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言战争的下场，张爱玲她爷爷告诉你|五味咋陈读鲁迅4
涛哥说：最近本号开设了一个栏目“五味咋陈读鲁迅”，写写鲁迅作品中的人和事，之前发过《从李云迪“墙倒众人推”说说“未庄的人”多势利|五味咋陈读鲁迅》《鲁迅小说中为什么没太有好人？|五味咋陈读鲁迅2》《抢购的背后，为什么跟风从众？|五味咋陈读鲁迅3》，今天再发一篇文章谈谈鲁迅作品对战争的观点。
著名鲁迅专家张梦阳新书《中国鲁迅学史》中有一段话深以为然：“作为喜爱鲁迅的、有志于从事鲁迅研究的学人，能否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学术史上获得显要的地位，并不是多么重要的事。能否作为‘历史中间物’，连接前辈与后辈的学术血脉，使鲁迅研究薪火相传，并借此凸显时代的精神价值，实现对自己的生命承担，才是作为一个鲁迅研究者最为重要的责任和使命”。
提及张佩纶这个名字很多人感到陌生，但说起他是李鸿章的女婿、张爱玲的爷爷，很多人可能会“奥”的一声。
实际上，张佩纶自己当年也非常地牛，是真地牛，号称“青牛角”。
他24岁就中了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庶吉士等，前途大大滴光明，翰林院可是当年的中央后备干部基地，宰相、大学士一般都出自翰林院。
张佩纶等翰林以内阁学士李鸿藻为首，“连同一气，封事交上，奏弹国家大政，立国本末”，弹劾了众多官员声名赫赫，被称为“清流党”。
“清流”谐音“青牛”，因此李鸿藻被称为“青牛头”，张之洞、张佩纶为“青牛角，专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
其中，张佩纶“得名最远，招忌最深”，在1884年之前弹劾的三品以上官员有二十多人，连皇帝老师翁同龢都被他弹劾过。
（左张之洞，中张佩纶，右陈宝琛）
世人对他因此很是佩服都竖起大拇指夸牛真是牛，就连袁世凯都曾说，"天下翰林真能通的，我眼里只有三个半，张幼樵（张佩纶）、徐菊人（徐世昌）、杨莲府（杨士骧），算三个全人，张季直（张謇）算半个。"
可这个“青牛角”很快就折了，1883年清廷与法国因为越南问题发生争执，大权在握的李鸿章主和，甚至主张放弃宗主国地位。
而张佩纶坚决主战，大骂李鸿章“法国奸计妇孺皆知，唯李中堂一无所知”，“李中堂为法人所愚弄，朝廷又为李中堂所愚弄”。
张佩纶的主战热情受到充分认可（有人说这是“主和派”下的套，当时几个主战的“青牛”都被派往前线），于是1884年，张佩纶被派往福建，兼署船政大臣，会办海疆事务，对抗法国。
抵达福建后，张佩纶主张先发制人，但清廷只要求“就现有兵力实力固守”，结果法国大量军舰进入闽江。
且因为电报线路不畅，等张佩纶接到法方开战照会时法国军舰已开火，不到半个小时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张佩纶自己则弃阵潜逃。
事后，张佩纶被革职充军东北三年，他的牛叉人生就此告终，其他“青牛”也基本上不牛了，只剩下务实的张之洞一牛独秀。
获释后，张佩纶投奔到李鸿章幕下，一方面因为李鸿章对他非常欣赏，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对张佩纶有所愧疚，多少是因为他的缘故让张佩纶这个“牛角”断了。
所以，李鸿章将只有21岁的小女李鞠耦嫁给了40岁的张佩纶，张佩纶也算是“赌场失利情场得意”了。
之后的张佩纶坚决反战，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想出任前敌统帅，张佩纶坚决反对上书谏阻，一时有“小合肥欲手刃张蒉斋”之说。
1900年，当听到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口的消息后，张佩纶急得“咳血升许”，“累画勤王和戎之策”。
后来，权势倾国的老丈人李鸿章多次保荐张佩纶为官，但他坚辞不就，晚年归隐南京潜心著述，还和妻子合写了一本食谱、一部武侠小说，并一起生了唯一的儿子即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
（李鞠耦）
从张佩纶的人生起伏，可见战争不能轻言，资深外交官袁南生曾发表文章《中国外交“愤青”现象为何千年不绝》，更是指出历史上那些轻言战争的“愤青”对国家的祸害。
他认为“愤青”是指思想偏激、情绪化，有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沙文主义思想、言论和行动的人，具有思维的情绪化、非理性化、简单化，标榜爱国，轻言战争，拒绝妥协等特征。
他文章指出历史上那些“愤青”“误国”的史实，南宋和蒙古联手灭金后，有愤青提出“据关阻河，光复三京”北伐蒙古议案，结果北伐大败引来蒙古大军导致南宋灭亡。
明朝末年，李自成大军打倒了城下，大臣们纷纷宣誓要与北京共存亡，崇祯想出城逃命都没有城门肯打开只好到煤山上吊，而那些大臣“第二天他们就去李自成办公室外，排队请求安排工作。”
实际上，清朝也是如此，义和团兴起时，大臣们纷纷认为可以用来“扶清灭洋”，于是慈禧太后宣布与十一国宣战，引来“八国联军”，最后那些主战的大臣也都不得好死。
袁南生的文章最后写道：“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者都是以爱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带有绝对的不可置疑性。他们骨子里认为本民族利益天然高于一切，从而使‘爱国主义’在一些时候、一些地方变成盲目的、狂热的情感，有时甚至演变成了“害国主义”闹剧、悲剧。”
历史的教训不可不谓深刻，我是研究鲁迅的，顺便说说鲁迅对“战争”的观点。
1918年鲁迅在《随感录三十八》中对“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写道：“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英语：乌合之众）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
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1931年1月，鲁迅在杂文《观斗》中，指出：“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
1933年2月，鲁迅在《航空救国三愿》一文中对发“战争财”的人讽刺道：“银行家说贮蓄救国，卖稿子的说文学救国，画画儿的说艺术救国，爱跳舞的说寓救国于娱乐之中，还有，据烟草公司说，则就是吸吸马占山将军牌香烟，也未始非救国之一道云。”
鲁迅自己也热爱和平、坚定反战，他在1933年与茅盾等人发表了《欢迎反战大会国际代表宣言》，反对战争。
他对日本无力侵华也坚决反对，1932年2月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发告世界书》，同茅盾、陈望道等129名文艺界人士一起发表《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是鲁迅的期望，也当是我们当下的期望。
战争非常残酷，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言战争，一旦战争的“潘多拉魔盒”打开后果难料，甚至“当战争真的来临，兴奋发狂的愚众连名字都剩不下”。
●●●作者简介：张守涛，文史作家、南大硕士，大学老师，出版作品《说说当今这些文化名人》《先生归来》《凡人鲁迅》《书香留韵》，个人原创公号涛声一久、神州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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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九点直播谈谈黄土地那些民间艺术
涛哥说：最近本号开设了一个栏目“五味咋陈读鲁迅”，写写鲁迅作品中的人和事，之前发过《从李云迪“墙倒众人推”说说“未庄的人”多势利|五味咋陈读鲁迅》《鲁迅小说中为什么没太有好人？|五味咋陈读鲁迅2》《抢购的背后，为什么跟风从众？|五味咋陈读鲁迅3》，今天再发一篇文章谈谈鲁迅作品对战争的观点。
著名鲁迅专家张梦阳新书《中国鲁迅学史》中有一段话深以为然：“作为喜爱鲁迅的、有志于从事鲁迅研究的学人，能否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学术史上获得显要的地位，并不是多么重要的事。能否作为‘历史中间物’，连接前辈与后辈的学术血脉，使鲁迅研究薪火相传，并借此凸显时代的精神价值，实现对自己的生命承担，才是作为一个鲁迅研究者最为重要的责任和使命”。
提及张佩纶这个名字很多人感到陌生，但说起他是李鸿章的女婿、张爱玲的爷爷，很多人可能会“奥”的一声。
实际上，张佩纶自己当年也非常地牛，是真地牛，号称“青牛角”。
他24岁就中了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庶吉士等，前途大大滴光明，翰林院可是当年的中央后备干部基地，宰相、大学士一般都出自翰林院。
张佩纶等翰林以内阁学士李鸿藻为首，“连同一气，封事交上，奏弹国家大政，立国本末”，弹劾了众多官员声名赫赫，被称为“清流党”。
“清流”谐音“青牛”，因此李鸿藻被称为“青牛头”，张之洞、张佩纶为“青牛角，专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
其中，张佩纶“得名最远，招忌最深”，在1884年之前弹劾的三品以上官员有二十多人，连皇帝老师翁同龢都被他弹劾过。
（左张之洞，中张佩纶，右陈宝琛）
世人对他因此很是佩服都竖起大拇指夸牛真是牛，就连袁世凯都曾说，"天下翰林真能通的，我眼里只有三个半，张幼樵（张佩纶）、徐菊人（徐世昌）、杨莲府（杨士骧），算三个全人，张季直（张謇）算半个。"
可这个“青牛角”很快就折了，1883年清廷与法国因为越南问题发生争执，大权在握的李鸿章主和，甚至主张放弃宗主国地位。
而张佩纶坚决主战，大骂李鸿章“法国奸计妇孺皆知，唯李中堂一无所知”，“李中堂为法人所愚弄，朝廷又为李中堂所愚弄”。
张佩纶的主战热情受到充分认可（有人说这是“主和派”下的套，当时几个主战的“青牛”都被派往前线），于是1884年，张佩纶被派往福建，兼署船政大臣，会办海疆事务，对抗法国。
抵达福建后，张佩纶主张先发制人，但清廷只要求“就现有兵力实力固守”，结果法国大量军舰进入闽江。
且因为电报线路不畅，等张佩纶接到法方开战照会时法国军舰已开火，不到半个小时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张佩纶自己则弃阵潜逃。
事后，张佩纶被革职充军东北三年，他的牛叉人生就此告终，其他“青牛”也基本上不牛了，只剩下务实的张之洞一牛独秀。
获释后，张佩纶投奔到李鸿章幕下，一方面因为李鸿章对他非常欣赏，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对张佩纶有所愧疚，多少是因为他的缘故让张佩纶这个“牛角”断了。
所以，李鸿章将只有21岁的小女李鞠耦嫁给了40岁的张佩纶，张佩纶也算是“赌场失利情场得意”了。
之后的张佩纶坚决反战，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想出任前敌统帅，张佩纶坚决反对上书谏阻，一时有“小合肥欲手刃张蒉斋”之说。
1900年，当听到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口的消息后，张佩纶急得“咳血升许”，“累画勤王和戎之策”。
后来，权势倾国的老丈人李鸿章多次保荐张佩纶为官，但他坚辞不就，晚年归隐南京潜心著述，还和妻子合写了一本食谱、一部武侠小说，并一起生了唯一的儿子即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
（李鞠耦）
从张佩纶的人生起伏，可见战争不能轻言，资深外交官袁南生曾发表文章《中国外交“愤青”现象为何千年不绝》，更是指出历史上那些轻言战争的“愤青”对国家的祸害。
他认为“愤青”是指思想偏激、情绪化，有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沙文主义思想、言论和行动的人，具有思维的情绪化、非理性化、简单化，标榜爱国，轻言战争，拒绝妥协等特征。
他文章指出历史上那些“愤青”“误国”的史实，南宋和蒙古联手灭金后，有愤青提出“据关阻河，光复三京”北伐蒙古议案，结果北伐大败引来蒙古大军导致南宋灭亡。
明朝末年，李自成大军打倒了城下，大臣们纷纷宣誓要与北京共存亡，崇祯想出城逃命都没有城门肯打开只好到煤山上吊，而那些大臣“第二天他们就去李自成办公室外，排队请求安排工作。”
实际上，清朝也是如此，义和团兴起时，大臣们纷纷认为可以用来“扶清灭洋”，于是慈禧太后宣布与十一国宣战，引来“八国联军”，最后那些主战的大臣也都不得好死。
袁南生的文章最后写道：“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者都是以爱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带有绝对的不可置疑性。他们骨子里认为本民族利益天然高于一切，从而使‘爱国主义’在一些时候、一些地方变成盲目的、狂热的情感，有时甚至演变成了“害国主义”闹剧、悲剧。”
历史的教训不可不谓深刻，我是研究鲁迅的，顺便说说鲁迅对“战争”的观点。
1918年鲁迅在《随感录三十八》中对“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写道：“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英语：乌合之众）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
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1931年1月，鲁迅在杂文《观斗》中，指出：“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
1933年2月，鲁迅在《航空救国三愿》一文中对发“战争财”的人讽刺道：“银行家说贮蓄救国，卖稿子的说文学救国，画画儿的说艺术救国，爱跳舞的说寓救国于娱乐之中，还有，据烟草公司说，则就是吸吸马占山将军牌香烟，也未始非救国之一道云。”
鲁迅自己也热爱和平、坚定反战，他在1933年与茅盾等人发表了《欢迎反战大会国际代表宣言》，反对战争。
他对日本无力侵华也坚决反对，1932年2月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发告世界书》，同茅盾、陈望道等129名文艺界人士一起发表《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是鲁迅的期望，也当是我们当下的期望。
战争非常残酷，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言战争，一旦战争的“潘多拉魔盒”打开后果难料，甚至“当战争真的来临，兴奋发狂的愚众连名字都剩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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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24岁就中了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庶吉士等，前途大大滴光明，翰林院可是当年的中央后备干部基地，宰相、大学士一般都出自翰林院。
张佩纶等翰林以内阁学士李鸿藻为首，“连同一气，封事交上，奏弹国家大政，立国本末”，弹劾了众多官员声名赫赫，被称为“清流党”。
“清流”谐音“青牛”，因此李鸿藻被称为“青牛头”，张之洞、张佩纶为“青牛角，专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
其中，张佩纶“得名最远，招忌最深”，在1884年之前弹劾的三品以上官员有二十多人，连皇帝老师翁同龢都被他弹劾过。
（左张之洞，中张佩纶，右陈宝琛）
世人对他因此很是佩服都竖起大拇指夸牛真是牛，就连袁世凯都曾说，"天下翰林真能通的，我眼里只有三个半，张幼樵（张佩纶）、徐菊人（徐世昌）、杨莲府（杨士骧），算三个全人，张季直（张謇）算半个。"
可这个“青牛角”很快就折了，1883年清廷与法国因为越南问题发生争执，大权在握的李鸿章主和，甚至主张放弃宗主国地位。
而张佩纶坚决主战，大骂李鸿章“法国奸计妇孺皆知，唯李中堂一无所知”，“李中堂为法人所愚弄，朝廷又为李中堂所愚弄”。
张佩纶的主战热情受到充分认可（有人说这是“主和派”下的套，当时几个主战的“青牛”都被派往前线），于是1884年，张佩纶被派往福建，兼署船政大臣，会办海疆事务，对抗法国。
抵达福建后，张佩纶主张先发制人，但清廷只要求“就现有兵力实力固守”，结果法国大量军舰进入闽江。
且因为电报线路不畅，等张佩纶接到法方开战照会时法国军舰已开火，不到半个小时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张佩纶自己则弃阵潜逃。
事后，张佩纶被革职充军东北三年，他的牛叉人生就此告终，其他“青牛”也基本上不牛了，只剩下务实的张之洞一牛独秀。
获释后，张佩纶投奔到李鸿章幕下，一方面因为李鸿章对他非常欣赏，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对张佩纶有所愧疚，多少是因为他的缘故让张佩纶这个“牛角”断了。
所以，李鸿章将只有21岁的小女李鞠耦嫁给了40岁的张佩纶，张佩纶也算是“赌场失利情场得意”了。
之后的张佩纶坚决反战，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想出任前敌统帅，张佩纶坚决反对上书谏阻，一时有“小合肥欲手刃张蒉斋”之说。
1900年，当听到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口的消息后，张佩纶急得“咳血升许”，“累画勤王和戎之策”。
后来，权势倾国的老丈人李鸿章多次保荐张佩纶为官，但他坚辞不就，晚年归隐南京潜心著述，还和妻子合写了一本食谱、一部武侠小说，并一起生了唯一的儿子即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
（李鞠耦）
从张佩纶的人生起伏，可见战争不能轻言，资深外交官袁南生曾发表文章《中国外交“愤青”现象为何千年不绝》，更是指出历史上那些轻言战争的“愤青”对国家的祸害。
他认为“愤青”是指思想偏激、情绪化，有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沙文主义思想、言论和行动的人，具有思维的情绪化、非理性化、简单化，标榜爱国，轻言战争，拒绝妥协等特征。
他文章指出历史上那些“愤青”“误国”的史实，南宋和蒙古联手灭金后，有愤青提出“据关阻河，光复三京”北伐蒙古议案，结果北伐大败引来蒙古大军导致南宋灭亡。
明朝末年，李自成大军打倒了城下，大臣们纷纷宣誓要与北京共存亡，崇祯想出城逃命都没有城门肯打开只好到煤山上吊，而那些大臣“第二天他们就去李自成办公室外，排队请求安排工作。”
实际上，清朝也是如此，义和团兴起时，大臣们纷纷认为可以用来“扶清灭洋”，于是慈禧太后宣布与十一国宣战，引来“八国联军”，最后那些主战的大臣也都不得好死。
袁南生的文章最后写道：“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者都是以爱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带有绝对的不可置疑性。他们骨子里认为本民族利益天然高于一切，从而使‘爱国主义’在一些时候、一些地方变成盲目的、狂热的情感，有时甚至演变成了“害国主义”闹剧、悲剧。”
历史的教训不可不谓深刻，我是研究鲁迅的，顺便说说鲁迅对“战争”的观点。
1918年鲁迅在《随感录三十八》中对“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写道：“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英语：乌合之众）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
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1931年1月，鲁迅在杂文《观斗》中，指出：“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看自己们斗争。”
1933年2月，鲁迅在《航空救国三愿》一文中对发“战争财”的人讽刺道：“银行家说贮蓄救国，卖稿子的说文学救国，画画儿的说艺术救国，爱跳舞的说寓救国于娱乐之中，还有，据烟草公司说，则就是吸吸马占山将军牌香烟，也未始非救国之一道云。”
鲁迅自己也热爱和平、坚定反战，他在1933年与茅盾等人发表了《欢迎反战大会国际代表宣言》，反对战争。
他对日本无力侵华也坚决反对，1932年2月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发告世界书》，同茅盾、陈望道等129名文艺界人士一起发表《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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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非常残酷，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言战争，一旦战争的“潘多拉魔盒”打开后果难料，甚至“当战争真的来临，兴奋发狂的愚众连名字都剩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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