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场沙尘暴发生在汉朝,会怎么样?
2021年3月15日,住在北京的人们一觉醒来,发现空气里都是尘土。
是的,沙尘暴又来了。
早晨,北京城区的PM10指数是8000以上,其他地区的也在四五千上下。许多地区的能见度不足1千米,甚至只有三五百米。
有个记者在街头采访:“大妈,这次沙尘暴对您有什么影响?”被采访者说:“影响可大了。比如,第一个,我不是你大妈,我是你大爷。”
不止北京,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河北等许多地区,也有沙尘暴来袭。
这几年已经很少见到沙尘暴了。这次的沙尘暴是十年来最大的一次。
我在想,如果这样的沙尘暴发生在古代,会怎么样?
先讲一个故事。
贞观二年,京师发生大旱,蝗虫起来了,漫天遍地的。唐太宗李世民进入园子察看粮食的损失情况,看到禾苗上面有蝗虫,捉了几只,念念有词道:“百姓把粮食当作身家性命,而你吃了它,这对百姓有害。百姓如果有罪过,那么那些罪过都由我自己来承担,你如果真的有灵的话,你就吃我的心吧,不要再害百姓了。”说这,就要把牙蝗虫吞下去。周围的人连忙劝道:"恐怕吃了要生病的!不能吃啊!”太宗说道:“我真希望它把给百姓的灾难移给我一个人!为什么要逃避疾病呢?”说完,他就把蝗虫吞下去了。
从这个故事里,你看到了什么?是恶心?是虚伪?还是责任感?
李世民的这种做法,是源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理论。
在古代,尤其是汉代,中国人相信“天人合一”(也叫“天人感应”)理论。这套理论认为,人(统治者)的作为,与天象是密切相关的。
既然人的作为和天象是密切相关的,那么王者的作为,也要紧跟着上天的步伐,“王者承天意以从事”,“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什么是天意呢?“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阴阳又对应着刑罚和德政。所以,王者应该“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
如果王者不按这一套做法行事呢,那么,用儒家思想的改造者董仲舒的话说“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比董仲舒晚一些的汉朝学者,对不同类型的灾异有着不同的解释。
……人君不学道,无以教下发号令,动言百姓,日应之而赤。人君听用仁贤,尊之如宾客,恭默思道,则复矣。
……臣不能进谏其君,怨咨在百姓,故日黑。人主当忧劳求贤,罢左右强臣,则黑除矣。
……天雨血者,兹谓不亲,民有怨咨。
……天雨金银,兵将兴,失道之君当之。
……天雨石,为政者伪诈妄行,质信不施,国君死亡。
……日晕,有气如毛羽,临日不去,国有大兵忧。
在汉代,一旦发生日食、彗星、大水、大旱、地震等现象,皇帝一般会下诏认错,并且请群臣和百姓建言献策,指明自己有哪些做得不对的、需要改进的地方。并且,还经常伴随着减免税收、减免徭役、节省开支、减轻刑罚、举荐人才等举措。
我们举几个例子。
汉宣帝本始四年四月壬寅,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条奏。被地震坏败甚者,勿收租赋。”大赦天下。
地节三年冬九月发生地震,十月诏曰:“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惧焉。有能箴朕过失,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讳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远,是以边境屯戍未息。今复饬兵重屯,久劳百姓,非所以绥天下也。其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又诏:“池崇未御幸者,假与贫民。郡国宫、馆,勿复修治。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
汉元帝三年,六月,诏曰:“……其罢甘泉、建章宫卫,令就农。百官各省费。条奏毋有所讳。有司勉之,毋犯四时之禁。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
四年,夏四月,有星孛于参。诏曰:“……其令太官毋日杀,所具各减半。乘舆秣马,无乏正事而已。罢角抵、上林宫、馆希御幸者、齐三服官、北假田官、盐铁官、常平仓。博士弟子毋置员,以广学者。赐宗室子有属籍者马一匹至二驷,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鳏、寡、孤、独二匹,吏民五十户牛、酒。”省刑罚七十余事。
永光二年三月,发生日食。诏曰:“……氛邪岁增,侵犯太阳,正气湛掩,日久夺光。乃壬戌,日有蚀之,天见大异,以戒朕躬,朕甚悼焉。其令内郡国举茂材异等、贤良、直言之士各一人。”
四年六月,发生日食。诏曰:“……自今以来,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以辅朕之不逮。直言尽意,无有所讳。”
汉成帝建始三年,冬十二月发生日食和地震。诏曰:“……丞相、御史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及内郡国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诣公车,朕将览焉。”
汉哀帝元寿元年春正月,发生日食。诏曰:“朕获保宗庙,不明不敏,宿夜忧劳,未皇宁息。惟阴阳不调,元元不赡,未赌厥咎。……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帅百寮,敦任仁人,黜远残贼,期于安民。陈朕之过失,无有所讳。其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大赦天下。”
光武帝七年,发生日食,光武帝避正殿,寝兵,不听事五日。诏曰:"吾德薄致灾,谪见日月,战栗恐惧,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修职任,奉遵法度,惠兹元元。百僚各上封事,无有所讳。其上书者,不得言圣。"
二十二年九月,发生地震。制诏曰:"日者地震,南阳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静而不动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顺无德,灾殃将及吏人,朕甚惧焉。其令南阳勿输今年田租刍稿。遣谒者案行,其死罪系囚在戊辰以前,减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钳,衣丝絮。赐郡中居人压死者棺钱,人三千。其口赋逋税而庐宅尤破坏者,勿收责。吏人死亡,或在坏垣毁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见钱谷取佣,为寻求之。"
汉明帝十八年,春季长时间不下雨,四月己未诏曰:"自春已来,时雨不降,宿麦伤旱,秋种未下,政失厥中,忧惧而已。其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及流民无名数欲占者人一级;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理冤狱,录轻系。”
所以,如果汉代出现了这样的大沙尘暴,可能会怎么样呢?
汉代的经学家京房在《易传》里说:“百姓劳苦,则天雨土。”
汉朝如果发生这样的大沙尘暴,统治者很可能会采取京房的灾异理论,下一道诏书,承认自己的施政有误,然后说,沙尘暴发生以前,“瘟疫已持续一年有余,百姓劳苦,失业者众”,给老百姓减一点税,并且承诺不再加印钞票。
在汉朝以后,这套理论的影响力削减了一些,但是没有完全消失。
再往后说。比如,唐和武周时期的狄仁杰在697年给皇帝武则天上疏:“近者国家频岁出师,所费滋广,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百姓虚弊。……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旷亦多。”他劝告皇帝要爱惜民力。如果不爱惜民力,“则政不行而邪气作。邪气作,则虫螟生而水旱起。”狄仁杰也是使用这套理论来说服皇帝,采取善政的。
再举个清朝的例子:“康熙五十九年,五月辛巳,以旱求言。”
不可否认,很多迷信行为血腥、残忍,给人类造成了太多的伤害,不一一例举。但是,在古代,当人们没有办法制衡和限制横肆的权力时,当时的人们普遍的迷信和低层次认知,有时候也可以起到限制权力的作用。这种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约束了权力的胡作非为,为下层人民减轻了一点损失。
当这点迷信消失了,但是人们仍然没有办法限制权力的时候,形势就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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