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何新乡四区八县几乎没有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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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导致逃荒，逃荒导致流动，流动又造成宗族观念淡薄和贫穷，环环相扣。如此一来，活人都顾不过来了，怎么会为死人修建祠堂呢？不过客观因素造成的宗族观念淡薄，并不表示这一地区人们的宗族观念彻底消失了。

电影《一九四二》逃荒出发前有这样一个场景，长工家在收拾逃荒要带的东西，他特意嘱咐儿子，把祖宗牌位带上，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了自己是哪里人。

去过华南地区的朋友都知道，那里的乡下，几乎村村都有祠堂，每逢过年或是其他传统节日，祠堂里都热闹异常。祠堂是一个家族的祭祀之所，因此有祠堂的村子，往往是单一姓氏。一个村就是一家人，这在华南地区非常普遍!

视线回到北方，祠堂的身影近乎绝迹，甚至一些80和90后，都不知道祠堂为何物。与之相伴的另一种情况是，北方很少有单一姓氏的村庄，绝大多数村子都是多个姓氏。三千多人的村子，是由十几个姓氏的家族构成的!

同样都是汉族，同样都讲求认祖归宗，为何北方偏偏就没有祠堂呢？

就以河南和山东西部地区来看，这一区域的乡村之所以没有祠堂，跟历史上的“黄河漂天”有很大关联。

所谓“黄河漂天”，是对过去黄河决口一种通俗叫法。此处距离黄河的直线距离只有两百多里，所以也处在被黄河淹没的风险区。不过幸好地处黄河西北方，太行山余脉下，地势较高，因此历代黄河决口，都没有被淹没。但老一辈人也曾提及，在这一区域南边的山顶上，曾发现过水藻，那是过去黄河发大水时，遗留下来的。试想黄河水竟然大到能淹没山脉，也难怪会有“黄河漂天”的说法。

仅仅一山之隔的滑县、原阳等地，就逃不过黄河的蹂躏了。历史上黄河频繁改道，甚至还发生过黄河夺淮的事情，所以黄泛区的范围很广。向南能一直延伸到安徽西北，向东延伸到山东西部，整个河南的中北部，几乎都是黄泛区。

例如《清史稿·河渠志》记载，康熙十五年(1676年)，“黄、淮并涨，奔腾四溃，河倒灌洪泽湖，高堰不能支，决口三十四。漕堤崩溃，共决三百余丈。”

大水过后，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往往伴随而来的就是举家逃荒。

一大群一大群拖儿带女逃荒者,往往推一辆独轮车，车上就是全部的家当。有些逃荒者凭手艺吃饭，一路逃荒一路打零工或者做木匠活儿；一些逃荒者还是民间艺人，带着二胡等乐器，每到一处，他给村里人说书，村里挨家挨户给他饭吃。这倒是跟安徽凤阳的逃荒者，给人唱凤阳花鼓很相像。

拥有古祠堂36座的江西吉安

频繁的水旱灾害，倒逼这一区域的人们不断逃荒。而逃荒又导致各个村子原有宗族结构的瓦解和崩溃。试想，有的人死在了逃荒的路上，有些人即使逃荒回来，也有很大可能不会回到原来的村庄。人们来自天南海北，不同的姓氏组成一个个村庄，宗族观念自然非常淡薄。

《义和团运动起源》一书中，曾提及19世纪清朝年间，豫北和鲁西北这一现象：这种长期形成的迁徙和流动形式，是鲁西北农村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村里人时进时出，人员混杂。在鲁西南和胶东半岛地区，单一姓氏的村庄十分普遍。但在鲁西北平原，村里姓氏繁多，新户移居十分普遍，很明显，这削弱了村庄的内聚力，它有助于吸收流动人口。鲁西北农民绝不是一般观念中那种重土难迁的传统农民。

这种人口流动，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活动导致的流动。由灾害导致的被迫流动，不但使得各个村庄的宗族观念淡薄，而且还异常贫困。

19世纪美国一个叫满乐道的传教士，游历到这一区域，就曾记录下了这一地区萧条的场景：我们现在穿过一片平原，那里的人口照样稠密。大约每隔一英里就有一个村庄，村里有土坯房，屋顶用麦秸或芦苇盖成。这些村庄大都有久经风雨的土围墙，有的甚至还有门楼和笨重的大门。村里有树，但旷野上却根本没有任何树木或者灌木，每一寸可利用的土地上都种着谷物。这些沉闷的现象令我很想家。到处都是肮脏的、行将坍塌的土坯房，一些过年时糊的褪了色的红对联依然残缺不全地留在破败的门洞上。

水灾使得人们的眼光不会长远，所以这位外国人只看到了谷物，而看不到棉花这类的经济作物，因为前者可以保命；同时，担心黄河决口水灾发生，土坯房就是常见的建筑物，人们没意愿、没精力、没财力盖高大结实的住房，因为大水来了的时候，再好的房子也会被淹没。

灾害导致逃荒，逃荒导致流动，流动又造成宗族观念淡薄和贫穷，环环相扣。如此一来，活人都顾不过来了，怎么会为死人修建祠堂呢？

逃荒、逃荒，家安在独轮车上。天灾人祸的持续夹击，彻底灭绝了河南地区的祠堂基因。

其实，从一些家族续修家谱的事情上，可以看出很多人是热衷修建祠堂的，然而一个村子有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姓氏，每个姓氏都修建各家的祠堂，这不太现实——这些客观因素制约了祠堂的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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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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