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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

薄一波 品卷一族
2024-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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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

建国头7年的3个重大决策

建国后的头7年里,中共中央虽然在工作方法上犯过一些冒进的错误,但经过不懈努力,到1956年,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工农业生产健康有序地发展,经济效益良好;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明显进步;整个社会安定团结,焕发出创造美好生活的巨大积极性。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这套图书,由曾任新中国财政部部长的薄一波先生所著。这套图书分为上、下两卷,是作者在将自己的回忆和档案材料相结合的基础上,对中共中央一些重大决策和事件的整理与回顾。上卷涉及的时间段是1949年到1956年,下卷则是1956年到1966年。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套图书的上卷,来看看建国头7年间中共中央的3个重大决策。

一、“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我们知道,战国末期思想家荀子的文章《劝学》里有这样一句话:“君子生(xìng)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这里面的“生(xìng)”,从字面看是“生活”的“生”,它是通假字,通“性格”的“性”,是资质、秉性的意思;“假”的意思是假借和利用。这句话是说,君子的资质跟一般人没什么区别,君子之所以高于一般人,是因为他们善于借助和利用外物。这句话告诫人们,要善于利用周围的条件,去争取最大成功。

其实,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本质,也可以说是要“善假于物”,也就是要善于利用国际间的有利条件,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总是以国际环境和本国实际利益为根本考量,目的在于建立能够满足彼此需求的关系。因此,外交政策上的“善假于物”,假的是国际环境之物,是有利条件之物。

新中国成立之初,出于国内发展的考虑,中共中央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奉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对此,毛泽东曾在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在带领中国人民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总结出很多重要经验,其中一条就是中国要想巩固胜利的果实,必须倒向社会主义一边,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确实,“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中,国际上存在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国内存在着共产党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强烈冲突和对抗。国民党想要依靠美国,走内战和独裁的道路;而美国为了控制中国,也正想与国民党合作。

在敌人力量异常强大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也离不开国际的援助,主要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当时,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并出兵中国东北,对中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也是有利的。

建国前夕,刘少奇率代表团访问苏联,就建国大计和增进中共和苏共听取斯大林的意见。在交通、贸易、文化交流、人才培养等一系列问题上,苏联对中国给予了重要指导和帮助。新中国的组建工作,正是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苏联的帮助下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着打破帝国主义封锁的严重斗争,为了巩固和发展中苏的友谊和合作,毛泽东决定访问苏联。在苏联期间,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贷款、通商、民航等方面的众多协定,为新中国缔结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军。

在这种历史和现实的条件下,中共中央做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谈到这一政策的意义时,毛泽东说,这将使中国国内的建设变得更容易,也使中苏共同应对帝国主义成为可能,同时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争取。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

熟悉新中国历史的朋友都清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到1956年年底,在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社会主义制度才在中国确立起来。而1949年到1956年之间的这7年,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

建国之初,国家的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短短的3年时间内就根本扭转了国民党遗留下的混乱局面,实现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的巨大改善,各方面都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绩。

在看到全国上下形势一片大好之后,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开始思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1952年9月24日的一次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现在的工业中,私营占32.7%,国营占67.3%,是三七开,但这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求的私营占比更小,而且还涉及到其他方面的复杂问题,实现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从现在开始,就可以着手考虑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952年11月3日,毛泽东又说,社会主义的目标之一是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但不可以一竿子打死,要分步骤,要讲策略。

1953年2月27日,毛泽东又一次提到了过渡时期的问题。他说,过渡时期的目标是走向社会主义,是用几年的时间,逐步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经过长时间的慎重考虑,1953年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经毛泽东提议,会议正式讨论和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后又经过中央多次开会讨论,以及对相关文件进行修改补充,到1953年12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表述。

这一表述的原文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2月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从1952年9月的酝酿,到1954年2月的最后确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用了1年半的时间,才做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一重要决策。

随后,在总路线的指导下,全国人民开展了热火朝天的改造活动,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毋庸讳言,在贯彻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中共中央的工作是有缺点的,特别是因为一味追求速度方面的快,导致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没有完成,三大改造的工作也完成得不够细致。

三、知识分子大会

自古以来,知识和学问都是人们的追求,受到无数人的赞美。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说:“世上只有一样东西是珍宝,那就是知识。”中国古代先贤荀子也曾经说:“学不可以已(yǐ)。”

确实,知识的学习是没有止境的,知识的作用也非常巨大,它可以用来丰富自己,也可以运用到实践中,发展实业,建设国家。

承载知识的知识分子更是一大笔宝贵的财富,他们历来受到执政者的重视和重用。在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是一种默认的规则,朝廷中的高官大多是有大学问的人。

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忙于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各项改革工作,还没来得及给予知识分子充分重视。到1955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项目的全面开展,大批新建扩建的工厂开始陆续投产,生产建设中越来越多地开始采用现代科学技术,中共中央日益感到建设人才的匮乏和技术水平的落后,这才开始认真考虑知识分子问题。

当时,中共中央在对知识分子的任用上存在很多问题。党的部分干部对知识分子保持着一定距离,甚至在政治上看不起他们,忽略他们的进步和重要作用,不认真解决对知识分子安排不当、待遇不公等问题,使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

例如,有的单位对科学家既不信任,也不尊重,党内决定的一些事项,故意不通知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外专家,使他们难于开展工作。又例如,一位擅长水墨花鸟画教学的著名画家、教授,美术学院却不让他任教,而派他到图书馆工作,甚至让他负责给教职员工买戏票等琐碎工作。

除了知识分子任用上的问题,使中共中央感到形势严峻的,还有知识分子在数量和质量上的问题。当时,中国高等学校每年只有几万名毕业生。同其他国家相比,在校高校学生,中国平均每1万人中只有5个,而苏联是86个,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则更多。

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基本国情,中共中央认为要想尽快改变面貌,就必须培养大量的各个门类的科技人才。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议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要妥善解决知识分子的工作安排和生活待遇等问题,要充分尊重和支持知识分子的意见和研究成果,同时指出要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知识分子。

这次会议,在当时知识分子受歧视的情况下,给了知识分子极大的宽慰和激励。会后,在知识界很快兴起了科学研究的热潮,在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也开展了文化和各种业务的学习活动。

经过几年努力,到1960年,全国科研经费支出比1952年增长了近60倍,科技人员的数量也比1952年增长了3倍多,并且,包括邓稼先、钱学森等一批在国外工作多年的优秀科学家也先后回到中国,为发展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工农业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

对于1949年到1956年这7年新中国的历史,邓小平曾经作过很重要的论述,他指出:“建国头7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今天我们也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当然缺点也有。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是急了一些。”

正像邓小平说的一样,这7年间中共中央虽然犯过一些错误,但还是取得了一系列明显的成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为新中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对这7年里的一些重大决策的回顾,对我们以后的发展仍有借鉴意义。(拆书人: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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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文字、图片部分来自今今乐道APP和网络,老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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