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自述：1915—1974》
《邓力群自述：1915—1974》
邓力群的前半生
1933年春天，北平暗潮涌动。在北海西边不远的草岚（lán）子胡同里，有座国民党的反省（xǐng）院。反省院其实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直接操纵的特殊监狱，目的是对付有不同政见的人，让他们“反省”。高高的围墙内有许多被关押的犯人，靠近墙边就能听到里面的镣铐声。有位18岁的年轻人来探监，看到这样的场景，忍不住悲从中来。
年轻人来探望一位远房表哥。他知道表哥喜欢吃一种叫咖喱角的点心，于是每次都买一两斤送过去，少说也够表哥吃个三五天。可没想到，表哥给他的信里总说，点心都分给了狱友，实际自己没吃几块。这样的环境中还能舍己为人，年轻人深受感动，更加相信表哥的信仰——正是表哥带他了解了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
这个年轻人名叫邓声喈（jiē），更为人熟知的称呼是邓力群。3年后的1936年，邓力群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很快成为北平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此后多年间，他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等重要职务。
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本书《邓力群自述：1915—1974》就是他晚年对自己革命经历的回忆。接下来我们就选取投奔延安、新疆工作与《红旗》杂志这三件事，来展现邓力群跌宕（dàng）起伏的一生。
一、从北大到抗大
1931年9月初，邓力群进入北平汇文中学。开学不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掌管北平的张学良，在天安门旁三大殿里开了一次反对日本侵占东北的会议，还允许学生上街游行，抵制日货。邓力群与其他热血青年一样参加了游行和各种宣传活动。
在表哥的指引下，邓力群打定了跟着红军抗日的主意，一心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学联，也就是学生联合会中，邓力群组织会议，开展游行活动。离开汇文中学以后，邓力群专门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当时共产党组织认为，要有合法的身份来掩护邓力群的秘密工作。于是1936年的夏天，邓力群弄了个东北中学的假文凭，报考了北京大学，被北大经济系录取了。
在北大，邓力群就是个挂名的学生，经常不上课，生活完全以搞救亡运动为主。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北平市的学联组织了一次全市学生的游行示威。他们采取游击队的办法，化整为零，又化零为整。先是各个学校的学生分别在各地游行，到中午再汇合到位于沙滩的北大广场开大会，沙滩也就是现在的景山公园东侧，当时到会的有三四千人，邓力群就在游行的队伍中。
后来，学生们还向卫戍司令宋哲元请愿，派了代表去交涉。宋哲元表示愿意接见学生，要大家到景山公园等待。学生队伍进去后，警察与保安队就守住了大门，架起机关枪，不许任何人出入。等到天快黑了，宋哲元才派了个军官出来。军官代表宋哲元讲了几句话，然后说会把学生的要求转达上去。
参加的学生运动越多，邓力群就对国民党越发不满。
1936年12月底，国民党在北平的一些学校中成立了新学联，反对邓力群所在的老学联。各大学斗争得很激烈，斗争焦点是学生会的领导权。新学联企图在学生会改选中控制学生会代表的选举，邓力群则带领老学联的学生进行反击。最后，仍是老学联在学生会占据了绝对优势。
1937年2月，一个偶然的机会，邓力群在沙滩街头看到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招生广告，这是中国共产党秘密张贴的。广告上说抗大要招收进步青年，把他们培养成军队的团级干部，毕业后上抗日前线。于是，邓力群决定投身抗大，到延安去。他通过上级向北平市委提出了去延安的请求，上级很快批准了。由此，邓力群开始了真正的革命生涯，在延安、东北等地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二、到新疆工作
1949年6月初，在东北进行土地改革工作的邓力群突然接到了上级命令，要他到北平报到。这是中共辽东省委接到中央发来的电报，而且限时限刻。到北平做什么工作？电报中没说，省委书记也没说。到了北平后，邓力群就住进了香山的中央机关。
原来，中共中央与毛泽东在1949年5月时做了个重要决定，要组织一个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通报中国革命形势，征求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争取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中共中央决定，让邓力群做代表团政治方面的秘书。
6月26日，邓力群跟随刘少奇等人抵达莫斯科。由于是秘密访问，代表团工作人员不能上街，也没有组织参观，甚至不能跟家里人通信。原本的计划是访问结束后，代表团的工作人员留在莫斯科，在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可是邓力群突然接到了紧急任务，要去新疆。
当时，苏联得到一个情报，英国、美国企图策动在甘肃、宁夏和青海的马步芳等人的军队进入新疆，勾结民族分子搞分裂。这对中国共产党解放新疆不利，也对苏联的安全不利。从国内派人来不及，所以才让邓力群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带3个报务员到新疆伊宁。邓力群要和新疆当地政权、军队和团体的领导人取得联系，把整个新疆各方面的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以及西北战场的彭德怀。
1949年8月8日，邓力群与3名报务员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先到了哈萨克的阿拉木图，然后从阿拉木图坐汽车前往霍尔果斯。15日凌晨，邓力群一行人从霍尔果斯口岸到达伊宁，住在了民族军总指挥的家里。当天，报务员就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架设好了电台，并顺利接通了北平和莫斯科。
电台一直工作到11月22日，前后共计100天，因此被称作“百日电台”。而中共中央的电文中则称之为“力群台”或“力群电台”。在新疆和平解放前后，力群电台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有150多份。通过各种途径，邓力群切实了解了新疆地区各方面的情况并及时报告，为中国共产党解决新疆问题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新疆和平解放后，邓力群依照中共中央的命令继续留在新疆，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委员、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长等职务。直到3年后的1952年10月，邓力群才最终返回北京。
三、主持《红旗》杂志
1952年到1958年，邓力群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当时毛泽东一直希望办党刊，还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期间，邓力群被调到了即将创刊的《红旗》杂志编辑部工作，担任副总编辑。往后的6年时间，邓力群一直在做《红旗》杂志的编辑工作。然后从1966年文革开始，邓力群在《红旗》杂志挨批斗，又到《红旗》杂志的五七干校，直到1975年复出，所以这一站对邓力群来说刻骨铭心，非常重要。
我们这里首先需要交代一下，《红旗》杂志正式创刊于1958年6月1日。它有一个很大的编委会，包括各大区的书记，还有中央一些重要部门的领导。由于编委会成员很多而且很分散，召集开会非常困难，对日常编务工作更无从关照，于是第二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由胡绳、邓力群担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红旗》杂志的日常工作接着就由这两个人主持了。
《红旗》杂志创办时，最初相当正规，每期刊物的篇目都要报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特别是要报送给毛泽东。头两期主要靠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杂志的组稿、编稿，学习的都是中央搞文件的办法。选题定了，有了稿子后，几个人分一篇。邓力群和胡绳各抓几篇，同编辑人员一起读，一起讨论、修改。每篇稿子都认真对待，有的甚至改到七八稿。
出刊之后，《红旗》杂志给人一种与一般理论刊物不太一样的印象。《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章，往往与实际联系得比较紧密，大体上都在讲社会关心的问题。《红旗》杂志第一期的发行量达到了1700万份，后来逐步往下降，到200多万份稳定了下来。
邓小平对《红旗》杂志也非常重视。1960年前后，邓小平说《红旗》杂志光靠现在的编辑人员人手不够，要从全国各地选人，让编辑部的人去选，然后把名单给中央，由中央调派。于是，编辑部人员增多了，开始采取两班制：邓力群与胡绳各领一班，大约是3个月一班轮换，一班编辑，另一班学习。分成两班后，不当班的编辑可以出去做点调查或读点书，研究些问题。
那时，《红旗》杂志的学习氛围相当浓厚。虽然是8小时工作制，但无论是当班的还是不当班的，实际上都是上午下午上班，晚上也在办公室读书看稿。《红旗》杂志所在的大楼整晚都灯火通明。
到了1964年，毛泽东提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红旗》杂志积极响应，调了很多青年来作为培养对象。邓小平允许《红旗》杂志到各个大学里去挑学生，而且是在统一分配之前，由《红旗》杂志先挑。就这样，《红旗》杂志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副部级以上的就有十五六位。邓力群认为，这样培养青年，通过写稿、改稿，而不是用嘴巴说道理，更有成效。
邓力群人生的前60年，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重要历史时期。他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邓力群对自己革命生涯的概括是，长期在中共中央机关及共产党领袖身边工作，从准备、学习阶段，到做助手，再到做重要助手。
2015年2月10日，邓力群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邓力群自述1915—1974》这本书，既是一个人的革命历程回忆，还是一个时代的剪影。读懂这本书，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邓力群，更有助于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拆书人：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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