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作者：彭波

法律讲究公平原则，也称之为公正原则、正义原则、公道原则。所以，我们的法律一直在追求公平的道路上前行。既然法律是“正在追求公平”，这就说明我们的社会还没有达到公平公正的程度。越需要公平正义，公平正义就显得越发弥足珍贵。
为了显示公平正义，国家施行公检法制度，公检法和律师们各为其主，都在不同程度地维护法律的公正，维护着人权。即使是犯罪嫌疑人，也有自己的权利，他们的权利，同样也会有律师为他们辩护。
虽然公检法跟律师一样，都在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但是，公检法属于国家机关，职权所在，他们往往高举着国家的大旗，令人仰止。
律师就不那么幸运了，律师保护的是当事人的利益，特别在刑事案件中，律师的职员就是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犯罪嫌疑人不是什么好听的词，他们的脖子上挂着“犯罪”两个字，让人嗤之以鼻，那么，律师为他们辩护，便很容易让人诟病。
无论多么高明的律师，要想做到出色，便需要付出比常人几倍几十倍的努力。
在法庭上，他们要看法官的眼色，法官不想听你的辩护了，会随时制止你的发言，前段时期，就曾看到过法官让律师从法庭上滚出去的报道；在法庭外，他们还要看公安、检察机关的眼色，为当事人取证时，或许就阻止了你的取证行为，或许就让你坐冷板凳，或许就不让你见当事人；公检法的权力是实的，律师的权利是虚的，虽然同样都是在维护国家法律，律师的维护就显得特别委屈。

说起这些委屈，律师们都能忍，然而，当大众们对律师发出阵阵指责时，就让人不能接受了。
前一段时期，劳荣枝一案牵动万人心，先不说劳荣枝最终结果如何，她犯了什么样的重罪，在法庭没有对她判决之前，她有自身的权利。当一位律师在网上发表自己对这件案子的看法时，就得到了网友们的一片声讨，似乎有一种谁替劳荣枝辩护，谁跟她同罪一样的感觉。
往期好文指引：《为什么律师要为劳荣枝辩护？》
曾经读到过一篇文章，是一个知名的律师写的。他说，有个律所的领导犯了事，检方指控这个领导贪污受贿罪，律师为其辩护。
开庭之前，律师明显感觉到了来自各方对他的硬威胁，威逼他不要为这个领导辩护，其中还有他的一个老乡，这个老乡官职挺高，官员找到他，劝他、忠告他，这件事最好别让他管。
不久，那名对律师软威胁的政府官员也因贪污受贿罪被指控，身处拘留所里的这名前官员，突然想起了这名律师，想让他来替自己辩护。然而，这名律师却失去了为他辩护的兴致。
所以，换位思考很重要，特别是一些重要岗位的人们，当你成了阶下囚的时候，或许才会考虑这个问题吧，可到了那时候，也许就晚了。

法律发展到今天，比起过去，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中的法律，并不是绝对完美的存在，它仍然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改变的地方。过去有句话，叫做“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
虽然，多数百姓都对打官司深恶痛决，但是，俗话说得好，月有阴晴圆缺，天有不测风云，谁家的门前也不能插着一个免战牌、无事旗。
就如那位官员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惹上官司，家里有事了，还是需要打官司，让律师给你解决难题。做为平头百姓，谁能替你讨回公道，我绞尽脑汁想了大半天，律师是首选。看来，就是解决大事的唯一途径。不仅老百姓有事找律师，就连大牌大腕们有事了，也只能找律师来解决法律问题。
法庭内外，律师受到的大多数是挤压，他们还是通过这种挤压方式在匍匐前进，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他们为此赢得了人们对他们的尊重。

对那些大案要案，律师对法官判案的影响有多大呢？
2017年1月，周立波因驾车“蛇行”，被警车拦下，随后，周立波被指控四项罪名，非法持有武器罪、非法持有火器罪、四级非法持有武器罪、非法管制物品罪以及开车打手机，倘罪名成立，或被判最高21年，根据美国法律，如果判刑，周立波会在美国服刑，这事对一个明星来说，是致命的。
从案件的程度上看，周立波凶多吉少。
初次受审，周立波以5000美元取保候审，先输了第一招；一次次庭审，似乎要把周立波逼上绝路了，转折出现在第9次庭审，律师对警方拦截周立波的车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周案法庭共11次庭审，用时一年四个月5天。
最终，警方在缴获的枪械和毒品中没有发现周立波的DNA，从而，宣布周立波无罪。案件以周立波开车打手机，罚款150美元了事。如果我们是这个案件的主角，没有一个好律师，或许就没有周立波那样幸运了。
细节决定成败，律师的辩护就像下棋，必须抓住案件的漏洞，猛烈攻击才能一举击破。11次庭审，律师要从从细节中抓住案件的实质，各个击破，一举成功，从这件事上看周立波一案，为他辩护的律师可谓是高明至极，堪称精典。

当然，我们的律师队伍正在壮大，他们正为事业前赴后继向前冲。当初，聂树斌案时，陈光武、杨金柱律师为了给聂树斌平反，不顾《律师法》的规定，仗义执言，并且打出横幅，要求阅卷。后来，聂树斌平反了，陈、杨两位律师被严历处罚，但是他们赢来了掌声。
在山东于欢辱母案时，虽然众品一词为于欢鼓掌，可法律与民情却是两回事。于欢案，不仅对于律师是一种挑战，而且对于法官同样是一种挑战。最终法院仍然以防卫过当判决于欢5年有期徒刑，这对于律师殷清利来讲或许还不算十分满意，但这让于欢案由“杀人偿命”的民间理论中走了出来，不得不说这是律师，甚至是法律的一种胜利。
如果说律师殷清利没有把于欢“无罪”辩护进行到底的话，那么昆山反杀案的律师刘昌松，可以说是把无罪的辩护进行的圆满至极了。
随着杀人者无罪释放，刘昌松完成了他的历史性的挑战。随后，国家出台法律解释，使“正当防卫”成了人们自我保护的法律手段，使法律更具有理性。
当然，在国内做为一名律师，要想做到极致，还需要走更多的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想做到人人平等，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律师们的路，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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