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新书】《把自己作为方法》|在自我泛滥的潮流中，如何给自己定位？

两代学人，跨越北京、牛津、温州、杭州、上海五地，历时三年完成了这场谈话。

核心书摘

访谈类的名作有很多，比如《歌德谈话录》《杜尚访谈录》、还有美国著名文学杂志《巴黎评论》的作家访谈系列、国学大师《梁漱溟访谈录》等等，甚至严格来讲，我们古代的儒家经典《论语》也可以划入访谈类著作之列。

《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本书是吴琦对项飙访谈的对话实录，整本书的内容跨越北京、牛津、温州、杭州、上海五地，历时三年才完成。全书用问答的形式，从项飙的个人经验切入，探讨了当代青年如何在自我泛滥的潮流中，给自己定位；如何在全球化的年代，创造性地建设身边的小世界；如何在思想受困的社会，回答宏大的命题等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正如许知远在本书的序言中所说：“吴琦的提问朴素却精确，项飙的回答高度个人化又极富延展性……这场谈话把个人思想、时代精神、众多人物，巧妙地编织在一起。”

《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本书浓缩了两位学者多年的社会观察和学术思考，对于我们观察周围世界、精准描述自己遇到的问题，都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关于作者

项飙，1995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完成本科学习，1998年获硕士学位，2003年获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现为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著有《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技术劳工》等。

吴琦，《单读》主编，前《ACROSS穿越》《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下一次将是烈火》译者。

学什么

1、何谓把自己作为方法

2、作为思想资源的乡绅

3、人类学如何认识世界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共读一本访谈类的新书——《把自己作为方法》。

访谈类的名作有很多，比如《歌德谈话录》《杜尚访谈录》、还有美国著名文学杂志《巴黎评论》的作家访谈系列、国学大师《梁漱溟访谈录》等等，甚至严格来讲，我们古代的儒家经典《论语》也可以划入访谈类著作之列。

和上面这些访谈类书籍相比，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本书的书名，显得有些特别。你看，书名是《把自己作为方法》，那么，“自己”怎么就变成一种“方法”了呢？

关于书名的解释，我先卖个关子，留在后面为大家揭晓，我们先来说说本书的两位作者。

这本书的作者是项飙和吴琦。吴琦毕业于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目前是《单读》杂志（《单读》的前身是许知远、于威、郭玉洁、肖海生等人于2009年创办的《单向街》书系，2014年,《单向街》改名为《单读》）的主编，也是访谈的发起者。项飙是吴琦的访谈对象，同时也是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类学家。

项飙1972年出生在浙江温州，在高中时代就痴迷社会学，那时他就对一些社会现象做过简单的田野调查。项飙18岁时就被保送到北大社会学专业学习，大三那年，项飙就做出了很有学术价值的北京“浙江村”研究，也正是因为这项研究，项飙在20世纪90年代末，被牛津大学邀请免试读博。

学成之后，项飙留在牛津大学执教，同时还担任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世界级学术大牛。

《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本书是吴琦对项飙访谈的对话实录，整本书的内容跨越北京、牛津、温州、杭州、上海五地，历时三年才完成。全书用问答的形式，从项飙的个人经验切入，探讨了当代青年如何在自我泛滥的潮流中，给自己定位；如何在全球化的年代，创造性地建设身边的小世界；如何在思想受困的社会，回答宏大的命题等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正如许知远在本书的序言中所说：“吴琦的提问朴素却精确，项飙的回答高度个人化又极富延展性……这场谈话把个人思想、时代精神、众多人物，巧妙地编织在一起。”

《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本书浓缩了两位学者多年的社会观察和学术思考，对于我们观察周围世界、精准描述自己遇到的问题，都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接下来，我们就从以下三个维度解读这本书：

1、何谓把自己作为方法

2、作为思想资源的乡绅

3、人类学如何认识世界

一、何谓把自己作为方法

首先，我们来看看本书的第一个重点内容：如何理解“把自己作为方法”这个提法。

在说什么是“把自己作为方法”之前，我们先要说明一点：在这本书的一开篇，项飙和吴琦两位作者就告诉我们，他们期待中的读者对象非常明确，就是那些更加具体、更加实在的具有多重身份的知识分子，以及那些一直保持着阅读和思考习惯的青年群体。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发心，项飙和吴琦的谈话线索，始终都是知识如何才能更有好地介入社会，以及学术理论怎样成为更有效的认知工具，帮助青年人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

在本书的访谈对象项飙看来，现如今的学术界，一股功利意味的工具理性正在膨胀扩张，很多学术机构掉进了工具主义的牢笼，变成了“学术工厂”，原来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的科学方法论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这里所说的“工具理性”或者叫“工具主义”，是由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来的重要理念，最早源于德国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

韦伯在他的专著《经济与社会》一书中，把人的社会行为分为“价值理性”行为和“工具理性”行为。其中，价值理性行为，是基于信念理想的合理性；而工具理性行为，则是基于目的的合理性。

所以，工具理性的社会学定义是：“以极其精确的数学计算方式为衡量标准，对外部世界进行简约化，忽视人类伦理原则的界限，漠视价值观的指导作用，并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项飙在书中告诉我们，当工具主义大行其道时，人就会出现一种异化，结果就是大概率变成所谓的“机会主义者”，除自己之外的其他人、事、物就都成了可以他利用的工具。一旦这种情况开始扩散，后果是非常糟糕的。

咱们来举一个典型的例子。2018年11月26日，就在第2届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召开的前一天，南方科大生物系副教授贺建奎宣称，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深圳顺利诞生，这对姐妹出生后，可以天然地抵抗艾滋病毒的感染。

这个消息引发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对，因为贺建奎的做法是对受精卵进行基因编辑，这种对生殖细胞或胚胎的基因编辑，属于生殖类基因编辑，是对人伦道德底线赤裸裸的挑战。

众所周知，科学家对生殖类基因编辑技术，至今还充满了各种争议，因为它涉及到人类后代的发育和繁衍，会极大地影响到人类基因池的纯洁性。尤其是在生殖类基因编辑技术的运用过程中，基因设计者们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设计婴儿的性别、身高、长相、聪明和健康程度，甚至可以创造出一个“完美的超人”。

试想一下，如果这种技术被市场化和无限功利化，将会造成多么可怕的后果。一方面，人类基因池被污染，人类的尊严底线受到挑战；另一方面，这会造成新的社会分层，引发极其严重的社会隐患，是一种极不道德的行为。

在这个案例中，贺建奎使用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类胚胎细胞，进行既定目的的编辑，就是一种被工具理性操控的例子。而且，这种唯技术论、机械思维主导的、缺乏道德情感的极端工具理性，开始甚嚣尘上，也在慢慢导致社会信任的危机。

本书作者之一的项飙，对这种工具理性是坚决反对的。同时，作为一名有学术自觉和学术使命感的学者，项飙在书中明确提出，为了抵制、狙击科学方法论的日益工具化，他提出知识分子或者说有志于独立思考的人，都要努力建立一种自己思考、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方法。

项飙觉得，他自己的工作就是成为一个思考工具的孵化器，这就是所谓的“把自己作为方法”了。

项飙进一步说，他要做的不是给读者一个结论，也不是给读者一个抽象而宏观的判断，而是通过细微的分析，给读者提个醒，去激发和帮助读者找到介入社会生活的有效方法。

在访谈中，项飙特意强调，我们理解社会、理解生活、理解世界，要从自己的具体生存状态作为出发点，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来用心感知。也就是说，通向世界的具体途径，其实是自己的生活经验，我们遇到的人、遇到的事情、遇到的困境，都可以挖掘出亮点，都能成为我们进步的阶梯。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把自己作为方法”，就是认知世界要从自身的具体经验和问题出发，通过自己的体会来理解。那么，在具体的理解方法上，项飙又是把什么作为思想资源，来引入自己的实践当中的呢？

二、作为思想资源的乡绅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内容：为什么项飙会把乡绅当成思想资源？传统乡绅的实质又是什么呢？

本书的作者项飙是温州人，早年的温州盛产打火机。

在《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本书里，项飙有一个有趣的比喻：他把自己比作是一只打火机，如果火苗是打火机输出的观点，那么打火机里的燃料，也就是产生观点的思想资源，项飙称之为乡绅精神或者说自主精神。

要想理解乡绅精神，我们首先得明白什么是乡绅？

纵观中国的发展历史，传统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说的金字塔型。也就是说，塔尖上的是皇帝，称之为皇权，自皇帝以下，政府通过行政区域的划分，构筑了层次分明的权力运行机制。

其中，尤其以县级行政的权力结构最为稳固，而县级以下常常会出现所谓的“权力真空”，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皇权不下县”，而在县级以下的基层权力结构中，连接中央和基层社会的，扮演着调节器角色的，就是乡绅。

乡绅如果从字面的解释来说，是指乡村社会里的特权阶层，基层领袖。通常来说，乡绅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退休的官员。古代官僚体系实行的是“地域避嫌制度”，也就是说，官员原则上是不能在自己的家乡当官的，他们要通过中央选拔后，分配到离家很远的异地去当官。当官员年老体衰，不能再为朝廷效力的时候，在落叶归根的思想影响下，很多官员就会在离职后回到家乡，成为乡里有话语权的人物。

第二种，是没有功名和官职的乡村领袖。这些人往往是祖上做过官，或者家里田产比较多，有钱又有闲，还能自利利他的人。他们仰仗着家族过往的荣誉或自身的财力，在乡里也有一定的话语权。

第三种，是没有考中功名的读书人。传统知识分子讲究“学而优则仕”，这些久居乡间的读书人，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没有考得功名。但是，他们并没有消沉，而是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在乡间施展自己的才华。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乡绅一直是传统乡村社会公共权力的真正主宰，而优秀的乡绅，在乡村生活中往往有非常大的贡献和功劳。

咱们今今乐道读书会，总讲跨时空对话，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明代乡绅是如何积极参与赈灾等社会公益事业的。

据气候史学专家研究，明清时期是我国自然灾害频发的一个历史时期，尤其是明朝的时候，地球正好处于寒冰期，干湿的变化非常剧烈，从而引发了各种自然灾害。

那时，明朝政府在赈灾防灾方面，很重视调动民间的乡绅力量。一旦这些乡绅或者富户，捐了粮食赈灾，朝廷或者地方政府，都会对他们进行鼓励和嘉奖。据古籍《救荒策会》中记载，明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江西因干旱出现了大饥荒，吉水知县柯暹[xiān]就劝乡绅和富农们捐粮食赈济灾民，替朝廷分忧。

乡绅胡有初最先响应号召，捐出一千石谷子给县衙用于赈灾，但是其他富户都在观望，效仿胡有初捐粮的人非常少。看到这种情况，胡有初又拿出五百石粮食给县衙，大家一看胡有初如此仗义，那些没有捐粮的地主富户们，都有些不好意思了，这才纷纷解囊捐助。

后来，“巡抚侍郎赵新上其事，上嘉之，赐玺书，赐褒有初‘义民’”。这句话用白话文来说，就是江西巡抚赵新把胡有初的义举上报给了朝廷，宣德皇帝特意下旨褒奖了胡有初，还赐给胡有初“义民”的荣誉称号。

事实上，历史上的乡绅不仅在灾年捐款捐物来帮助百姓度过灾年，在和平年代，乡绅还乐于办学，主持各种书院，来为国家培养人才。

比如，本书作者项飙曾就读的温州中学，前身就是由清末乡绅、教育家孙诒让创建的温州府学堂。

在作者项飙看来，乡绅们注重赈灾和办学，主要就是出于一种自治的精神。“自治”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史记·孝文本纪》当中：“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意思是说，因为有的百姓不能很好地自我管理，所以才要建立法律来约束他们。

自治的定义是“作为社会主体的社会成员，按照本意进行自觉、自主的社会事务管理”。按照作者项飙的说法：“乡绅们的自治是很温和的，它不做这样的普世性评判或者倡导，他从小世界里看东西，没有宏大的、居高临下的说法，对体制没有道德上的优越感。”

在这里，乡绅的自治精神，或者说乡绅们思考的方法，是对自己所在的一方小天地里有责任心，同时乡绅们对体制原则也有充分的了解，知道该如何在符合规范的前提下，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你看，乡绅很值得推崇的一点，就是能够把自己立足之地的具体情况，摸得一清二楚，进而形成一个系统化的、实证性的、内在的认知模式，这其实也是“把自己作为方法”的一种体现。也就是说，乡绅们做事的逻辑，不是靠外在的逻辑推理，而是行动者靠着自己的切身感受，对生活进行实实在在的描摹。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什么是把自己作为方法，也知道了把自己作为方法的思想资源是乡绅精神。

那么，下面我们又该用哪些具体的路径，来落实这些思考方法呢？本书作者项飙，从人类学的角度，给我们支了几招。

三、人类学如何认识世界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本书的第三个重点内容：人类学如何帮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这个世界？

1、拒绝空洞

仔细琢磨项飙提出的“把自己作为方法”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他之所以能提出这个方法，就是想要对自身所处的学术环境进行反思，以及对现代知识分子功利化的现实开展批判。

作为一位优秀的人类学家，项飙敏锐地发现，很多学术机构开始呈现出一种商业化的倾向，而有些学者的学术研究也出现了分裂：他们一方面缺乏对自己身边事物的观察，另一方面，又在故纸堆里进行着脱离实际的空洞的学术生产。

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与周边的现实世界脱离了联系，变得不接地气了，他们也不能从具体的生存状态出发，来发现新知和阐述真理了，他们喜欢做的事情，就只剩下钻营那些虚无的专业术语了。

因此，项飙从人类学家的角度提出，我们要把自己作为方法，就要抛开那些宏大而缥缈的叙事，拒绝空洞的理论，要真正从实际出发。

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项飙在书里举了一个例子。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动越难战争，当越战进入胶着状态后，各国的有识之士都开始反思这场战争，到底该不该打下去？当时，德国有很多青年自发走上街头，开展游行示威，反对美国的不义之战。而德国青年的这一举动，引起了著名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的注意。

一般人会觉得，德国青年反战的行为多么高尚，这是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好事，动机是值得表扬的。

但是，阿伦特总觉得这场行动哪里不对，她向参加游行的德国青年们发问：你们组织这场反战游行，事前有没有思考过，美国越战和大家有啥关系？

那些参加游行的德国青年们听后，大多摇摇头，也有人就说自己一听到美国欺负人，就开始情绪波动，就想走上街头抗议。可见这些德国青年并没有“把自己作为方法”，并没有真正立足实际把问题想清楚，而是盲目而空洞地为了反对而反对。

当时的美国人中也有很多有识之士，他们也加入了反战的队伍。他们在美国本土进行游行示威，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越加参战的士兵是通过抽签决定谁来上战场的，所以美国很多富人或者中产家庭的孩子也被选中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美国人的反对和示威，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在反战的过程中，他们通过自己的感受和行动，切实地促进政府作出了一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最直接的一个结果是，这些中产阶级选民把美国原来实行的义务兵役制，变成了志愿兵制度，而这种志愿兵制度类似于一种职业军人的体制，相当于拿工资的雇佣兵。

你看，在这个案例中，同样是反越战，美国人的反战因为拒绝空洞，因为实打实的思考和进一步行动，最后真的得到了一个合理的结果。相比之下，德国青年的反战，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些青年没有理顺好他们和越战是什么关系，最终在认知世界方面，还是欠缺了一些东西。

2、权重分配

落实“把自己作为方法”的第二个具体体措施，就是要学会分配权重。什么是权重？简单说，就是不同的影响因素或者指标，对某一事物的重要程度。

项飙在书中说，“把自己作为方法”应该是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研究者必须亲自去观察和收集各种材料，这些材料鲜明而直接，必须贴近现实。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现实常常不是非黑即白的，它往往是灰色的，因为人性本身就是复杂的，就算研究者的观察再细致入微，也有可能会被各种非理性情感带偏了。

比如，项飙在刚上北大的时候，因为自己强烈的学术兴趣，开始对北京的“浙江村”现象进行了系统研究。

在20世纪80年代，肯吃苦又具有开拓精神的浙江温州人在北京大红门附近开始聚集，他们擦皮鞋、卖服装，为北京的生活提供着便利。随着时间的推移，做生意的浙江人越聚越多，慢慢就形成了所谓的“浙江村”。

“浙江村”给北京市民生活带来了便利，也产生了聚集区经济增长，但是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占道经营引起的交通堵塞，还有治安和环保问题等等。

这个时候，政府为了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就想要把旧有的市场拆迁改建，但是老商户们却不干了，他们在这里经营了十几年，对原有的市场很有感情。于是，心有不甘的老商户们就开始了申诉和上访，有的还去拆迁办闹事，以为这样一闹，旧市场就不会拆迁了。

项飙作为一个地道的温州人，在进行“浙江村”调查时，因为同乡的关系，和这些老商户们关系处得都很不错。而且，项飙在研究的一开始，也非常同情老商户们，但是作为一名受过学术训练的北大学子，项飙没有被情感因素所左右，而是在研究中引入了权重分配的方法。

他经过认真思考得出结论：商户们不愿意拆迁的心情，固然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把拆迁和不拆迁的好处与坏处，一一例举出来，给这些复杂的因素做个权重筛选，就可以明白，政府的考量是大局观，改建市场的政策是对的，而老商户们不愿拆迁的想法是短视的。

你看，如果项飙不是在研究中引入权重分配，他自己也会因为情感因素而“陷进去”，所以项飙就告诉现在的年轻人，如果你要做一件事情，一定要把权重描述放进去，这样你在思考和论证的过程中，才能相对客观。

结语

以上就是《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今天，我们通过项飙和吴琦两位学者之间的对谈，系统地了解了什么是“把自己作为方法”，具体来说就是，项飙希望把自己当成一个思想孵化器，来激发青年人建立认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考工具。

项飙把自己作为方法的思想资源，是乡绅精神，也就是一种在符合规范的前提下，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的自治精神。

站在自己的专业角度，项飙在书中反复提到，希望青年人不要把学术理论当成认识世界、寻找答案、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他提醒我们，学术只是观察生活的一种路径，我们在掌握了基础方法后，需要通过自己的分析，去找到自己理解世界的位置和角度，以此形成对世界的充分认知。

总之，把自己作为方法，既不是对外的一种盲目排斥，也不是对内的一种盲目自信，而是从自身的实际经验出发，把自己的每一个真实感受，都变成一个小小的中心。这些中心就像中医所说的穴位，看似分散，却又连通着人身体上的整个经络。当你打通了这些穴位，也就打通了自己的经络，就会形成对自己的反向塑造。

恭喜你和“今今乐道”读书会一起读完了你生命中的第6911本书，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你有益的启发。

【编辑：王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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