警惕的目光，邓小平副总理曾说过，‘尖阁问题放它二十年三十年，留待下一代去解决’。同过去这种慢慢来的姿态相比，居然摆出了在‘尖阁群岛附近’的特定地区急于进行共同开发的姿态，使人感到中国的姿态有了明显的变化。”
正因为意识到了“共同开发”钓鱼岛海域，会打破日本对钓鱼岛的独家实际控制，进而改变中日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被动与主动关系，日本拒绝了中方的提议。
四、 此外，邓小平当年都没有说明中国搁置“钓鱼岛”的具体原因，据笔者推测，真正的难言之隐，是台湾问题！
第一个障碍就是台湾。别看钓鱼岛在地图上是台湾宜兰县的一部分，保钓也是台湾学子发起的。其实要真正解决钓鱼岛问题，最难的恰恰是两岸的协调及合作，包括两岸的一些基本定位。40年前两岸无论当局还是民间还处于“三不”状态，没有这样的准备。
而台湾面对钓鱼岛，至少需要做出两大政治选择：一是是否愿意为了钓鱼岛得罪日本及美国？当时美日是台湾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靠山，台湾正是据此抗衡大陆，维系自己的存在。
即使在两岸“三通”如此热络的今天，台当局也很难做出这样的决断。二是台湾即使不惜开罪日美，但是否愿为了钓鱼岛融入大陆的政治、外交、军事版图，这对于台湾来说，无论当时还是今后，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是最重大的抉择。
台湾虽然看似最有理由声索钓鱼岛，但由于实力有限，在主权、治权、渔权之中，恐怕只有渔权有现实可能。从目前实际情况看，北京所言“主权在我”，实质内容上包括台湾，但具体外交交涉台湾是不便参与的，因为两岸尚未展开政治谈判做出应有外交定位。日本也只承认北京为“唯一合法政府”，不与台湾谈钓鱼岛主权。因此台湾也有尴尬之处，很难下决心为钓鱼岛放手去搏。
台湾的选项有三：跟着大陆抗美日；或跟着美日抗大陆；或左右逢源少损多得。这些当然不是短期就可以作结论的。邓小平称“智慧不够”，可能主要是指解决“两岸”问题的智慧不够。
五、 邓小平当年执意搁置钓鱼岛争论，意在表明：在这个问题上挑刺，不是“中日友好，而是要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既点明了“挑刺”的政治性质，又表达了“冀望未来三十年”的乐观态度。
美国是钓鱼岛纠纷的始作俑者，也是今天中日争吵最大的戏外主角。中日如翻脸，美国可能不得不出来埋单。
而且中美很难下决心为这个小小的无人岛摊牌，在中美关系中，钓鱼岛是一个特殊的“小麻烦”。不方便谈又不值得打。因此对于双方而言，“搁置”都是最现实的选择。
时过境迁。所有人都在重新审视中国及“涉中事务”，包括钓鱼岛这个纠纷。当年“搁置争议”的要素发生了哪些变化？日本少数人要改变这个现状会得逞吗？
既然都说邓小平是世界级的富有远见的战略家、外交家、军事家，如果按此推断：搁置争议已三十余年了，邓小平不是期待后代们有智慧解决问题吗？如今事态，邓公会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