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
1956~1966年间的三大历史事件
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的这段时间，是新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这10年间，虽有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失败的探索，但经过不懈努力，新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创下历史新高，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改善，从总体上来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这套图书一共有上下两卷，由曾任新中国财政部部长的薄一波先生所著，以详实的内容和质朴的风格，赢得了读者的一致好评。上卷涉及的时间段是1949年到1956年，下卷则是1956年到1966年。我们在之前已经为大家拆解过上卷，今天，让我们走进下卷，来一起了解下新中国在1956年到1966年间的3件大事。
一、大跃进运动
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个成语叫“揠（yà）苗助长”，出自战国时期大思想家孟子的文章《公孙丑上》，讲的是一个农民担忧他的庄稼长不高而动手把庄稼往上拔，结果导致他的庄稼都死了。这个故事的用意，是告诫后人如果忽视事物的发展规律，急于求成，反而会把事情弄糟，最终导致难以预料的灾难性后果。
新中国历史上的大跃进运动，就是因为忽视客观规律和急于求成，而酿成的严重经济灾难。
大跃进运动是指在1958年到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经济建设上的左倾冒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的背景，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当时，经过几年的努力，工农业生产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稳步发展，全中国上上下下都有一股建设新中国的干劲，尤其是党的部分领导干部，更是产生了一种人定胜天的优越感。
在这样的形势下，1957年9月召开了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会议确定了粮食总产量要在几年内翻番的计划。会议同时指出，要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个农业生产高潮，争取实现农业方面的巨大跃进。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发出大跃进的号召，也是第一次以号召形式使用“跃进”一词。
随后，为了贯彻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积极推动农田水利建设，农业大跃进的热潮迅速在广大农村掀起。
由于一系列过高的指标，一些并不科学或只在一定条件下见效的具体经验被拔高为普遍经验加以推广，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例如，有些地区适当深翻土地和合理密植会增产，但经过宣传却变成了越深越好和越密越好，有些地方竟然花费巨大人力把土地翻到了二三米深，把正常的种植密度也增加了七八倍。
巨大的浪费之外，农业大跃进还引发了严重的浮夸风，就连《人民日报》也发表了“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这样的豪言壮语。在这样的氛围下，全国各地纷纷出现农作物高产的报道，广西红旗农业社的水稻亩产量竟被抬高到了几万斤。
在农业大跃进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也提出了工业大跃进的要求。1958年5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要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品产量上赶超英国。随后，全国工业领域迅速形成了大跃进的局面。
工业领域的大跃进还影响到了交通、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国民经济的全面大跃进很快到来。
到1960年冬天，随着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持续了3年的大跃进运动才得以结束。大跃进运动浪费了大量生产资料，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挫折。
二、七千人大会
对中国人来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非春节莫属了。春节是团圆的节日，对春节的盼望与重视已经融入到了每个炎黄子孙的血脉中。在春节期间，无论离家多远，人们都会回家过年，期待着重逢，期待着团圆。
然而，1962年的春节，当绝大部分人都在家过年的时候，却有7000多人正远离家乡，聚在北京开会。
原来，这是中共中央在1962年春节期间举行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从1月11日一直持续到2月7日，历时28天，中间经过了春节这一重大节日。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领导干部，一共7118人，因此，这次会议也被人们称为“七千人大会”。
当时，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连续3年多的失误，中国的粮食产量和工业总产值大幅度下降，国家财政收入大大减少，市场供应紧张，通货膨胀严重，投机倒把现象不断增加，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出现了严重困难。
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认识到了总结经验教训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在1961年冬天的时候，毛泽东就指出，这几年的困难局面是对中共中央违反客观规律办事的惩罚，为了摆脱困境，就要召开大会统一广大领导干部的思想，使大家都意识到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从而总结经验，继续前进。
于是，七千人大会就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了。
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会议指出，由于缺乏经验和骄傲自满，党的部分领导干部在大跃进中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把工农业的生产指标定得过高，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这些错误的造成，首先是中央的责任，其次是省委的责任，再其次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的责任。
为了统一认识，大会还开展了广泛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会上，毛泽东带头进行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说自己虽然懂得如何带兵打仗，但对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却不太懂，做出的决策往往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对于中央所犯的错误，自己要承担主要的责任。此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和各地方负责人也都做了自我批评，检讨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在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后，大会还从实际出发，提出了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增加市场供应等一系列克服经济困难的办法，这就明确了广大干部努力的方向，为国民经济的调整做了必要的准备工作。
可以说，七千人大会是一次空前规模的总结经验的大会，对统一全党思想、纠正工作中左的错误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大会对左的错误纠正得不够彻底，对经济形势的严峻程度认识得不够深入，对有些重大问题的解决力度也不够到位，仍然存在不小的缺点。
三、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
在中国，有一句人人都耳熟能详的古话，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对国家的发展同样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对一个国家来说，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具体领导人的生命却是有限的，所以，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培养接班人的重大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一重大问题，是毛泽东在1964年正式提出来的。其实，这一问题的酝酿，还要从更早的1958年说起。
1958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当时，毛泽东提出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考虑到年轻人恰恰拥有生命力旺盛、迷信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的特点，所以，毛泽东说要大力选拔和培养年轻有为的干部，来为大跃进和国家的其他事业贡献力量。这时，毛泽东虽然还没有使用“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一说法，但已经可以从他的话语里感受到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到了1964年，随着越南战争的加剧和中苏关系的持续恶化，毛泽东越来越感到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的威胁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隐患，认为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可能存在着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
为了防止修正主义的出现，毛泽东认为要净化党的各级领导队伍，要给党的领导部门注入新鲜血液，而净化的有效措施之一就是培养新生力量。就这样，毛泽东对防修反修的思考加快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步伐。
考虑到可能出现修正主义的严峻形势，在1964年7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一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乃至万年大计，要特别警惕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同时，毛泽东还强调指出，要具备5个条件，才拥有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基本资格。这5个条件分别是：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者；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是谦虚谨慎，善于自我批评，勇于改正错误和承担责任的人。
随后，抓紧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和接班人的5个条件，就成为全党的普遍共识。为了把这一共识落到实处，中共中央立即采取了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大胆提拔新生力量到领导岗位，二是进行教育制度和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改革。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到1965年年底，党的各级领导部门，尤其是县和公社两级，都有一大批优秀中青年干部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教育方面也实现了学制缩短、重视实践、思想教育加强等众多可喜的变化。
虽然培养接班人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修正主义的出现，但是这件事本身却有着不可被替代的重大意义，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教育体制改革都有着长远影响。
从1956年到1966年间的这10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进行了对社会主义的全面建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党和人民虽然遭到过大跃进运动等严重挫折，但仍取得了多方面的重大成绩，新中国在曲折中不断前进。（拆书人：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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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文字、图片部分来自今今乐道APP和网络，老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