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差社会》|了解贫富的成因，直指现代社会之痛（已加音频）
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房地产行业泡沫破裂，给日本经济造成了巨大创伤，自此日本进入了经济长期不景气的20多年，日本经济学界把这称作“失去的20年”。对此橘木俊诏大声疾呼：“一亿总中流时代已经结束。”正是这句话点燃了格差社会大讨论的导火索，之后橘木俊诏写成《格差社会》一
核心书摘
日本年轻人的“躺平”，只是格差社会的冰山一角。
其中，格即等级，差就是差距，“格差社会”就是指阶层固化、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社会。
在《格差社会》一书中，作者橘木俊诏讲到了日本一亿中产阶级的兴起、消失和背后的成因，讲到了格差社会带来的危害，以及纠正格差的四剂药方。他认为，年轻人的“躺平”是阶层固化的产物，日本正在变成一个封闭性社会，年轻人的向上通道已经被彻底关闭，因为他们感到“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所以干脆就选择了躺平。
在谈到竞争导致格差变大时，橘木俊诏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有竞争，就会有胜者，也会有败者，该如何安顿败者呢？”
他表示，一个理想的社会，既要颂扬成功者的努力，也要以宽容的态度安顿失败者，给他们留一张能托住的安全网，而这，恰恰是日本社会缺失的制度。
关于作者
橘木俊诏 ，1943年出生于兵库县，1973年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在美、法、英、德大学及研究所从事教学与科研，现任京都女子大学客座教授。
学什么
1、一亿总中流时代的结束
2、“平等神话”破灭的原因
3、应对格差社会
2018年的6月啊，日本的电影《小偷家族》正式上映，这部影片后来获得了第71届法国嘎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这部电影讲的是在东京的都市丛林中有一所寒酸的老房子，六个陌生人住在里面，共同组建了一个临时家庭，他们靠偷窃以及坑蒙拐骗为生，游走在贫困与非法的边缘，却也相依为命。给彼此以温情，甚至还能感受到点滴的快乐。在被这个温情故事打动的同时，我们也不可避免的看到了日本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贫富差距变大，阶层固化，底层人物彻底的失去了向上跃迁的希望。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橘木俊诏把这样的社会呢，称为隔差社会。格，格子的格；差，是差距的差。格是等级，差是差距。格差社会就是指阶层固化，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社会。
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房地产行业泡沫破裂，给日本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创伤。此此，日本进入了经济长期不景气的20多年，日本经济学界把这称作为失去的20年。对此，橘木俊诏大声疾呼，1亿总中流时代已经结束。
正是这句话点燃了格差社会大讨论的导火索。之后橘木俊诏昭又写了。《格差社会》这本儿书，针对这次讨论做出了系统的回忆。本书的作者橘木俊诏，被誉为日本格差社会研究第一人。他1943年出生在兵库县，大概属于大阪都市圈儿内吧。1973年获得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学位，现任京都女子大学客座教授。
他研究劳动经济学数十年，极力反对日本政府纵容格差扩大的政策，并发出了振聋发聩的疑问，一个阶层固化、无法反映个人意愿和能力的社会，还是理想的社会？
一亿总中流时代的结束
翻开这本书，首先要来读到的是1亿总中流时代的结束。日本经济的腾飞开始于20世纪的50年代，大批年轻人被城市的机会吸引，纷纷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等到了60年代，这些年轻人的生活开始稳定下来，享受到了电视、洗衣机、电冰箱三大件儿。又过了十年，彩电、小轿车也也开始进入了普通人的家庭。一个新的阶层，中产阶级开始崛起，构成了日本经济的中坚力量。在日语当中啊，这个阶层过的日子就被称为中流生活。
社会学家山田昌弘对中流生活的界定是，他们拥有自己的房产和汽车，家电用品齐全，父母可以供孩子接受高等教育。全家能负担偶尔的旅游、度假、滑雪等娱乐休闲项目。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几乎任何一个日本人只要肯努力，就很容易过上这种富足宽裕、幸福指数颇高的中流生活。
那是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啊。从1955年到1973年，日本经历了长达18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并且在1968年1月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量青壮年人口呢？从农村流向东京、大阪、名古屋这三大都市圈，让城市居民先过上了中流生活。之后，日本政府开始着力解决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尤其是城乡剪刀差，制定并实施全国综合开发计划。
农村居民的收入呢，开始大幅提升，等到1970年前后，他们的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还略高于城市，可以说整个社会真正实现了共同富裕。当时的日本人都有资产，人人都高收入，国民满意率和自信心的也爆棚。1977年的时候，日本政府进行了一项社会调查，其中一个题目就是你认为你们家的生活水平能排在社会上的哪一层？统计结果显示。回答，中上、中、中下的比例占了90%，也就是说，当时有90%的日本人都认为自己是中产。当时的日本人口总数大约为一点一四亿百分之九十就是1亿，这就是1亿总中流的说法的来源。
日本为什么能顺利的不如1亿总中流这样的社会形态？除了经济发展带来的共同富裕，当时日本政府锐意进取，在教育、税收、社保、就业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这些举措也都有效地推动了全社会的共同富裕。首先，教育均等化提升了人口的整体素质。二战之后，日本颁布了日本国宪法以及教育基本法律。保障全体国民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之后，日本政府对全国基础教育进行了高度集中的标准化管理，保证各地中小学校均衡发展，并鼓励社会兴办私立大学和职业教育学院，补上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短板。
等到了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义务教育入学率几乎达到了100%，高中升学率超过70%大学升学率达到了40%。在这个时候，哪怕是贫寒的农家子弟或者女性，也有机会接受高水平的教育，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实现阶层跃迁。
另外啊，稳定的日式雇佣制保证了收入机会，充分就业并保持就业稳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日本在1970年代陆续出台了雇佣对策法关于稳定中高年雇佣的法律，确保雇佣领域男女机会与待遇均等的相关法律，同时雇佣保险法等法律法规，重点保障中老年女性就业的权利，并支持企业以临时下岗，在职培训，岗位调动等形式维持雇佣员工。日本企业界呢，也逐渐形成了由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所构成的雇佣机制，这三样呢，也被称为日式经营的三种神器。
且每年定期招聘应届毕业生，雇佣起直到退休为止。员工的工资呢，直接与工龄挂钩，成立工会，保障员工就业稳定以及工资待遇方面的权利。最后呢，是用全面保险救助机制防止阶层下滑。战后，日本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围绕贫困者的最低生活保障，在养老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儿童救助等方面向弱势群体倾斜，帮助贫困者分担风险。同时啊，社保的交纳机制设计也照顾到了不同收入阶层的支付能力和需求，富人交的多一些，穷人交的少一点儿，间接的实现了劫富济贫的再分配效果。
但等到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这种1亿总中流的社会形态开始发生变化，作者橘木俊诏分析了，厚生劳动省啊，大约相当于中国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吧。由他们统计的1972到2002，日本居民收入分配的数据发现，其收入基尼系数已经从1972年的0.354上升到了2002年的0.498，且上升幅度越来越大。而世界经合组织在2008年发布了一份报告，显示日本的基尼系数在30个成员国中位居第11位，远高于0.311的平均值。基尼系数可以用于估算社会格差与不平等的程度，数值越大，说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越高。由此可见，日本的贫富差距在持续扩大，在国际上都处于较高的水平。
这意味着有很多人的收入已经落入了贫困线之下的，成为了贫困人群.贫困其实是有两种定义的，第一种是绝对贫困，就是连生存糊口的收入条件都达不到，没有社会救助压根儿就没法儿活下去。第二种呢，是相对贫困。这个国际上有个通行的指标，就是把一个国家中收入在该国平均收入的50%以上的人口定义为贫困人口。
橘木俊诏在东京、大阪、仙台、名古屋等大城市里进行过。发现这些城市的绝对贫困人口占比在逐年的攀升，1996年是11.2%，到了1999年就是13.4%，到了2002年已经达到了15.7%。同时，他也统计了日本的零储蓄家庭的占比，零储蓄意味着这个家庭要竭尽全力才能够勉强生活，没有任何结余可以用来储蓄。从70年代到80年代后期，日本的零储蓄家庭占比一直在5%左右，但到了2005年就急剧上升到了22.8%，而在相对贫困方面啊，国际经合组织的调查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日本的相对贫困人口占比率15.3%，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位居第五位，在发达国家中位列第三位。只有美国和爱尔兰比日本会高一些。在经合组织全体成员国的平均贫困人口占比只有10.7%。这些统计数据都反映出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日本的平等神话已经破灭，一亿中流时代已经成为了过去式。
日本的社会评论家三浦展，用带引号的下流社会来指代这一社会变迁。意思是说，日本正在由优质的中流社会向下滑，每个年龄段的人都在往下滑，从中上向中中再向中下下沉，人们拼尽全力也没法儿回到原来的中流生活。如果说原来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那么随着1亿总中流的消失，一个贫困人口铸成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正在逐渐成型。
“平等神话”破灭的原因
好了，下面我们要共读到的部分是关于平等神话破灭的原因。日本政府啊，对1亿总中流正在消失这种说法呢，并不认可，他们认为啊，隔差社会只是表面现象。
是日本步入老年社会和少子化的产物。但橘木俊昭用数据驳斥了这一观点，他批评政府不应讳疾忌医，而是要诊脉平等神话破灭的病根儿，然后呢，对症下药，消除贫困。橘木俊诏分析提出，日本社会当前的主要病根儿呢，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呢，就是失业导致格差加大，从1990年到2005年。日本已经持续15年经济不振，受此影响，失业率持续上升，已经从2%上升到了5.5%，而且这个数据呢，还只是官方给出的显性失业数据。
也就是说，失业后仍在努力求职的人，并不包括那些没有积极求职的人。他们要不因为怎样努力都找不到工作，所以心灰意冷的放弃了求职，要么因为家庭原因无法外出工作。橘木俊诏认为这样的潜在失业人口大概应该是显性失业人口的二到三倍，所以日本的总体失业率应该超过了10%才对。高失业率呢，使得失业者和在职者的格差随之慢慢扩大。也正是因为高失业率，使得失业者和在职者的格差随之扩大。
第二点是用工模式改变导致的格差。近年来啊，日本企业非正式用工的占比急剧增长，这里面呢，既有按小时付薪水的小时工，也有雇佣期只有半年左右的临时工，而且大量使用人力资源派遣方式，企业和劳务派遣公司签署用工合同，让劳务派遣公司委派人员从事短期劳务。
从1995年到2005年的十年时间当中，日本企业中的正式员工减少了约400万人，而非正式用工呢，增加了630万人。这一做法帮企业降低了用工成本，因为非正式用工的单位薪酬要比正式员工低得多，而且企业还不用为他们支付保险、企业年金等社会保障和福利。这样的用工模式呢，导致了正式员工和劳务派遣工之间的格差。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正式员工的日子能多好过，他们之间的竞争已经变得越来越内卷。无偿加班开始变成了工作常态。虽然没有人愿意无偿加班，但外面的机会越来越少，员工只能忍气吞声的接受，甚至呢，为了不被裁员而主动加班，个体的平均工作量加大了。反过来呢，又可以让企业减少编制，导致企业能提供的就业名额进一步减少。
第三就是收入分配机制的改变。在80年代之前，日本员工的工资水平由春斗方式来决定，也就是每年春天，各个行业都会组织企业管理层代表和工会代表进行谈判，工会代表呢，会根据行业上一年度的生产情况、盈利情况提出涨薪的要求。然后呢？双方再坐下来协商当年的薪资水平。由于采取年工制，当时企业与企业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薪酬差异并不大，完全可以通过集体谈判来确定。但是啊，随着非正式用工模式的兴起，工会的力量日益减弱，企业开始绕过工会和员工个体进行谈判定薪。
相比经验丰富又处于强势地位的企业来说，员工在这场谈判中呢？显然是居于下风。而且，企业定薪的前提也发生了改变，不是看工龄，而是看业绩。但很多时候，业绩的评价标准呢，并不很清晰。所以，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之间，薪资水平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大，同一企业不同岗位、不同人之间的薪资差异呢，也变得越来越大，这也是导致收入格差扩大的重要原因。
最后一点就是税收，社保没有发挥应有的再分配调节作用。过去20年间，日本所得税的累进度一直是在下降，这里个新词儿叫累进度啊，什么叫做累，积累的累。这所谓的累进度，就是让高收入的人多缴税，低收入的人少缴税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累进度下降呢，就意味着税收的再分配调节功能开始弱化。
就拿所得税来举例子吧，1986年日本所得税最高税率为70%，此前呢，还达到过80%，现在呢，则下降到了37%，继承税当然也是一样啊，累进度，同样呢，也降得很厉害。这样的政策呢，对高收入高资产的富人更为有利，但弱化了劫富济贫的社会救助工作。同样，社保制度呢，也没能更有效的帮助到低收入群体。日本采用定额保险费制度。比如说国民年金，每个人都支付13860日元的金额，完全不考虑收入的多少。这个金额呢？对高收入者来说并不高，但对低收入者来说呢，就是难以承受的重担，使得原本应该成为弱势群体安全保障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了压倒他们的一座大山。
为什么日本政府会采取上述政策呀？2006年小泉首相在国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些日本政府的施政逻辑。小泉呢，在讲话中评论格差社会现象的时候就说，哪个社会都有格差，出现搿差绝非坏事，有人嫉妒成功人士想要脱强者后腿。如果不遏制这种风潮，社会将停滞不前。小泉自2001年上台之后呢，就大力推行结构改革。而那五年，也是日本社会格差急剧放大的时期。当时小泉上台的时候啊，这日本经济已经现在低增长泥沼中十年了，并且还累计了1000兆日元，大约相当于八点儿七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为了重振经济，小泉呢？承继上世纪80年代英国撒切尔夫人与美国里根总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大胆推进各项改革，鼓励企业之间进行自由竞争，竞争成功者，赢家通吃，竞争失败者呢？颗粒无存，这就是结构改革的总体思路。平心而论，他的确给日本经济当时带去了活力，但这也引起了产业界的剧烈动荡。很多人正是在那场动荡中沦为不幸的失败者，从所谓的中流变为下流。更严重的问题是啊，当时小泉政府没有通过社会救助机制，及时地为所谓失败者的那些下流。设置一张安全网，甚至还纵容胜利者对失败者进行弱肉强食的掠夺。为了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啊，小泉政府提出要大力削减支出，但他削减的目标主要是社会保障支出，而日本的这项支出呢，当时已经处于全球发达国家的最低水平。
对这一做法，以橘木俊诏为代表的社会学者们深表忧虑啊，他们不反对通过竞争机制来激活经济，但他们反对赢者通吃的分配机制。蛋糕并不是完全靠那一小撮胜利者才做大的，但这些胜利者不仅独享蛋糕做大的部分，还在吞噬失败者们本来就很少的那一份。橘木俊诏在书中质问道啊，说富豪们住在豪宅里，过着奢华的生活，而穷人们住在寒舍里，终日食不果腹，这样的社会人道吗？
小全当时认为啊，格差不是坏事儿，限制格差呢？就是拖强者的后腿，会让社会停滞不前。但是橘木俊昭在书中指出，啊，适当的格差呢，的确能促进竞争，提高效率，但如果放任格差持续扩大，则极有可能招之阶层固化，从而呢，伤害整个社会的活力，让整个社会陷入一摊死水，而日本当时就已经处在这个临界点上。
橘木俊诏通过调查发现，日本的格差已经蔓延到了政治、经济、教育、职场等方方面面，并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说，单身母亲问题涉及到了职场中的性别歧视和性别格差问题。老人赡养问题涉及到了年龄隔差、代际隔差问题。寒门难出贵子现象，涉及到的是教育格差问题。年轻人毕业后涌入考工赛道，涉及到的是职业硌差的问题。还有小城市的衰落，涉及到的则是地区格问题。如此众多的格差融合交错，导致了阶层固化、犯罪增多，福利缩减、老无所依、过劳死亡、性别歧视、年龄歧视等等社会问题的出现。
橘木俊诏用两个例子来作比较，来说明日本政界的阶层固化问题。第一个例子呢，是职业棒球选手界的子承父业，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呢是巨人队的长嶋茂雄，还有乐天队的教练野村克也。这两个人呢，都是日本棒球界家喻户晓的知名人物，后来他们的儿子长嶋一茂、野村克点，又分别在父亲的提携下顺利的进入了棒球这个行当。但是和父辈相比啊，这两个年轻人的天赋和实力显然是偏弱的。在激烈的竞争中并没有脱颖而出，野村克点呢，也变得默默无闻，而长嶋一茂呢？干脆选择退役，进入了娱乐圈。可见在棒球界，父母的确可以用自己的人脉、名望帮孩子们争取到较高的起点，但后面的发展呢？还是要靠孩子自己，因为球打得如何，关众是看得很清楚的。
相比之下，日本政治领域子承父业的例子就更多了，小泉首相之后呢？自民党进行总裁选举。截止到2006年的6月，一共产生了五位候选人，被戏称为麻元康三太郎麻，就是麻生太郎啊，元就是古元真一，康呢，是福田康夫，三太郎呢，分别是安倍晋三和野太郎，所以这五个人就被大家戏称吧，也是一个简称，叫麻元康三太郎。
这五个候选人都是典型的政二代或是政三代呀，他们进入政界的，往往可以全盘继承父辈的后援团和人脉，接过父辈打拼多年形成的地盘，而且跟棒球选手不同啊，政治家的从政能力，在短时间内很难看出来优劣，所以呢，这些世袭的政治家们也很难像职业棒球选手那样被优胜劣汰掉。
橘木俊诏认为啊。照这种趋势发展，政坛会渐渐的被政三代、政四乃政五代把持，阶层固化的状况呢，会令人非常担忧的。事实上，这种阶层固化呢，已经伤害到了日本长期发展的活力，其引发的重要现象就是年轻人的躺平。东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佐腾俊树书指出，日本正在变成一个封闭型的社会，年轻人的向上通道已经被彻底关闭了，因为他们感到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所以干脆就选择了躺平。
橘木俊诏呢，在书中敦促日本政府要拿出有力的手段，纠正过大的格差，减缓阶层固化。他还在书中呢，开出了纠正格差，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四剂药方。
应对格差社会
第一剂药方呢，是纠正就业格差，重点是救济底端的低收入劳动者。橘木俊诏建议啊，在企业界引入同工同筹机制，保障非正式员工能享受和正式员工同等的待遇，并积极推行最低的工资制，保障员工的最低收入，同时建立社会培训制度，帮助青年人提升工作技能，让那些毕业即失业的年轻人不再啃老，而是有更多的职场机会。
第二剂药方呢，是纠正地区格差。重点呢？是激发小城市和乡村的经济活力，一方面呢，这些区域呢，要通过招商引资激活地方产业，同时为了吸引并留住人才，也完善医疗、教育等基础建设，最后呢，还要扶持农业发展，实现偏远乡村的经济振兴。
第三剂药方呢，是纠正教育格差，让每一个人呢，都有读书改变命运的机会。橘木俊诏研究发现，越是学历低的年轻人，越不容易找到稳定的工作，越容易啃老。而一个孩子能否受到良好的教育，很大程度上又跟父母的阶层、职业和收入有关。因此，教育仍然是打破阶层固化的关键啦。为此，政府要完善各项奖学金制度，并且提高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优化职业教育体系，让寒门子弟得到更多的机会。
最后一剂药方就是建立穷困救济机制。并且通过税制和社保制度的改革，让贫困者能得到更多的社会救助，同时要求分到大蛋糕的富人多交税，多交社保，从而减小格差，让整个儿社会的发展更加公平，也更加人道。
紧接着道读书会走向跨时空对话呀，其实自古以来，贫富差距一直就是让统治者头疼的大问题。我们读论语，孔老夫子在论语当中讲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里面所谓的不均，其实就是贫富差距，就是格差。当格差严重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地步的时候，贫苦百姓就会忍无可忍，就会打着均贫富，均田免粮的口号揭竿而起。为了长治久安，历代统治者也推出过不少抑强扶弱的措施，其中宋朝的做法应该是比较有代表性。
我们先说抑强，宋朝抑制的主要是客户啊，也就是品官之家。宋朝的品官之家呢，包括从九品到一品的现任官员之家。品官去世之后呢？按照政策，由几代子孙都能够承袭政府的恩荫，还可以享受品官之家的特权。此时呢，仍属于官户的范畴。此外呢，官户也包括外戚、宗室等。尽管如此啊，宋朝官户总数呢，只占全国总户数的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二，规模并不大，对整个经济的影响也有限。此外，和其他朝代相比，宋朝的品官之家能享受的特权也不多。大宋对官户阶层设置了很多限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限田不得广置产业，与民争利；二是禁止地方官员在任职的地方置办田产；三是禁止承买和租种官田；四是禁止放高利贷获取利息；五是禁止经营酒坊酒厂，渡口坑冶坑治就是冶炼矿产，甚至也包括私办纺织业等商业活动。一句话概括吧，就是官户不能和国家争利，不能和小民争利。
而在扶弱方面呢，宋朝政府主要通过降低田赋和劳役的方式来实现。宋朝呢，以土地家产的有无和多寡为标准，把有土地和家产的人户呢，称为主户。没有土地和家产的呢，称为客户。主户分为五等，一二三等户呢，相当于是地主、富农，四等户，五等户相当于是中农，客户呢，就相当于是贫农，其中一二三等主护是赋税劳役的主力。四五等户其次，而对那些没有土地和家产的贫民。政府也是格外开恩，让他们不用缴纳田赋，在劳役上的也比住户要少的多。
除了正常的政府救灾机制之外，宋朝的士大夫们呢，还建立了类似于后世的保险机制，帮助弱势群体度过灾难。比如，宋朝大儒朱熹就在今天的武夷山创建过社仓社会的社粮仓的仓。
公元1169年吧，当时在那个地方发生了天灾呢，朱熹呢，就和当地的乡绅、乡政府联名借米600石来赈灾。他们和灾民约定啊，灾民借的米呢，要在当年秋收之后归还，收利息两分，如果后面呢，又遇到了小灾荒，那么利息减半，如果又遇到了大灾荒，那么利息全免。这一雪中送炭的做法，确实赢得了当地灾民的欢迎，他们到期后把借的米如数归还，并缴纳了利息。朱熹呢，则和当地乡绅用这些利息呢，继续购置新米，滚动发展。十年之后呢，累计的仓米已经从最初的600石变成了6100石。最重要的是社仓成为了地方的稳定器，遇到灾荒，人们就不用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去逃荒。后来朱熹呢，还把这套制度上搜朝廷，建议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或许这就是宋朝的动人之处吧，就连史学家唐寅笔、李约瑟等人也都说过，如果可以选择，我只想活在中国的宋朝。总体来看，因为政府的抑强扶弱政策，宋代的老百姓还是非常幸福的。
《格差社会》这本书的部分内容，就和大家共读完了。我们今天读到了日本1亿总中流社会的兴起、消失和背后的成因，也读到了格差社会带来的危害，以及纠正格差的四剂药方。在谈到竞争导致格差变大的时候，橘木俊诏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有竞争就会有胜者，也会有败者呢，该如何安顿失败者？是啊，一个理想的社会，既要颂扬成功者的努力，也要以宽容的态度安顿失败者。给他们留一张能拖住的安全网。在剧烈震荡的时代潮流中，我们不知道何时自己能攀上高峰，也不知道何时这个立足点会被大浪吞没。可以说，这张安全网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多一点人文主义的关怀，为那些弱势群体发发声，做一点微薄的事情。
也许你今天救助的可能就是明天的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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