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力与权力：一个师公最怕什么？

2019年4月4日，为了更好迎接广西民大首届民族民间历史文献班的学员，我到自己的田野点广西上林镇圩古登村去跟蓝道公沟通一下具体的细节。讲完他们此行目的和活动安排之后，我们拉起了家常。

他告诉我，跟他们一起做仪式的师公班，资格最老的师父和他儿子两人都被他们师公班的人“隔离”，不再让他们父子俩参与师公班的仪式活动。听到这个消息，我甚是惊讶。因为在我做田野的那几年，他们一直是这个师公班的核心人物，请神、解秽等关健仪式都是父子二人承担的。

而且整个古登村师公班8、9人，几乎都是这位87岁师父的徒弟。大家一起共事几十年，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后来，从蓝道公处得知，出现这个情况，主要是因为这位老师公的儿子“不得人心”。由于这么多年，都是他在帮着父亲做各种各样的仪式，逐渐成长为这个师公班的顶梁柱。但是在此过程中，他逐渐膨胀，经常批评师公班里年纪比他大的师公，一方面指责他们仪式做得不好，承担的仪式活动太少；另一方面一直强调自己能力很强，大包大揽。

师公班里受到批评的师公都对他非常不满，觉得他太过自大。于是，几个资格比较老的师公，合议将父子二人排除在师公班之外，不再邀请他们参加集体仪式活动。

作为一个为乡村提供仪式服务的组织，师公班需要7个人左右才能完成丧葬仪式。被隔离出来，意味着一个师公将变成一个“孤师”，很难在乡村世界找到大的仪式服务机会。

尽管蓝师公是师公班里最具权威性的师公，但是其徒弟内部更加看重的还是师公内部的团结以及乡民对他们的评价。其实他们内心对师父是顺从的，但是对他儿子的自负行为，忍无可忍。

广西上林师公的仪式传承机制以师徒制为核心。这种传承赋予徒弟开展仪式的权力。随着师公班在乡民世界中的实践，大家在习得专门知识的同时，也非常看重乡民对自身的评价。

蓝师公的儿子不仅经常当面批评师公班成员，还会挤兑家主和参与仪式的乡民，让很多请他们去做仪式的家户都有很多不满。大家虽然心知他的仪式实践能力比较强，但是不愿意承受无端的指责，最终采取了“革命”措施。

从这个小小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在乡村的仪式图景中，我们既能够看到师承体系对仪式传统延续的重要性，同时也能看出仪式作为乡村世界的重要事项，背后是一种不同人交互影响的过程。

外在的评价与仪式人员的选用逻辑，构成了师公形塑自身组织的一种隐形力量。他们在展演仪式的时候，不仅要保证仪式的延续性与完整性，同时还要根据不同主家的状况而采取相应的展演策略。

一直以来，我所关注的师公仪式，多是在一个历史的维度中理解师承谱系、神灵谱系、仪式实践与乡民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关联。背后总是强调一种基于宗教实践的连续传承体系。但是对师公班的组合方式及其分化讨论的较少。

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师公班的仪式实践既要对师承传统有一个延续性的自觉，同时，身为乡民一份子的师公也会十分注意村落人群对他们的评价。在仪式互动过程中，社会声誉也在不断构建起来。

因此，一个师公班的活力，不仅取决于领导者的领导力，也与他们自我管理过程中的权威处理有密切关联。很多师公班现在已经遭受很多人的抵制，其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师公仪式实践的简化及对钱财的无端索取。

从此层面观之，师公仪式不仅是乡村世界的一种宗教行为，同时也是我们观察社会内在结构及其变迁的重要切入点。

在上林乡村社会，包括师公班、道公班、建筑队、装修工程队等在内的自我管理组织广布于各个村庄。在粮食税、计划生育等基层行政事务消失之后，村民活动得以镶嵌在基层管理组织中的活动越来越少。除了精准扶贫和农村合作医疗等活动之外，村庄中的村民自我管理组织，唯有在丧葬仪式和建房、修路等小工程中才能看得出来。

从广义角度而言，师公也是社会分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被隔离出来的师公，在面对村人舆论、集体仪式等事宜时，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这种被迫隔离的过程，也是我们理解人群自我组织管理背后之潜在逻辑的重要参照。

---

往期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