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新书】《我是谁：如果有我，有几个我？》|泰然面对不幸是高超的艺术。

本书以“人是什么”的问题为起点，以现代科学研究成果为工具，探讨人的认知、伦理、信仰、自由和爱的意义等我们在生命里终究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核心书摘：

关于哲学思考与自我省思的著作不胜枚举，可是有一部哲学作品在德国网络书店登上销售冠军榜长达16周，并且在德国各大书店落地陈列。这本书就是《我是谁：如果有我，有几个我？》。可以说，过去从未有一本书能在提供自然科学知识的前提下，这么全面地引导读者去思考人类以及“身为人”的哲学问题。它融会了心理学、哲学、生物学、脑科学等不同学科，为我们介绍各学科当前的新发展，展示了一幅令人惊叹的拼图，呈现出今日科学界眼中“人类”的完整样貌。

本书的作者理查德·大卫·普列斯特是一位哲学家，同时也是政论家、作家和媒体出版人。普列斯特1964年出生于德国索林根市，1994年于科隆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他曾经在德国的各大报纸和电台工作过，还担任过《芝加哥论坛报》的研究员。他创作的童年回忆小说《列宁只来到卢登夏德》以父子对话的形式，用20个问题带领读者思索一些经典的哲学课题，这本书还被拍成了电影，是小孩都能看得懂的哲学书。普列斯特的另一本哲学入门书《爱情的哲学》也是一本畅销书，他用自己的博学和高超的叙事能力，帮助各种知识起点的人了解和理解哲学的研究和思考方法。

关于作者：

理查德•大卫•普列斯特，哲学家、政论家、作家、媒体出版人。1964年出生于德国索林根市。1994年于科隆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其后几乎任职过德国各大报及电台，并担任过芝加哥论坛报的研究员。2000年荣获生物医学大传奖。

学什么：

1、我是谁？

2、道德与生俱来吗？

3、我可以期望什么？

一、我是谁？

对自我的认知，一直以来都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但是，今日对脑部的研究却为我们打开了解释认知系统的大门，相反哲学在这里充当的角色倒像是脑部研究的顾问，帮助我们在某些状况下更了解自己。

1、人的认知能力受限于系统

达尔文的著作《物种起源》出版以后，人们对于猿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颠覆了上帝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的这个崇高真理，提出了人类或许只是聪明的动物的理论。

说出“上帝死了”的尼采非常赞同这个新世界观。他坚决认同人类其实就是一种动物，而不是由上帝创造的特殊物种。他认为人类的思维也像动物一样，本能和直觉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认知能力也是有限的。在他看来，西方大多数哲学家所认为的“人类是独一无二的，像一种自我认知的高效能电脑”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他认为，人类精神的认知能力受限于物竞天择的演化所产生的认知系统。就像其他所有动物一样，人类也是根据感官和意识塑造了自己可理解的世界。若想对世界获得完全客观的印象，人类则需要超人类的感官系统去接收所有可能的感官知觉，比如，拥有“老鹰敏锐的眼力、熊可闻出几公里外气味儿的嗅觉、鱼的侧线系统和蛇的地震感应系统”等。然而这些都不是人类能做到的，因此人类要想对一个事物有全面且客观的认识也是不可能的。

尼采以他对于哲学和宗教的犀利眼光告诉我们：人类不可能拥有绝对客观的认知能力。他在其著作《道德谱系学》中说：“我们从未找寻过自己，那么我们又如何有找到自己的一天呢？”所以，我们只能努力试着在现阶段能力所及的条件下找寻自己。如果我们所有的认知能力都受限于我们的大脑上，那么问题是：我们的大脑是如何运作的呢？

2、大脑的运作

大约120年前，脑的内部活动仍然是个谜，直到20世纪，西班牙病理学家、组织学家、神经学家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第一次绘出脑部运作流程图。

在卡哈尔的童年时期，达尔文正在伦敦撰写他的巨著《物种起源》，卡哈尔根本没想到自己后来也会和生物学结缘。为了研究人的身体，年轻时的他还曾和父亲一起到废弃的墓园挖掘尸骨。卡哈尔在瓦伦西亚大学教授“描述解剖学及解剖总论”期间，逐步发现了大脑的奥秘。

卡哈尔的研究对象是死去的人和动物的大脑。为了了解脑的运作过程，他在显微镜下观察人脑的细胞组织，并把所有看到的都描绘下来。在他的文章和著作中可以读到：脑部的神经细胞能感觉、能行动，也会死亡。一个神经细胞以它所形成的纤维组织向四周“探索”，为的是找到另一个神经细胞。这些神经细胞的外形奇特、不规则且带有许多细小的突起，卡哈尔将它们称为“突触”。

可以说，卡哈尔发现了脑部神经细胞的“字母”。但是相应的脑部语法或者神经元所使用的语言，以及如何将这些语言信息传递出去等，他只能借助想象力构思出来。神奇的是，卡哈尔的许多推测在后来都被证实是正确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神经信息在通过脑部和背脊时总是只能以单一方向流动，一个神经细胞可经由突触与另一个神经细胞进行信息交流。由于卡哈尔研究的是死亡的脑部，不会有任何静电或化学活动，所以，卡哈尔无法展示突触是如何传递信息的。直到1921年德国生理学家奥托·勒维首次证实神经脉冲如何借由化学的传导物质从一个突触转移到另一个。

在卡哈尔去世后的30年间，一些科学家对脑部区域做了进一步的研究。科学家们将脑部分为脑干、间脑、小脑和大脑四个部分。脑干连接感官印象，调节我们的心跳、呼吸、眨眼、吞咽、咳嗽等反射动作。间脑主要负责中转和情绪鉴定，能察觉感官印象并继续传达至大脑，并控制着我们的睡眠、苏醒、痛觉、体温调节以及本能。小脑主要影响我们的行动能力及学习能力，另外还有认知功能、语言、社会行动和记忆等。大脑比其他脑部区域的体积总和大三倍以上，除了“较简单的”感应区以外，还有“较高等的”联合皮质区，人类所有精神智力方面的高等工作依赖的是“联合皮质区”的作用。脑部各部分之间紧密联结，使人的本能、感觉、意图、思想运作并产生出来。

3、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研究

不可否认，卡哈尔对脑部神经细胞的研究作出了贡献，但是，卡哈尔对脑部神经细胞的功能及其交互作用的理解还是显得过于抽象笼统。当卡哈尔在马德里把尸体的脑部放到解剖台上进行研究时，身处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却选择了另一个途径：他开始让研究对象躺在长沙发椅上，对他们的脑部进行研究。最终，弗洛伊德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必定存在一个为人类大部分行为负责的无意识。他认为无意识在脑部所在的位置位于端脑的下皮质中心和脑干内。而且人类所做的决定中约有90%是由无意识驱使的。

为了解释无意识是如何控制意识的，弗洛伊德于1923年发展出了一套“三部分心理”的观点，意思是人类的精神活动乃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所决定的。本我形同无意识，是人类心理的本能元素，饥饿、性欲、妒忌、仇恨、信任和爱等决定了本我。与本我对立的是超我，它是人类经由教育获得的规范、理想、角色、榜样和世界观。自我夹在本我和超我之间，它服从于本我、超我和社会环境，并试着调停三者之间的冲突。弗洛伊德坚持认为，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来自一种无意识的矛盾，它存在于“本能冲动”和“理智”两者之间。

有些脑部学者肯定了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说法，他们发现在位于联合皮质区内的脑干、小脑、丘脑以及端脑的下皮质中心，是负责产生和储存无意识过程的区域。而我们脑部里的大部分活动都在无意识下发生。因为只有联合皮质参与工作的部分才能被我们意识到，而联合皮质却又偏偏必须依赖无意识的帮助。没有了来自边缘系统的无意识的刺激，联合皮质也就完全无法接收反思、权衡和表达的素材。所以说，无意识对我们意识的控制明显强过意识对无意识的控制。

由此，我们知道，人类在两个方面是受限的：一是受限于典型的感官能力以及灵长类动物脑部的极限；二是受限于意识与无意识两者之间的界限。而无意识构成了我们大部分的经验及我们的人格。

4、我们的“感觉”

虽然脑部研究已有所进步，但产生精神、意义和理解力的机制却依然是个谜。其中，最大的谜则是我们非常主观的体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感觉”。

1855年的一天，当时年仅17岁的奥地利心理学家、生物学家恩斯特·马赫正在散步，突然有了一个深刻而强烈的体验。他在其著作《感觉的分析》中是这样回忆的：“在一个晴朗的夏日户外，突然间感觉到世界和我似乎融合成一个由诸多感觉组成而彼此相连的整体，而这个整体以我为中心。虽然我到后来才真正反省了这个体验，但那个时刻却对我整个的认知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马赫认为，身体的感觉和心灵的想法两者都是由相同的物质构成的。就如同他年轻时的那次夏日经验，一切都似乎彼此相连一样。他将自我和世界的二元论（意识与物质）解构为一元论：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由相同的元素构成，如果这些元素出现于脑部，就称之为“感觉”。

对于“我”到底是什么，马赫的解释是，在人类的脑部里并不存在一个“我”，而仅仅存在与外界元素频繁交流下所产生的错综复杂的感觉，他说这些感觉就像“独自在世界里散步。”马赫这句话说得没错，不过我们的感觉不太可能“独自在世界里散步”，而是像一个颇为专注留神的幼儿园老师，大部分时间都在我们身边观察，一起感受并且谨慎待命。

许多脑部学者则认为实体的“我”是由很多不同的意识的“我”组成的状态：身体的“我”让我知道和我生活的这个身体真的是我自己的身体；定位系统的“我”告诉我此刻身在何处；作为观察者的“我”告诉我是自己世界的中心；作为经验主体的“我”告诉我的感觉印象和情绪确实是我自己的，而不是属于别人的；作为行动主体和审查者的“我”让我明白，我要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负责；最后，道德的“我”建立起我的良知，让我明辨是非。

科学家从人与动物的共性一路研究下来，最终到达了道德层面，那么道德是人类独有的吗，这种品行是与生俱来的吗？

二、道德与生俱来吗？

1、两种观点

在讨论这个问题前，我们先讲一个故事。1749年10月的某一天，37岁的卢梭走在前往巴黎的路上，当时法国第戎科学院公布了一个有奖征文竞赛题目，题目是“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风俗日趋纯朴”。据卢梭回忆，当他看到这个题目像被电击到一样，他似乎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将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结果是他因这篇征文一举成名。

在文章中，他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并不会让社会风气更好，反而会让人堕落。在他看来，人类其实是生而善良的，正是因为文化的繁荣，才使社会到处充斥着谎言与欺骗、谋杀与残害。

虽然大多数启蒙运动思想家都认同卢梭对当时西欧封建社会的批评，然而却几乎没有人愿意接受“社会和文化是让人类道德败坏的原因”这一观点。持反对意见的人中，达尔文的好朋友赫胥黎就是其中一位。对赫胥黎来说，卢梭所谓的“人类生而善良”的说法根本是胡扯。他认为，动物和人类的天性都不是善的，而是完全不道德的。赫胥黎拿英国打比方，因为英国有禁止杀人和偷窃的法律，整个国家是有秩序的，人民走在街上才不必随时担心生命会受到威胁。赫胥黎认为，基于文明和文化产生的秩序驯服了人类这群野兽，使他们能够共同有秩序地生活。

2、互利与同理心

如果人不是生而善良，那么道德行为是怎样产生的？对猿猴进行了30年观察研究的行为研究专家德瓦尔发现，猿猴具备与“道德”行为有关的能力，并且他确信，“善意”和互助都是有益于猿猴个体及群体的行为，猿猴越是互助合作，对于整个群体就越有好处。互利行为很有可能就是人类道德的起源。一只人猿帮助另一只人猿，为的是下次也许能够得到帮助。它不做出某些卑劣行为，其他人猿也不会对它做出恶劣的行为。

我们发现，当我们在看悲伤的电影的时候会哭，是因为我们设身处地地去想象故事里的人物的感觉，仿佛他们的痛苦就是我们自己切身的痛苦一般；我们也会对影片中的怪物和心理变态情节感到害怕，就好像他们威胁到了我们一样。为什么我们能够了解他人的感觉？为什么他人的感觉会传染到我们身上呢？答案很简单：我们能够感同身受，是因为他人的感觉唤起了我们心中相同的感觉。

脑部研究学者贾科莫·里佐拉蒂和他的助手们曾经做过一项实验，将一种一般来说不会模仿同伴的猪尾猕猴作为研究对象。他们将电极接到一只猪尾猕猴的部，然后把一粒核桃放在地上，并观察当猴子快速伸手抓取核桃时某个行为神经元如何反应。但是，当研究人员把同一只猴子放到一片玻璃后方，这次它抓不到核桃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里佐拉蒂的助手伸手抓取核桃。这时猴子的神经脉冲发生了什么现象呢？当它注视别人拿它的核桃时，相同的神经元产生反应，就像它之前自己伸手去抓核桃一样。虽然它的手并没有移动，它的精神却想象了这个动作。科学家们无法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无论猴子是亲手完成某个动作，或者只是精神想象了训练师所做的动作，其神经细胞都做了完全一样的工作。于是，“神经镜像元”这个神奇的术语诞生了。

“镜像神经元”位于“脑岛”区域中额叶的前额叶皮质。它是我们产生同理心的先决条件。同理心是每个健全的人都拥有的本能。镜像神经元解释了人类与生俱来的道德能力，可以让人们能够为他人着想。

无论道德的产生源于人的生善良，还是基于互利和同理心，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就已说明人类希望处在一种秩序中，人们理性的意识到只有共守一定的规范，才会让利益最大化。利益的最大化才能让人产生快乐感觉，那么人们在获取哪些东西后会快乐呢？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人类的渴望。

三、我可以期望什么？

1、亲密关系让人产生快乐

1968年的冬天，41岁的行政专家尼克拉斯·卢曼在法兰克福大学以“亲密关系理论”为题发表了一次演讲。对卢曼而言，在人类的社会中交流的并不是原子般的物质和能量，也不是在脑部中的神经元，而是“期待”。他认为，爱情正是一个由期待所建立的社会系统。“我爱你”这句话意味着承诺和期待的整体系统。生物学里将爱情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以确保人类特别长的哺育期。

那么，爱情作为承诺和期待的社会系统以及要依赖它维持稳定长久的哺育期，有一个关键角色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称它为“催产素”。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著名的约克斯灵长类研究中心曾经拿平原田鼠和高山田鼠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平原田鼠是单一配偶制的，和具有较少催产素受体的高山田鼠不同。研究人员用注射催产素阻断剂的方式，拆散了大量幸福的平原田鼠伴侣，它们立刻变得不再忠诚专一，而是像高山田鼠一样性欲高涨。而高山田鼠在被注射类似于催产素的抗利尿激素之后，就变成了忠诚专一、两相厮守的老鼠了。

根据国际上的统计，离婚平均发生在固定关系的第四年，从前看不见的齿缝，此时看到一清二楚。从生物化学的观点来看，此刻只有靠催产素才能挽救两人的关系。

其实，“爱”的原意为“好的、令人舒服的、有价值的”。两性的爱、手足的爱、朋友的爱以及动物界的爱，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付出爱的生物体对另一个生物体表现出强烈的意向。凡是新的都让人感到刺激，凡是惊奇的都让人兴奋，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事物，不可思议的比真实的更引人入胜。也许是我们脑部害怕无聊，所以基于这个理由它喜欢上了爱情。

2、财产自由才能决定自我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有句著名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

故，两者皆可抛。”这说明自由比生命和爱情的价值更高。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理论是，人的所有决定都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没错，我们的确能决定自我。不过，这个自由有多少活动空间，它与我们的生活条件有着很大的关系,依赖于我们物质上的自由。它是除爱情之外的另一个与希望有关的主题。

早在1766年，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就在他著名的《英国法释义》里提到：“没有什么比财产权更能刺激人类的想象力、更吸引人类的热情。”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自己是是丹尼尔·笛福笔下的鲁滨逊。你在马萨蒂埃拉岛生活了28年，你勘察过这个岛屿并发现这一切都还未属于任何人之后，就宣称：这棵蕨类植物是我的，这些羊群是我的，这只鹦鹉是我的财产，这座由我盖起来的房子只属于我一个人。你甚至可以说：这条海岸线是我的，这片海是我的。你发现这么做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只要没有其他人来把你的东西占为己有，那么你的所有权根本可有可无。你也将发现，财产的想法其实只有涉及其他人时才会变得重要。就像我不需要对我的手机宣告它属于我，但是当有别人想侵占它时，我就必须向他申明这个手机是我的财产。由此看来，财产并非只是人和物之间的问题，更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契约”。

鲁滨逊的例子还没完，他虽然到处寻找并标记属于他的财产，却也没有那么天真。当他宣告岛上“喜爱”的所有东西都是他的财产时，心中很清楚没有人会来争夺它们。哪怕无人争夺，鲁滨逊都标记一下，说明人需要这种确定心理。

这种人与财产之间的心理关系，也就是对属于我个人之物的“爱”。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解释说，对“喜爱”的对象的渴望和拥有，它的整体意义一方面在于触动心灵的特定感觉和脉动；另一方面，“自我”的范围也得以扩展，超越这些客体的外在，进入它们的内在。我生活周围的对象是“我存在”的一部分。例如，穿在我身上的衣服，为我的性格塑造显现于外的样貌；我开的汽车使我有了一个在其他人心里的形象等等，这些东西成为了我的身份认同。

3、真正让人快乐的是什么？

今天，获取更多的物质是大多数人最重要的快乐来源，在他们看来，爱情只是短暂的欢愉。既然爱情不能保证天长地久，所以人们宁可选择消费来逃避，因为消费比爱情可靠得多。不管怎样，从心理学层面来说，拥有财产可以让自己的情感得以稳定延伸。而且，财产权让人们成为独立的个体，并有助于建立自尊心。

不过，我们不禁要问，过多的财产真的可以给人带来快乐吗？

2006年“新经济基金会”公布的“快乐星球指数”显示，位于南太平洋默默无闻的岛国“瓦努阿图”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们很快乐，因为他们要求不多且容易满足。这里的人们从不担心物质的匮乏，每个人都很快乐，似乎没什么可以让他们烦心。他们唯一害怕的是来自大自然的热带风暴和地震，而这是所有人都担心的，而不是来自社会财富等级的影响。

那么，我们想知道的是：究竟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向南太平洋这群快乐的人学习的呢？他们给我们上的第一课简单明了，答案就是财富、消费、权力和长寿并不能让人快乐！

快乐经济学家通过问卷调查发现，美国人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增长了一倍；而自认为快乐者的比例却并没有相对增加，反而在过去50年内呈现了几乎不变的状态。对于这个“快乐增长不足”的现象，一个根本的解释是：“获取”本身虽然可以短暂地带来快乐，“占有”却不能。当某个要求一旦被满足，马上就会产生新的欲望，因为人们很快就会习惯所拥有的东西并视为理所当然。

即便如此，很多人还是认为财富和声望处在我们个人价值体系的最高位阶，甚至超越了家庭和朋友。而快乐经济学家列出的价值等级表正好相反。他们认为，没有什么能比与家人、伴侣、孩子和朋友等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来更多快乐。而排在第二位的是在考虑个人健康和自由的状况下，可以对社会做些有用的事。

无论是亲密关系还是财务自由，抑或是亲情和奉献社会，所有这些快乐都因人而异，毕竟快乐是非常个人的事情。正如犹太裔德国哲学家马尔库塞于1948年在他的著作《快乐的哲学》里说的：“我的快乐是当我与自己达到最深层的和谐的那一刻。”

结语

以上就是我们对《我是谁》这本书的解读。

这本书以“人是什么”这一问题为起点，以脑部科学研究成果为工具，综合运用哲学、心理学和神经生物学的知识，探讨了自我认知、人类的道德行为、善或恶哪种情况更接近人的天性，以及自由和爱的意义等这些在人的生命中必然要面对的重要课题。本书通过例举不同的思想观点，让阅读者思考这些理念与自己的思想是否契合，无论结果是什么，都会引发读者再次思考的乐趣，而人就是在不停思考中逐渐认识到“我是谁”的。

恭喜你和“今今乐道”读书会一起读完了你生命中的第6858本书，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你有益的启发。

【编辑：玮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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