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从旧社会到新中国的3位知识分子。
《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
从旧社会到新中国的3位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问题在新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现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很多研究者都认为,新中国成立前后,尤其是在经过了思想改造和整风反右两场政治运动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便丧失了独立性、自主性和批判性,甚至变成了权力的仆从。
对于这一结论,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先生有不同的看法。杨奎松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受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比较深,所以才会不自觉地心忧家国,关心政治,和政治发生关系,而在这一过程中也必然会受到政治不同程度的左右;作为研究者,不应该对他们进行粗暴的质疑和批判,只有从客观的角度出发,把他们放在时代的大环境中去考察,才能全面认识1949年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
《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这本书,就是杨奎松这一主张的实践结果。全书介绍了哲学教授张东荪(sūn)、报人王芸生和社会学家潘光旦3位知识分子,资料详实,内容全面,给知识分子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参考。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本书,一起来认识从旧社会到新中国的这3位知识分子。
一、张东荪
如果一个人犯了叛国罪,那这个人必定遭到这个国家所有人的唾骂,遗臭万年。但在新中国历史上的哲学教授张东荪身上,事情却出现了变化。张东荪在新中国成立后卷入到了一场叛国案件中,但时隔多年后,现在的不少研究者却认为张东荪不仅无意叛国,相反却有心救国。
本书作者也赞同这一说法,但不满大多数研究者不敢正视张东荪某种程度上积极和外国联系的事实,所以决定把张东荪作为研究对象,把当年在政权交替下张东荪的思想变化做一个如实的解读。
张东荪1886年出生于浙江杭州,1904年到日本东京大学哲学系学习。这一时期,他认识了前来日本讲学的梁启超,并接受了君主立宪派的改良思想。
1911年回国后,张东荪先后出任国立政治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的教授,由于出色的学识,逐渐积累起声名和威望。到五四时期,张东荪已是国内重要报刊《时事新报》的主笔,他创办的《学灯》副刊和《解放与改造》杂志,也都是当时的著名刊物,对新思想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
由于坚持改良思想,张东荪最初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在逐渐认清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后,才开始改变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和共产党人的接触也才多了起来。
1941年,张东荪更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民主同盟。这个团体是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是重要的民主党派之一。不久,张东荪就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秘书长等。此时,他虽仍在宣扬中间道路,却对共产党表现出明显的认同,甚至发表文章公开支持共产党,反对国民党。
新中国成立后,张东荪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重要领导人,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多项职务,可以说是取得了新政权的高度信任。
如果故事就此结束,也就没有后来所谓的张东荪叛国案了。
要说清张东荪叛国案,还要从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说起。当时,出于知识分子保家卫国的天性,再加上一贯反对苏联的集体主义,杞人忧天的张东荪担心美国会把中苏视为一体,把中国当成敌人;更担心成为敌人后中国不是美国的对手,到那时中国共产党肯定会输得很惨;而亲美的蒋介石集团必定会重新回到大陆,但是自己当年并没有跟随国民党去台湾,到时候不光中国共产党会灭亡,自己的处境也会很惨。
基于这样的逻辑,张东荪焦虑万分。他千方百计地联系美国外交人员,希望把中国的有关情况传达给美国,好让美国相信中国对美国其实是抱有好感的,并表示如果中美双方间有什么误会,自己可以充当误会的调解员。
不管张东荪的出发点如何,当时朝鲜战争即将爆发,执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允许有人背着政府私下和美国沟通。所以,尽管并没有发现张东荪出卖国家重要情报的证据,但由于张东荪和美国外交官员秘密往来却是事实,因此,张东荪背负上叛国罪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王芸生
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新闻业中影响最大的私营报刊是《大公报》,当时它的社长和总编辑是王芸生。本书作者杨奎松之所以选择王芸生和《大公报》为研究对象,是因为有关王芸生在1949年以后历史的研究成果太少,同时作者想要借此弄清《大公报》被改造的曲折经过。
《大公报》是一家私营报纸,创刊于1902年,最初宣传变法维新,反对封建专制和外来侵略,以批判精神闻名全国。大革命时期,言论虽相对客观,但立场倾向于国民党。九一八事变后,虽拥护国民党,但主张积极抗日,言论基本上也客观公正,受到知识界的普遍欢迎。1940年之后,尽管依然标榜中立,但一度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严厉批评共产党。
自1902年创刊以来,到1948年秋天,除1926年1月到8月暂时停刊外,《大公报》的刊行时间已达46年。并且,从1930年开始,不论是开设的报馆数、发行量,还是本身的言论影响和社会声望,《大公报》都称得上是中国报刊界的 NO.1。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新闻报刊能使党的方针政策快速传达给群众,有利于宣传、教育和组织群众,所以新闻报刊应该掌握在统治者和人民群众手中,要为人民群众服务,而不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因此,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际,中共中央决定接收和改造旧中国的新闻报刊行业。规定凡带有国民党官方背景或具有反动性质的私营报刊,都一律关停;而进步报刊和有重大影响的私营报刊则可继续发行;其他报刊则要进行人民民主改造,改造后可继续发行。
按理说,《大公报》属于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私营报刊,应在可继续发行的行列。但是因为历史上曾发表过反对共产党的言论,加之其他很多类似报刊被勒令关停,所以《大公报》接下来的命运让王芸生担心不已。
中共中央认为《大公报》带有反动性质,一开始是想关闭或改造各地的《大公报》的,有1949年1月对天津版《大公报》的改造为证。
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发展,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在即。考虑到上海的各国知名人士比较多,中共中央认为取缔上海版《大公报》会给各国留下中国共产党气量狭小的印象,而《大公报》本身的办报水准也较高,在将来的新闻事业中还可以贡献力量,再加上天津版《大公报》改组之后王芸生等人的态度较好,开始逐渐认同并支持共产党,所以,中共中央就改变了原来的态度,决定让上海版《大公报》继续刊行。
出于对中共中央保留上海版《大公报》的感激,同时也感受到中国社会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新气象,王芸生在工作上更加兢兢业业,同时表示完全赞同中共中央的相关规定,并对自己历史上的错误进行了深刻检讨。
由于认错态度较好,在后来的历次思想改造和整风运动中,王芸生都相对轻松地渡过了,到文革前还一直在《大公报》工作。
三、潘光旦
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个成语叫杀鸡儆(jǐng)猴,意思是杀掉鸡给猴子看,比喻用惩罚某个人的办法来警告其他人。本书作者杨奎松认为,1949年以后,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的人生遭遇,可以说是充当了杀鸡儆猴中的那只鸡。
杨奎松通过对大量资料的梳理,发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思想改造和整风运动中,基本上并没有什么政治问题的潘光旦之所以几度成为重点批判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他政治上有什么重大过错,而仅仅是由于他中国民主同盟成员的身份,这一身份让他遭到无情的批判。
当时,中共中央调查发现,中国民主同盟中的很多人都是右派分子,但这些人基本上都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立场,拒不认罪悔改或者悔改得不够深入,反倒是没什么反动罪行的潘光旦却悔改得非常到位,认错态度非常好。
见此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把潘光旦作为例子,通过重点批判潘光旦,来达到从侧面敲打、警告这些顽固右派分子的目的。
因此,潘光旦成为批斗会上经常做检讨的常客。1952年1月,他第一次检讨。据杨奎松调查,当时潘光旦就事论事的态度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不满,所以检讨未能通过。他第二次检讨是在1952年2月,当时他对自己中间立场的辩解引起了工作组的极大反感,所以又没能通过。就这样,他后来的历次检讨也都因为奇奇怪怪的各种理由而被否定,他自己也被打成了右派。直到1959年中共中央给右派分子平反时,潘光旦才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很多研究者都认为,在1949年之后,尤其是经历了思想改造和整风运动后,潘光旦在精神上肯定承受了很大的痛苦。但是本书作者的看法却恰恰相反,认为潘光旦在精神上不仅没感到痛苦和煎熬,相反却很从容和愉悦。
因为通过对历史资料的认真分析,尤其是对潘光旦日记的反复钻研和体会,作者发现潘光旦虽然在1949年之前既不支持国民党也不支持共产党,保持中立,但在1949年之后却逐渐发生了变化。
共产党刚刚接管北平时,潘光旦在感情上尽管还和共产党保持着距离,却还是感受到了共产党人良好的纪律、高效的工作和为人民服务的诚意。在后来思想改造时学习马列专著和毛泽东文集的过程中,潘光旦逐渐发觉自己以前对共产党的看法其实都是偏见,共产党的理论竟然是一套完整的并且可落地的救国方案,照此方案,中国一定能获得新生并走向富强。因此,潘光旦越来越认可并支持共产党。
所以,在历次检讨中,潘光旦的态度都非常好,他从心底觉得自己之前的思想确实是错的,并且支持中共中央发动的思想改造运动,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真正认清自己,更好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
通过对张东荪、王芸生和潘光旦的研究,本书作者杨奎松得出了一个基本观点,那就是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之所以在1949年之后表现出对中国共产党不同程度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迫于权力的被动站队,而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因为他们亲眼看到共产党带领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他们相信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和民族是有希望的,而只要国家比过去强大了,牺牲一点个人权利和理想主张等也就不觉得可惜。(拆书人: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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