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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为传统名校打零分?

2017-04-21 一纸清风 陕光灯

春来,教育界很热闹,许多孩子家长托我办事,想让孩子能上一所“名校”。但是家长们有一个误解:虽然我推动了很多年教育改革,也认识很多校长和局长,但是其实我并不熟悉“名校”,相反还很排斥传统名校。

 

记得2009年我在北京搜狐网工作,受《中国教师报》的邀请,去了山东杜郎口中学、昌乐二中和兖州一中等几所搞课改的学校参观,让我很震撼的是:它们完全颠覆了我对农村教育的认知,课堂就像个菜市场,学生们毫无约束地大声讨论着,老师就像个过客。


△ 杜郎口中学的课堂,学生是绝对的主角

 

“原来教育是可以这么玩的,大学生也未必能如此。我觉得这是中国教育的未来。”我在采访笔记中这样写道。它像是为我打开了一扇窗,让我可以窥视教育这个特别传统而固执的领域。

 

 

我的家乡是汉中市洋县,至今我印象中的小学,是很好玩的记忆。那个年代,并没有过多的刻苦学习,小学六年级时,我到乡中心小学就读,语文老师让我把一篇作文改了八遍,因为当时我确实不知道怎么才是好作文。

 

初中时父母活动成功,让我上了一所当地的“名校”,叫洋县池南初中。当时记得,全县甚至是临县城固都有学生来就读,可谓红极一时。


学校条件很差,住宿生都睡的通铺,30多个孩子挤在一间只有十个平米左右的房子里,可那时的孩子们刻苦极了,冬天手被冻得无法握拳,还僵硬地去握那支舍不得放开的笔。



3年后,学习平平的我没考上中专,上了我们县城的一中。我忘记了当年学校具体的辉煌,只记得在全汉中市,它每次联考的成绩都是前3名。一度,我也为这所学校而充满自豪。可更多的时候,我总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人生,它或许可以更没有规则一点。

 

那时的中学,学习无外乎是“勤学苦练”,看哪个老师是美女,就自然学习得好一些。闲暇之余,我一直喜欢看课外书,就特别喜欢小说里描绘的世界,觉得那才是心灵可以栖息的地方。让我们可以远离俗世,无忧无虑。

 

后来,我考大学的动力实际上也是在于大学它是一扇门,跨过去了就拥有了自由,而并不是所谓的“知识改变命运”,对未来,孩子哪有那么确切的想法呢?



近20年过去了,往昔我就读学校的辉煌早已不在,初中那所田野中的小学校,已经快被荒草埋没得不为人所知;即使是我们第一中学,也只剩下了一些美好的记忆而已。在整个汉中市的几十所高中里,它早已籍籍无名。

 

在整个汉中崛起的是一所赫赫有名的连锁机构——龙岗学校。2008年开始办学,时至今日已经变成了一个万人“超级学校”。仅拿高考来说,二本升学率超过94%,一本超80%,更是几乎垄断了全市的文理状元。

 

△ 汉中市龙岗学校2016年高考喜报


它更像是那所被浙江省拒绝的衡水中学,民办学校拥有更灵活的招生政策,资本推动教育变成了一种“生意”。每次回家,路过我的母校,我总为它们的衰落唏嘘不已,或许,这本不该是它们的宿命。

 

 

伴随着汉中市龙岗中学这样的超级学校兴起,是成千上万的“名校”如雨后春笋般的崛起。这其中,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西安的五大名校。

 

在过去的30多年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进入了一个农村支援城市的大轨道。每一个超级城市的崛起,总是以压榨周边农村的劳动力、资源等为代价的。当然,在城乡统筹的进程中,城市也为乡村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反哺,虽然它是极其有限的。

 

中国经济发展如此,教育领域亦如是,它呈现出一种教育优势资源农村向城市集中、非资本向资本集中的态势


△ 西安五大名校之一,铁一中2016年高考喜报

 

21世纪以来,随着教育产业化政策的提出,受“丛林法则”的影响,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配现象急速加剧。


在历史上,政府公办学校中,西安中学、西安高级中学、西安一中、八十三中都曾显赫一时;大学等事业单位所办学校中交大附中、师大附中、西工大附中的水平也已初露锋芒;


西安市内各大国有企业也有一批质量相当不错的子弟中学,如庆安中学等。在西安的郊县,也有着长安一中、户县一中、高陵一中等几所不错的中学。


△ 西安中学是陕西省教育厅唯一直属的中学,不在“五大名校”之列

 

然而,这种平衡被很快打破。公办教育经费的日益缺乏使得公办学校的老师有机会也有愿望离开公办学校去待遇更好的地方;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子弟中学的办学经费也日渐紧张。


城乡差距一步一步的拉大使得郊县中学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城市里的学校优良的办学条件吸引着郊县重点学校的优秀师资和生源。整体办学思路从整体上发生转变,运用商业化的市场经济思维,让学校在资本的影响下很迅速脱颖而出,一批民办学校兴起了……

 

另外,大学的附属中学凭借着以大学教职工子女为主的较高的生源质量,和所属大学的丰富资源,不但保持了以往的强势,而且有所发展,例如西工大附中和师大附中。


△ 陕师大附中


就这样,公办学校、企业子弟学校和郊县重点学校的师资就大量的流向了新兴民办学校和大学的附属中学,公办学校、国有企业子弟中学和郊县重点学校整体上没落了。

 

纵观这十余年来的教育改革进程,是缺乏改革愿景和整体目标的。国家在教育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期,从来没有人去问一个问题:过了河,对岸是什么?

 

 

也许很多家长在回答这个问题:过了河,是孩子实现好就业,做一个对社会和国家有用的人。每年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桥的那头是我们所构想的“精英社会”。

 

当然,高考的单一上升路径从来都是受人弊病的。2003年起,国务院再提素质教育,近年来,关于学生素质提升的教育理念层出不穷。



但无法摆脱高考统一招生的体制,这使官方大力提倡并推进的素质教育模式,与国家始终不变的实际关乎学生前途的应试教育制度产生矛盾,在这么鲜明的矛盾面前,很多家长觉得,素质教育实际变成一个弱化中学生升学竞争力的“官方骗局”。

 

“名校”迎合了这种家长心理。如衡水中学,不断强化成绩是学生唯一的出路,“20天大于三年,20天约等于一辈子”、“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等标语堂而皇之的挂在了学校的墙壁上。


对于城市中产阶级而言,骨子里的教育功利仍是希望孩子出人头地、考名牌大学、进入精英阶层。


△ 一位2011年毕业于衡水中学的女生保存了从高一到高三所做过的卷子,摞起来有2.41米,她最终考入了香港大学。图/王显航Ivy

 

家长心理认同加之财富的驱动,地方政府的教育背书,名校就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壤。追求“教育GDP”的盲目冲动,使得政府、教育机构和市场形成一种合谋。


在没有人管理的前提下,优秀教师特别是优秀生源的优势集中,可能让整个社会忽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

“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


可见抢夺“优生”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法律问题。

 


对于义务教育段,“免试入学”“就近入学”,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没有讨论的余地,更没有争论的空间。


2013年起,西安市教育局推行“小升初”527考试政策,虽然这项政策的初衷是引导家长放弃奥数,最大可能的实现小升初的公平化,然而,前置的考试实际上也是一种违法违规的行为,也因此受到了社会的批评。


教育问题积重难返,依然需要中省层面的顶层设计。


△ 2016年5月,西安市25所民办初中学校进行了“小升初”综合素质阶段性评价。(图/西部网)

 

政府在教育这个颇显专业的领域里,一晃很多年过去,变成了一个“聋哑人”。而对于当地教育部门来说,实际上“名校”是失控的,它们强大的关系网络和对当地GDP的作用,都非区域内教育局所能改变。 

 

 

我为这篇文章起名为《我为什么要为传统教育打零分?》,看上去有点极端的意味。因为我并不明白,教育如何能够被精英化?

 

一个区域一个学校的教育,因为它挖取的都是好生源,因为孩子自身的优秀而成就了考试的优秀,这是教育的成功吗?不,它应当是耻辱!

 

名校模式为人诟病,首先是破坏区域教育生态。一家独大的“巨无霸”形成对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的垄断地位,对基层的优秀教师、高分学生层层掐尖、层层抽血,导致区域教育“水土流失”,根基动摇。


△ 高新一中2016年高考喜报


其次是损害教育公平。人们通常会以为超级中学帮助许多农村学子圆梦,促进了教育公平。的确有很多农村学生进入了大学、包括重点大学;但这并不是全部的真相。


数据表明,来自超级中学中农村学生的比例仅为一般中学的1/8,因为超级中学集中在地级市或省会城市,重心过高、远离农村,必然会降低农村学生获得的机会。所以,不要再说什么名校促进了教育公平。


△ 寒门再难出贵子?

 

这样的教育模式,实际上是对绝对的大多数孩子的放弃。以西工大附中而言,2016年高考,理科600分以上,西工大附中共有794人,占理科毕业生总数73.4%;文科600分以上,该校有83人,占毕业生总数45%。


加上其他的四所名校,实际上文理科600分以上分数层,已经被名校完全占领。

 

至此,对于普通学校的普通孩子来说,他们在教育层面的上升通道实际上是被完全关闭的。缺乏名师点拨,自身学习又并非佼佼者,北大清华或许永远都是一个梦。


 △ 2012年的媒体报道

 

可怕的是,教育的资源畸形下,我们放弃了大多数的孩子。除了名校之外,更多的学校是“六无”学校:,即一无资金;二无师资;三无好的生源;四无专家引领;五,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六,它们大多属于公办学校,在缺乏私立学校灵活的体制下,实施改革困难重重。这些孩子又何去何从?

 

一个社会,并不都由精英组成,它的根基是那一代代的占有绝对多数的普通孩子。好的教育,它不能只是为精英群体服务的,因为它是一个国家行为。在社会治理中,我们最无法忽略的是对于基层组织的管理和建设,而教育,正是基层治理的最核心。


 

我之所以推崇杜郎口教育模式,正如教育专家李镇西所说:他们选择了最可能也最容易改变的因素——课堂教学方式。


通常情况下,我们无法改变统编教材,无法改变考试制度,也无法短时期内改变教师的素质,更不可能改变生源状况,剩下的就只有课堂教学方式了——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改变的。

 

每一次提及杜郎口模式,我心里想的并不是杜郎口学校,而是我的母校。尽管我知道它们重新崛起的希望已经很渺茫了,但是总有一丝念想在那里,希望还能像昔日一样,更多的孩子能在这里,挣脱那根命运的线,随着风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远。


作者:一纸清风

陕光灯(shaanlight)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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