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或许会背他的情诗，却不知道他记录过南京
电影《单身男子》。
近年来，在社交媒体上，诗歌迎来了一场“文艺复兴”——那些原本藏在书里的沉甸甸的诗句被读者发现，他们在线上与天南地北的网友共同分享。写下“倘若爱不可能有对等，愿我是爱得更多的那人”“爱过了，也忍受够了，此刻某些事情正可做个了断”等金句的英国新诗代表人物W.H.奥登（Wystan Hugh Auden），也因此再度翻红。9月29日，是奥登逝世50周年的纪念日。此时重读他的诗，或许是纪念这位诗人最好的方式。奥登早期写的是情诗和玄想诗。美国诗人兰德尔·贾雷尔评论奥登的早期作品“晦涩、新颖，布局很差，不讲逻辑，充满惊人的语句，潜心于他自己的世界和形式”。
但奥登的诗歌不只有爱情，人们难以读懂奥登的诗，也难以读懂他的人生。“你无法读懂我如一本打开的书”，奥登留下的诗，像一篇面向试图读懂他的读者的阅读理解原文，人们很想读懂，又不敢贸然推测。
他所有的诗，都是为爱而写
1994年上映的电影《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里，在伴侣盖瑞夫的葬礼上，马修念了奥登的《葬礼蓝调》作为悼词。这首诗想表达的是，爱人的离去让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月亮和星星如何，再也没有意义了。
停止所有的时钟，切断电话，
给狗丢一根带肉的骨头，让它别叫，
让钢琴静下来，还有鼓，
抬出灵柩，让哀悼者前来。
让飞机在头顶盘旋哀鸣，
草草在天空写下：他死了。
把黑纱系在鸽子的脖颈，
让交警戴上黑色的棉线手套。
他曾是我的北、我的南、我的东、我的西，
是我的工作日和我的星期天，
是我的月亮、我的午夜、我的谈话、我的歌，
我以为爱可以永远，但我错了。
不再需要星星了，把它们都摘掉吧，
包起月亮，拆掉太阳，
倒掉大海，扫清森林，
《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剧照。
人们所熟知的、出现在《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里的《葬礼蓝调》那一段，钢琴、犬吠、灵柩等平常的事物叠加，让人直观地感受到这一点：爱情的逝去让一切按下暂停键。
到了后期，皈依基督教后的奥登，开始将婚姻之爱视为上帝之爱的福音。彼时，奥登的诗歌更多地向内探索。
奥登在随笔集《染匠之手》前言里说过，他的所有诗都是为了爱而写。但他诗中的爱不仅停留在男女之情的私人之爱，更有对人类命运之爱的思考。与前一代诗人远离政治的风格不同，奥登积极介入政治议题，质疑战争的合理性。
浪漫的诗歌中隐藏着奥登对政治的思考和对战争的痛斥。奥登从未否定过诗歌和现实关怀之间的关系，他的诗歌也往往有一种新闻报道式的观感——描绘一个人的人生，或者某个具体的社会场景。
我在一间下等酒吧坐着
就在第五十二号街，
心神不定且忧惧，
当狡狤的希望终结了
一个卑劣欺瞒的十年：
愤怒与恐惧的电波
在地球光明和晦暗的
陆地间往来传送，
纠缠着我们的私生活；
死亡那不堪提及的气味
侵扰了这九月之夜。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
——《战争时期》ⅩⅥ
如果失去现实主义题材的依托，那么漂亮的比喻和词语便容易沦为言之无物的空洞点缀，诗歌的社会价值也将大打折扣。20世纪30年代，世界范围内经济危机的爆发和西班牙内战的战况，让当时的欧洲诗人更加关注现实问题。奥登更是直接目睹了这一切：西班牙内战爆发时，正在冰岛旅行的他赶到伊比利亚半岛，奔赴战争前线，做起了前线的救护车司机。
美国文学批评家布罗茨基在分析奥登的《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时，将奥登形容为一个“新闻记者的角色”。布罗茨基说，这首诗的开头给人一种“记者从××向您发来报道”的现场感。事实上，奥登也确实说过，“所有的艺术家都必须担负一点新闻记者的职责”。
《钢琴家》剧照。
因此，在奥登的诗中，读者会发现他满溢的社会关怀。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大地上，奥登看见了欧洲战场的影子，战争让土地变得恐怖和死寂，人们饱受摧残，而侵略者，“他的愤怒既爆发给富人，也爆发给那居住在贫穷之裂缝里的一切人”。
奥登文字里无所不在的良善，奠定了他的诗歌流传的基础。
诗人不写诗时，他在想什么
很多人注意到了奥登作为诗人的一面，却忽视了他在散文和文论方面的尖锐和才华。
《染匠之手》收录了奥登对文学、诗歌、艺术等内容的看法。在这些个人态度颇为鲜明的散文中，读者得以窥见一个不写诗时的奥登。当一个诗人不写诗时，他在想什么？
在《染匠之手》前言中，奥登坦言，“我希望有一些爱进入这类写作中”，正当读者意欲感动之时，他紧接着说了下一句——“但我写评论是因为需要钱”。
这位坦诚的文人对“什么书应该被留下”“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是否应该批评不好的作品”有独到的见解。
《天才捕手》剧照。
奥登在牛津大学。
属于知识分子的战场，没有时间和地域的限制
对中国文学青年而言，奥登有深深的吸引力。直到今天，“我们必须相爱否则死去”“倘若爱不可能有对等，愿我是爱得更多的那人”等奥登笔下的诗句仍在社交平台上被人摘录和传播。而时间回溯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当时的国人来说，奥登也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存在。
20世纪30年代末，威廉·燕卜逊在西南联大讲授英美文学，从霍普金斯、叶芝、艾略特讲到30年代的新诗人奥登。当时，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特别是英国一批被称为“粉红色十年”的左翼青年诗人的作品，传进了西南联大校园。
1937年，伦敦法伯出版社和纽约兰登书屋邀请奥登和小说家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再次合写一部旅行作品——此前，二人合著的旅行读物《冰岛书简》大受欢迎。出版方的要求是希望他们去一个亚洲国家。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的爆发，驱使他们来到了战火正在弥漫的中国。在东南前线，曾见过西班牙内战如何让土地变得疮痍、让人民变得困苦的奥登，再次目睹亚洲的战况。他们合著的《战地行纪》记录了当时日军的残酷行径和中国民众的艰难处境。
《钢琴家》剧照。
《人生切割术》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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